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解禁電影《黃河之濱》
長春作家張笑天，也是劇作家。他寫小說，也寫電影劇本。他跟胡喬木並無太多的交往，但是他創作的兩部作品，都跟“頭號文化首長”胡喬木發生關係。
2005年，張笑天在《夕陽紅》第8期發表文章，回憶難忘的經歷。張笑天從自己的小說遭到胡喬木的批評說起：
我的中篇小說《離離原上草》是1982年在《新苑》雜誌上發表的，發表之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什麼麻煩。後來“清除精神污染”的風暴起來了，《離離原上草》一下子引人注目起來。
1983年5月21日，當時的長影黨委書記紀葉找我談話，聲稱：是上面委託我與你談話，就有錯誤的小說《離離原上草》對你幫助。在我追問下，他告訴我，他說的“上面”，不是省委領導，而是胡喬木，說他點了我的名。
在這場批判中，胡喬木的名字、指令和權威力一直在左右我，但我卻與他從未謀面。
謀面的機會卻不期而至。那是1985年的7月份，胡喬木來吉林省視察，我想一定程度帶有避暑休假的性質，不然不會帶了一對七八歲的外孫女、孫女。
那天，我陪他在攝影棚裡看陳家林拍攝我寫的《末代皇后》。那時讓我陪同，不知是不是紀葉的主意。他一個人陪就夠了，非拉著我。我想，這不單因為我是作者，又已是長影厂的文學廠長了，恐怕還有不便明言的因素。
胡喬木很和藹，文質彬彬，說話語速不快，聲音不高，處處是商量的口吻，與我接待的其他領導不太一樣。
我把陳家林、潘虹介紹給胡喬木認識之後，開始看拍戲。他很投入，很好奇，問東問西。他這時與來長影參觀的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不過，直到此時，他一直沒有與我談戲以外的事情，雖然他知道我是誰。
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像回憶起什麼遙遠的事情的樣子，側過頭來，微蹙眉頭，用關切的甚至是不甚了了的口氣問我：“哎，去年……因為什麼作品批了你一下？”
這種問話方式和問話口吻、問話表情令我沒有絲毫的思想準備。我想紀葉也是。他迅速而敏感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種無言的提示。提示什麼呢？我想最好的應對辦法是不作答，因為胡喬木並沒有以領導者的身份問我“如今想通了沒有，吸取教訓了沒有”。他似乎已經淡忘了，或者只是道聽途說有過這件事。
於是我笑了笑。這笑的背後的含義也是相當模糊的。
胡喬木於是把右手舉起來，向斜上方輕輕一揮，嘴裡發出輕蔑的“哧”的一聲。這個表情，如今十幾年過去了，仍牢牢地釘在我腦海深處，刻骨銘心般的難忘，印象太深了。
他的手勢，不屑一顧的一聲“哧”代表什麼？你可以理解為：別管他，寫你的東西。你可以解釋為：那算什麼，改了就好。你甚至可以匪夷所思：還不是一陣風，這不都過去了嗎？我無法準確地破譯，紀葉也不能。但事後我們交流時卻有著驚人一致的看法：胡喬木此時是作為一個文人，一個寬厚的長者出現的。
張笑天在回憶了笫一次跟胡喬木見面之後，談起了電影《黃河之濱》的報審歷程，內中又涉及胡喬木。這一回，是胡喬木幫了他的忙，使電影《黃河之濱》終於解禁：
又涉及了一部作品，是我的電影作品《黃河之濱》。影片拍竣後，電影局審查後不表態，送到文化部，仍然不予通過，最後捅到中央書記處。
1984年6月16日，文化部給導演李前寬、肖桂雲來電話，稱他們“出了大風頭”，說“已把片子報送中央書記處了，擬再送胡喬木乃至胡耀邦審定”。
據說當時部、局所以不通過此片，是因為“太尖銳”，正面寫了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人的事實。 1984年11月19日，省委第一書記強曉初帶著常委們來長影頒發三萬元獎金時，審看了《黃河之濱》。省委領導們好多人流了淚，反響強烈，都認為是好片子。
但是，一直拖到1985年7月，仍然沒有下文。後來李前寬急了，又展現了他的拼命三郎的本色，居然說動了當時的中顧委秘書長榮高棠，把樣片帶進了中南海。那天，薄一波、宋任窮等幾十位中顧委來看電影。也許，他們以為這是按慣例安排的觀摩片，入場時顯得輕鬆。他們當然想像不到，這是一部沒有發行令的“黑片子”。
演出成功了，中顧委們感動了。當放映結束時，他們熱淚盈眶，起立鼓掌，爭相說：“這是整黨的好教材”，“寫得太深刻了，我們的干部應當像影片裡的主人公一樣”。老革命的話是有分量的，為《黃河之濱》的開禁鋪平了道路。
胡喬木是在這之後觀看《黃河之濱》的。那是1985年的7月24日，我和兩位導演在長影第八放映室陪他看片，已調任中紀委書記的強曉初和當時任省委書記的高狄、副書記谷長春也在。
觀看之後，強曉初說：“很成功。不一定寫戀愛，也出好片子嘛。很深刻，很有生活氣息，感人。”
胡喬木則拍著我的手說：“祝賀你們拍了好片子，祝賀你們的成功。”
他當時並沒有發表具體意見，卻在當天晚上告訴我們，第二天約我們去談談。
1985年7月25日，我和紀葉、李前寬、肖桂雲趕到胡喬木下榻的南湖賓館四棟，除了我們，省委副書記谷長春和宣傳部長徐吉徵也在座。
不知為什麼，胡喬木在談話之先有個約定：隨便談談，不要記錄，不要傳達，更不能發表。
他的話為這次會見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胡喬木是從稱讚《黃河之濱》談起的。他說《黃河之濱》是好片子，很感人。從故事背景可以看到我們走過的曲折的路，有反思，有血淚代價，很真實。但是，認真說來，也沒有脫出政治這個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長久流傳的作品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受了蘇聯模式的影響，寫作品、拍電影首先考慮政治。我腦子裡，過去茹志鵑寫的《百合花》給我的印像很深，為什麼？因為寫了人性……
我對胡喬木刮目相看了，說真的，他讓我震驚，震撼。
我當時是相當興奮的，便找了我主管的幾個部門領導，興致勃勃地傳達了胡喬木的講話，但告訴他們絕對不可以在刊物上披露出去。
沒想到，電影晚報主編曹積三在他的報上捅了出去，我訓了他，生怕出事。果然，一個星期後，胡喬木的秘書給我打來長途電話，用指責的口吻說：“喬木同志很不高興，本來講好了的，他的這次講話不能傳達，不能發表，你們為什麼在電影晚報上發表？”對於他的興師問罪，我除了檢討，無可辯駁。十四個年頭過去了，胡喬木已經作古，我想起這件事，總是有些激動，也有所振奮；而對他的謹慎，卻只有種種揣測，也永遠無法與他本人交流了，當作歷史存疑吧。
對於胡喬木，張笑天在回憶時心境是蕪雜的：這位“頭號文化首長”，既興師問罪批判了他的小說，又一言九鼎解禁了他的電影。胡喬木解禁《黃河之濱》是正確的決定，然而他對《離離原上草》的批判，未必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