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遼寧撫順市。發電廠那150米高、號稱當時亞洲第一的大煙囪上，噴吐著一股股黑煙，像是告訴人們：經過大躍進的折騰，它並沒有稍事休整，而是繼續拖著疲憊的身驅，在吃力地運轉。它那多病的機體，無可奈何地支撐著，勉強地為東北重工業基地輸送著電力，像一個未老先衰的弱夫一樣。
發電廠的各個車間不時出現一個陌生的身影。他黝黑精瘦，花白的頭上頂著一頂工作帽，一身和工人們一樣的工作服套在他那瘦弱的身驅上，脖子上圍著一條白毛巾。他認真地和大家一起邊勞動，邊交談。人們並不熟悉他，但是與他相處，就像老伙計一樣的親切、隨和……他就是賈拓夫，新來的代理廠長。
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接受批判、撤銷職務以後，賈拓夫逐漸從困惑中清醒過來。事已至此，人總不能老是困在已發生過的事件之中，總得向前看，往前走啊？過去的，讓歷史去評說，而後來的路還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賈拓夫向組織提出請求：到基層去鍛煉，到實踐中去工作。在他等待安排的時候，心情開始平穩，思想才開朗了一些，願意和夫人白茜一同到街上走走，恢復一下身體，也接受了孩子們的意見，週末一起去政協禮堂看看電影，調整一下情緒。不過，他仍不願見熟人，總是在電影開演後進場，散場前離去。不知是自己面薄，還是怕連累別人，反正那時熟人相見，彼此都會覺得尷尬。
1960年11月，中央批准賈拓夫的申請，安排他到遼寧撫順發電廠擔任廠長。他興奮起來。一年來賦閒和反省的日子，總算捱過去了，又可以工作了！只要能繼續工作，以前的各種不愉快，各種委曲、挫折，似乎都可以忘卻。對於這些以工作為全部生活的人來說，沒有任何處罰比剝奪他們工作的權力更使他們難過的了。賈拓夫此刻以一種期待的心情開始打點行裝，好像他不是被下放，不是被貶黜，而是接受了一項什麼重要任務。
他的孩子們對此卻有不同想法，他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時他們還不懂什麼是黨內鬥爭，什麼叫路線問題？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好人，是一個只會辛辛苦苦工作，不知休息，也很少有時間顧及他們的父親。他們還知道父親是個4級大干部，聽說比部長的“官”還“大”。現在聽說是因為犯了錯誤，要去當個小小的廠長，還要到遠遠的東北去，他們心裡很難過，想不通，也感到有一種精神壓力。
賈拓夫察覺到孩子們的精神狀態，他嚴肅起來。是啊！過去自己的腦子裡全被工作塞得滿滿的，從來沒有精力考慮孩子們。好像只有受到了批判和處分後，才又回到生活中來。可是這時怎麼對孩子們講清楚呢？他沒有發火，而是召開了個家庭會。他耐心地對孩子們說：“爸爸就要到東北去工作了，希望你們還和以前一樣，不，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學習，比以前更爭氣。爸爸的事情，你們長大以後就會明白，現在不要去多想，不要有壓力。如果爸爸官大，你們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們就垂頭喪氣，那麼如果爸爸當農民，回老家種地，難道你們就不要我這個老子了？！”他還深情地對孩子們講：“幾十年的戰爭歲月中，有無數的好同志為黨的事業犧牲了。我們過來的人有了權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們未竟的事業擔負起來，何以告慰死難的同志？我們今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爭名爭利，還算什麼革命者！你們長大了也要工作的，也是繼承先輩們的事業，要多想學習，多想工作，少想個人，少想待遇、地位。在這一點上，爸爸媽媽是相信你們的。”確實，賈拓夫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從來都是積極工作，連生死都可以不顧，哪裡還顧得上計較名利與個人得失呢？
