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可以說是一場悲劇。它對黨和國家曾經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它不僅阻礙和延緩了對大躍進中出現問題的糾正，反而通過它錯誤地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掀起了反右傾運動，加劇了國家經濟建設錯誤的程度。尤其是它把階級鬥爭的觀點引入黨內，導致了對黨內正常政治生活的破壞，也對後來引發“文化大革命”產生著直接的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賈拓夫在廬山也受到衝擊。會後，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深入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同時，中央財經口擴大的黨組聯席會議上（包括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科委以及工交各部），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集中批判了賈拓夫，定他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撤銷了他在國家計委的領導職務。從此，結束了他做經濟領導工作的歷史。那年他47歲。
當時批判賈拓夫的主要“錯誤”，集中起來就是從1958年大躍進到1959年廬山會議，他“極其頑固地反對高速度、高指標，堅持低速度”，“實質上是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也就是反對黨，反對毛主席”。這偌大的要命的帽子下面，主要的內容，除了他這一時期的具體工作和意見外（上一章作了敘述），集中反映於他在國家計委黨組會和18級以上乾部會上的講話，以及他在山西太原幹部大會上的講話。這些講話被視為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綱領”，因此，有必要介紹一下這些講話。
1959年4月29日和5月16日，為了正確看待當時的經濟形勢，在計委黨組和領導成員中能夠統一認識，以便總結經驗教訓，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和辦法，賈拓夫在黨組務虛會上，把自己通過實際調查研究，結合理論學習的一些心得體會，作了比較系統的發言。
早在發言之前，賈拓夫曾讓秘書張致祥幫他把心得筆記抄錄整理一下。忠厚朴實的張致祥在整理時，看到那些針對性十分強而又論證得很精彩的觀點，感到既新鮮又擔心。他拿給趙家梁去看，兩位秘書深知當時形勢之微妙，遂約定嚴格保密，不向任何人外傳。沒想到賈拓夫自己卻在黨組會上坦誠地講了出來。當時兼做一些黨組秘書工作的趙家梁在黨組會上作記錄。他曾經給高崗當過秘書，高崗、饒漱石事件後，被賈拓夫調到國務院“四辦”。從那時起，他實際上做賈拓夫的大秘書工作已有5年。他經常跟賈拓夫參加一些重要會議，看到許多中央文件，參與起草過不少的報告、文件和文章，對於高層的情況和經濟領域的形勢，他是心中有數的。所以，當他突然在會上聽到賈拓夫的發言，真為自己的首長捏了一把汗，生怕被人攻擊成政治問題。但當賈拓夫講完之後，在座的全體成員都熱烈鼓掌，表示贊同。認為切中時弊，論得深刻，一致要求他在更大範圍內作個報告，以便統一大家的認識。
1958年6月17、18日，也就是中央批准調整計劃指標的文件下達後，由當時計委黨組成員、機關黨委書記宋平主持，賈拓夫在國家計委和統計局18級以上乾部會上，以黨組會發言為基礎，敞開思想“講真話”，一下子講了30多個問題，同樣受到一致的好評。聽報告的人大多數與賈拓夫直接接觸不多，平時對他濃重的陝北口音又不習慣，聽不大懂，這次卻聽得清楚，聽得過癮，都說沒想到賈拓夫能把問題講得這樣有水平。