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最後的出訪——訪問美國

步入晚年的他，在1989年作了最後一次出訪——訪問美國。 他曾幾次訪問過蘇聯，也訪問過東歐的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 1979年1月，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出訪日本。他是應日本學士院的邀請，參加該院一百週年紀念活動。日本《讀賣新聞》在一月31日曾發表報導，介紹該社邀請胡喬木舉行的座談會。報導開頭第一句便稱：“胡喬木是從戰前就聞名的中國屈指可數的論家……” 這一回，胡喬木出訪美國，則事先提出條件：不與新聞界接觸！ 對於胡喬木的訪美，是由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牽線，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出面邀請。 胡喬木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訪美。夫人谷羽與他同行，身份也是客座教授。隨行的是女兒木英及一位翻譯。

1989年3月24日，他們一行登機飛往美國。一下飛機，胡喬木一行便由美方安排沿著特別通道離開機場，避開了新聞記者。美方按事先談定的條件，在美期間，胡喬木只與教授、學者們接觸，報上不發消息。 在加州理工學院，面對著一百多位教授、研究生，胡喬木作了第一次學術演講，題為《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 海外學者指出，胡喬木把題目定為《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而不是《中共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顯然是經過仔細斟酌的。另外，胡喬木為什麼選擇分析二十年“左”傾錯誤這一題目，也是經過仔細考慮的。因為海外總說胡喬木很“左”，而胡喬木這一回卻要談談《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

胡喬木說： 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以後的經濟發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時間經濟發展比較好，它們是：1953—1957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61—1965年，即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79年到現在，即改革開放時期。這三段時間的經濟發展速度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固然沒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見。如果過去的四十年都能按這三段時間的狀態平穩地發展，中國經濟現在的情況無疑將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間，總起來說是中國經濟的動盪和停滯時期，也就是像中國領導人所說犯了20年的“左”傾錯誤。 1961年開始的調整政策是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躍進的失敗。調整政策本身獲得很大成功，但是剛開始不久，中國就進行了先在農村後來擴大到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客觀上也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準備，因為它在後期提出了“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口號。現在不准備去敘述這20年的歷史，也不准備對這20年中的種種錯誤和荒謬去進行譴責（中國共產黨已經並將繼續毫不動搖地進行這種譴責），而只試圖客觀地解答一下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左”傾錯誤，並使它延續這樣久呢？

下面我從五個方面來探討這個事實的原因。 胡喬木指出形成“左”傾錯誤的第一個原因： 是企圖以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增長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來推進中國經濟，並認為這個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國有共產黨的領導，有幾億渴望擺脫貧困落後狀態的人民，而現在又已經有了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早的成功，特別是幾億農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參加了合作社，使連續成功地領導中國革命20年以上的毛澤東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他認為，這樣將使中國既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勝過西方國家，也能勝過不那麼重視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政治覺悟來發展經濟的蘇聯。據他看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中國工業製度和計劃方法還是受了太多的蘇聯影響。中國應當對於人類作出更多的貢獻，因此要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黨內富有群眾運動經驗的大量幹部的響應。甚至一向比較務實的領導人也同意，至少無法反對，試試新的方法。這就產生了1958年的大躍進。公平地說，大躍進在若干個別領域確實促進了一些開創性事業，但是對於整個國民經濟卻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和挫折。大躍進繼續了三年，使中國吃夠了苦頭，也使全黨一致同意改變方向，實行調整。毛澤東承認對如何進行經濟建設知識很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後也較少過問經濟建設。但是認為中國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以超常速度發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領導人中並不那麼容易消失。毛逝世後1977—1978年發生的一次新的冒進，和80年代中期以後的經濟過熱現象，就是明顯的證據。

胡喬木指出形成“左”傾錯誤的第二個原因： 是相信經濟建設不能離開階級鬥爭。五十年代前半期確實充滿了階級鬥爭。貧下中農先是打倒了地主，後來又充當了合作化運動的先鋒。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緊張的階級鬥爭的結果。 1956年共產黨的“八大”曾經宣布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接著不久在東歐出現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國也發生了大大擴大了的反右派鬥爭，這些都被認為是階級鬥爭還沒有過去的證明。 1959年中蘇關係的惡化使中國對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加給了新的含義。 1962年這個口號開始應用到國內和黨內。同時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一運動波及每一個農村、企業和經濟機構，終於升級為全國范圍的“文化大革命”。對於經濟領域的口號，先是“政治統帥經濟”，後是“抓革命，促生產”。在這個方針之下，經濟工作的目標，方法，管理，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的選擇，以至具體項目和指標的決定，都可以變成含有階級鬥爭的意義。這種觀念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在當時居然可以被說得“順理成章”。它能夠形成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為多數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這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鬥爭的思維慣性和行為慣性的影響。誠然，這種慣性是被一些錯誤論點人為地延長了，但是這種慣性作用的存在是難以否認的。

