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鄧小平重新起用胡喬木
嘔心瀝血變河山，雨暴風狂意氣酣。
文武一身懷萬國，股肱長恨死群奸。
照人晚節薪傳火，遺愛雄碑淚化丹。
此德此功如可沒，海枯石爛地天翻！
胡喬木這首《懷念》，詩寫於1978年3月。重新萌發了詩興，表明他的心情變得舒暢了。
說實在的，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來，曾使胡喬木興奮了一陣子。尤其是江青成了階下囚，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可是，他迅即又陷入了不快，因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德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上居然說：“要把批'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其實，吳德並不代表他個人。華國鋒、汪東興仍堅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因為那是毛澤東生前同意、發動的。
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名單之中居然沒有胡喬木。擔任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的李鑫對胡喬木說：“你秉承鄧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參加毛著編輯工作，調回中辦。”
緊接著，在1977年3月4日，國務院會議宣布撤銷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2005年初，原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幹部馮蘭瑞在接受香港鳳凰電視台“口述歷史”節目的採訪時回憶說：
華國鋒批“四人幫”，同時繼續批鄧。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不是“鄧記謠言製造公司”嗎，這個當然是他撤銷的一個理由了。另外，還有一個理由，當“四人幫”篡奪了黨中央的領導，宣傳陣地都是他們掌握了，因此有必要成立政研室。現在這個陣地都奪回來了，因此這個機構就沒必要了。
那時候，我們簡直沒辦法，因為小平還沒有第二次復出。當時他們都愁眉苦臉的，都很著急，特別是胡喬木。胡喬木這個人他比較脆弱，像於光遠他也著急，但也不像胡喬木這個樣子，我覺得他有好幾個晚上都沒睡著覺，因為我們辦公室都挨著，這很清楚。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終於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定》，鄧小平復出。
一個月後，1977年8月，當中共“十一大”召開時，當選的姓胡的中央委員只有“胡立教、胡耀邦”，而無胡喬木。
不過，胡喬木被任命為剛剛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這樣，胡喬木也算是複出了。但是，他連中共中央委員都未選上，表明他只是“有限度”地複出。
胡喬木能夠復出，是由於得到了鄧小平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到了1977年5月，撤銷國務院政研室的事情出現了轉機。就像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一手建立起來的一樣，這個轉機也是鄧小平帶來的。
1977年5月3日，黨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鄧小平給黨中央的兩封信，這實際上是向黨內預告鄧小平將重新出來工作。
5月中旬，馮蘭瑞的丈夫、當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昌和方毅一起見到了鄧小平。自從“批鄧”運動後，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鄧小平的聯繫，現在得知了有關鄧小平的消息，讓馮蘭瑞感到非常興奮。
馮蘭瑞回憶說：
李昌回來後來講見到鄧小平，我一下就心血來潮了。我想，看這樣子小平肯定是要出來了。我第二天就跟於光遠講，我就說，方毅和李昌都去見了小平同誌了，談話談得很好，小平說願意做後勤工作，對科學、教育方面講了很多好的。我說，你們是不是也去見見鄧小平同志，跟他講講，不是要保政研室嗎？於光遠上班就告訴胡喬木和鄧力群，結果他們就去約了。去的那天呢，胡喬木不敢去，因為他不是揭了人家十八條嘛，也不好意思嘛。結果他沒有去，就委託二位去替他表示歉意，他們就去了。
於光遠也這麼回憶：
粉碎“四人幫”以後，政研室卻要被撤消。 1977年5月，政研室的馮蘭瑞告訴我，鄧小平12日找了方毅、李昌談話，談了有關科學、教育方面的問題，講了許多重要意見。表明鄧小平很快就會出來工作。馮蘭瑞建議我們政研室也找鄧小平。自從“批鄧”運動以後，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鄧小平的聯繫。現在得知了有關鄧小平的消息，我們非常興奮。大家都想等待鄧小平正式複出，保住政研室。我便通過李昌打聽到鄧小平秘書的電話，聯繫找鄧小平匯報。
經過聯繫，我和鄧力群於5月24日拜會了鄧小平，王震也在座。談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鄧小平談了很多問題。他嚴肅地批評了“兩個凡是”，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談到外界關心他重新出來工作的事情，鄧小平說他出來工作的事已經定了，還幽默地說“反正要繼續當大官”。至於分工做什麼，他說他現在考慮科學教育，接著說了很長一段關於科學教育的話。鄧小平說：我們要搞現代化，不搞科學技術、不要教育不行。我們要上去，空想不行，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麼上得去？科學技術這麼落後怎麼行？現在看來，我們整整落後20年，科學技術、教育都落後了20年。他特別強調；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氣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談話最後，鄧小平講到了政研室的問題。他說，你們的事情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