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事隔3個月後，他的這些講話，竟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綱領”，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他講真話的結果是被戴上了一頂嚇人的“反對黨，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這些講話，在當時針對性是非常強的，能夠深刻反映賈拓夫的思想、為人和品格，也能夠深刻反映大躍進時期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和方針中的實際，對賈拓夫本人的後來和一生都有關鍵性影響。它的意義還不僅僅在於反映了歷史，同時，對現實也有意義。因此，我們在這裡錄下他在黨組會上的發言，把後來供批判用的6月中旬大會講話單獨收編在後面。可惜的是，我們沒有找到黨組會的原始記錄，只能根據參加會議者個人的記錄加以摘錄。賈拓夫說：
“現在計劃工作要做好，需要虛實結合。重點是實，但一些認識問題不統一，不解決，實的工作也做不好。
“就實的方面，我對重工業不怎麼了解，以前不抓這個方面，現在開始學習，發言權不多。
“虛的方面，我有這麼一些想法，提出來供大家批評參考。
“1. 虛實結合。事實上我們過去結合得不好。
“2. 1959年的經濟形勢應該怎麼分析？過去的許多報告（主要指向中央的報告）裡面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是非常被動的。從政治上講，幾次計劃指標是我們向中央提出的，因此很被動；從經濟上看，也是很被動。現在四個多月過去了，年度計劃實質上還會修改。有些事情已是騎虎難下之勢，不是被動嗎？如何從被動局面裡爭取若干主動？看來不能希望一下子得出肯定的結論，還要在實踐中考驗。
“3．被動從何而來？實質是主觀能動性與客觀可能性之間發生了矛盾。這也就是說，原來兩次修改計劃時的可能性中，有虛假的部分。2月北京會議，主席講計劃要有根據，要落實可靠。武昌會議時，主席說過三分之一（改3000萬噸鋼為2000萬噸）。上海會議時又壓了一下，回來在北京又壓了一點。實質是我們編制計劃時反映客觀方面有不實之處，這也是虛實不結合，脫離了實，'太虛幻境'。現在還是半真半假，半虛半實，年度計劃差了這麼一大截。
“如何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這個問題沒解決好。我想，兩者應該是可以、也能夠結合一致的。（講的是計委，實際上也是指經濟工作全局指揮上的問題。）
“要研究這個問題。對1958年大躍進怎麼看？沒有問題，是肯定的。不管怎麼說都是大躍進，比第一個五年要超過許多。吃糧是增加了很多。現在看，即使問題很多，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指頭。問題是要把這一個指頭摸摸清楚，到底是些什麼？很顯然這裡面是有問題，不搞清楚，其影響就不一定還是一個指頭，不那麼簡單。（按：經常掰著指頭算成績的人，往往不願正視缺點；而提缺點、問題的人，又往往被攻擊為立場問題，因此心有餘悸。過去一些工作中的錯誤、缺點不能及時得到糾正，與此不無關係——賈拓夫意識到這是影響客觀認識和處理問題的障礙。）
“4．冷熱結合。武昌會議時，主席提出來了，光有熱不行，這是一條真理。現在開始是冷熱結合了，還要繼續這樣做。假如說對客觀可能認識不夠，也就是冷和熱沒有結合起來。如果冷靜去分析，也可能發現主、客觀，冷和熱發生矛盾，但是如分析是正確的，那就得承認（矛盾）。（按：“冷靜派”的態度，鮮明而倔強起來。）
“5．見物不見人和見人不見物。冶金部的報告中強調這個問題，我感到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大躍進以來，主流不是見物不見人，而主要是人見物不見，沒有那麼多東西給你。說南寧會議以後，還是反映保守，我看不是。保守也有，但不是主流，不把物和人結合起來不對。只注意物不注意人要犯保守錯誤，只注意人不注意物就要犯現在這樣的錯誤。2月北京會議剛結束之後，主席又把大家找回來談了半天，說要鑽進去，不能逃避困難，要充分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我們不去抓矛盾就很難，就造成騎虎難下。還是要有責任感，不要怕矛盾，不要怕頭痛，還是要鑽進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按：賈拓夫巧妙地用“人見物不見”反映實際狀況，避免在見物與見人的概念上空論。等於直接了當地指出：脫離實際的高指標是錯誤的。）
