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整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張薄薄的粉紅色油光紙，上面印著幾行字，算是當年延安的“豪華型”請帖了：
這張請帖發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藝界人士手中。從1942年5月2日起所召開的座談會，後來聞名於世，即“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自始至終出席了座談會。
胡喬木曾回憶說：
在延安文藝運動興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發表講話，闡明他的文藝觀點。
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縣（今志丹縣）成立時，他號召文藝家們“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典禮上論述“藝術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原蘇區文化工作者稱作“山頂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稱作“亭子間的人”，說：“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間的人以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頂上的人也有擺老粗架子的，動不動，'老子二萬五千里'。”他要求這兩部分人都不要以過去的工作為滿足，都“應該把自大主義除去一點”。 “作風應該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他還特別講到：“亭子間的'大將''中將'”到了延安後，“不要再孤立，要切實。不要以出名為滿足，要在大時代在民族解放的時代來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完成藝術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魯藝發表演說，論述怎樣做一個藝術家。他認為，一個好的藝術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有“遠大的理想”。 “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不但要為民主共和國，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第二，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藝術家的“大觀園”是全中國，“要切實地在這個大觀園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藝術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現豐富的內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學習和掌握藝術技巧。”
1939年5月，他為魯藝成立週年題詞，提出“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創作主張。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講演，明確規定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他說：“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張同他後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聯繫起來，不難看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服務，作家應深入群眾，深入生活，這是他一貫堅持的文藝思想。
在粉紅色的請帖上，跟毛澤東一起署名的凱豐，本名何克全，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5月2日下午一時多，延安文藝明星——周揚、丁玲、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呂驥、陳波兒、蕭軍……匯聚在楊家嶺“飛機樓”底層南廳。
“飛機樓”，是楊家嶺這小山村里當年的一幢“現代化”建築。磚石結構，當中三層，兩側一層，從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張開雙翅的“飛機”，人稱“飛機樓”。 “飛機樓”乃中共中央辦公樓，是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附近軍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喬木也參加過建樓勞動。
底層南廳，是中共中央會議室兼飯堂。這時，擺了二十多條長板凳，放上一張辦公桌，
就算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會場。辦公桌上鋪了一塊白布，權且作為主席台。
當人們差不多到齊的時候，毛澤東從他的窯洞朝“飛機樓”走來。不過一分鐘，就到了。凱豐主持會議，毛澤東發表講話。毛澤東的一側，坐著速記員。毛澤東講話時，手中只有一份簡單的提綱。速記員記錄著他的講話，胡喬木也拿出筆記本，作詳盡的記錄。
毛澤東出語幽默，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那“朱總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總司令，而“魯總司令”倒是頭一回聽說。經毛澤東解釋，與會者方知是指魯迅！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一支是武裝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共產黨要有文武兩支軍隊。他用這樣的話，論述文藝工作的重要性。
胡喬木回憶說，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五大問題：
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 《解放日報》文藝專欄和一些文藝刊物上，也有宣傳這類主張的文字發表。有人在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不歌功頌德的。”
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以魯迅藝術學院為例，其辦學方針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就是從1939年強調“正規”和“提高”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關門提高”的傾向發展起來。大戲、洋戲充滿了舞台，而且影響到延安的整個演出界。講寫作，就是契訶夫和莫泊桑的小說。魯藝的新校址橋兒溝，緊鄰農民的場院，但不少教師卻關在自己的窯洞裡，不與農民往來。前方的文藝工作者對魯藝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堡壘裡的作家為什麼躲在窯洞裡連洞門都不願意打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劇本、歌曲，但魯藝提供出來的就是大、洋、古的東西。這是很尖銳的批評意見。延安整風開始後，魯藝領導人也主動檢查了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這在延安一些文藝工作者中也存在著模糊認識。作家歐陽山曾批評過“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的觀點。但也有的作家主張不要把“什麼'教育意義'，'合乎什麼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面。
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相當多的作家由於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又只在知識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甚至對知識分子的缺點也加以同情、辯護和鼓吹。反之，對工人農民則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像毛主席所說的：“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文藝界沒有真正解決為什麼人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
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在文藝界發生的數不清的爭論中，當然有些是有意義的，但也有許多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甚至是彼此攻擊，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挑起爭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影響著文藝工作者的團結進步。
那天，毛澤東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這些思想混亂情況，提出了關於文藝工作的五個問題，以期引起與會者的討論，即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熟悉生活問題和學習問題。
毛澤東說完這番話之後，大家就展開討論。
林默涵是會議的出席者之一，據他對筆者說，那天有一位作家的發言口氣很大，頗為出格。林默涵和許多出席者都有點聽不下去了。這時，見胡喬木霍地站了起來發言，對那位作家當場加以批駁。全場的目光，都投向胡喬木。林默涵記得，胡喬木的發言，很尖銳、很明朗也很堅決，儘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氣。平素，胡喬木言語不多。然而，這一次發言，給大家留下印像很深——他在關鍵的時候，是要說話的。
作家劉白羽的回憶，把這一情況說得更加清楚：
第一個發言的是蕭軍，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說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指揮。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黨的領導。他話音未落，我就听到與我遙遙相對的牆下有人大吼一聲：“我要發言！”