當然，他對於硬定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根本上是想不通的。他對白茜說：“我們辛苦了幾十年，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這一點我心裡還是踏實的。我從不、也從沒有反對過黨。批判我的所謂幾大罪狀，集中到一點就是說我從1958年大躍進到1959年廬山會議，極其頑固地反對高速度、高指標，堅持低速度。其實我並不是這樣。我的所言所行，沒有根本性錯誤，所以也不追悔莫及。我還是覺得，作為一個負責幹部，無論如何也不能對黨中央、毛主席講假話。因此受冤屈，我相信有一天會說清楚的。”
他就是帶著這種心情來到了撫順發電廠，他把這當作一個新的生活階段。本來，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允許他帶秘書、公務員，甚至炊事員同去，但他婉言謝絕了。他認為自己是去基層工作，又不是去休養，更不是去當老爺，怎麼能那樣前呼後擁的呢？後來考慮到實際情況，組織上半命令式地讓他帶上公務員小李下去，他答應了。一到廠裡，他就把小李安排到儀表班當工人，讓他學習技術，參加生產，只是利用業餘時間幫助他照料一下生活。他是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年輕人的前途啊。小李雖感為難，但還是按老首長的意思做了。小伙子很感激，除認真照顧賈拓夫的生活外，他非常刻苦地學習、勞動，很快便掌握了生產技術，後來擔任了儀表班長、廠工會副主席，成為一名出色的工人幹部。一老一少在異地他鄉相伴甚篤，小李還作了賈拓夫的義子，一時傳為佳話。這位忠厚可愛的小伙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株連，遭到迫害，下放三線。他貧病交加，不幸患上癌症，在1980年參加了賈拓夫的追悼會，見到義父平反昭雪後，不久便告別了人世。至今兩家人仍像親戚一樣，來往甚密。
既然賈拓夫沒帶有“贖罪”的感覺，也沒有因受到錯誤處理而抱怨不已、消極懈怠，而是以一種革命者四海為家，到哪裡都要工作、奮鬥的姿態下去的，當然也就不把電廠當作“桃花源”，自己不作陶淵明了。相反，他懷著一如既往的赤誠，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朝氣、勇氣和銳氣，繼續邁著他堅實有力的步伐。
到撫順電廠工作不久，他在給家裡的信中寫了一首詩，充分錶達了當時的心情：
共產黨人的氣節和豪情溢於言表，擲地有聲。
當時，撫順發電廠正處在連續3年躍進，又逢3年嚴重自然災害的時刻。電廠長期超負荷運轉，設備嚴重失修，全廠19台鍋爐中半數帶病運轉，到處“跑冒滴漏”；電器設備絕緣老化，事故頻頻發生，工人們說這是“殺雞取卵”。這個廠是有40餘年曆史的老廠，本來有成熟的管理經驗和系統的規章制度，但在大躍進中大多被破壞，正常秩序被打亂，無章可循，制度不靈，全靠行政命令來指揮群眾。 “三天革個命”、“一天革個命”，整日苦戰，天天突擊，企業管理陷入“松、散、亂”。場區內粉塵沒脛，積灰盈尺，像是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了一樣。工人們經3年苦戰，又遇嚴重荒年，吃不飽肚子，體質普遍下降，疲憊不堪，大約40%的人不同程度地得了浮腫病……但當時還處在持續躍進的浪潮之中，反右傾運動餘波未盡，一般人噤若寒蟬，絕對不敢講真話。
賈拓夫到廠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黨委和各級領導同志，詳細詢問電廠3年的躍進情況和了解職工生活中的困難。他還挨家挨戶訪問幹部、職工，到他們家裡實地察訪；召開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聽取乾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意見和要求；深入生產第一線，與工人一起勞動，促膝談心。他對電廠的政治、生產、行政、財務等部門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他開始對電廠工作展開了全面整頓。對於一個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人來說，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呀！
