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學者赫爾岑說過：“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後看——就是向前進。”
歷史是人創造的，它也創造著人。
給歷史造碑的是人，而給人造碑的是歷史。
給歷史造碑，是為後來的人；給人造碑是為後來的歷史。
賈拓夫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道路，短暫而充實，坎坷而悲壯，平凡而光輝，歷史給他刻了一塊豐碑。他是無愧的，因為他畢竟給歷史作出了無私的奉獻，給後人留下了一份遺產。如果人們理解了它，接受了它，那麼這些遺產將是實在的，寶貴的，可供後人受用的。
賈拓夫一生有著明確的信念，他把自己越來越堅定地熔於為國家、為民族、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壯麗事業當中，因此，在苦難的陝北窮山僻壤中，大革命的鬥爭屢遭挫折，他從未回過頭。據一些老人們回憶：賈拓夫是綏德師範的高才生，“綏師”是陝北的“最高學府”，憑他在校出類拔萃的學業和表現，三年時間混成個“小秀才”，弄個一官半職，或者當個受人尊重的教師，有個固定的收入，過上小康生活，本不成什麼問題。有機會受人保舉，進一步深造，念個大學堂，離開貧瘠的黃土高坡，出人頭地，也完全有可能。但他卻沒有走那條路。
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他堅持鬥爭。白色恐怖主要是針對革命者和同情革命者。賈拓夫身處其中，天天都有被捉去砍頭的危險，雖然年紀不大，也深知隨時會遭殺身之禍。實際上他已被出賣而關進過死牢，嚐過手戴鐵銬、腳纏鐵鐐的滋味。但他越獄脫險後，反而更加堅定地與反動統治者進行鬥爭。即使黨組織被破壞，他幾乎陷入絕境時也不曾動搖。他在後來的五言詩中寫到：“闖關辭西北，銜命訪瑞金”，就是要找黨，要一條路走下去。
在歷盡人間艱苦的長征道上，他和無所畏懼的壯士們一起，度過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難忘歲月。他也吃過皮帶，用前面人的糞便“洗淨”裡面不曾被消化的生青稞充過飢。但他曾由衷地唱出：“艱苦奮鬥為哪個？為了抗日救中國”，更鍛造出了堅韌不拔的品格。
如果說，能經得起艱苦和生死關頭的考驗是不容易的，那麼，能經得起榮辱進退的考驗，也同樣需要堅定的信念和意志。賈拓夫在這兩種考驗面前都表現出真正的共產黨人風貌。也許，前一種環境離今天的現實稍遠了一些，後一種情形則還會經常發生；也許，英勇地經受了前一種考驗的人多，而經歷像賈拓夫後10多年那樣磨難曲折的人少得多，因而我們對賈拓夫在和平建設時期，在自己人自覺不自覺地構築起來的逆境中，能如此胸懷坦蕩，認真不苟，印象尤為深刻。有許多人在這種處境下，往往怨天尤人，心灰意冷，悲嘆命運，從此不願做任何事情；也有許多人在這種處境下，往往陷入虛無主義，看破紅塵，離人事越遠越好；還有許多人在這種處境下，往往囿於恩恩怨怨，憤世嫉俗，計計較較，耿耿於懷，或終日叫罵不平，或臥薪嘗膽，以待它日報一箭之仇。賈拓夫與這些人都不同。他也曾想不開，也曾痛苦，但他很快就能把握住自己，很快又振作起來。工作環境可以變化，工作態度依然積極如故。個人的升降、進退，甚至個人的榮辱、恩怨，雖不是完全置之度外，卻總可以看得很輕，處之泰然。他從不消極人生，從不悲觀失望。他相信歷史，相信自己捨棄一切而獻身的事業；相信“歷史總要發生一些令人遺憾的錯誤，但真理畢竟要勝利”；相信自己的本質、人品和所作所為，即使有錯誤缺點，也應該而且完全可能在不斷的克服中進入更高的層次，絕對需要的就是不僅在順境中，更要在逆境中去體現、去實踐。這難道不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忘我嗎？
被陳雲稱作“一代楷模”、曾馳騁疆場、建立過卓著功勳的大將黃克誠，被錯批錯鬥，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成員”而罷官後，寫有“唯願天公不作惡，五湖四海慶豐收”的詩句。他此時耿耿於心的並非自己的命運，而是比他更直接從物質上承受大躍進的苦果、吃喝穿戴都堪憂的廣大人民。他所願所望的是“天公”作美，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他們無時無刻不把自己同人民的事業緊連在一起。這就是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信念。