只見站起來的是胡喬木。他對蕭軍的意見作了尖銳的反駁，蕭軍就坐在他旁邊，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非常激烈。
據胡喬木同志回憶，毛主席對他的發言非常高興，開完會後讓喬木去他那裡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鬥爭”。
5月16日，繼續討論，開了一整天的座談會。據何其芳回憶，“中間休息的時候，毛主席站在會議室的門口。外邊的光線射進來，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褲子的兩個膝頭部分，補了兩塊顏色鮮明的藍布補釘”！
經過討論，以至經過爭論，座談會在5月23日下午閉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會議乾脆在“飛機樓”前的廣場上舉行。先是由朱德講話。講畢，趁著落日的餘暉，與會者簇擁在“飛機樓”前，拍下了合影。
晚飯後，毛澤東作長篇講話。廣場上點起了汽燈。據胡喬木對他的一位友人說：“主席講話時，手中拿著一份毛筆寫的提綱。他即興而講，講得很風趣，很深刻，對許多爭論不已的問題作了結論。”
胡喬木回憶說：
毛主席作“結論”時，已是晚飯之後。由於人數增加，會址只好改在廣場上。在煤氣燈光下，人們專注地聽著毛主席的講話。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在對這個根本問題給以充分的馬克思主義闡述的基礎上，對座談會之前和座談會期間延安文藝界反映出來的思想觀點，一一分析、辯駁。他希望文藝工作者積極投入整風運動，劃清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兩種思想、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兩種區域的界限，毫不遲疑地同新的群眾結合起來，克服“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寫出“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
座談會後的一周內，毛主席又兩次發表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對座談會講話內容作進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風高級學習組的會議上。他指出：召開文藝座談會的目的，就是要解決一個“結合”問題，“文學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和我們黨的結合問題，與工人農民結合、與軍隊結合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為了實現這幾個“結合”，又必須“解決思想上的問題”，即“要把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破壞，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這是“結合的基礎”。黨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藝術家，自覺地不是勉強地、慢慢地和工農打成一片”，“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如此才能寫好工農，教育工農。他把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區別為兩種，一種是某些作家發表了含有錯誤內容的文章、作品、言論，他認為這“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原因在於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時候或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部分的性質”。另一種是作家“頭腦中間還保存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東西如果不破除，讓它發展下去，那是相當危險的”。這後一種是“最基本的問題”。 “把這個問題解決，文學藝術為工農，服務於工農大眾，向工農大眾普及，再從向他們普及中間來提高他們，這些問題也都可以解決”。總之，毛主席這次講話所強調的文藝界的基本問題，就是一個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問題，這同全黨整風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講話中，毛主席還指出，在文藝創作上，不僅要反對只講藝術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傾向，也要反對只講革命性而忽視藝術性的傾向，應該把革命性與“藝術形態”這兩者很好結合起來。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魯藝。他提出著名的“小魯藝”、“大魯藝”的觀點，提出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只在小魯藝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到大魯藝學習，這個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鬥爭。鑑於魯藝曾有過的片面強調提高的傾向，毛主席說：長征經過的毛兒蓋地方有許多又高又大的樹，那些樹也是從豆芽菜一樣矮小的樹苗苗長起來的。提高要以普及為基礎，不要把“豆芽菜”隨便踩掉了。
在毛澤東講話時，速記員作了速記。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秘書，也在汽燈下仔細作了筆記。
毛澤東的講話，在延安文藝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紛紛要求《解放日報》刊登毛澤東的講話。
毛澤東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己親筆寫就。這一回，只有很簡單的提綱，無法發表，他囑咐胡喬木根據速記稿加以整理。
於是，整理毛澤東講話稿的任務，便落到胡喬木頭上。他確實是很合適的人選。他整理時，參考了速記稿，也參考了自己的筆記。他的整理稿，分兩部分：毛澤東在5月2日的講話，為《引言》；5月23日的講話，為《結論》。
胡喬木的整理稿交給毛澤東之後，毛澤東又作了仔仔細細的修改。毛澤東的著述態度甚為嚴謹。除了那些命令、電報、聲明要馬上發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於趕時間的著作，他總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後，將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集黨的文藝工作者五十來人開會，號召大家遵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深入群眾，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凱豐和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
在會上講了話。於是，延安文藝界掀起下鄉熱潮。
為了配合這一形勢，經毛澤東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部分內容。這是《講話》首次公開發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為了紀念魯迅去世七週年，經毛澤東仔細改定，《講話》才在這一天全文發表於《解放日報》。
翌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指出：
“《解放日報》10月19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
《通知》要求把《講話》“盡量印成小冊子”，列為“整風必讀的文件”。
隨著時間的推移，《講話》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毛澤東的主要著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共中央還隆重紀念《講話》發表五十週年。
在《講話》發表五十週年時，胡喬木是這樣評價《講話》的：
歷史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五十年來中國文學藝術的整個歷程與毛主席的講話密切相關。 《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種穀記》、《高干大》、、《暴風驟雨》、《原動力》……，這一部部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國解放後眾多的優秀文藝作品的問世以及它們創作的過程，說明了《講話》對中國文藝事業的偉大推動作用。
《講話》的根本精神，不但在歷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導了抗日戰爭後期到新中國成立期間解放區的文學創作和建國以後文學事業的發展，而且我們在今後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 《講話》主要有這樣兩個基本點：一是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二是文藝與人民的關係，在這兩個基本點上，《講話》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
當然，對《講話》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辦”那一套，因為《講話》也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必然帶有其歷史局限的一面。對此，應採取科學分析的態度。
《講話》正式發表後不久，毛主席說：郭沫若和茅盾發表意見了，郭說：“凡是有經有權”。毛主席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是得到了一個知音。 “有經有權”，即有經常的道理和權宜之計。毛主席之所以欣賞這個說法，大概是他也確實認為他的講話有些是經常的道理，普遍的規律，有些則是適應一定環境和條件的權宜之計。
胡喬木生前，幾乎絕口未提他是《講話》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談時，偶爾提及此事，但也不過說了寥寥數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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