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果不把此話當作宿命論的哲理來看待，而用它形容人生道路，至少還是反映了一些客觀狀況。一個人儘管可以行得端，走得正，向來問心無愧，也難免在復雜的環境中失足受挫。更何況總有那麼一些人，為了某種需要，耍陰謀、搞詭計，常常從背後射出暗箭，使人猝不及防。康生，就是中國共產黨內一貫搞鬼整人的老手。賈拓夫則是前傷未癒，又遭中傷。
那是1962年10月，賈拓夫的“右傾機會主義”問題已在七千人大會上一風吹掉，周恩來總理已要他準備接受新的工作，他也被獲准以中共中央委員的資格，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就在這時，康生突然製造出一個“小說反黨案”，硬是把小說《劉志丹》說成是“為高崗翻案”，是製造和宣揚“陝北救了中央”的反黨觀點，是一部“反黨小說”。還製造出一條毛主席語錄：“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同時羅織出一個“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硬說這部小說是這個“反黨集團”炮製的，目的是為“實現篡權野心製造輿論”，云云。
其實，這個“案子”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別有用心的陰謀。
劉志丹是陝北早期革命鬥爭的領導人，為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和開展武裝鬥爭作出了卓越貢獻。 1936年，遵照黨中央的抗日部署，率紅軍東渡黃河，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不幸壯烈犧牲於山西戰場。毛澤東親自題詞稱他是“人民英雄”。劉志丹是陝北乃至全國人民景仰的革命領袖。為永久地紀念他，黨中央、毛主席批准將他的家鄉命名為志丹縣。 1956年，工人日報社向劉志丹的弟媳（地質部副部長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約稿，寫一部劉志丹的傳記小說。李建彤懷著極大的熱情，走遍陝北根據地的山山水水，訪問了幾百名老黨員、老幹部、老紅軍、老赤衛隊員，經過幾年的準備，寫下了這部反映劉志丹光輝一生和陝北人民英勇鬥爭歷程的小說初稿。 1962年，正當李建彤進一步徵求意見，做第六次修改的時候，有人向康生告狀。康生如獲至寶，下令將未修改的第五稿和已廢棄的第三稿印成書稿，分發批判。就這樣，一部正在修改、尚未出版的小說《劉志丹》，便成了一樁“反黨事件”的“罪證”。
康生為什麼要這樣幹？拿他自己公開說過的話，叫作“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所以，給小說戴上“反黨”的帽子，製造出一個“反黨集團”，進而株連到幾乎所有接受過採訪的老同志。借一本未出世的書而整治一大批幹部，就是不足為怪的了。後來，把“習賈劉集團”又發展為“西北反黨集團”，再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也可以說是不足為怪了。
雖然，陰謀詭計盡可以得逞於一時，但終究是不能長久的。 “文化大革命”後，這一小說“反黨”的大冤案，終獲徹底平反，這一事件也作為康生等人的罪行記入了史冊。但是，賈拓夫在當時卻又一次遭受了無端的沉重打擊。
事實上，賈拓夫與小說並無關係。他作為陝北革命鬥爭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曾與劉志丹有過接觸，有過工作關係。李建彤為了解陝北斗爭的歷史情況和劉志丹本人的各種情況，曾於1957、1958年採訪過賈拓夫兩次。這部小說被定為“反黨小說”，拿到八屆十中全會之前，他既沒有看過，也沒有聽說過其內容，但他卻被打成炮製這部小說的“反黨集團”成員，而被取消了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以接受中央進一步的專案審查。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於此。毛澤東主席在1962年10月的這次中央全會上，進一步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要求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於是，所謂的“反黨小說”也就自然地與“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一定要首先造成輿論”的階級鬥爭觀點相聯繫了。這種壓力，當然對任何黨內的同志都是極其可怕和難以承受的。