賈拓夫也是從未動搖過這種信念。廬山會議後，他被批判貶官，雖然內心是痛苦的，但他還是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問題。一方面，相信歷史會搞清楚，證明他們並不“反黨”，忠心可鑑；另一方面，他想到事業終要前進。所以他寫下“廬山識大義”的詩句。他要求到基層去，到群眾生產鬥爭的火熱生活中去實踐。當他有了這種機會時，他能忘卻過去，能“早已投身在火爐”，能“落戶西山願做工”，能“放下臭架子，甘當螺絲釘”，能“老馬途能識，懸崖奮勇登”，能紮紮實實、勤勤懇懇地在下面工作，而且是誠心實意、情緒飽滿、銳氣不減，絕非矯揉造作、故弄姿態，也絕非是一種排解、一種失落的寄託。這難道不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無私嗎？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而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峰，就是像老一代共產黨人那樣的忘我，那樣的無私，那樣的鍥而不捨，那樣的堅毅不拔。而這種精神，來源於一種信念，一種執著的追求。只有把自己自覺地熔進這為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奮鬥的事業中，只有完全有意識地始終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上，只有堅持唯物史觀，才能做到。這才叫作真正的、成熟的、高度的黨性原則。單憑個人的修養，個人性格的堅韌，個人“自我實現”的追求，是無法做到並長期堅持的。
人民和歷史，需要的就是這種精神，這種信念。尤其是當代，當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面臨一種深刻的變革的今天，更加需要這種精神，這種信念。這絕不是為了紀念賈拓夫們才故意說出的溢美之詞，也絕不是傳統觀念上的理想主義說教，而是極為現實的一種社會需求，是歷史前進的一種必然需要。不是嗎？試想一下，一個沒有理想，沒有目標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沒有一種力量和一大批骨幹分子去影響和帶動群眾，把社會凝聚起來，向著這個目標推進，社會又會成為什麼樣子？如果沒有賈拓夫和老一代革命者所表現的那種屢挫屢奮、愈挫愈奮的精神，人們怎麼能想像一個偉大歷史性事業能夠成功？人民對於代表他們、領導他們的政黨及其骨幹分子，又能希望什麼呢？也正是基於這一點，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賈拓夫的一生，特別是他的最後10年才更具光彩；回顧和總結他的一生，才更有意義。
賈拓夫的光彩還不僅僅表現在那種百折不撓的信念上，他的信念不是表現為詩人那樣的浪漫抒發，不是表現為文學家那樣的理想呼喚，不是表現為思想家那樣的思索尋覓，也不是表現為評論家那樣的高談闊論；而是表現為革命家那樣的認真實踐，實干家那樣的開拓進取。他一生都在實幹，都在紮紮實實地做事。他把對事業的忠誠和追求，落實到所從事的每一項具體工作中。在他看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種工作，以及它們的集成，都是整個事業的組成部分，而每一工作的進展與成功，都構成和推動著整個事業的前進。他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在開創自己所承擔工作的新局面上。因此，他做的每一段工作都是相當成功的，都具有開拓性，也都是有實績的。黨給他的評價是“有獨到見解、有才幹的領導人之一”。這“獨到”就是開拓；這“有才幹”就是實績。