鄧小平的談話，我們馬上在政研室作了傳達。雖然這時他還沒有正式複職，雖然談話沒有明確說政研室撤不撤消，但是他說“以後再說”、“人總還是要用”，使我們感到保留政研室已經有了希望，大家備受鼓舞。果然，不久以後，鄧小平再度復出，政研室也不再撤消，並繼續成為鄧小平領導的一個“秀才班子”。
那是在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鄧力群、於光遠去見鄧小平的時候，內中談及了胡喬木。
胡喬木托王震帶去一封信給鄧小平，對於自己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錯誤表示歉意。
鄧小平很大度，說：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沒有介意。不必寫信或寫自我批評了。要喬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麼負擔。
鄧小平又說：他3月2日寫的那個材料我看了。沒有什麼嘛。其中只有一句話不符合事實，他說那次我發了脾氣。實際上那次我並沒有發脾氣嘛。說到批我麼，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四號文件發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台戲？批我厲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鄧小平談及自己對於胡喬木的看法：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支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儘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有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他……結果主席沒有辦法，只好不用。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於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
鄧小平最後說：總而言之，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至於怎麼用，做什麼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換意見。政研室的事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
正是鄧小平明確表示了“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決定重新起用胡喬木。從此，胡喬木再度成為鄧小平的助手，為鄧小平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改名為“國務院研究室”，由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三人主持。
不久，胡喬木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
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鄭惠回憶說：
喬木剛到社科院上任，就讓我和幾個同志組成一個調查小組，我是組長，一個一個所召集會議，聽意見。我們跑了好幾十個所，開了座談會，並將大家的意見向喬木做了詳細的匯報。喬木立刻做出兩條決定，一是所有的軍宣隊、工宣隊立刻撤出，一個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復業務，專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這兩條決定是不錯的，恢復了社科院的學術研究工作，使面貌和氣氛大變。
喬木同志提倡搞學術研究的時候，還讓我去發現社科院有成績的研究人才。通過了解，我知道李澤厚在別人打派仗時，一直埋頭搞學術研究，寫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給喬木看，喬木感到他的研究成果的確不錯。有一次，開全院大會，喬木讓李澤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驚，怎麼這個人突然這麼受重視？顯然，喬木是想通過這件事，提倡一種搞業務、搞研究的風氣。他一直對李澤厚很愛護。李澤厚的《美的歷程》，他也看了，很欣賞。從喬木的角度看，他是愛護李澤厚的。當時像李澤厚這樣的學者還是不多的。
喬木一去，也敢於啟用一些人，比如溫濟澤。溫濟澤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經過。溫濟澤當年是廣播事業局副局長，對外廣播方面的負責人。 1957年由於溫濟澤領導“反右”鬥爭比較謹慎，對外廣播部門劃的“右派”沒有達到5％，結果1958年“反右”鬥爭基本結束之後，廣播局補課，把他補成了“右派”。喬木聽到這個消息還與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詢問，想為他說情。他們在延安時就熟悉。但這時他也沒有辦法保護溫濟澤。所以，“文革”後社科院一成立，他馬上就把溫濟澤從廣播事業局調來。一邊調他，一邊寫報告，幫助他“改正”右派問題。溫濟澤成了中國幾十萬“右派”中，第一個被平反的人。喬木還把周揚請到社科院當副院長。周揚在“文革”中被批得一塌糊塗，但他馬上就啟用。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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