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關注從維熙的小說
王蒙的回憶引發了作家從維熙的回憶。
從維熙有著與王蒙相似的人生曲折，在1957年他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甚至因此蒙受監牢之苦。然而，他又與王蒙不同，他沒有做王蒙做那麼大的“官”，跟“頭號文化首長”胡喬木素昧平生。
2005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發表了從維熙的《重讀胡喬木》，他回憶了突然遭遇的一件事：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筆耕，市作協秘書王淑珍同志，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燙著“密”字的牛皮紙口袋，是喬木同志秘書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協，要面交給你的。你不在單位，那封燙著“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兒，待我去開封。接此電話後，我著實吃了一驚，這不僅僅因為我與喬木同志素無往來，而且文化中人誰都知道那棵樹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沒有攀龍附鳳之念，喬木有什麼事會找到我頭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錯了人，亂點了鴛鴦譜？
她說她沒弄錯，信皮上是寫著我的名字。由於是頭號文化首長來鴻，她不敢耽擱，讓我馬上去作協，並強調這是黨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記不起當天我正給哪家刊物寫小說了，但我記得小說正好寫到了收尾，寫小說的人都知道，即將完成作品的最後幾筆，是最難以割捨的。於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協，我手頭這篇東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說：“那可不太合適，你考慮一下吧！”
“這麼辦吧。”我想出一個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沒張冠李戴，你現在就打開它，給我念念信中內容如何？”
她開始說不合適。但我說沒有什麼不合適的。是批評我虛心接受，我不怕公開亮醜。幾經磨合，她終於按我的意見辦了。她告訴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喬木老人讀了你的小說之後，寫來的閱讀感受；但是這封信寫得太長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寫滿了五頁信紙，裡邊還有塗抹之處，因而無法讀給你聽，還是等你去作協之後，自己來解讀這封長信吧。
電話掛了。我心裡懸著的石頭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來我猶如一隻驚弓之鳥，1979年剛剛飛回京城老巢，因為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問世，又受了一場虛驚，出於精神觸覺的感知，我覺得胡喬木這封信，不是對我的小說進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協開會的日子，我去了作協，便與友人劉紹棠一塊恭讀了喬木同志的來鴻。
“頭號文化首長”胡喬木給從維熙寫了怎樣一封信呢？從維熙公佈了胡喬木的信：
，（這多少也是由於顧驤同志的評介），竟然一口氣讀完了。你的作品給了我關於“右派分子”勞改生活的許多知識，你對小說中兩個主角的刻畫和在他們故事中所賦予的崇高意義，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敘事本領，你的文字也很講究。不過文中仍有些細微的疵點。由於積習，我邊看邊作了一些記號。現在依次寫給你，一來供你參考，二來也算是讀者對作者的一點報答……
從維熙說，胡喬木按頁碼順序，像老師批改學生作業那般認真，寫下了若干條文字、標點和語法上的失準。因其批改之處很多，從維熙只摘引少許幾條，以管窺一斑：
在信末，胡喬木寫道：
從維熙回憶說：
讀罷來信，我和劉紹棠都笑了起來。
無論如何我們也想像不到，喬木同志在養病時會拿出這麼多時間，為這篇小說的文字號脈。始自歷史新時期，老人擔任著理論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撥亂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這麼多的時間，讀一篇與他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長達六萬多字的小說，並寫來這麼長的一封來信。我倆估算了一下，不算閱讀作品時的圈圈點點，僅僅這封匡正我小說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真是令我們後來人感動不已。
紹棠問我：“你覺得這位大秀才，給你開出的'藥方'怎麼樣？”
我回答說：“有的一語中的，有的我還得好好消化一下。”
紹棠率真地說：“老人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過，中國語言也不是靜止不動的湖水，而是不斷流動的大河，它也在時代變革中變化和發展。比如，你對黃河的幾句描寫，是詩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卻把它按具象文字來要求了……不管怎麼說，老人花這麼大力氣，給你寫來這封長信，說明一個問題，小說感動了他。”
我說：“老人是在養病中寫來的，我只有感謝老人的份兒，我要盡快給喬木寫一封回信。”
接下去發生的事情，又出乎從維熙的意料：
沒有想到的是，我的複信還沒有寫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協的電話，說是喬木的秘書又送來一封信，讓我及時到作協來一下。這次我沒理由耽擱，因為一篇不成樣子的中篇小說，已然讓老人花費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來信，我理應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書。記得，趕到作協時已近下班時間，作協秘書長老宋正要下班，他把信遞給我後對我開玩笑說：“看樣子，意識形態口的旗手胡喬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內兩封手書，算是開了文壇之先河。”我說：“老宋，萬一小說引發了什麼麻煩，你這秘書長還得替我扛著點。”他為我解疑：“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煩的話，老人會把信直接寫給你嗎，那會自上而下地交？委宣傳部，再由宣傳部下達到北京作協來的。這個書信程序，就說明喬木老人對你的文學創作關愛有加！”信拆開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幾句簡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筆劃來兩幅凌亂的幾何圖形。喬木老人信的開頭是這麼寫的：
看完此信後，我頓時明白了喬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卻像是墜入十里迷霧之中。他說：“不是評你的小說嗎，怎麼論證開垂直線了？”我告訴他，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引發的。小說中有個勞改右派名叫范漢儒，他是個屈原類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勞改生活中，對一切都一絲不苟，因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個“六點鐘”的綽號。因為六點鐘時，時針與分針成一條垂直線。喬木同志就是為我小說這個人物綽號，畫來的幾何圖形，似在證明六點鐘時針與分針上下垂直為“1”，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還是第一次領略老人的認真。”
我說，“我回家得趕快給老人寫封复信，不然真的對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從維熙給胡喬木寫了回信。幾天之後，又給胡喬木寄去兩本書，即長篇小說《北國草》和勞改隊紀事《燃燒的記憶》。
過了兩、三個月，胡喬木托秘書邱德新回复，告知從維熙寄去的書收到了。可是，從維熙的信，胡喬木卻沒有見到。
1984年7月中旬，胡喬木又將一信送至北京市作家協會，同時還附有從維熙贈他的長篇小說《北國草》。胡喬木的信是這樣的：
從維熙說，他打開胡喬木讀過的《北國草》，許多書頁折著邊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喬木的圈圈點點，其中有些地方，還留下他改過的文字。從維熙深為胡喬木一絲不苟的嚴謹精神感動了。這是一部四十萬言的長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氣，讀完併校訂完？何況此時胡喬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齡的老人了，還能為一部小說字斟句酌地圈圈點點，真是夠難為的了。
1985年的初春三月，胡喬木再一次派秘書給從維熙送來一信，胡喬木說，他已然找到了從維熙的那封复信，是秘書將其壓在文件堆中，後來將其鎖入保險櫃中了。胡喬木還說，他剛剛結束了三個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後有一堆事情等待他處理。信尾，胡喬木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長街×××號，讓從維熙直接寄信到他夫人谷羽處，以防再次發生耽擱。
直到1986年秋，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西苑賓館召開理事會的晚宴上，從維熙才第一次與喬木見面。從維熙端著酒杯去為胡喬木敬酒，說著：“您給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來了。您這麼大的年紀，工作又那麼忙，還抽出時間為我不及格的小說號脈訂正文字，為我的創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過去沒有機會見到您，今天讓我敬您一杯酒吧！”
從維熙說，胡喬木喝酒了沒有，我已無準確記憶；但我準確地記住了，他盈滿雙眼的淚水；還有我們握手時，他那隻不斷顫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