縱觀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無論是在長征路上開路籌糧，還是在陝西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論是在延安開闢黨早期的民族工作，還是在敵頑封鎖下經管財經，保障供給；無論是接管西安，鞏固政權，還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面發展國民經濟；無論是在中央領導機關，還是在基層工礦企業，他都有出色的表現，良好的政績。可以說，他的一生，是開拓的一生，也是碩果累累的一生。他既忠實於黨的路線，又勇於探索創新。把忠誠轉化為實幹，把責任轉化為進取，不敷衍，不虛誇，不空談，注重實效，不搞花里胡哨，積極創造，不求急功近利。每承擔一項任務都認真負起責任，每做一件工作都真正做出成績。幾十年裡，他換過許多崗位，做過許多事情，幾乎每一階段都取得新的成績。即使在首鋼沒有具體任務的情況下，也能幫助別人去做些實際工作。而且，他每換一個工作，大都是由於前面的工作表現出才幹，後一項工作需要他去開拓。他“升遷”得很快，並不是靠資格，不是靠關係，靠提攜，而是靠業績，憑本事。他的經歷中記錄了他實實在在的貢獻，也記載了他踏實苦幹的作風。
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是偉大的成功的。這個成功，不僅僅是由於她的信仰、理想和綱領吸引了絕大多數人民，更是由於她和人民一起長期地、不屈不撓地去實踐。今日之中國與幾十年前的中國絕不能同日而語，一個昂首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任何人也不能小看的共和國，不是畫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而是乾出來的。今後的日子還很長很長，還會十分艱難、艱辛，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苦幹。其中，首先需要的和不能取代的是擔負領導職責的政黨和她的骨幹分子，比任何力量和人們都更加努力踏實地苦幹。遺憾的是，如今有那麼一些大大小小的領導者，似乎是不那麼苦幹實幹也能過得去。有些人不靠苦幹實績，而靠其他的手段和“本事”，不僅過得去，還能混得好，升得快。其實，這說明社會肌體出了毛病。人們有理由深深懷念周恩來時代那政府機關辦公大樓的燈火通明，懷念賈拓夫們以工作為全部生活，以做好每一項工作為最大追求的工作態度，有理由期望和鞭策大大小小的領導者們，像20世紀50年代的賈拓夫們那樣勤政。因為只有勤政、實幹，才有希望；勤政才能帶動廉政，而不勤政本身就是最要命的腐敗。
賈拓夫一生勤勤懇懇做事，也實實在在做人。他的質樸、忠厚、誠懇、正派是有口皆碑的。他從不搞權術、耍滑頭，從不拉圈子，拉幫結派。有人評論說：賈拓夫在復雜的政治生活中，書生氣太重，缺乏經驗。也許是吧。客觀上，由於他的特殊經歷，加上他的這種為人作風，他的確有些“缺乏自我保護”。從某種角度看，他不屬於任何“山頭”（“山頭”在現實中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要處理好），也許在中央的某些人看來，他是西北的干部，而在西北的人看來，他又是中央的干部。他從陝北、陝西到了中央蘇區，又跟紅一方面軍長征回到陝西；從西北地方的工作崗位又到了中央的領導崗位。這種工作的變動，本來是完全正常的，但在某些情況下，這又可能是一種“劣勢”，一種容易被人做文章的處境。儘管他處以公心，認真做事，從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但還是一會兒差點被安進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一會兒又被莫須有地扣上所謂“習賈劉集團”的帽子，這大概與他的那種“劣勢”不無關係。
當然，這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種產物，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但是，人們回顧起來，還是有理由希望不再發生這種令人遺憾的情況的。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就個人經歷和個人關係而言，很自然地會有親疏遠近之分，但既然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就應該彼此平等，互相信任地一起共事。歷史已經證明，什麼時候這種關係是健康的、親密而融洽的，什麼時候隊伍就堅強有力，事業就蓬勃發展；而什麼時候這種關係變得複雜，滲進某些小團體利益和個人私利的打算，內耗四起，空氣變得不清新，不健康，什麼時候隊伍就鬆散而缺乏戰鬥力，事業就會受損、受挫折。