“6．實踐論。今年已有四個月的實踐。二季度安排下來後，經過半年大體可以看到今年計劃究竟怎麼樣？考慮到原定指標的落實，把下半年的最大努力估計進去，今年計劃大體也可以有個概念。涉及到若干本質的問題，不能要求一次搞清楚，事實上也不可能一次搞清楚。還是要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
“7．條件論。反對唯條件論，反對只注意經濟條件，不注意精神思想，這是對的。下面提出條件，你對立起來考慮，不能解決問題。講他唯條件論，不實際。我覺得，將來有些實質問題可能要和冶金部辯論。（按：“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式的無條件論，對搞經濟工作無異於開玩笑，賈拓夫是很有針對性的。）
“8．蘇聯經驗。我看不能完全否定，還是要學習學習。我們應該承認，我們還是小學生，不要吹牛皮。當然，蘇聯在這方面還不完整，有缺點。我們有總路線，與他們不同，但我們也有缺點。應該是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這一年裡，我們又似乎是從科學到空想的一年，不然怎麼有調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這個口號，思想上得到解放。但是，也放掉一些好的東西。放的太多了，就出現胡思亂想。指標取高不取低，規章制度燒掉了。對右派我們還把他們作反面教員，而這些規章制度，即使是有不好的，也可以當反面教員，何必燒掉呢！新的又沒有立起來，都燒掉了。刮了一股風，名曰共產主義風，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統計局的工作不好做，統計不可靠，就沒有實際了。講實際，總應該主觀主義少一些吧。第一個五年也要總結一下，社會主義改造和生產建設同時搞。對那些優點應吸取，有缺點也還是應該反映。1958年的大躍進，如果沒有第一個五年的物質基礎，可能不可能呢？我看不可能。1958年的大躍進，我看是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打下的物質基礎結合起來的產物。（按：“又從科學到空想”，“刮了小資產階級的風”等，雖然本意是指下面，但在當時顯然是很刺激、很忌諱的。這種鋒芒和棱角原不是賈拓夫的風格，可能是逼出來的。當然他是經過學習和思考才提出來的。）
“9．總路線和修改計劃。武昌會議把3000萬噸鋼產量指標改為2000萬噸，是修改計劃，還是修改總路線？上海會議又把2000萬噸改為1650萬噸，也是這樣。現在考慮這個計劃指標修改時，也不要有這樣的顧慮。1300萬噸（鋼）也是大躍進，不發生總路線的修改問題。（按：只有毛主席曾經說過指標和修改總路線的問題。雖然賈拓夫是向下面做思想工作：不要有顧慮，就事論事，但直接這樣說出來，難免惹麻煩了。）
“10．平衡與不平衡。一定時期要求平衡，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因此，每年每月每日每時都要搞計劃平衡，突破了，又去平衡。不要說搞平衡就是死平衡。計劃工作就是要認識不平衡，然後發揮主觀能動性，解決不平衡。1958年發生的問題是不平衡的面擴大了，失調了一部分比例關係，武昌會議決議談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是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多快好省，也有平衡問題。去年多快和好省比較，'多快'多了一點。其實，多了不一定能快，快不起來。今年'多快'還要，但必須和'好省'結合起來。現在質量問題很嚴重，這也是自然的，事物本身的規律決定的，不可怕。問題是如何抓起來，不能把多快好省四者分割開來，不能腰斬。省也要注意，省就要算同賬。
“現在，所有的或至少許多的矛盾問題，看起來都是由於我們許多的計劃指標訂高了，脫離了可能性。你安排了十個，又縮到五個，過猶不及嘛！我看基本的問題可從三個方面來研究：（l）對現有能力估計過高，特別是兩個'元帥'（鋼鐵、機械）。今年一季度的實際可以證明這點。重型設備從180萬噸縮到140萬噸，又縮到85萬噸，80—100萬噸。即使80萬噸，要配起套來也不簡單，不能不說有能力問題。鋼鐵產量也是如此。（2）對於當年新增的生產能力估計過高。當年產量的30%靠新增能力，這就等於原有規模擴大一倍，實踐證明這是不可能的。1958年6月搞研究，八個部的匯報，1959年要搞3000萬噸鋼方案，去年下半年就要抓基本建設。現在看來這是合乎實際的做法，不然，當年搞不了那麼多新增能力的產量。去年不抓能力，今年也就沒有增加產量的基礎。（3）對於小土群的生產能力估計過大。小土群，全民辦工業，有勞動力的問題。農村中80%的勞力還是要用到農業上。今年不能像去年搞那麼多人去搞小土群。總之，不考慮平衡，就不是搞計劃。（按：毛主席講過：“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完不成計劃也不要如喪考妣。”賈拓夫在這裡講計劃，就是動態地解決不平衡，求得相對的、暫時的平衡，他的觀點並不違背主席的精神，可是容易被抓辮子呀！）