他首先直言不諱地提出：“現在不是要提倡繼續大躍進，而是應當休整；不是還要動員工人群眾苦幹，而是應當讓他們坐下來總結前一段工作。”他大膽而坦率地說：“我們再不能搞這種大躍進了，再這樣幹下去，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何以向後人交待？真是不得了呀！”
他感到思想認識是第一位的，就以實事求是、講真話作為突破口，用來扭轉浮誇風、命令風和瞎指揮風。 1960年，電廠曾不顧生產實際和經濟效果，貿然調許多老工人和技術骨幹，用1.2萬多個工作日，投放90多噸鋼材和120噸水泥，建了一座與電廠毫不相干的煉油爐，謂之“大搞技術革命”。結果脫離實際，成了一堆廢物，浪費了幾十萬元資金。看到這種情況，賈拓夫十分痛心。當時也有不少人對此有反感，幹部、工人情緒很大，但無人敢阻擋這種躍進潮流之下的種種做法。賈拓夫則明確地提出反對意見（他到廠時此事木已成舟）：“電廠不抓安全、經濟發電，去搞那些無關的所謂技術革命，是不務正業。這樣下去，勞民傷財，顧此失彼，要堅決停下來。”
那年，修配分廠在躍進比武時，提出要在當年增創產值1億元。對這個只有幾百萬元產值生產規模的分廠來說，根本辦不到，但誰也不敢公開表示懷疑。賈拓夫了解這個情況後，極其嚴肅地批評說：“這完全是浮誇性質的錯誤。”他用這個事例告誡電廠幹部：“問題不在某幾個乾部，但要很好地吸取這個教訓，克服說大話、說假話、說空話的毛病。”他還語重心長地說：“電廠這塊肥沃的'土地'，這些年來已有些'荒蕪'了。如果對已有的教訓缺乏足夠的認識，就很難看到貫徹調整方針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想要改變電廠的局面那是相當困難的。”他的肺腑之言，對大家有深刻的啟發和教益。
他也常常啟發工人說真話。當時生活困難，很多人吃不飽。一次，賈拓夫和鍋爐分廠的工人一起勞動，一起吃午飯。他關心地問大家：“你們吃飽了沒有啊？”工人們不敢正面回答，都說“吃飽了”。賈拓夫聽後笑笑，搖著頭說：“我看沒有吃飽吧？沒吃飽就是沒吃飽，要講真話嘛！”工人們會心地笑了，有的說：“還是賈廠長敢講真話。”他就是這樣，和大家一起創造了敢於面對現實、敢講真話，從而勇敢地去解決問題的氣氛。
通過調查研究，他認為領導思想和領導方法需要改進，這就必須對實際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糊塗認識予以澄清。那時，由於“左”的影響，黨委製不健全，突出表現在黨委包攬一切，大小事務都要黨委開會決定，影響了行政領導和各層幹部的積極性，也妨礙了經營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賈拓夫耐心地和黨委成員一起學習毛澤東關於黨委領導工作方法的論述。毛澤東說黨委要“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中有決，不離原則”。賈拓夫指出：“這幾年我們工作的教訓證明，如果不全面正確理解毛主席提出的領導方法，就勢必形成現在的黨務工作行政化，行政工作黨務化，既不利於加強黨的領導，也不利於行政工作的開展。”
他還說：“另一個傾向就是簡單工作複雜化，複雜工作簡單化。由於黨委包攬大小權力，不管生產、行政、人事、財務、生活福利等等工作，本來各廠長、副廠長、總工和科室的事情都要經過黨委開會討論決定，才能去辦，結果簡單工作就複雜化了。而政治思想工作本來要靠說服教育的方法，是個耐心細緻的事情，但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處理，又使復雜工作簡單化了，反而搞得大家不舒暢。
“再一種傾向是經常工作突擊化，突擊工作經常化。有一種論調說：什麼是群眾路線？群眾運動就是唯一的形式，這是片面的。本來是經常性的工作，但一定要用群眾運動的形式，今天組織一夥人搞個殲滅戰，明天又組織一夥人打個突擊戰，從生產到生活，到處是戰役，到處是運動。結果正常的生產管理、生活組織秩序被打亂，經常工作用突擊方式進行不是長期的辦法；而突擊工作經常化，搞得群眾很疲勞，挫傷群眾積極性，也妨礙工作有秩序地進行，這也不是企業管理的正確途徑。”
