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緣起

1992年10月，第五屆全國書市在成都開幕。我應邀在那裡簽名售書。 晚上，我正疲憊地回到賓館，卻忽地接到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那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輯杜世偉先生打來的。他先是打到上海我家中，知道我在成都，便打到了成都。他在電話中告知，八十一歲的胡喬木在1992年9月28日剛去世，他們打算組織采寫一本關於胡喬木的書，問我是否願意承擔？ 我略加考慮，答應下來。 說實在的，胡喬木早就在我的採訪“視野”之中。我同意采寫胡喬木，是因為胡喬木符合我的選擇傳主的三原則，即“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透過傳主折射中國當代史的重要側面”、“沒有人寫過”。 我決定寫胡喬木，還有另外的原因：我多次採訪了陳伯達，寫出六十萬字的。陳伯達與胡喬木同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相當於毛澤東的左右手。所以，在寫陳伯達的傳記時，對胡喬木也有了許多了解。

事隔多年，我後來才知道，最初確定邀請我來寫《胡喬木》一書，竟然就是因為我寫了。 我是在1989年5月10日完成初稿。我曾希望陳伯達本人能夠審定這部長篇文學傳記。最初，陳伯達是答應的。可是，等我寫得差不多，想送給他看，他卻搖頭了。他說，他年老眼花，無法看這麼長的稿子，還是不看了吧。他說，他相信我能夠寫好這本書。其實，他年事已高固然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以為由他自己來審閱，諸多不便。因為他要對每一章、每一節表示認可或者否定，這等於要他對他的一系列歷史問題進行表態。 這時候，正遇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動盪。因眾所周知的原因，的出版變得十分艱難。中秋節，我在北京又一次採訪陳伯達。幾天之後，他突然去世。回滬後，我補寫了《陳伯達之死》這一章。

中國人講究蓋棺論定。由於陳伯達已經去世，反而使的出版變得容易。 時代文藝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考慮到《張春橋傳》、《王洪文傳》在他們那裡得以順利出版，對他們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書稿交給了他們。時代文藝出版社在審稿過程中，把作了相當大的刪節，把四十五萬字的初稿，刪成三十三萬字。也就是說，刪掉了十二萬字。另外，把書名改為《陳伯達其人》——在當時，以為這書名有著為陳伯達樹碑立傳之意，改為《陳伯達其人》就無此嫌疑。 《陳伯達其人》曾經報送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審讀，得以通過，並報中共中央宣傳部。這樣，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長春第二印刷廠印刷。 當《陳伯達其人》第一次印刷七萬七千冊剛剛印畢，尚待裝訂時，時代文藝出版社給我打來電話，說是發生“突然事件”：北京有關部門得知出版《陳伯達其人》的消息，來電要求馬上裝訂十本，送往北京，其餘的暫停裝訂！

這下子，出版社極度緊張，萬一樣書送北京之後，遇到麻煩，這已經印好、正待裝訂的七萬七千冊《陳伯達其人》怎麼辦？如果北京不准《陳伯達其人》發行，那出版社的經濟損失就非常嚴重！ 我明白，《陳伯達其人》不是一般的書。這本書透露了大量與我的談話以及陳伯達從未發表過的手稿，可以說實際上是《陳伯達回憶錄》，當然會引起北京的高度關注。我在不安中等待了十來天。終於，出版社給我來電，報告喜訊：北京告知，《陳伯達其人》經過審讀，同意出版。出版社請印刷廠以加急的速度裝訂那已經印好的七萬七千冊《陳伯達其人》。 後來，我才聽說，胡喬木得知我寫了《陳伯達其人》一書，說是要看一下——胡喬木與陳伯達同為毛澤東政治秘書，共事多年，關注《陳伯達其人》一書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北京急電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樣書到北京。

正是因為胡喬木看了我的《陳伯達其人》一書，他的親屬也看了這本書，留下了印象。在胡喬木去世之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決定由我來寫《胡喬木》一書。 每當我著手新的採訪的時候，總是首先查找有關的背景資料。令我驚訝的是，我只查到1949年海外一篇簡短的介紹胡喬木身世的資料以及胡喬木去世之後新華社所發的《胡喬木生平》。可以說，當時關於胡喬木本人身世的資料，少得可憐！ 我從上海前往北京。 在北京，我與胡喬木親屬談定了採訪意向和計劃。 此後，我來到胡喬木家，採訪胡喬木夫人谷羽、女兒木英和兒子石英。他們詳細回憶了胡喬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剛從失去親人的痛苦中走出來，仍堅持逐一答覆我的問題。 如今回想起來，那確是搶救式的採訪，因為在採訪時，谷羽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好，正在就醫。不久，1994年12月10日，七十七歲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記得，當我來到胡喬木家中，見到牆上掛著胡喬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著黃、黑兩色紗布。這張照片原是胡喬木和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的合影，強烈的逆光勾出鮮明的輪廓，胡喬木穿一件普通的笳克衫，露出方格襯衫領子，面帶笑容——他生前喜歡這張照片，家屬也就從中把他放大，作為“標準照”。胡喬木的遺照下，放著他的骨灰盒，上面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在他的書房裡，他的書桌仍保持原樣，筆筒裡插著一大把毛筆，旁邊是三瓶墨水，一大疊文件，一望而知是這位“中共中央一支筆”伏案勞形的所在。 他的夫人谷羽以及女兒、兒子跟我聊著，追溯那消逝的歲月。谷羽滿頭飛霜，但雙眉尚黑，她和他一起從戰爭的烽火中走過來，從時代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