“11．留有餘地。1953年富春同志從蘇聯回來講過這個問題。1956年，我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那時庫存還有一點，後備周轉困難了一些，但沒有完全搞光。去年我們搞得過了頭了，把庫存吃光了。看起來對當年生產似乎有利，但對1959年來說，卻轉化為不利條件。後備，周轉餘地是不能不考慮的。
“12．心中有數。要不要算賬？不算賬，沒有數，成問題。大家都應該算賬，做到心中有數。國民經濟各部門互相之間的關係要有數字來聯繫。去年對於要不要算賬發生了問題，似乎不要算賬，不找算賬派，算賬派沒有當權，也當不了權。當權的算不算賬？不算，心中無數，那是危險的。問題是如何算法，怎樣才能算得對？計委毫無疑問離不開數字，應該算賬。要算政治賬、技術賬、經濟賬，要把三者結合起來。算賬，也要有個限度，每個星期，一年之內，都要有個限度。不能只憑主觀去算，限度是絕對（需要）的，限度內搞得好就上，搞不好，就得下來。
“13.政治思想工作和業務工作。這方面我們常常搞得不那麼好，兩者要結合。單純業務不行，結果要失掉方向；反過來，只搞政治，不搞經濟，就成為空頭政治家。這就是紅與專的結合。
“14．過猶不及。這裡有兩個方面：一是過了，一是不及。第一個五年，總結說是有保守的一面。我思想上就有保守，這方面有教訓。我做過幾次檢查，幾次檢討。過去，基本上是算物質技術方面多，對政治方面、人的方面則估計不足。還有，總是認為上馬容易下馬難，下馬，倒行逆施，那是很苦的。我總想，我們如何做計劃能做到不要先上去了，又下來。寧可先下後上，不要先上後下，那樣比較順當。現在具體研究一下指標，縮短戰線，指標下降，一些項目停了下來，有什麼後果呢？例如煤礦建設，停了，水淹了井，佔用了材料，佔用了勞力，是很大問題。當然，上得多了，要退下來，也是對的，對將來是有利的，但對今天又是不利的。我們做計劃要盡可能反映實際，不要兩種傾向：不及，保守，固然不好；過了，同樣不好，有過之無不及，也會過猶不及。不及，一節節地增上去，氣勢還是順的；過了，多了，一節節退下來，群眾積極性反而會有影響，氣勢就不順了。這個意思不是說保守好，而是說不及不好，過猶不及也不好。
“15.計劃方法的破和立。現在需要回過頭來重新看看，究竟怎麼破法，怎麼立法。該破的還是要破，但不要把不該破的也統統破了，沒有了依據和辦法。綜合還是要的，綜合和專業要結合起來考慮，綜合的要考慮專業的，專業的也要有綜合的思想，不要孤立起來，更不要對立起來。
“中央會議上提到三種情況：一是未過先知，二是過而知之，三是過而不知。我們先爭取過而知之，不要過而不知，慢慢地做到未過先知。事前諸葛亮是聖人，事後諸葛亮至少是賢人。現在問題不是沒有乾勁，問題是物質技術條件方面沒有摸清楚，這樣下去還是過而不知。
“16.群眾路線。上海會議主席批評我們計劃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群眾路線問題。他說要開幹部會議，不要光聽黨委書記的話。計劃是千百萬人幹的事。我們計委去年是有缺點的，我們變得快，事先來不及通氣，事後沒有很好地談。我們計委內部至少也要三級幹部採取適當方式來談，總而言之要上下通氣。要有對立面，要唱對台戲，有不同意見不要害怕。至於向中央提、對外談則要有區別。我們計委內部要暢所欲言，不要怕戴帽子，過去也沒有戴帽子嘛。要有一種空氣：敢於講話，不怕。（按：沒有這種暢所欲言、敢於講話，就談不上群眾路線。可惜，賈拓夫講此話不久，就有了帽子，還是嚇人的路線問題的帽子。）
“17．遍地開花和合理佈局。各地方都在大辦工業，在基建中要研究如何合理佈局。任何事物總有兩個方面，總有對立面。事在人為，事，反映客觀可能性，可以為；事和主觀願望不一致，就事與願違。我們還是要研究規律，使為在可為之處，切莫為在與事相違之處。