正當賈拓夫滿懷著熱情，企盼為黨去做新的工作的時候，小說問題猶如一盆污濁的冰水噹頭潑下。他委曲，他激憤，他無可奈何。他在反複申辯自己與小說並無關係，沒有任何反黨活動，更無任何反黨思想之外，別無其他選擇。既不能回到火熱的基層工作中，繼續他稱為“初小”的學業，也不可能接受什麼新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壓抑憤懣，盡量做到平心靜氣，以坦蕩的胸懷去接受組織的又一次審查。除此而外，他又能做什麼呢？
曹操詩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不，那是古人，是志向不清、意志不堅之士之所為。而共產黨人，堅定的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志向和情操。不管他們個人的處境如何，他們都不會把自己與為之奮鬥的事業割裂開來。在偉大的為人民、為民族、為國家振興的事業必將前進、並且正在繼續前進的時候，他們總是把錯誤和挫折看作是前進中的曲折，把個人的逆境、冤屈看作是一個局部。這種曲折，這種局部，終究不會影響總的趨勢和全局，終究不會倒轉歷史車輪。而他們自己是與這個總趨勢和全局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會僅站在個人的人生角度去看待這些，而經常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去看待這一切。因而，他們可以在敵人的鐵牢裡認真學習外語，可以在酷刑下堅持鬥爭，可以刑場上舉行婚禮，可以在雪山草地上笑談世界，可以在逆境中賦詩作畫，可以在挫折中樂觀人生……這裡究竟包含了些什麼呢？我們很難用精煉的語言去概括。但是，正是這些精神推動著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曲曲折折地前進到今天，也必定會曲曲折折地繼續前進到更加壯美的明天。我們不能用文字準確生動地說明賈拓夫此時的心境，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他身上看到許多，想到許多。
賈拓夫再次受挫後，從1962年底開始來到中央黨校研究班學習。這可能是對“犯錯誤的高級幹部”一種通常的過渡性安排。而賈拓夫則把它當作了一次極難得的學習機會。儘管他一貫注意學習理論，但從參加革命以來，他畢竟沒有過這樣一種集中的學習機會，從來都是利用業餘時間，結合當時的形勢，有選擇地學一點東西而已。儘管人們說他有理論水平，也善於與實際結合，但他畢竟還沒有條件系統地學習過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書籍，沒有條件系統地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儘管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但他並不覺得日暮途短，而認為自己正值壯年，以後要做的事情還會很多。儘管他屢遭冤枉，已被貶黜，今後會安排個什麼工作尚不可知，但他總懷著奮鬥不已的志向，認為不管做什麼，多學一些，學深一些，終究會大有用途，至少可以做個真正的明白人。所以，他十分珍視這個機會，充分利用這個機會，認真地投入到學習當中。
賈拓夫在黨校的學習非常刻苦。本來，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也沒有什麼硬性任務和進度逼迫著他，他滿可以從容學來。但他卻還是像過去對待工作那樣對待讀書，像過去擠工作間隙看書那樣，抓緊時間攻讀。他認真地學了幾乎所有重要的馬列經典著作，通讀了《毛澤東選集》1—4卷，又精讀了一遍。他邊讀、邊思考、邊作心得筆記，讀到精神專注時，甚至忘卻了時間，竟然常常要別人提醒他去吃飯。每天早、中、晚三個單元，他都在學習，很少和其他同學一起打牌、娛樂。有時飯後散步，還和一道的學友交流、討論，因為他腦子裡很少有其他問題，裝的都是書裡的東西，簡直有些如醉如痴。長時間這樣讀書，對於他這樣的人，身體都有些吃不消了。由於過於疲勞，患了眼疾，以至醫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書一段時間，好恢復和保養一下眼睛。同班的老同志都說他：“拓夫，時間還多，何必搞得如此緊張？學了東西，丟了身體，也劃不來嘛！”校方和同學都公認他是研究班裡最刻苦的一個。
他為什麼這樣拼命讀書，是在打發光陰嗎？是為了排解內心的煩悶、苦惱和委曲嗎？不是的。正像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他是個認真的人，幹什麼事都認真，有時甚至過於認真；他是個真誠的人，真誠地認為這段學習對他是極端必要的；他是個倔強而堅韌的人，他不願消沉，他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人們常說詩能寓志。賈拓夫在黨校期間，偶有詩作，看看其中一些詩句就能對他有進一步的理解了。
如他在一首《七律》中寫到：
另在一首長長的五言詩中，有這樣一些句子：
賈拓夫在中央黨校一直學習到1965年秋。 3年時間的確不短，他這幾年仍舊過得很充實，很有收穫，不只是系統地讀了馬列著作，更清理了頭腦，充實了精神。他懷著“老驥伏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志向，期待著下一步的工作。