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完成那樣宏大的、需要千百萬人長期奮鬥的事業，多麼需要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精神啊！人們多麼希望少出一些賈拓夫那樣的悲劇，少一些內耗啊！有人說“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仁愛、友善、團結、祥和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有階級的社會裡，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不同階級之間，不同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是必然的。但是在共產黨內，在為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共同奮鬥的事業中，禍起蕭牆，同室操戈，則是應該和可以避免的。在和平建設時期，如何解決好這一問題，找到一種方法和途徑，能夠容納和正確處理內部關係及不同意見，既統一意志又團結同志，既求大同又存小異，既分清是非又不傷人，則仍然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改善黨的領導的一項重要任務。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一項任務。
賈拓夫雖然自身幾次受到委曲，一生頗多周折，但他對同志卻始終寬厚誠懇，從不整人，和他一起戰鬥過和工作過的人，都一致有此好評；他從來都是非常尊重上級、尊重同志，即使自己受到不公，也不“以牙還牙”。所以他的同志關係一向很好，人們都說“賈拓夫真是個好人”，很大程度上是對此而言的。 1957年，全國開展反右派鬥爭，賈拓夫負責的國務院第四辦公室就沒有一個人被打成“右派”，而當時是有指標任務的。有人提醒他說：這事不好向國家機關黨委交待。賈拓夫卻明確地講：“我是這裡的負責人，我去向黨委負責，總是要實事求是嘛！”這件事在當時的環境下的確難能可貴，它不僅反映了賈拓夫堅持實事求是的一貫思想作風，也反映了他對待同志的忠厚誠懇的品質。而在工作中，他又常常主動承擔責任，檢查自己，從不邀功諉過。
賈拓夫對自己有明確的要求，自律很嚴。他對別人講過：為人做事要從實際出發，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當老實人，實事求是。這五個“實”成為他一生的座右銘。他也說過：“真正做到這些'實'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環境是複雜的。但正是因為複雜，才更需要'實'。以'實'之不變去應複雜之萬變，方為根本之策。”是啊！投機取巧，耍小聰明，不老實，善鑽營，可得計於一時，但終不能長久。機關算盡，即使八面玲瓏，取巧一生，蓋棺後也未必流芳後世，反倒會遺臭千古。世上的正事，是靠這些老實人辦的；社會的真正進步是靠千千萬萬的老實人推動的。世間的複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那些不老實的人造成的。我們從賈拓夫的一生可以看出，正是由於他堅持“唯實”這個宗旨，他才能處處注重調查研究，才能結合實際產生“獨到見解”，才能不唯書，不唯上，成為實事求是的模範，才能從實際出發，做出實際的成就。一個領導者，只有真正做到這些，才算是一個稱職的領導者，一個對社會有益的領導者。當然，正像賈拓夫所說的那樣，真正做到五個“實”並不容易，有時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是政治生命。但是，如果沒有許許多多像賈拓夫那樣求實的人去辦求實的事，如果不是絕大多數人經過反反复复，最終還是走到這條路上來，那麼，怎麼會有今天的進步和發展？世界不是早就亂套了嗎？