在用唯物辯證法深入解釋說明之後，他積極倡導根據《工業七十條》精神，結合電廠實際，制定一個工作條例，理順黨政、生產、管理等各種關係，規範各項工作，使所有部門和工作有一個正確的遵循。討論過程中，一些同志認識不一致，他就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一條一條地擺自己的想法，同大家一起研討，終於製訂出《撫順發電廠工作十七條》，使工作有了正確的指導原則，起到了撥亂還治的作用，使電廠很快出現了新面貌。
指導原則定下來後，緊接著是健全管理。這是實實在在的具體工作。為了把問題找准、搞透，他除了親自調查研究外，還組織科室幹部分別到基層、一線去開展全面系統的調查和研究，先後寫出23個專題調查材料，並以此為依據，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研究制定調整措施。親自主持起草了《撫順發電廠四年基本工作總結，五年工作初步規劃》，從思想上和組織措施上為推動電廠的調整，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從這裡出發，他積極協助黨委從開展思想整風入手，狠抓了10項大事，即改進領導方法、大搞調查研究、調整生產指標、加強生產第一線、調整管理機構、修訂管理制度、整頓恢復設備、搞好經濟核算、清理雙革項目和抓好職工生活。這些工作迅速全面鋪開，使電廠的混亂局面很快有了明顯好轉。
為了解決制度不健全、職責不清、管理混亂的問題，他建議並堅決果斷地將原來運行、檢修兩大分廠製，改為機、爐、電等小分廠製；減少管理層次，重訂職責範圍；大批精減管理人員，充實生產第一線；還重新修訂了運行、檢修、安全三大規程，訂出了12種新的管理制度，同時相應建立健全各級行政和技術責任制。接著他乘勝追擊，親自組織管理人員，深入到修繕分廠木工班，具體地幫助推行和總結加強班組經濟核算的經驗，指導全廠把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紮紮實實地從最基層做起來。然後立即組織全廠開展了定生產任務、定企業人員、定責任制度、定財務資金、定協作關係的“五定”工作。這些基礎性的重要措施一個接一個，一氣呵成，使全廠迅速出現了一派新氣象。由於這些措施都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過上下認真醞釀，廣泛吸收各方群眾意見後形成的，所以，都切中要害，深受干部工人歡迎，因而也就立刻見到實效。在加強管理的同時，賈拓夫狠抓設備維修，僅1961年，全廠就大修發電機組8台，大修鍋爐11台，中小修發電機組22台次，鍋爐52台次，還配套維修了大量的設備和儀器儀表，使大躍進中得不到維修而嚴重損傷的設備，得到了恢復，設備完好率大為上升。
經過一系列的整頓恢復工作，電廠的生產秩序正常化了，企業管理又走上了正確軌道，職工精神面貌大為改觀，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使撫順發電廠成為全市在調整工作中走在最前列、取得最好進展的企業之一。撫順發電廠的經驗，受到東北局、水電部的肯定。在撫順市委擴大會議和中共東北局召開的工礦企業領導幹部會上，都做過介紹，反映很好。到北京開會時，賈拓夫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匯報，受到週總理的表揚。
當然，撫順發電廠的調整整頓恢復工作並不是賈拓夫一人所為。全黨在實際工作中逐漸認識了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偏差，在嚴重的困難中，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使得調整恢復工作有了大環境上的保證。賈拓夫對躍進中經濟工作出現的問題，從全局到企業的實際狀況本來就很了解，他結合對電廠的調查研究，能夠向黨委領導成員做出深刻透徹的分析說明，因而能使領導班子很快統一認識，並且有較深的認識程度，班子齊心合力做好調整整頓恢復工作。
