第94章 《文匯報》總編輯眼中的胡喬木

胡喬木作為“頭號文化首長”，其“管轄”範圍並不限於作家、詩人，更多的是新聞媒體。胡喬木是新聞媒體的“輿論總管”，是名副其實的“頭號文化首長”。在新聞媒體面前，胡喬木往往以發號施令者的身份出現。 快言快語的馬達曾經擔任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在他退下上海《文匯報》總編輯的崗位之後，寫了《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一書，於2004年11月由文匯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中，馬達專門寫了《胡喬木同我的三次談話》一節，回憶了他與胡喬木的交往。 馬達在文章中，首先寫了胡喬木與他的最初交往。胡喬木給他的笫一印象，即“思路清晰，邏輯嚴密，斟字酌句，極端精細，有學者的風度”： 我第一次和喬木談話是在1985年，初秋時分。他到上海來檢查身體，並治療肩周炎。一天，他找我到他住的市委興國路招待所，要我參加修改共青團九大的報告。我在1963年到1965年間擔任市委副秘書長，寫過不少市委向中央的報告和講話，可能別人向他推薦過，因此他找我參加修改文件的班子，同時參加的有李傳華、鍾沛璋、張德勤等。喬木對我們說：“共青團九大報告還要大改。”他講的修改報告的意見，主要是著重寫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的目的、意義和勞動態度，以後圍繞這個主題又找我們談了兩次。他還給我專門寫了兩封信，主要內容也是講報告中一些段落的提法和結構問題。喬木是黨內一位學識淵博的大理論家，又長期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給我的印像是，他對待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邏輯嚴密，斟字酌句，極端精細，有學者的風度。

接著，馬達回憶了與胡喬木的笫一次談話，那是一次長達三小時的並不輕鬆的談話： 1986年初秋，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突然接到胡喬木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胡喬木關照，請馬達立即到他家裡談談。接電話的同志愕住了，因為文匯報是在上海編輯出版的，馬達人在上海，如何能立即趕來呢？經過聯繫，我第二天乘飛機趕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辦”記者陪同前往。 對於1986年這次喬木找我談話，我沒有思想準備，不知道要談什麼。我有點擔心，關照隨行的記者要詳細記錄。在靠近中南海的一條胡同里，喬木的秘書已在門口迎候，我們穿過一個面積不大但花草茂盛的庭院，來到會客室。四面是頂到天花板的又長又大的書櫥，屋中間放著一張長形條桌，桌子四周擺滿沙發。我們進門時，喬木欠著身手指著沙發要我們坐下。他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鄧力群一南一北對坐在兩邊，我坐在朝南的中間沙發上。由於房間光線較暗，又不透陽光，顯得怪沉悶的。我先開口問：“喬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嗎？”他說：“今天不談這個，不談這個……”一下子把我的話擋住。我預感到，今天的氣氛不像是談話，而更像是要挨批了。正好桌上放著一盒北京產的友誼牌香煙，我不客氣地點上一支又一支煙，等待他發話。

“為什麼文匯報要連載劉曉慶的《我的路》呀？”喬木首先提出了問題。我回答：“那是她寫自己從事電影活動的經歷。”我沒有想到這次談話，是從一個演員寫的連載故事開始的。 “什麼我的路呀，那還不是鼓吹個人奮鬥，個人成名……”我連忙說：“倒也不是，她個人奮鬥，也是在黨的領導下奮鬥的。”喬木聽了有點不高興，嚴肅地說：“馬達同志，你是個老黨員，你們提倡個人奮鬥，走個人奮鬥的道路，黨性原則到哪裡去了。”既然已提到原則高度來批評，我也就無話可說了。這是一段開場白。果然，不出我所料，談話不會輕鬆。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講一段插曲。大致在這次談話的半個月以後，文藝部記者給我看一份複印件，是喬木寫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汪洋的一封信。因為給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還默記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說：“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劉曉慶寫的《我的路》，我認為很好，她的個人奮鬥經歷是不容易的。聽說最近她積極要求入黨，希望你們熱情幫助她，鼓勵她進步。此致敬禮。喬木。”看了這封信，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證就可以判斷：一、在這之前，喬木找我談話批評我時，他並未看過《我的路》，可能是聽別人說了什麼，也可能是看了哪個部門編髮的內部情況反映了這件事，於是，他就匆忙下了斷語；二、隨之而來的，是對演員劉曉慶的態度也起了變化，從“個人奮鬥”是一個罪名到熱情加以鼓勵了。時間相隔不長，從一次談話到一封信之間的反差太大了。

接下來，第二個話題是關於人道主義，由此引起他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講話。他的中心意思是，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宣傳抽象的人道主義，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這是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觀點，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其實，我心裡明白馬克思著作中如何論述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並不排斥人道主義，人道主義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口號，也可以為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服務。 接著，喬木著重向我闡述了他認為應該定義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道理。他講到學雷鋒，講到見義勇為、治病救人，講到社會公共道德，都是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但他又強調地說，人道主義絕不能等同於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學者要把馬克思主義偷換成人道主義，是要麻痺人民，欺騙人民。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我們要的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這和資產階級講的人道主義是有原則區別的。由於當時談話記錄稿的檔案找不到了，我無法把他大段大段的講話一一複述出來。我仔細聽取他的闡述，看來他的思想已醞釀了一段時候，也是有準備地向我講，藉此教育和說服我的。我一面認真領會他的話，一面思考：在肯定人道主義，並認為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這一點上，他與我的觀點並無分歧，而且我從來沒有反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提法。喬木強調，只能提“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才符合我國國情，才是正確的，但他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範疇、內涵也並未說得十分明白，看來這還是一個需要繼續進行探討的問題。

