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與老同學錢鍾書的友情
胡喬木的另一位清華大學同學是錢鍾書。所不同的是，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時就認識季羨林，而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時並不認識錢鍾書。
錢鍾書是江蘇無錫人。 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 1935年與楊絳結婚，同赴英國留學。 1937年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獲副博士學位。又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 1938年秋歸國，擔任教授。 1941年回家探親時，寫了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他的學術著作《談藝錄》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中西比較詩論。多卷本《管錐編》，對中國著名的經史子古籍進行考釋，並從中西文化和文學的比較上闡發、辨析。 1953年後，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
1998年錢鍾書去世。他的夫人楊絳在2003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了長篇回憶錄，內中寫及，1966年“文革”爆發，錢鍾書受到衝擊，於1969年11月與楊絳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幹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處於困境之中錢鍾書夫婦，只能棲身於“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辦公室為家的錢鍾書夫婦，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楊絳寫道：
“1977年的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溝寓所。”
錢鍾書分配到的新房子相當寬敞，共有四間房，從此錢鍾書夫婦結束了住辦公室的蝸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溝小區，人稱部長樓。錢鍾書雖說是大學者，卻不是“官”。他怎麼會住進部長樓的呢？
楊絳在中寫道：
“我們住辦公室期間，喬木同誌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鍾書承他關會，但無從道謝。這回，他忽然造訪，我們猜想房子該是他配給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沒說到房子。……喬木同志偶來夜談，大門口卻堵著一隻床。喬木同志後來問我們：房子是否夠住。我說：'始願不及此。'這就是我們謝他的話了。”
原來，是胡喬木為錢鍾書解決了住房問題。
我在鄧紹基先生的《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一文中，得知若干背景：
“文革”後期，我忽然收到喬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紙信封，很少的幾句話，他要我把錢先生的通訊處告訴他，他要寄一個醫治支氣管炎的藥方給錢先生。那時錢先生已離開居住十餘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暫居文學所7號樓原是董衡巽兄辦公兼居住的一間屋子，後又藉住北師大錢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臨時出國），我想正是由於這番遷居，才使喬木同志無處寄信。那時錢先生支氣管炎病症相當嚴重，痰湧喉間，呼呼作響，楊絳先生戲稱為“呼嘯山莊”。當時醫院給的最好的消炎藥也就是強力黴素。錢先生友人從香港寄來一種藥物，夜間服用，可使陣咳次數降為一次，利於睡眠，這種藥物一度難覓，據說是監製藥物的人遷居澳洲了。錢先生後來曾同一位訪問者說，他發病嚴重時，“好像是一個病得要死的人”。喬木同志當是聞知錢先生病情，急著推薦藥方，才給我寫信的（這是喬木同志給我的唯一信件），他當時處境似乎也並不佳，或又認為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還有不必為外人道的囑咐。我拿著這封信，好一陣思忖，騎自行車上路，差一點被一莽漢撞倒。
1977年後，胡喬木同志出任中國社科院院長。記得是楊絳先生的出版以後的日子裡，有一次喬木同志的秘書打來電話，要我去見喬木同志。見面以後，喬木同志問我，最近去不去錢先生家？還沒待我回答，他接著又說：我看是怨而不怒。如果聽到什麼議論，請他們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這麼“簡單”，只是要我傳一句話。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溝，轉達完畢，錢先生高聲說：“季康，聽清楚了沒有？喬木說是怨而不怒。”興致勃勃，勸我喝茶。我是從來不敢多打擾錢、楊兩位先生的，怕浪費他們的時間。這次我也是匆匆告辭。歸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車上，又是好一陣思忖……
其實，胡喬木為錢鍾書要房子，並不全然因為錢鍾書是他的老同學，而是出於對錢鍾書這樣的著名學者的關心。
谷羽曾經談及胡喬木幫助解決沈從文的住戶問題：