賈拓夫嚴肅實在的態度，不僅僅表現在對待工作，對待同志，對待事業上，也表現在對待個人生活和作風方面。他一貫地要求自己嚴格地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行事，始終堅持做一個普通的工作者，從不計較個人待遇，從不搞任何特殊化。在陝西地下鬥爭和延安的艱苦年月中，他身體不好，工作十分繁重，但他從來沒有要求組織對自己給以更多的照顧，即使在患了嚴重的肺病，醫生斷定他活不了多久的情況下，他也不多提一個字，硬是咬牙自己堅持過來了。解放後，生活待遇好了，地位也很高了，他更是覺得自己已經比廣大工農群眾和乾部好了不知多少倍，認為自己“已經是過著共產主義的生活了”，怎麼能夠再想著個人，想著生活和待遇呢？他曾對子女們講：“幾十年的鬥爭中，有多少好同志為黨的事業犧牲了，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他們沒有了，我們留下來的人卻有了權力、地位和待遇。不努力把他們未竟的工作負擔起來，何以告慰死難的同志？還算什麼革命者！爭個人的東西就是思想上的蛻化！”他正是以這種思想來要求自己的。
賈拓夫擔任國務院四辦主任兼輕工業部部長的時候，家住在北京東城韶九胡同一個帶花園的大院子裡，有幾十間屋子，然而他住得十分不安穩。他認為大家住房都很緊張，而自己一家人住這麼多房子實在太浪費，也脫離群眾。於是主動向組織上提出自己的意見，組織上就安排了一機部、紡織部的兩位副部長住了進去。但他還覺得心裡不踏實，又向組織提出全家搬到三里河的宿舍區，住單元房的想法。他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和一般幹部一樣去住宿舍區的房子呢？”後來，機關事務管理局介紹了西城武定胡同一個小院，裡面沒有廂房，連衛生間也沒有，他卻很滿意，只簡單地把過道改修成一個衛生間後，就帶全家人住了進去。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被迫害致死，全家人被趕出這個院子為止。
這樣一些小事，現在看來好像很無所謂，但當年賈拓夫卻非常認真。他擔任輕工業部部長時，經常有些輕工業新產品送來檢查試用。他在為國家不斷有了人民生活需要的新產品而高興的同時，總是提出意見，讓秘書把意見連同送來的東西一起送回去。有時秘書說：“這些東西是送來的，退回去也沒有用，可以留下來給孩子們用。”他卻很嚴肅地說：“不行，這是公家的東西。孩子們需要什麼，到街上去買。”他除了吸煙外，沒有其他嗜好，對生活水準也沒有什麼要求，直到他含悲而逝，手上還是戴著那塊已戴了幾十年的舊表。那塊表是40年代在延安時，王震將軍跟他換的。這塊老式瑞士表，家人當作寶貝，傳給了長子繼承。可是表走時並不准，拿到錶店修理，人家說這塊表已經“老掉牙了”，無法再修了。
即使像那塊表一樣“老掉牙”的東西，賈拓夫也沒有幾件可留下來的。除了幾件平常換洗的中山裝，就是一件陳雲送給他的浴衣，賀龍送給他的一件皮大衣，林伯渠送給他的一把水果刀，妹夫常誠送給他的一個煙斗，朝鮮領導人送給他的一方硯台，陝西省老同志送他赴京時贈的一個紫檀木框鑲的毛主席絲繡像，再有就是為數不多的一些理論書籍（因為他的書大多在辦公室，被批判貶黜後，就沒有拿回來）……人們也許不會相信，一個高級幹部，幾十年的奮鬥，竟是這樣的“無產”！然而，這一切都是真實的。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真的有賈拓夫這樣的人、 這樣的事。就是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過去是怎樣無形而又緊密地把黨和群眾聯繫在了一起，從而產生了多麼巨大的物質力量和帶動了多少人為美好的理想奮鬥啊！如今環境變了，條件更好了，許多人卻對這類事毫無興趣了，甚至連聽都不願意聽。年輕的人可能把這些當作說教而不耐煩，或者乾脆當作“代溝”；年紀大的人可能把這些當作“過時的經”而不以為然，或者乾脆斥之為“老古板”。當然，不能要求現在的人、現在的領導幹部，今天還像賈拓夫們當年那樣，問題也不在於具體的形式。但是，艱苦奮鬥、勤儉樸素，這些好的精神，是應該永遠發揚的。
賈拓夫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精神，對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十分嚴格的。他不允許子女們沾染特殊化的作風，始終要求子女們以普通人的姿態去生活，以高標準去學習和工作。他非常痛恨幹部子女有優越感和特殊化。 1955年軍隊授軍銜時，大兒子虹生問他：“聽同學說，上將才能上天安門，你也在天安門上。如果你有軍銜，應該是什麼將呢？”他立刻警覺起來：“你問這個乾什麼？”然後十分嚴肅地向孩子們指出：“一些幹部子弟中間有個很壞的風氣，比誰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價也就高了，就神氣得不行了。父母做什麼工作，與你們有什麼相干？你們對革命還毫無貢獻，卻已過早地享受了過高的生活待遇，不要覺得這是什麼值得驕傲和誇耀的事情，這是欠了人民的賬，將來是要還的。只能好好學習，多些本事，將來好加倍報答人民。”他還常說：“幹部子弟的優越感實際上是腐朽的封建主義思想反映。不注意克服這個毛病，將來對你們自己，對我們這個黨都沒有什麼好處。”
