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出《通知》的那個“總學委”,全稱是“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於1942年6月2日。
十天之後——6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曾刊登如下報導:
“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康生為副,領導全延安學習。由中央總學委會每週或兩週召集一次延安高級幹部的學習會,會中討論學習問題……”
那時,延安正在開展整風運動——全稱是“整頓三風學習運動”。 “總學委”是這個運動的最高領導機構。整頓三風,即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總學委”成立之後,毛澤東曾對康生說:“實際工作由你做。”
於是,康生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秘書們,協助他做工作,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
參加工作的秘書們是:
毛澤東秘書——胡喬木
朱德秘書——黃華
王明秘書——廖魯言
任弼時秘書——師哲
陳雲秘書——王鶴壽
王稼祥秘書——陶鑄
康生秘書——匡亞明
“總學委”召開第一次會議還決定,為了“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問題”,“決定成立一個小組”,“由凱豐負總責,陸定一、喬木、王若飛、陳伯達等參加這項工作”。
這樣,胡喬木參與了“總學委”的工作。
鄧力群在《回憶延安整風》中說:
延安整風,距今已經五十年。作為親歷者,回憶起那段難忘的歲月,感慨萬千。延安整風,是一場用馬列主義統一全黨思想的運動。它鍛煉和哺育了一代共產黨人,為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勝利,奠定了不可逆轉的基礎。它的歷史功績巨大,現實意義十分深遠。
延安整風時,我在延安馬列學院工作,是一個普通的干部,對於中央領導層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風運動原委和全過程的,現在要講權威,是胡喬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邊,正遇上整風,幫助做了許多事。
為了開展整風運動,毛澤東接連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
胡喬木為《解放日報》接連撰寫社論,論述整風運動的重要性,闡述中央有關整風運動的精神:
《教條和褲子》(1942年3月9日)
《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4月5日)
《自我批評從何著手》(4月6日)
《整頓三風中的兩條戰線鬥爭》(5月9日)
《宣傳唯物論》(6月10日)
《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7月18日)
《報紙和新的文風》(8月4日)
他寫的這些社論,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到毛澤東的見解,宣傳毛澤東的觀點。顯然,作為毛澤東的秘書,他是非常注意和尊重毛澤東的言論。例如,他寫的《教條和褲子》,把教條跟“褲子”並列,這命題似乎不可思議。讀了文中他引述的毛澤東的話,那就明白其中的內涵:
“毛澤東同志在他2月1日的講演裡,曾經說今天黨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還有三風不正的問題,於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麼我們的黨豈不就十全十美了嗎?可惜尾巴是叫不下來的。大家怕脫褲子,正因為裡面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又必須用刀割,還必須出血。……”
哦,“褲子”的“典故”來自毛澤東的講演。胡喬木的《教條和褲子》,沿著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加以發揮,加以深化。
胡喬木寫的《報紙和新的文風》,所闡述的,就是毛澤東《反對黨八股》的基本觀點。
吳冷西曾回憶說:
喬木同志為《解放日報》寫了很多社論,給我印象較深的有兩篇:一篇是《請重慶看羅馬》(1943年8月21日),另一篇是《駁蔣介石》(1946年4月7日)。前者是藉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的覆亡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的。那時我搞國際評論工作,沒有想過借國際事件而評論國內政局,感到很新鮮。後者是駁斥蔣介石講話的,揭露他撕毀東北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準備全面內戰。這是動員解放區軍民準備進行自衛反擊的檄文,立論鮮明嚴密,文筆尖銳潑辣,痛快淋漓。那時我已知道喬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書,感到他一定從毛主席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1943年10月11日,胡喬木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人員大會上作報告,題目是《關於人生觀問題》。這是他配合整風運動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共黨員和乾部們“進一步從世界觀上求得改造,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
胡喬木的報告,共分三部分:
(一)沒有階級觀點行不行?有沒有人沒有階級觀點?
(二)有了階級觀點究竟哪一種好?
(三)怎樣由這個階級觀點轉變到那個階級觀點?要注意一些什麼問題?
從寫社論到出面作長篇報告,表明胡喬木在延安的地位不斷提高。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風會議,進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層之中。 1942年,當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凱豐生病期間,胡喬木曾一度代理這位代理部長的工作。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