1978年喬木擔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後，又把沈從文從歷史博物館調到社科院歷史所。大約是在1979年底，沈從文給喬木來過一封信，談了自己在服飾研究方面的情況，同時提出自己的實際困難，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條件太差。喬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讓秘書去看望沈從文。秘書回來反映，沈從文夫婦住房的確很差。他聽後再也坐不住了，親自前往沈家，還讓當記者的兒子一同去。回來後，父子倆向我們描述了沈從文夫婦的住房：兩問又矮又小的平房，屋裡縱橫交錯拉著繩子，上面掛著各個時代的服飾的圖片，走動都很困難，光線也很暗，冬天再安一個取暖的爐子，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在這樣的環境中怎麼搞研究呢但當時社科院住房很緊張。怎麼辦呢喬木和兒子商量，準備把家裡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騰出來讓給沈從文夫婦住，兒子搬去住他們的兩問平房。我和女兒也都支持喬木和兒子的決定。只是後來被主管部門否決了。事情雖然沒有辦成，但喬木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在喬木和有關部門關心下，沈從丈的住房問題不久就解決了。後來，他又出面幫沈配備了助手，解決了醫療問題，對沈從文的待遇，他也親自特批，由四級研究員調到二級，沈從文晚年總算有了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研究條件。
《人民日報》記者錢江居然在北京的舊貨市場潘家園“淘”到一封胡喬木寫給李先念的“要房信”，讀後非常感動，便將此事公諸於眾。錢江寫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經意間看到了胡喬木的一個信札，是他於“文革”之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之初，為增加該院三位著名學者的住房面積，寫給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長，是打印件，有胡喬木的簽字，有李先念的字跡，我認為是有價值的，略經討價還價，以四百元獲取，現將原信抄錄如下：
信件上有多處批語。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於12月4日左右將此信批轉國務院副秘書長“（吳）慶彤同志閱辦”。 12月10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要辦事人員“擬出明確意見”。 12月26日，此件已經轉到了管理局房管處。當時，五六間一套的住房實在稀有得難以尋覓，房管人員傾向於為他們增配，“擬在天壇每人解決三間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結果未知如何？想來應該是順利解決了。 20多年前剛剛結束“文革”浩劫，百廢待興之際，胡喬木初掌社會科學院，隨即寫成此信，其眷顧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鑑。而在計劃經濟時代住房分配之難到瞭如此地步，數位名家要想增加數間住房，驚動了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寫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出面辦理，改善住房之難，可見一斑。
恍惚之間，寫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顧者，都已乘鶴遠行。此信讀來，頓生歲月遙遠之感。打開現在的報紙，花樣百出的售房廣告令人目不暇接，胡喬木的這封信，大概可以作為那段已流逝歲月的一個註腳。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喬木書信集》，共收入胡喬木書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終於1992年9月27日。細閱之下，非但沒有發現此信，而且發現書信集中沒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這封信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或可作《胡喬木書信集》的補遺。
胡喬木非常敬佩錢鍾書的學問。胡喬木曾說：“同鍾書談話是一大樂趣，他一會兒法文，一會兒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錢鍾書英語極好。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漢學家、翻譯家李高潔選譯的《蘇東坡選集》，便請正在讀清華大學四年級的錢鍾書作序。
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推薦錢鍾書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從1950年到1956年，錢鍾書花費了很多時間，主持《毛澤東選集》四卷的英譯工作。 1960年至1966年，錢鍾書又參加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工作。 1974年秋天，錢鍾書完成審定毛澤東詩詞英譯的工作。
1982年，胡喬木提名錢鍾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對於向來只埋頭學問、不願當官的錢鍾書來說，這是難以接受的任命。胡喬木親自登門說服錢鍾書，錢鍾書這才勉強從命。
也就在1982年，胡喬木請錢鍾書幫他改詩。錢鍾書對胡喬木的詩進行了許多修改。
後來，李慎之在《胡喬木請錢鍾書改詩種種》一文中說：
“他（胡喬木）拿出兩張紙，上面寫的就是後來在'七·一'發表的《有所思》。然而塗改批註很多，一望而知是錢鍾書的筆跡。他一面給我看，一面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我說：'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還是我來給你辦一點外交吧'。”
李慎之回憶說，他向錢鍾書委婉地轉達了胡喬木的意思。錢鍾書致函胡喬木：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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