不僅有這樣一些口頭教育，他還從實際生活中註意培養。他不讓子女到高乾子弟比較集中的育英學校讀書，而是安排他們到比較普通的學校住校，過集體生活；不用小汽車接送，而讓他們自己坐公共汽車回家；不讓孩子們養成大手大腳的少爺小姐作風，直到高中畢業，每月只給每個孩子一兩元錢零用；孩子們上小學時，都從來沒有穿過皮鞋，布鞋也大多是阿姨自己做的，他們還買來修鞋的鐵腳、錘子、碎皮子等，讓孩子們自己學會釘鞋修鞋……從這些小事情著手，潛移默化地培養著孩子們的品德。
有這樣一個真實故事：20世紀50年代中的一天，彭德懷到賈拓夫家去，看見孩子們穿的黑色燈芯絨夾克都不怎麼合身，嗔怪地對白茜說：“你是怎麼搞的嘛，給娃娃們穿的這麼舊，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嘍！”白茜笑著回答：“這是1952年進京時給4個大孩子每人做的一件，虹生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剛給他的，男孩子長得快，轉眼就會合身了。小女（指老四）這件該給她弟弟小胖了。”然後對彭德懷說：“其實這比在西北時好多了。”彭德懷高興地大聲說：“好啊，說得好啊！有些幹部進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個官佬子，孩子打扮得像少爺仔。咱們這些土包子跟不上了，也不去跟嘍！”轉身對賈拓夫說：“拓夫，你這一手好啊！”現在的人們可能不相信，當時老大的那件黑夾克7個孩子都穿過。
他有時抽空詢問子女們的學習、生活情況，有時出差時間長了，還抽暇寫信提醒孩子們。現在還保留的他給二女兒曉黎的一封信中寫道：“一定要真正做到三好，不是一好，也不是兩好，而是三好；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1961年暑假，幾個孩子去撫順看望父親。一天，賈拓夫拿著一張帶照片的報紙給孩子們看：“啊哈，又一個蘇聯宇航員上了天，可惜是蘇聯的季托夫，不是中國的賈拓夫。”大家都笑了，他扶著大兒子的肩膀深情地說：“賈拓夫飛不上去了，賈拓夫的兒子還可以飛嘛。我們中國現在還很落後，但一定要建設好，這就需要你們這一代努力啦。虹生，有這個雄心壯志嗎？將來你也要飛起來！”這件事給兒子挺大振動，他努力學習，最終考取了哈爾濱軍工導彈工程系，還在學院入了黨，成為三好學員。賈拓夫還特別注意要求孩子們接觸社會實際，向群眾學習。 1965年暑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大兒子回家時，賈拓夫對他說：“你上了大學，參了軍，但還不了解社會，應該利用假期多參加些社會勞動，這些社會知識是大學學不到的，是不可缺少的。”兒子聽從父親的教導，和幾個同學一起，到時傳祥的清潔隊去掏大糞。寒假，賈拓夫還專門安排了兒子和幾個同學到首鋼參觀並勞動一周，以了解和學習工人們是怎樣工作和生活的。
1963年，長女達黎以較好的成績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到北京房山琉璃河水泥廠職工子弟學校教語文。這種工作與所學專業並不對口，工作環境也很生疏，這種分配不能不說是受到父親處境的影響，達黎情緒有些波動。賈拓夫聽完大女兒的訴說激動地質問：“講完了？講了那麼多，無非是兩條嘛：第一北大畢業生去無名中學教書屈了才；第二有知識、講文明的大學生看不起愚昧無知的工人！”“不用解釋，就算你講的反映了一定的實際情況，那不反過來更加證明那裡是多麼需要知識，需要教育嗎？為什麼只想著自己的專業而不想想工人們的需要？不想想工人的孩子們的需要呢？我和你媽都是從農村出來的，你卻看不起勞動人民。”他嚴厲地批評說：“你以為自己是高乾子女，上了名牌大學，學得還不錯，就高貴了嗎？我們為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一輩子，多少人流血犧牲。可今天我們自己的子女卻不願意接近勞動人民，不願意為他們服務，這怎麼得了！這就是忘本！”孩子們很少見到父親那麼動情，那麼嚴厲。以後，賈拓夫又耐心地開導說：“我們國家各方面都需要打好基礎，這樣才能更快地發展。所以，你的工作非常有意義。”他鼓勵孩子們“到基層去，到工人中去，那裡有豐富的營養，能治你的毛病，使你更健康。去做好工作，好好鍛煉，做出個好樣子來。”在父親的教導下，這位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大學生，滿腔熱情，勤勤懇懇地在那樣一所職工子弟學校中整整乾了15年，把寶貴的青春年華獻給了培養工人子弟的教育事業。