1965年，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三年自然災害及大躍進以來工作失誤給國家造成的巨大困難時期度過去了，各方面工作都得到恢復和發展，形勢變得越來越好起來。就在這時，毛澤東主席指示：對那些有過錯誤的同志，應當分配適當工作。他請彭德懷到家裡來吃飯，提出派彭德懷到三線工程總指揮部擔任副總指揮。其他一些人，他請書記處作出相應的安排。在書記處研究時，根據彭真的建議，把賈拓夫留在北京，分配到石景山鋼鐵公司（現首都鋼鐵公司）擔任副經理。 1965年10月，賈拓夫來到他一生的最後一個工作崗位。
首鋼，對賈拓夫來說並不陌生。望著這座現代化的鋼鐵聯合企業，他思緒紛然，感慨萬端。幾年前的大躍進中，這裡也是“元帥”升帳的地方。那時節，令人頭疼的、成為矛盾和鬥爭焦點的就是鋼鐵，引發廬山會議巨變的也有這個鋼鐵。如今，幾場風雨，幾經洗禮的高爐挺拔聳立。人們從經驗教訓中走出來，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大型聯合企業又生機勃勃了。自己辛苦了幾十年，搏擊了幾十年，委屈了幾十年，最後竟又走到了曾經把他翻倒在地的行業，這意味著什麼呢？世間常說：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再爬起來。命運對他作出這樣的安排，是偶然的巧合嗎？有意思，真有意思！回首往事，酸甜苦辣；瞻望未來，心潮起伏。但不管怎樣，他也要正視這種現實，接受這個挑戰。 “無私一身輕”、“甘當螺絲釘”、“壯志隨時增”、“懸崖奮勇登”——他的詩句縈繞在腦際。看著眼前的萬千氣象，他眼睛明亮起來，欣然將在黨校時寫的《七律》，改寫成一首新詩：
是啊！毛澤東主席說得多好：“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驕傲自滿和固步自封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任何人都在此規律的製約下。看破紅塵，未必成仙；多年修行，未必成神。 “曾經滄海難為水”，是說人們經歷了各種事態，會懂得更多，但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不管有多麼複雜、曲折的經歷和成功與失敗的錘煉，總還是洶湧浪潮中的水。水溶於潮，才能聚少成勢，澎湃前進；水離開潮，便會很快化為烏有。賈拓夫願意落戶北京的西山，和工人們一起在建設祖國的一浪高過一浪的事業中，走完人生最後的歷程。
剛到首鋼，黨委並沒有給他分配具體的工作。但他不圖虛名，不求清閒，立即穿上了普遍的工作服，下到基層。人們看到這位“落戶西山願做工”的老革命，從礦山到高爐，從車間到食堂。在“文化大革命”前的6個月中，他的足跡踏遍了整個首鋼，先後在兩個廠、三個礦、六個車間、工段進行蹲點，參加勞動和搞調查研究。寫出有關政治思想工作、生產管理工作等方面的調查報告8篇，共11.4萬多字。
既然到了企業，他就不是局外之人。沒有具體分工，他也就不“干擾”領導班子的工作，而是力所能及地幫助領導、配合別人主動地做些事情。他在蹲點參加勞動中，和工人幹部促膝談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親切地稱他是“我們的老賈同志”。在這種親密的交往裡，很自然地就把思想工作做到了群眾中。比如，在熱風爐參加勞動時，他幫助工人總結經驗，提高思想覺悟，還以“你們的老賈同志為紀念熱風爐小組思想革命”，題《滿江紅》一首。這首詞曾用鏡框鑲入，被當作座右銘，掛在休息室裡，與大家共勉。詞中寫道：
在遷安鐵礦，他走遍礦區的各角落，詳細了解礦石生產；在選礦廠裡，與工人一起清掃廠房，帶頭搞起文明生產；在煉鐵廠裡，他和工人一起搞會戰，為一號高爐奪世界冠軍，他甚至興致盎然地同大家一起摸爬滾打；在鑄鐵工段，他又和乾部工人一起開會，幫助他們總結增產節約的經驗，促進工作更上一層樓……
白雲石車間是當時全國冶金戰線樹立的一個先進典型。但他在調查研究中，發現有些基層幹部對“白雲石”的經驗持懷疑態度，認為這是市委和公司黨委給捧起來的，所以它的經驗有些推廣不開。當時，白雲石車間黨支部的經驗已編寫成冊，而賈拓夫不滿足於別人寫成的現成材料，他堅持親自蹲點，摸第一手情況。於是，他一個工序一個工序地參加勞動，和工人幹部普遍交談，實實在在地、一點一滴地調查研究，熱情地鼓勵工人和乾部們繼續努力。在做了大量而紮實的工作基礎上，他又花了足足15個日日夜夜，寫出一份《白雲石車間調查報告》，用詳盡的事實說明：“白雲石車間改變面貌是靠黨支部帶領群眾艱苦奮鬥幹出來的。黨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是在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相結合的實踐中產生的，是有生命力的。”他在熱情肯定、讚揚“白雲石經驗”的同時，也坦率地作出分析，指出白雲石車間黨支部主要幹部的思想上有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情緒。在給黨委寫的《白雲石蹲點的若干體會》中，對他們的經驗在一些基層推不開的原因，作了具體分析，誠懇地提出了改變此種狀況的建設性意見。