“計劃工作的基本東西是有計劃按比例。毛主席歷次對經濟計劃工作的指示值得我們好好溫習。從1953年第一次搞計劃，提到反對主觀主義，以後，特別是1956年講十大關係、《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一書的序言，1957年的新形勢，提出多快好省；南寧會議反'反冒進'，成都會議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北戴河會議講三大社會主義高潮；以後武昌會議、北京會議、上海會議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冷熱結合。……我個人體會，主席這些年來，特別是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勝利之後，是在想生產力可以大大解放了。從戰略上面，強調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克服保守，認清形勢，多快好省，盡一切可能把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搞上去，搞快一點，但也絕不是說不顧可能去搞快。原來講計劃要穩妥可靠，後來改為充分可靠。武昌會議、成都會議都講了要留有餘地。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一直講。武昌會議，我們計劃鋼產量的指標從3000萬噸一步一步退下來，到2000萬噸，長遠規劃從4億噸到1億噸，這對我有很大啟發：一面要鼓勁多幹，一面跟我們的主觀主義作鬥爭。這就是精神與物質結合。”
賈拓夫在講這樣一大番話之後強調：“只限於我們這個範圍，就事論事，論事不論人。還有很多問題可以講，結合學習，把問題搞通。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
他在以上講話之後不久啟程去太原、大同視察。在太原，他和省委書記陶魯笳深夜暢談了對經濟形勢的看法，談了對大辦食堂問題的看法，談得很投機。陶魯笳請賈拓夫對山西的干部講一講。賈拓夫接受了邀請，專門做了認真準備。他講話的出發點就是想如實地講清楚經濟形勢，認識困難之所在，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更好地解決問題。他講了兩部分：（1） 1959年計劃編制問題；（2） 1960年計劃編制問題。他的這個講話，後來也被當作“反黨大毒草”而加以批判。現在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毒草”到底是什麼內容。他在報告中講：
“1959年總的形勢是好的，是大躍進，即使又一次調整，仍然是大躍進。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
他著重分析了問題，認為國民經濟形勢出現了緊張，有些環節還異常緊張，有些比例失調。集中表現在8個方面，即工業、農業、市場、交通、勞動力、基本建設、物資及後備、財政。
出現這種形勢，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主觀上的原因主要是計劃指標過高，而計劃指標過高的原因，除了經驗不足之外，主要有四條：（1）沒有把熱和冷結合起來，沒有把沖天幹勁和物質技術條件結合起來，把主觀能動性估計過高，超過了客觀可能性；（2）對於現有的生產能力估計過高了，過高、過多、過快地增加新能力，對小土群的能力也估計過度；（3）綜合平衡工作差，不是越做越細，而是越來越粗，工業內部強調重點多，忽視了一般和配套，重要的比例關係沒有安排好；（4）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的主觀片面性。
他認為，困難、缺點當然不是好事，但是一旦被認識了就會轉變為好事。問題並不在於困難的本身，而更在於不認識這種困難。現在認識了，就可以積極去解決。從這個意義上也是件好事。指標過高，意味著沒有掌握好客觀規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失調。在必然王國里，沒有自由。經驗證明，各方面越是適應，發展就越快；越是不適應，各方面緊張，就越不能快。現在看到了，經過努力調整，就可以逐步緩和，整體上就能好轉。要看到這一點，要有信心，這也是一大勝利。
講到編制1960年計劃，他指出要注意4個問題：