1964年，賈拓夫為全家人合影的照片題了一首詩：
（雷：雷鋒；王：王杰）
他自己在風風雨雨中，為革命、為國家奔波了一生，他也由衷地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不怕風雨，不計得失，同樣把畢生獻給他信仰和奮鬥過的事業——為國家、為民族的振興。
在賈拓夫革命生涯每一個重大挫折之際，他的愛人白茜始終是他忠實的戰友和精神支柱，始終相信他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忠誠，護佑著他，支持著他，不離不棄。在任何處境下，白茜都以她瘦弱的身軀支撐著他們的家，庇護著他們共同養育的7個子女。 1999年11月23日，當這位母親去世後，子女們整理她的遺物時，發現了白茜10年前寫的遺囑。這份只有222個字的遺囑，字字千金。全文如下：
白茜參加革命60多年，身後只有15000元存款。她像賈拓夫一樣，是真正的“無產者”。而他們的精神卻是無價的遺產。
在賈拓夫和白茜的言傳身教下，他們的7個子女都是在基層單位普普通通的平凡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想憑藉父母的影響而得到特殊的照顧，沒有一個被單位領導和同事認為是不稱職、不認真工作的。他們都在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認真繼承著父親的遺志。
賈拓夫離開了人間，他赤條條地來了，又急匆匆地去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只生活了54年，實在不能算長。這54年中，他為了一個目標，為了自己的選擇，整整苦鬥了40年，又不能算短。 40年，他從一個受苦難、憤不平、求真理的貧民少年，錘煉成長為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一個成熟的領導者，事業的忠臣，大眾的朋友。 40年，他經歷過無數的艱辛，難言的曲折，頑強的拼搏，輝煌的鬥爭，邁出了一步步堅定的步伐，創造了一個個實在的成績，留下了一串串光燦的腳印。儘管他正值壯年就離開了他所獻身的事業，儘管他遺憾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渴望能做更多的事，但他畢竟不虛此生，畢竟已無私地做出了他該做和能做的一切。
雖然，他在獲得平反昭雪時，未能戴上一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桂冠，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人民的認同，得到了歷史的承認。他一點也不遜色！的確，問題的實質不在於給已故的老戰士們冠以什麼樣的美名。叫個某某家，還是某某者，追溯、計較這一點並無太大的意義。問題在於歷史怎樣看待他們的一生，人民怎樣對待他們的業績。更實際、更有意義的還在於永遠紀念他們的貢獻，繼承他們未竟的事業，更真誠地發揚他們對待事業的精神，讓後來的人們生活得更美好，讓後來的歷史譜寫得更壯麗。這正是包括賈拓夫在內的老一代革命者所共同期望的。
賈拓夫走了，已經過早地永遠走了。他和千千萬萬的先驅者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力，為新中國鋪墊了基石。不論人們是否銘記或已忘記他們，也不論人們在不同的時刻是怎樣讚譽或詆毀他們，他們作為老一代共產黨人所做的努力，已經永遠地灌注在我們民族乃至人類的命運之中。他們夢想著世界的大同，他們的選擇和追求，他們的膽略和犧牲精神，他們的奮鬥和業績，以及他們的失敗與成功，他們的苦惱、困惑和所走過的彎路，都已經永遠地鐫刻進我們民族和人類的發展歷史之中。前人和後人並沒有鴻溝，歷史和未來是聯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