喬木和我的談話仍在繼續。喬木一面整理自己的思路，一面繼續發揮他的觀點：“解放以後，我們的人道主義不斷發揚起來，比資本主義的人道主義不知要高出多少。”他又說，如果抽去了人道主義的階級屬性，對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會起什麼作用？把人道主義無限制地誇大，是要犯錯誤的。 喬木一直坐在沙發上，想想說說，說說想想。談話已持續三個小時，近中午了。我說：喬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他點點頭。我連忙起身告別。鄧力群自始至終坐在那裡聽，和我一樣不斷地抽煙，一句話也不說。回來的路上，我不斷地思索，這次談話意味著什麼？如果是為了批評《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義，按過去一貫的做法，打個電話，或寫個批示就行了；如果是為了同我討論關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問題，談話中並無討論，而只是他所作的一次宣講；如果是啟發我運用文匯報帶頭宣傳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由於我學識淺陋，雖然盡力去領會，但仍有不少疑問，比如人道主義是否都和社會制度掛鉤？人道主義是否都要打上階級的烙印？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怎樣形成的？宣傳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要達到什麼目的？等等。回報社後，我曾與理論界一些同志討論過，他們都認為還要再考慮考慮，不肯馬上動筆寫文章。

緊接著，胡喬木在翌日上午又與馬達進行了笫二次談話。這一回的談話主題依然是非常嚴肅： 第二天早晨，又接到喬木秘書電話，要我上午再去談話，並關照不要帶記者來。我走進喬木的會客室，他面帶笑容，站起來和我握手，看來今天情緒比昨天好。鄧力群仍然坐在原來的沙發上。喬木一開頭就說：“我還想和你談一些事。”停了一會兒，他說：你可能已知道了（他昨天已告訴我了），前兩天我到人民日報宣布了中央對胡績偉、王若水的處理決定；這件事，書記處討論過，中央很認真地考慮過，希望這件事對新聞界會有積極影響，得出有益的教訓。他詳細向我說了胡績偉關於黨性和人民性問題，以及王若水關於矛盾異化問題的爭論情況。他一再表示，老胡在延安就認識，是老朋友了，撥亂反正他有積極貢獻，但他太固執了，對黨向他打的招呼也聽不進；說王若水是有才華的，他受社會上錯誤思潮的影響，捲進去了，他曾找他們談過，耐心勸過他們，可是沒有效果。停頓了一下，又說，黨對錯誤傾向是不能遷就的，他的心裡也很難過，我們一些老同志為什麼在形勢轉折的時候就不清醒了……說著說著，表示出心情沉重的樣子。

喬木接著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人不積極，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們也不願意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這場大是大非的鬥爭是避免不了的。他還說在文藝界、理論界、新聞界，都存在這個問題。他站起來，踱了幾個方步，若有所思地說：最近××（指一知名作家）寫給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說，要我解釋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難道他連這點也不知道嗎？他那些話、那些文章，有利於黨、有利於社會主義嗎？有些人，黨內有，黨外也有，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情緒有點激動。 我想，這次談話的主題明朗了，主題就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可能在他看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過和我的談話，能夠在上海有所進展。但我毫無思想準備，一時沒有說話，也不知道說什麼話。反精神污染時，中央一家大報在第一版有五條新聞，標題內容都是反精神污染，知識界意見很大。我也不甚理解，曾向中宣部作過反映。上海領導部門也有人佈置我們，要把反精神污染上第一版頭條，做大標題，而且還要搞十個頭條。我說這不是又在搞運動嗎，不同意這樣做。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說的“散佈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言論”這一條，曾要求領導上明確作出具體的界定，不然自由化這頂帽子可以到處去套了。這次談話雖然只有一個多小時，我似乎感悟了一些什麼，真的要好好領會。這時，有人通知他要出去開會。我回到北京辦事處打點行裝，準備下午啟程回上海。

就在馬達打算打道回衙的時候，胡喬木又約馬達在當天下午作笫三次談話： 剛剛躺下休息，喬木秘書又打來第三個電話，要我下午三時再去談話。我只好把機票退了，按時前往。秘書把我引入喬木家裡的辦公室，四周也是書架，他坐在一張大寫字台的旁邊，我坐在對面。他看我有點詫異的樣子，連聲說：“我想到一點具體的事，請你幫我傳達給市委。”我掏出筆記本一一記下。他講的事，有上海文聯要更換主席，對某某人的問題要嚴格批評，以及漢語大辭典編纂、毛選印刷問題，等等。我聽後感到，身為中央首長，權力真夠大，管的事也真夠寬的。喬木交代的事，我回滬以後如實地向市委負責人匯報。我為喬木做了一次臨時的義務傳令兵。幾件具體的事交代完，喬木把我一直送到大門口。

我回到報社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已吹開了。按照上級部署，責令我們檢查一年來的報紙。對外界關於文匯報、文匯月刊幾個有議論的問題，我又得考慮如何做檢討了。這時，忽然想到，我一位老朋友，也是老報人說過的一句話：“我們這些老總，不但會編報，而且還有一個別人很難學的本領：會寫檢討。”再一次回味回味這句話，只有苦惱人的笑…… 胡喬木在兩天之內約上海《文匯報》總編輯馬達作了三次談話。所幸馬達是老報人，當時作了記錄，後來又詳細地寫入回憶錄之中，為後人研究胡喬木提供了一份可貴的笫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