第一要很好地總結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躍進的，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總結。第一個五年總體上是好的，缺點是保守了一點。從大躍進來看，政治掛帥、群眾路線這些方面，蘇聯不如我們，但管理經驗、技術物質條件，蘇聯比我們多。客觀地總結是有益的。
第二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今年計劃大起大落，主要是綜合平衡工作做得不夠，計委要負責。不能因為事物的規律是不平衡，就忽視平衡。不平衡要認識，主動去平衡；發展了，突破了，再去新的平衡，不斷往復，不斷發展。這也是規律。要平衡就要綜合。如何搞好平衡？總結起來有六條，叫作一、二、三、四、五、六。一就是一盤棋，把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套，全國一盤棋；二就是兩條腿，建設與生活、積累與消費要兼顧，兩條腿走路；三就是三結合，即政治、經濟、技術三者要結合，大中小要結合，以大為主，主力軍、地方兵團、游擊隊結合起來；四就是四全面，即多、快、好、省四點要全面安排，不能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把總路線攔腰斬斷；五就是五並舉，即工農業並舉、輕重工業並舉、中央與地方並舉、大中小並舉、土洋並舉。五個並舉有個計劃比例問題，要在計劃安排中體現出來；六就是六方面，即工、農、兵、學、商、交（通）都不能少，要按比例綜合平衡。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就要從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地點（地區）上把上述六個方面都安排到，這就是條件。唯條件論不對，無條件論當然也不對，應該是條件論。
第三，貫徹群眾路線。沒有群眾路線，不能搞好綜合平衡，也不可能做到千方百計，不可能有充分的措施保證。同時，沒有集中領導、統一計劃，群眾路線也貫徹不好。
第四，必需的規章制度。要有章法、程序、制度和口徑，計劃要有統一的口徑。人、財、商、勞、物的管理關係和製度也要相應調整。
按照這些條條，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來幾個反复，爭取把來年計劃一步安排落實。當年是一步一步地落實，造成了許多被動。
賈拓夫在山西幹部會議上的這個講話，受到了聽眾的熱烈歡迎和好評，都認為講得實在，講得精闢，深受啟發，很有幫助。可以看出，賈拓夫是從積極工作、極端負責任的角度，十分注意實際和理論的聯繫，也十分動腦筋的。他並沒有因為中央批准了調整方案，證明自己的思想對頭而得意忘形、趾高氣揚，而是為了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力圖把工作做得更好。
也正是為了這樣的目的，他才同意在國家計委幹部大會上做調整指標後的學習心得報告的。不了解1958年大躍進和1959年繼續躍進的實際情況，也許你會覺得這些講話並沒有什麼。但是如果客觀地想想，四五十年前，我國在長期落後、支離破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才僅僅搞了8年，對於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還沒有什麼成熟經驗；想想當時從黨中央的領導層到下面的干部、群眾中，存在著怎樣一種狂熱和盲目；想想當時黨內外對共產黨，特別對毛主席是怎樣一種擁護，甚至是迷信，而將不順應潮流的觀點提出來，會冒什麼樣的風險，就會感覺到賈拓夫這些觀點的分量了。其實，這兩個講話，再加上他4月、5月兩次在黨組會議上的講話，正是他實踐中經過學習思考提煉出的結晶，是他對經濟工作、計劃工作思想的集中反映。現在看來，仍然是閃光的，因此而批判他則是不公正的，是錯誤的。
現在回到上一章開始時的那個問題：賈拓夫是不是一個失敗者？歷史已經做出了回答。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撥亂反正、六中全會的《建國以來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對賈拓夫的平反昭雪等回答了這個問題，即使在1959年的當時，事實也回答了這個問題。那一年，雖然在反右傾和繼續躍進的運動中過去了，鋼產量勉強完成了1340萬噸，其他指標完成得也大體像當時國家計委和賈拓夫他們預計的情況相差不多。歷史和事實終究是公正的！
