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用“日月如梭”、“白駒過隙”、“彈指一揮間”形容人生的短暫，但是在年輕的時候往往沒有這樣的感覺。昨日還被稱為“青年作家”、“文壇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協會電話，說是要為我慶賀70歲生日，使我猛然間感到歲月飛逝，連我也進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這個時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許久文先生和編輯李振之先生專程從長沙飛來上海，跟我商談出版《葉永烈文集》事宜。我與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並無太多交往，只在1980年11月由該社出版過《碧島諜影》一書（後來被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後就沒有聯繫。他們要出版我的文集，有點出乎我的意外。從他們兩位的談話中，得知他們是有備而來，他們“跟踪”我多年，讀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決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誠意，很使我感動。我當即表示非常歡迎。我希望能夠借助出版文集，回顧自己的60年創作歷程（我在11歲時開始發表第一篇作品）；同時也乘出版文集之際，對作品進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補充，以更好的質量、更新的面貌奉獻給廣大讀者。 不過，我也如實、坦率相告，由於我的文集總字數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記得，在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葉永烈自選集》之後，曾經有兩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廢： 先是人民日報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葉永烈文集》，共50卷，1700萬字，我已經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後，沒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過去，把人民日報出版社尚未出完的《葉永烈文集》繼續出下去，出了15卷，最後仍是半途而廢，未能出下去。

在此後的10年之中，我又創作了許多新作。我雖然並不清楚作品的精確的總字數，但是超過2000萬字、60卷是無疑的。事不過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葉永烈文集》，不再虎頭蛇尾，能夠有始有終，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數量眾多，無非是由於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歲就寫出第一本書，20歲成為《十萬個為什麼》主要作者，21歲寫出《小靈通漫遊未來》。 《十萬個為什麼》迄今的總印數達到二億一千萬冊。 《小靈通漫遊未來》印了300多萬冊。經我授權、取名於《小靈通漫遊未來》的“小靈通”手機用戶也達到一億。所以有朋友笑稱，我在20、21歲的時候，就成為“三億”精神富翁。 二是我從事專業創作早。 1979年1月及3月，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關心我的創作情況，作了兩次批示，這樣我在1980年離開了工作繁重的導演崗位，調往上海市科協擔任掛名的常委，實際上是從事專業創作。 1987年，我調往上海作家協會，成為專業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後，毫無退休之感，仍像擔任專業作家那樣埋頭於創作，所以我前後有30年時間從事專業創作。

三是我用電腦寫作早。我是中國作家中第一批“換筆”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開始用電腦寫作。電腦大大提高了寫作效率，減輕了寫作的勞動強度。其實，我在用筆寫作時，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給《人民文學》、雜誌寫的小說，也是一稿完成。在用電腦寫作之後，如虎添翼，寫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拚命三郎”脾氣。從事專業創作之後，30年來我過著“5+2”、“白+黑”的生活。所謂“5+2”，即除了每週5個工作日之外，週六、週日我也都在寫作。所謂“白+黑”，即白天加夜晚。我習慣於早上6：30起床，開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電視新聞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寫作中度過。一年到頭，我除了出差、採訪、旅遊之外，“全天候”寫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務，使我能夠全力以赴從事寫作，無後顧之憂。妻還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讀者，第一評論者，也是一位仔仔細細的校對者。她常幫助我把一些資料、引文輸入電腦，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寫的作品輸入電腦。 令我扼腕而歎的是，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後，直至1978年，前後整整15年，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幹校”所浪費。這恰恰是我從23歲到38歲的年富力強的人生黃金時期。如果那15年用於專業創作，豈止可以多寫1000萬字。這是最大的時間的浪費，生命的浪費。更何況那無休無止的澎湃在中國大地的極左思潮，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以至後來不得不花費很多精力去撥亂反正，這才終於走上真理的軌道。