谷羽是重要的當事人。及時地採訪谷羽，使我得到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當我得知胡喬木的文集正在編輯之中。我希望得到編輯組的支持。很遺憾，他們說，有關文獻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參考的。 我注重於採訪。我相信，從胡喬木的親屬，從胡喬木的身邊工作人員，是能夠獲得大量口碑資料。這些鮮活的資料，很多是檔案上所沒有的。 胡喬木的妹妹方銘在早年和胡喬木一起從事革命活動。儘管她身體欠佳，但是她慢慢地談著，談著，終於分幾次談完她所了解的胡喬木早年革命活動情況，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談話，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喬木的老戰友、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話，使我非常吃驚。他說：“葉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他笑道：“前幾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張春橋傳》。本想隨便翻翻，誰知道一拿起來，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頭昏腦，叫你害苦了！” 說罷笑話，林默涵言歸正傳，詳細地回憶了他和胡喬木的多年交往。 胡喬木的老秘書商愷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在採訪中，我發現胡喬木在“文革”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說個大概，記不清具體日期，何況她後來也被隔離審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詳。 我偶然得知，有一個胡喬木的老警衛員，當時每天陪著胡喬木。每一次胡喬木被紅衛兵、造反派揪鬥，他總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調往其他單位工作。 我緊追這一線索。經過多方打聽，知道這個老警衛員的家址。在一個夜晚，在北京曲裡拐彎的胡同里，我終於找到這個老警衛員的家。

老警衛員跟我說起他在胡喬木身邊工作的情況。他的一句話，引起我的注意：他說，在“文革”中，周恩來總理非常關心胡喬木的處境。總理辦公室經常打電話來問胡喬木的情況，他必須隨時回答。為了便於答复，他找了個本子作記錄，記下胡喬木每天被揪鬥的情況，包括日期、揪斗地點、揪鬥單位名稱、揪鬥單位負責人名字及電話。 我一聽，馬上追問這本子在哪裡？他翻箱倒櫃，找到了那個本子。我一看，如獲至寶！ 關於胡喬木在“文革”中的遭遇，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曾去看望胡喬木，由於事先沒有打招呼，結果沒有見到胡喬木。不過，這消息一傳開來，紅衛兵和造反派也就再也不敢去揪鬥胡喬木了。 在採訪中，很多人跟我談起此事，都是“聽說”如何如何，沒有誰能夠說清楚毛澤東是在什麼情況底下決定去看胡喬木的？為什麼毛澤東沒有見到胡喬木？

後來，我經過多方調查、核實，特別是採訪了當事人、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張耀祠，並把張耀祠的回憶跟谷羽的回憶加以對照，這才弄清這一重要史實。 我寫《胡喬木》一書，儘管胡喬木的一生曲折多變，方方面面對於評價大相徑庭，我仍沿用我多年堅持的創作原則，即“用事實說話”。我以為，我的責任是在書中把真實的胡喬木告訴讀者，而讀者遠比我高明得多，自會作出準確的評價。 《胡喬木》一書，於1994年2月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成為海內外關於胡喬木的笫一本長篇傳記。胡喬木親屬為《胡喬木》一書提供了大批照片。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同時推出了本書的香港版，書名改為《毛澤東與胡喬木》。 胡喬木夫人谷羽對《胡喬木》一書十分滿意，自費買了三百冊《胡喬木》，給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們每人送了一冊。

在《胡喬木》一書出版之際，我曾表示：“本書只是初稿。胡喬木的一生，與中共黨史有著密切關係。希望以後在初稿的基礎上，再作採訪，再作補充，再作修改。” 本書在1998年進行了一次技術性的小修訂。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年來，整理出版了胡喬木的諸多著作以及《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等重要回憶錄，關於回憶胡喬木的文章、書也多了起來，再不是我當初寫《胡喬木》一書時那樣資料匱乏。 最近，我對全書進行了全面修訂，增補了許多新的內容和新的章節，使新版《胡喬木》一書面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