胡喬木指出形成“左”傾錯誤的第三個原因： 是追求某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目標。隨著1958年的大躍進，中國發生了對於共產主義理想的狂熱。 1958年出現的把工農商學兵、政治經濟社會結合在一種組織內的農村人民公社，企圖把鄉村烏托邦化。農村人民公社曾被認為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這個事實表明當時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多麼天真。人民公社實行的“供給制”和其他統一分配的方法雖然被糾正了，但是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農村機構卻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都是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推進的。姑不論這種運動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眾性，它之不適宜於經濟工作是顯而易見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群眾運動的工作方式才逐漸被中國承認為並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需品。

1958年以後中國經濟工作所追求的另一個和最重要的主題是革命化或不斷革命。在1962年以後，經濟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以反修、防修，批判資產階級、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為中心，這種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按照這種思想，在國內，人們只要追求革命覺悟，而不應該追求物質享受和社會富裕，因為“富則修”；在國際方面，人們要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霸權主義，而世界形勢的格局被規定為不是革命製止戰爭，就是戰爭引起革命。很明顯，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已經由發展生產力，一變而為純潔生產關係，再變而為純潔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不幸的是，這裡所說“純潔”的實際含義，是用空想的原則取代比較切合實際的原則。純潔的程度愈高，就意味著經濟愈停滯。這樣，雖然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願，但是在事實上，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的事業中的地位愈來愈低，遇到的人為障礙愈來愈多，“抓革命促生產”，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胡喬木指出形成“左”傾錯誤的第四個原因： 是1950—1970年代的國際環境惡化和對於國際環境的過火反應。左傾錯誤通常都是某種封閉狀態的產物。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包圍和軍事威脅在長期內使中國處在備戰狀態。台灣反攻大陸的企圖加劇了中國的危機感。 5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惡化，60年代後期，蘇聯也對中國採取軍事包圍和威脅的戰略。中國感覺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圍困和扼殺剩下的僅有的革命聖地。戰爭威脅迫使中國把經濟建設放在服從於戰備的地位，這就產生了全國范圍的“三線建設”，包括“大三線”和“小三線”，而且選址要按照所謂“山、散、洞”的原則。這種狀況，不但大大擾亂了中國建設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的建設投資的分配和新的工業佈局變得很不合理。但是無論如何，作為世界最後的革命堡壘，中國國內必須高度革命化，並且承擔各種國際主義的革命義務。這種獻身精神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什麼能夠忍受長期左傾政策帶來的困難。

70年代，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策發生了大幅度的改變，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這就為中國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創造了外部條件。 胡喬木指出形成“左”傾錯誤的第五個原因： 是中國的文化的落後和民主的缺乏。中國經濟政策中有許多明顯的幼稚性和極端性，這既是經濟落後的表現，又是文化落後的表現。貧困產生某種貧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現是把“一窮二白”當作中國的優點，這種貧困的文化顯然加重了消除貧困的困難。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對於馬克思、列寧學說和社會主義原則的誤解，都表明了這一點。在革命戰爭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中國農民的直接貢獻確實比知識分子大得多，大多數知識分子當時被認為是站在資產階級和地主方面。加入共產黨並在黨內具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敗時有許多人對革命喪失信心。而在革命復興的過程中，又有一批人成為極端左傾的教條主義分子，使毛澤東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嚴重損失。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和黨的相當數量的干部形成長期對於知識分子以及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本身的長期的輕視和偏見。這就使文化和經濟處在容易被摧殘的境地。

胡喬木在指出形成“左”傾錯誤的五個原因之後，進行了總結： 儘管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表現自己的意志的時候，受到過種種條件的限制，有過種種迷惘、困惑和失誤，但是客觀地審視人民共和國四十年的歷史可以發現，他們所選擇的社會主義並不跟“左”傾錯誤相聯繫，而是跟經濟進步、文化進步、社會進步、政治進步相聯繫的。代表這種根本趨勢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國，特別是1979—1989年的中國。 1979—1989年的中國發展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中國從20年的動盪和停滯中醒悟過來了，中國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更上一層樓，決定採取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對社會主義注進了新的血液。中國內部和外部的新形勢會合到了一起。儘管“左”的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總的說來，改革和開放不可逆轉，就如同一個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時期的荒唐一樣。

胡喬木的演講《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左”傾錯誤》，是胡喬木對中國革命進行反思的重要文章，後來全文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第二卷。 接著，在密執安大學，胡喬木作了另一專題的學術演講，即《中共中央決策的過程》。 這一專題，也是美國學者所感興趣的。胡喬木以其多年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經驗，講述了決策過程：提出問題，調查研究，作出初步決策，試點，再討論形成草案，再試點廣泛聽取意見，直至最後作出決策。 谷羽作為客座教授，在密執安大學講了她自己的學術專題——《中國的“兩彈一星”》。 “兩彈”，即原子彈、氫彈；“一星”，即人造地球衛星。谷羽長期在中國科技方面擔任領導工作，“兩彈一星”是她的業務範圍。後來，她又從事北京正負離子對撞機的領導工作。 胡喬木在美國，避開了新聞記者，但是在密執安大學一批中國留學生一定要見他。內中有的學生，向他提出頗為尖銳的問題，要求答覆。這使他頗為不快。談了四十來分鐘，他說要休息了，結束了這次不愉快的談話。 這時，正值“六·四”風波前夜，形勢動盪。胡喬木一行提前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問，於1989年5月1日乘飛機返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