我視創作為生命，把作品看作是“凝固的時間”。筆寫來的，斧頭也砍不掉。自從11歲發表第一篇作品以來，我一輩子可以說是“從一而終”，只從事一項事業，即文學創作。 其實，有兩個時期，我完全可以不寫作： 一是“文革”時期，出書時除了送50本樣書之外，沒有一分錢稿費。在那樣的歲月，我白天在農村下地勞動，或者在電影厂裡做“煤渣磚”、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寫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話等“遠離政治”的書，還寫好一大批書稿，壓在我的抽屜或者出版社編輯的抽屜裡，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的作品如同噴泉湧出，在1978年我一度創造了“月出一書”的記錄。 二是現在，我的兩個兒子都事業有成，我自己也擁有一批知識產權，很多人都勸我不必寫了，含飴弄孫，坐享清福。我卻依然不停地寫作。我先後12次應邀出席全國書市，還多次出席北京書市、上海書市、羊城書市，就是因為我不斷推出有影響的新著，出版社借助於書市“造勢”，舉行新書首發式或者簽名售書。

在中國作家之中，我是很另類的一個。我的作品除了數量多之外，而且體裁多樣。我是一個寫作興趣非常廣泛的人，早年寫詩，後來寫過小說、散文、童話、寓言、電影劇本、雜文、評論以至相聲、快板、歌詞，最後定位在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紀實文學。 我是中國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學讀了6年化學本科，畢業之後卻“背叛”了化學，從事電影、文學創作。正因為我有著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寫了《十萬個為什麼》、《小靈通漫遊未來》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後轉向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進行“大題材、高層次、第一手”的採訪，寫下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寫下關於1957年全景式的紀實長篇，寫下182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寫下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鄧小平改變中國》等等；隨著我的兩個兒子分別在台灣、美國安家，我5次去台灣，7次去美國，並開始世界性的漫遊，足跡遍及五大洲，拍攝了十幾萬張照片，寫下20來本圖文並茂的“行走文學”作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記述異域風情，諸如《美國自由行》、《星條旗下的生活》、《櫻花下的日本》、《真實的朝鮮》、《歐洲自由行》、《澳大利亞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陸腳遊台灣》、《台灣那些事兒》等等。其中在美國“911事件”爆發時趕往紐約所寫的長篇《受傷的美國》以及蘇聯解體10週年時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所寫的長篇《行走俄羅斯》，則已經超出“行走文學”的範圍，成為國際重大事件的紀實文學。科普、科幻作品，紀實文學，行走文學，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版塊。

我母親說我屬“勞碌命”，還說我是吃“英雄飯”的。大約命中註定，我要勞碌一輩子，。這一回我應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約，著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萬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這無疑是一頓“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飯”，我又要“勞碌”一陣子。我的體質向來不錯，常以病曆卡保持空白紀錄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場突然襲來的大病差一點給我的生命畫上句號。我是寫好遺囑上手術台的。由於大夫的精心治療，我算是從手術房裡揀回一條命。經過這次與死神搏鬥，我倍感時間的寶貴、生命的有限。 2009年我以近乎“瘋狂”的速度“搶點運行”，出了十幾本書，又一次創造“月出一書”的紀錄。我還日夜兼程趕寫了42萬字的長篇新著《走近錢學森》，在“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院士去世之後一個月發行全國。

2010年1月底，我接到醫院統計員的電話，她一再問，接電話是不是葉永烈本人，我告訴她剛從迪拜、埃及歸來，聽得出電話那頭傳來吃驚的聲音。我在出院之後已經第二次接到這樣的電話，明白這是在“跟踪”統計手術後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寫作多少年。寫作著是美麗的。寫作的人生是燦爛的。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樣出國，照樣採訪，照樣寫作，只是多了一種強烈的時間緊迫感。我希望在完成《葉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後，能夠全力以赴寫出幾部長篇新著。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出版的《葉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國內地能夠出版的著作。我還有一部分在香港、台灣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經完成的《“風波”三部曲》（即150萬字的《出沒風波里》、《現在可以說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後兩部長篇，尚不能收入。

還要說明的是，我從各地書攤上買到近50種署名葉永烈著的偽作，諸如“賴昌星黑色三部曲”之類，還有以《葉永烈文集》名義出版的《毛澤東與鄧小平》、《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周恩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等等，皆非我所著，自然也不能收入《葉永烈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