為了幫助白雲石車間繼續保持先進，創造更好的成績，他還寫了一篇《談談驕傲自滿》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分析了驕傲自滿的種種表現和精神狀態後，還有這樣一段話：“我是犯過這種驕傲自滿思想的一個，教訓很多、很大，因此體會也是比較深刻的。我曾經檢查過一番，得出如下一個圖式：驕傲自滿從'有產'而來，有什麼產？名、利、權、位；有'產'必有'氣'：驕氣、官氣、暮氣；有'氣'必有'子'：面子、架子。而這些歸根結底都來源於一個'我'字。是'黨'字當頭、'群'字當頭，還是'我'字當頭呢？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驕傲自滿有時也有認識上的根源，但就在認識上，也不能說和這個'我'字就沒有關係。因此，我想把我的這點體會說說，供同志們參考。”從這裡，我們不僅看到了賈拓夫認真負責、細緻深入的工作作風，更看到了他誠懇樸實、坦蕩無私的胸懷和品德。
賈拓夫到各基層蹲點、調查，既是為了全面掌握實際情況、熟悉企業的各種環境，也是為了幫助領導工作，提供參考意見。所以，他都堅持一貫的作風，實事求是，從不說假話、大話和空話，向黨組織反映情況時，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絕不誇大其詞。他每到一處，每寫一份調查報告，都把自己在那裡見到和聽到的政治工作情況、生產工作、幹群關係等如實地寫進去。比如他在《白雲石蹲點的若干體會》、《一高爐通訊》、《一高爐熱風爐通訊》、《鑄鐵機通訊》等調查報告中，都實實在在地反映了工人對所在單位黨委成員、黨支部成員的意見和看法，使上級黨委能直接了解基層的情況和群眾的意見。因而，雖然是調查報告，是他在沒有具體任務的情況下給自己安排的事情，但都能對工作產生實際的作用。他在首鋼時間不長，也未來得及直接從事具體的領導工作，但已經給那裡的干部和工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們看到了一個為人民出生入死幾十年的老黨員、老幹部，在遭受無辜陷害後，能識大體、顧全局，把個人榮辱置之度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誠懇質樸、勤奮積極，聯繫群眾、無私求實的赤子之心。
然而，這位“行年過半百”，準備“懸崖奮勇登”的赤子，很快就被捲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惡浪之中，走到了人生最後的悲壯時刻。 “一夜狂風起，百花盡凋零”。首鋼，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企業，一下子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頑固堡壘”；被稱頌為工交戰線一面紅旗的白雲石車間，驟然間變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黑樣板”。在那風雲變幻、莫測高深的日子裡，賈拓夫再一次表現了無產階級堅強戰士的品格。
按照當時的情況，像他這樣身份的人，即使沉默隱身都還躲閃不及，但他卻大義凜然，鎮定自若。他每天照常到廠，到人群川流不息的場所去看大字報，聽人們辯論，有時還到大學、中央黨校和機關去觀察。當他看到真理被踐踏、黑白被顛倒時，他又挺身而出了。
他不管黑雲壓頂，而毫不隱諱地喊出：“首鋼不是修正主義頑固堡壘”，“白雲石（車間）不是複闢資本主義的黑樣板”。白雲石車間的干部、黨員、積極分子，對於自己受到的迫害想不通。賈拓夫敢於講話，給他們以精神安慰和鬥爭勇氣。一位青年工人對賈拓夫說：“彭真來車間和我談過一次話，我就成了反革命！”賈拓夫說：“彭真怎麼啦？難道他講的話都錯了？我就不信！”一位青年女工問他：“劉瑞田、高升（白雲石車間的主任、支部書記）是不是走資派？”賈拓夫說：“你還是個小孩子，不懂事。高升、劉瑞田一個小小的車間主任、支部書記能走什麼資？他們能走到哪裡去？”他還請這位女青年轉告劉瑞田、高升：第一，“白雲石”是紅旗不是白旗；第二，對他們的鬥爭是錯誤的，是歷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所不及的。要他們想寬點，最後一定能夠把問題搞清楚。高升被鬥後，賈拓夫把他找到自己的住處，對他說：“你高升是好同志，好同志不等於不受冤枉。運動來得這麼猛。這不是下邊的問題，而是上面的問題。”以後，高升被折磨得病倒了，他還多次到高升家里和醫院去看望他。