既然提到歷史和事實，有必要再說幾句。大躍進，特別是在熱昏的空氣下刮起的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的確給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回過頭看，如果不是大躍進證明了社會主義不是空想，而是科學，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未必能逐漸冷靜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經濟建設有其自有的規律，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度裡，在小生產的汪洋大海中，單憑美好的願望和狂熱的干勁是不能一蹴而就地建成社會主義的。大躍進使中國重新和進一步認識國情，認識規律，認識科學。如果沒有它和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後來終於認識到自己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找到立國強國之路，怕也是不容易的。
廬山會議以悲劇結束，其主導的方面是錯誤的。然而，會議前一階段所醞釀的問題，所研究要糾正的偏差、失誤，所提出的以調整為中心的任務，還是深入了相當多領導人的頭腦，也為以後調整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礎。以農業為基礎，按照農、輕、重的順序安排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必須綜合平衡（會議期間曾搞過一個20條）等，在一定意義上，也始於廬山會議的前期。也可以說，對大躍進中出現錯誤的糾正工作，實際上是從廬山會議以後不久就開始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做了大量的調整工作。經過3年，經濟形勢即基本恢復。
賈拓夫和其他許多同誌曾經一再堅持的思想、觀點和意見，並沒有因他們被批判而遭拋棄。這些正確的東西，在當時，在以後很長的時間裡，都還是起作用和有意義的。所以，就歷史和事實來說，賈拓夫被證明不是失敗者，而且，他們勇於正視問題，敢於堅持真理，勇於實事求是，敢於仗義執言，不慮個人得失，不計榮辱進退，這種凜然浩氣、錚錚鐵骨、高風亮節，更是久放光芒。就這一點來說，賈拓夫更是一個成功者！
1959年，中央批准調整計劃後，各方面工作才開始在理順，黨中央於7月份在廬山舉行了會議。
會議的原旨是分析認識形勢，糾正實際工作中的偏差，克服“左”的傾向，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毛澤東主席上山後，6月30日，他請最早見到的曾希聖、江渭清、江華等省委書記上樓談談，說：“把形勢、問題說一說。這次中央擴大會議主要是反'左'，還要搞一個文件。”
在首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用周小舟的話概括了當時的形勢：叫作“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講了要研究討論的18個問題，也是總結經驗的精神。最後說：“大家暢所欲言，最後形成《紀要》，發給全黨。半個月左右就散會。”當時，誰也沒有預計到廬山會議後來會開成一個相反精神的會議，得出的結論卻是反右傾，並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右傾運動。因此，開始階段人們的心情比較輕鬆。 “九三學社”（上午九點、下午三點開會），敞開思想，抒發情懷，還可以在長時間緊張工作後，一邊清理思想，一邊休整一番，在廬山領略一下人間仙境的自然奇觀。
賈拓夫作為中央委員、國家計委黨組副書記，從7月1日就上了山。他按大會安排的日程，除參加小組會，談情況，擺問題，提辦法外，還擔負著起草編制1960年計劃意見的任務。他對具體起草的人多次交待：1960年的中心是“調整”兩個字。要把為什麼調整？調整什麼說清楚。胡喬木接受了李富春的委託，也來幫助賈拓夫起草工作，幾乎天天都過來談一談意見，他也同意把重點放在“調整”兩字上。這些天，大家都沒有什麼思想顧慮，比較敞得開，生活也舒坦和愉快。