賈拓夫曾對廠領導寓意深長地說：“我們領導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就意味著脫離實際，正像脫離實際必然要脫離群眾一樣。”在他看來，群眾路線之所以成為黨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首先在於所有的工作，本質上都是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群眾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因而，最主要的是看所做的工作與群眾利益之間的關係，是不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是否能得到他們的承認和擁護，而不在於表現形式上是否聯絡群眾，是否熱熱鬧鬧、轟轟烈烈。領導者的責任首先在掌握方向和製定政策，然後組織實施。當然，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熱情，必須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不深入，不聯繫，不溝通，就無法知道實際的狀況，無法掌握群眾的脈搏和疾苦，無法了解群眾對所做的工作是否理解，是否認同，也就談不上群眾路線。對此，無論是高層次的領導工作，還是基層的領導工作，規律都一樣，而他是有親身體會的。過去的各種工作，之所以都能應付，做得也比較好，正是得益於此。到了基層，他就更加自覺了。他把自己當作群眾中的一員，但又不僅僅作為普通的一員，因為他認識到他同時還負有領導責任，群眾也並不是要求領導者們只做普遍一員。高高在上的領導者固然不受群眾歡迎，但僅僅能與群眾打成一片，而不能站得更高一點，不能帶領群眾走正確道路的人，群眾也不會真正歡迎的。善於把握和處理好兩者的關係，才算是稱職的領導者。賈拓夫在電廠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大家都親切地稱他“老賈”。
電廠廣大群眾和乾部擁戴賈拓夫，一方面是由於他帶領群眾做了調整工作，大家滿意；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真正深入到他們當中，尊重他們，關心他們，平易近人，與他們同甘共苦，既動真情，又辦實事。他一到廠就深入車間，與大家一起勞動，一起談心。同時，挨家挨戶地訪問工人家庭，了解他們的思想、生活情況，徵求他們的意見。看到工人們在困難時期生活很艱苦，有的吃不飽，體質迅速下降，不少人患有浮腫病。他看在眼裡，痛在心上，想方設法去解決些實際問題。看到工人吃的窩窩頭是“代食品”杏條面做的，他硬是從老工人手中掰下一塊，自己吃下去。老工人說：“你是老幹部，是咱們國家的財富，吃這東西會影響身體。”賈拓夫說：“你們能吃，我怎麼不能吃？”他還深情地問：“你們吃得下嗎？”這位工人說：“這東西餵雞，雞都不吃，可為了裝飽肚子，不吃又怎麼辦呢？”這事給賈拓夫很大刺激。他對廠領導說：“我們的工人是多麼好的工人呀！但這樣下去，工人們的身體都要垮了，以後還要得腸胃病。這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的基礎。不解決這個問題，工人兄弟垮下去，生產同樣也將受到影響。”他還向前來調查研究的水電部部長劉瀾波介紹工人生活情況，要求上級設法給些支援。他和廠黨委領導研究決定，食堂不再做“代食品”給工人吃。為了了解和改進食堂工作，他親自下廚，幫助調劑，賣飯、洗碗，他自己也不再回所住的賓館吃飯了，每天帶飯，與工人們一起分著吃，換著吃。他還常常用自己的糧票和糧食接濟家庭人口多的老師傅。當時，全國都處在嚴重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之中，能想到的辦法很有限。他一方面堅持到現場勞動，什麼臟活累活都和工人們一起幹，還經常講些長征故事，鼓勵工人們樹立堅定的信心，提高戰勝困難的樂觀主義精神；另一方面，他力排眾議，在部分工作中實行小包工，工人們提前完成任務可以早些回家休息，減少消耗，保持和恢復體力。在他的建議下，工廠還組織了“康復隊”，把身體不好的工人組織起來，從事輕微勞動，並分期分批療養休整。為解決職工住房困難，他親自寫信給水電部和東北電管局領導，派副廠長和基建科長到部裡反複申請，終於建起了3700多平方米的宿舍，為100多戶最困難的工人解決了住房。就這樣，賈拓夫和廠領導一起，力所能及地幫助工人解決具體問題，贏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評，並與大家建立起深厚的情誼，成為工人的知心朋友。更重要的是使工人體會到了黨和黨的干部對工人群眾的關懷，大家同甘共苦，團結一致，促進了各項工作。