賈拓夫的這種態度當然會激怒那些“造反派”和支持他們的人，於是開始把矛頭轉向他。聽說要批鬥賈拓夫，一個好心人冒著風險給他報信，要他躲一躲。可他偏不躲，反而提前一個小時來到會場。批鬥會給了他講台，他據理駁斥對白雲石車間的種種誣衊，之後，他又堂堂正正地署名寫出大字報，闡明自己的觀點：“你們對我的不滿和憤怒，主要集中在白雲石車間的問題上。對這點，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了許多大字報，也同一些同志談過話，並沒有得到充足的事實和站得住腳的理由能夠證明整個'白雲石'是'白旗'，是'修正主義頑固堡壘'，這個結論是主觀臆斷出來的。”旗幟鮮明，是非清楚，語言鏗鏘。這張大字報曾給“黑雲壓城”下的首鋼，給許多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壓抑和摧殘的同志，帶來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正是賈拓夫這種維護真理的豪邁氣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幫”及其“顧問”康生。 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會議上，康生惡毒地說：“陝北的那個賈拓夫是一個老反黨分子。”從此，對賈拓夫的衝擊和鬥爭陡然升級，各種各樣的帽子向他扣過來。他曾經工作過的陝西省、輕工業部、國家經委、計委乃至清華、北大、輕工業學院、地質學院、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處的造反派，絡繹不絕地“殺”上門來。此時，賈拓夫無論在首鋼，還是在家裡，便都不得片刻安寧了。
一次，一夥人闖到家裡，強令他回答四個問題，都涉及到國家經濟工作的機密。賈拓夫鎮靜地答道：“沒有周總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我不能奉告。”有一個“造反兵團”，聲稱得到中央文革的直接領導，他們屢次強迫賈拓夫揭發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副總理的所謂“問題”。賈拓夫義正辭嚴，乾脆地說：“我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錯誤，就是有什麼錯誤，也讓他們自己去講，用不著我揭發。”儘管他強硬的態度招致了加倍的折磨，但他堅定沉著，寧肯自己受苦，也絕不拿原則去作交易。
1967年初，他給遠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大兒子虹生寫信：“我們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你的父親。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我們一生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不論出現什麼情況，我們今後也絕不會做任何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這一點，你是可以放心的。”
1967年5月5日，賈拓夫被陌生人挾持，不知去向。在那“造反有理”、無法無天、綱紀混亂的年月裡，最起碼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抄家已是家常便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把“當權派”、“黑幫”、“走資派”抓走，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將他們拉出去遊街、批鬥，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用當年敵人對付革命者的各種殘忍手段，來折磨這些為國家和人民流血奮鬥幾十年的老幹部！做一個“黑幫”家屬，同樣“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說亂動”，敢問一句，輕則訓斥，聲色俱厲，重則鬥爭，戴上一頂高帽子，也會被“打翻在地”，哪裡還有能力來保護自己的親人？造反派們說這叫“紅色恐怖”，“好得很”！在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以2000萬烈士的生命為代價，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國里，共產黨自己的老戰士、老功臣們卻被任意迫害、污辱，而且株連親友，甚至家破人亡。這是一種什麼“革命”呢！
5月6日，就在這個史無前例的“革命”高潮中，賈拓夫這位革命41年的老戰士，未能倖免於難，被無情地“革”了命。那天中午，賈拓夫被兩個不明身份的人押解著從後門回到家中，他的夫人白茜和小女兒捷華，驚恐地發現他已憔悴不堪。一夜不見，竟然白髮滿頭，完全變了一個人。家里人不敢多問，心提到了嗓子眼，惴惴不安地照顧他匆匆喝了碗麵湯，又被來人帶走了。但萬萬沒有料到，這竟是他在自己家裡吃的最後一頓飯，和家人見的最後一次面。沒有一句囑咐的言詞，沒有一句告別的話語。就這樣，他滿含憂憤，永遠地離開了親人，離開了人世，離開了他為之嘔心瀝血、艱難奮鬥了一生的事業和國家！
