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王蒙回憶胡喬木

在作家之中，王蒙是特殊的一個，他既當過“右派分子”，又當過文化部長。他用特殊的視角觀察胡喬木。特別是在他成為文化部長之後，跟主管意識形態的長官胡喬木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 2005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的《不成樣子的懷念》，內中寫及對於胡喬木的懷念。 王蒙說及他跟胡喬木的最初交往。那時候，胡喬木給他的印像是“知識豐富，思路清晰”： 1981年我第一次接到了喬木同志來信，信上說他在病中讀到了我的近作（看樣子讀的是人民大學編印的《王蒙小說創作資料》，一本以教學參考資料為名廣為行銷的“海盜版”書籍），他對之很欣賞。他寫了一首五律贈我，表達他閱讀後的興奮心情。 不久我們見了面。他顯得有些衰弱，說話底氣不足；知識豐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緩慢平和。他從溫庭筠說到愛倫坡，講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風格化未必是大家風範。他非常清晰而準確地將筠讀成yun而不是像許多人那樣將錯就錯地讀成jun。他說例如以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相比，後者比前者更風格化，而前者更偉大。 （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見地。

我問他對於典型問題的看法，他說，這個問題誰也說不清楚，他說“典型”是外來語，然後他講了英語stereotype，他說這本來就是樣板、套子的意思。他發揮說，比如說高爾基的是典型的，但高爾基最好的小說不是，而是《克里姆·薩木金的一生》。然後他如數家珍地談這部長而且怪的、我以為沒有幾個人讀得下來的小說，使我大吃一驚。 說到個人愛好，胡喜歡黃自和賀綠汀，把一盒複製的黃自歌曲的磁帶贈送給了我，並批評音樂界的“門戶之見”。胡喜歡看芭蕾舞，並向我建議請舞蹈團以抗震救災為題材搞一個舞劇。胡的欣賞品位是高的，所以他對文藝界的某些棍子腔調斥之為“面目可憎”。我曾經開玩笑說，胡喬木是貴族馬克思主義者，而棍子們是流氓“馬克思主義者”。罪過！

與此同時，喬木又不斷地勸誡我：在文學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遠。 1981年，我的小說發表後他寫信來，略有微詞。他又把一期載有高爾斯華綏的一篇評論文章的譯文的《江南》雜誌寄給我，該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張“大江大河是平穩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記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現代派”。我想，這對於一心追新逐異的淺嚐者們，還是有教益的。 胡喬木還曾託付一位與我們都相熟的老同志口頭轉達“讓王蒙少搞一點意識流”之類的意見。我毫不懷疑他在“愛護”我，乃至有“護君上青雲”之意。 自從王蒙成為文化部部長之後，他跟胡喬木的交往就更多了。王蒙回憶了胡喬木對作家、詩人、導演、演員的種種關心之情： 此後由於我也忝列於某些有關文藝工作的“領導層”之中，便與胡發生了更頻繁的接觸、交流與碰撞。 1985年，作協“四代會”開過，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對無條件地提倡“創作自由”的文章作為《文藝報》的社論發表。此次，他談到了他去廈門時到舒婷家拜訪舒婷的事，他說他的拜訪是“失敗”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與文藝思想方面對舒產生多少影響。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訪舒婷，如不是空前絕後的，也是絕無僅有的。我甚至主觀地認為，他的“失敗”論是一種防護姿態，以免因這一拜訪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責。 80年代以來，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評，以“大是大非的問題不能朦朧”為由批判“朦朧詩”，與前述的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由批現代派邏輯一致，語言一致，版權歸屬一致。

據說，胡對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說：“如果這樣的詩（指舒詩）還看不懂，那就只能讀胡適的《嘗試集》了。”當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訪”，他進行了一次前呼後擁，戒備森嚴的訪問，這也是失敗所在吧。詩心相通，談何容易？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對電影的挽救。由於1987年初的政治氣候，有一兩位老同志對猛烈抨擊，把這部影片往什麼什麼“化”上拉。胡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提供有關《芙》的從小說到電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電話裡說：“我要為辯護！”他的音調裡頗有幾分打抱不平的英雄氣概。 後來，他的“辯護”成功了。小經波折之後，公演了。 從這裡我又想起胡為劉曉慶辯護的故事。劉曉慶發表自傳《我的路》以後，電影界一些頭面人物頗不以曉慶的少年氣盛為然，已經並正在對之進行批評，後被胡勸止。

我又想起他對電影《黃土地》的態度。他肯定這部片子，為它說過話。胡做過許多好事，例如他對聶紺弩的詩集的支持。胡做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罵”的事他卻大張旗鼓。這也是“政治需要”嗎？這需要有人出來說明真相，我以為。 王蒙勾畫了1989年之後的胡喬木“天真與驚懼都表現得很充分”的晚年形象： 1989年的事件以後他的可愛，他的天真與驚懼都表現得很充分。該年10月我們見面，他很緊張，叫秘書做記錄，似乎不放心我會放出什麼冷炮來，也許是怕這一次見面給自己帶來麻煩。 談了一會兒，見我心平氣和，循規蹈矩，一如既往，並無充當什麼角色之意，他旋即轉憂為喜，轉“危”為安，又友好起來了，面部表情也鬆弛了許多。

不久，他約我一起去看望冰心，為之祝九旬大壽。他還要我約作曲家瞿希賢與李澤厚一起去。後因瞿當時不在京，李也沒找到，只有我和他去了冰心老人那裡。他寫了一幅字，四言詩給冰心，稱冰心為“文壇祖母”。然後又是與冰心留影，又是與我照相。他還講起他對李澤厚與劉再复的看法，認為他們是搞學術而被捲到政治裡的，不要隨便點名云雲。這是我最後一次與這位老人見面了。後來他寄來了他簽名的詩集。 他大概仍然想保護一些人。但是這次已不是1982或者1983年。他本人也處於幾位文壇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點火”的會議上，幾個人已經用“大泰斗保護小泰斗”這樣的說法攻擊喬木。也有的人乾脆點出了喬木的名。 據說在一次會議上他極力與批他的人套近乎，說了許多未必得體的話，但反應冷淡。據說還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評他的人大講王蒙的“稀粥”寫得如何之不好。我覺得他已經為與王蒙拉開距離做了鋪墊。這和他的與我講看訪舒婷“失敗”具有相近似含義。他的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說法，而且，反正他對意識形態工作的影響，是越來越式微了。

在這篇不成樣子的懷念文章的最後，我想起了1988年他的一次談話。當時中央正準備搞一個文件，就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問題提出一些方針原則。有關同志就此文件草稿向他徵求意見。他對我說：“要把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慘痛教訓，鄭重總結以昭示天下。”他說得很嚴肅，很沉痛，對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慨嘆黨內缺少真正懂文藝的周恩來式的領導人。他要求回顧歷史的經驗。但是他又說：“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最後這個意見，我傳達給有關負責人以後，我們一致認為無法照辦。 王蒙在回憶文章中，用寥寥數語、彷彿欲言又止觸及了敏感的話題——胡喬木與周揚的關係： 我曾與周揚同志談起喬木的這一番意思（即前文中提及的不要太“現代派”——引者註）。周立即表示了與胡針鋒相對的意見。週主張大膽探索，“百慮一致，殊途同歸”。我感到了胡與週的相惡。對於週，我理應在今後寫更多的回憶文字。

王蒙“感到了胡與週的相惡”，只是點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