賈拓夫在電廠不是帶著臨時觀點、準備象徵性地做做就走的，他是準備認真幹下去的。所以，他在聚精會神地進行調整、整頓的同時，還著眼於整體工作素質的提高，要和大家一起，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把今後的工作提到更自覺、更高一層的水平之上。他利用大量業餘時間，主動閱讀鍋爐專業和發電生產過程的業務技術書籍，利用設備檢修的機會，熟悉各種設備的性能、結構，力爭做個懂業務的內行領導。 1962年，也就是他下放到廠的第3個年頭，撫順發電廠籌備召開第五屆黨代會，在起草報告時，對如何正確總結3年躍進的基本經驗和教訓的問題上，認識不深不透，也不一致。賈拓夫熱情地同黨委成員一起，用他調查研究和掌握的生動事實，做了深刻的分析、總結。在認識比較統一了的情況下，他又親自動手幫助起草、修改報告。報告中，對發電廠3年躍進中的問題概括為：生產指標過高，突擊運動過多，規章破除過火，雙革開展過急，機構變動過猛，生產秩序過亂，綜合利用過雜，社會負擔過重等10大方面。對於產生這些問題的主觀方面，提出了5條重要原因：第一，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未能同電廠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犯有脫離實際的急躁病；第二，思想上的主觀片面，給作風上帶來了浮誇風、命令風和瞎指揮；第三，對群眾路線未能全面正確理解，形成了“突擊工作經常化，經常工作突擊化”；第四，忽視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不充分注意聽取反面意見；第五，沒有將思想政治工作同經濟工作很好地統一起來。這些中肯的分析，使同志們對問題有了深刻認識，大會開得十分成功。這次黨代會使全廠群眾意氣風發，使全廠工作走在全市和本行業的前列。從撫順發電廠這樣一個局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賈拓夫對經濟工作、對大躍進中的客觀問題，都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和求真務實的精神。
問題還在於，他是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在被貶黜下放到基層的情況下，做出這些成績的。這不能不使人由衷地欽佩他堅定的黨性和忠貞坦蕩的胸懷。當時任撫順發電廠黨委書記的魏敏在回憶時講：“得知他被貶下放電廠的消息後，我對這樣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竟然下來擔任廠長，內心感到驚訝，好像直接感受到他那沉重而抑鬱的心情。然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他剛一到電廠，頭一件事就是找我們黨委領導成員，詢問了解3年躍進期間的電廠情況和職工生活的困難，不辭辛勞地挨家挨戶訪問，進行實地調查。每到一處，都談笑風生，他是那樣質樸無華，平易近人，開朗豁達，洋溢著蓬勃的朝氣和意氣風發的堅定信念。”而當他離開後，“電廠的廣大干部職工都深深地懷念著他。每當回憶起賈拓夫同志被下放期間在逆境中所表現出的共產黨人的氣節，無不充滿深沉的懷念和發自內心的崇敬，都稱讚他是對黨忠心耿耿的實干家，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好黨員，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楷模。”
賈拓夫自己也十分珍惜和留戀在撫順的時光。他曾深情地說過：“在下面過得很充實，身心兼得，收穫頗多。”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右傾”問題風一吹，賈拓夫也被平反了。同年夏天，組織上調他回京。周恩來總理親自對他說：“電廠的工作做得不錯，可以不去了。先到各地走走、看看，增加些感受，準備接受新的工作。”賈拓夫惋惜地說：“我下去兩年才上了二年級，連初小還沒有畢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