1967年5月7日是一個淒楚陰暗的日子。濃濃的烏雲籠罩著北京，黑沉沉的天低低地壓在頭頂，叫人喘不過氣來，雨淅淅地下個不停，雨水里透著苦澀。這種天氣，總是讓人害怕，給人不祥的預兆，好像隨時都會降臨災難。就在這天的上午，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樹林裡發現了臥倒在樹下的賈拓夫！他已沒有了呼吸，沒有了脈博，也沒有了體溫，他的心臟再也不跳動了。
這天下午4點，噩耗傳到了白茜耳朵裡，她一下子驚呆了，剎那間腦子裡一片空白。當她由大女婿宏儒和二女兒曉黎攙拱，冒著冰涼的雨水，跌跌撞撞地趕到離城幾十里外的首鋼大門時，她沒見到一個領導，沒有見到能說清情況的人，更沒見到一個能說句安慰話的人。母子們茫然地站在陰雨裡，淒苦地等到天黑，也沒能見到自己親人的遺容。人家只是冷冷地扔下一句話：“遺體己運走，再等也沒用，回家去吧！”回家？什麼是家？那個暫時棲身的小院子，還能叫個家嗎？賈拓夫曾給全家的合影題詩曰：“兩小奇逢心互印，忽間成就一家人”。 30年風雨同舟，一日間人去室空，這究竟是為什麼？ ！幾十年相依為命的伴侶，屢經坎坷但仍生龍活虎的老伴，難道就這樣突然間走了？再也不回來了？她簡直不敢相信，也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
十幾天以後，在白茜和子女們的一再堅持下，才獲准在醫院的太平間裡見到了自己飽受摧殘的親人。白茜，這位堅強的女性，畢竟是在革命風雨中錘煉了30多年的老紅軍戰士。此刻，她冷峻鎮定，忍住淚水，未發一言，只是細細地撫摸著丈夫冰冷的肌體，默默地作最後的告別。她和孩子們看到，賈拓夫的額頭上、眼眶下有深深的凹坑，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傷痕，他半睜著眼，張著嘴，那憤怒、疑惑的表情分明是告訴人們：我有許多話要說！我死不瞑目！孩子們在母親的感召下也都強壓悲痛，抹去淚花，向父親告別。堅強的母親和孩子們在親人的遺體前暗暗發誓：我們一定堅持下去，為您昭雪；我們會堅強地循著您走過的路走下去，一定爭這口氣，絕不辜負您的期望！
此後，賈拓夫的親人們，像許多老幹部及其家屬一樣，經歷了許許多多無法言傳的磨難。他們置社會的歧視、迫害於不顧，始終頑強地進行抗爭，堅持不懈地奔走申辯。整整過了4698天，終於迎來了為賈拓夫徹底平反昭雪的一天！令人萬分悲慟和遺憾的是，在這陽光明媚的日子裡，人們無法面對賈拓夫的骨灰來告慰英靈，因為早在那人妖顛倒的年月裡，他的骨灰已被丟失，不知埋藏在哪裡，至今無處尋覓。儘管這使人想起來就憤慨，就痛苦，但是天涯處處有芳草，他畢竟又回到了他熱戀的這片黃土地上。這時的祖國大地已是一片翠綠，又充滿了盎然生機。
1979年5月3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對賈拓夫作出鄭重複查結論，明確指出：“賈拓夫同志1957年對國民經濟出現的一些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其基本觀點是實事求是的”，“當時說賈拓夫同志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反黨活動是不妥的”。 “定賈拓夫同志為反黨分子是錯誤的”。 “1957年以來為賈拓夫同誌所作的幾次結論均應予以否定”。並且決定：“恢復賈拓夫同志的黨籍，恢復名譽，予以平反，以國家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職務召開追悼會。”
1980年3月20日，黨中央為賈拓夫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徹底推倒了強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鄭重宣布“賈拓夫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賈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革命路線。”“尤其可貴的是，他實事求是，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原則，無私無畏，敢講真話，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對人民的利益高度負責的精神。”“在經濟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我國經濟戰線上具有獨到見解、有才幹的領導人之一。”他的一生奮鬥，最終得到了歷史的承認，他的忠貞不渝終於得到了報償。而加害於他的人，也終於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人民和歷史永遠不會忘記他，他終於可以瞑目於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