賈拓夫參加西北小組，彭德懷、李銳等都在這個組。他在小組會發言，主要講了大躍進取得很大成就，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應當總結。 1958年大躍進，1959年出現了全面的緊張，為什麼會出現呢？看來是指標過高造成的，冷與熱結合得不好，綜合平衡沒有搞好，國家計委是有責任的。他主要是從總結經驗和教訓出發，從正面提出看法。同時，他也是針對計委工作的角度講，在談看法時，也有自我批評，並沒有涉及其他的方向。他的發言在西北組裡受到了歡迎。
當時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在會上發言，比較尖銳地提出比例失調，問題嚴重，還指出：不搞綜合平衡，國家計委有責任，各部門各地方也有責任。那天下午，賈拓夫下樓吃飯，迎面與李銳相遇，他向李銳作了一個長揖，說道：“講得好！你幫計委說了話，應該感謝！”後來李銳在會上受到批判，賈拓夫的這一揖、這一句也成了罪狀。
西北組發言最尖銳最激烈的要數彭德懷了。他不僅講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問題，而且還指名道姓地涉及了毛澤東主席。他乾脆講道：“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在內。”他甚至動情地大聲說：“毛主席與黨中央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亂傳毛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國家那樣窮，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搞什麼名堂？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彭德懷的火藥味越來越濃，他直接闖入“禁區”，犯了大忌。彭德懷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抒己見，他的忠誠是被歷史證明了的。但當時，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的這些話，特別是他後來給毛澤東主席的那封信，卻釀成了一場空前的大悲劇。他講話中表示讚許的人，也都紛紛被安排了悲劇的角色。他在西北組曾說過：“我們黨內真正懂得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是一個，賈拓夫是一個。”這又給後來的政治鬥爭安了一條“導火索”。在以後批判賈拓夫的時候，有人就引用了這句話，指著賈拓夫的鼻子說：“彭德懷那樣欣賞你，彭德懷有問題，你當然也有問題。”
廬山的名山險峰是美麗而又神秘的，剛才還是晴朗的天空，轉瞬便雷雨交加。廬山會議開始階段，人們還能暢所欲言，多數人的認識也相一致，但很快就風雲突變，一場暴風雨驟然而至。這一巨變是由彭德懷7月14日給毛主席那封著名的信引起的。這封信本來是彭德懷作為個人意見寫給毛澤東主席個人參考的。但7月15日，毛澤東給信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發給了所有與會的人。賈拓夫在剛看到這封信時，還很興奮。他向前來談工作的宋平、梅行、趙家梁說：“你們都看過了嗎？我覺得寫得好，他出來講比別人講更好，因為他不是搞經濟的，影響大。”趙家梁說：“信中有些提法可能過了點，比如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賈拓夫還說：“嗯。不過按照他這個人的個性，這已經是講得很溫和了，可能有人幫助他潤飾過。”彭的信剛印發時，引起極大反響，多數人讚同，對一些較激烈的提法，也只當作提問題的方式，是枝節問題，而未更多注意。
賈拓夫看到這封信的第二天，在會議休息時與彭德懷相遇。彭問他看到沒有，印象怎麼樣？賈對曾經在西北領導過他的老上級、關係很好的老戰友說了心裡話，他說：“寫得好！不過有點刺。”彭德懷還是那個直通通的老習慣，表情一愣說：“怎麼？刺了毛？”這一句話，幾個字，如雷貫耳，一下子把賈拓夫的腦子轟懵了。黨內多年已形成的慣例，對毛澤東主席是不能提任何意見的，這幾乎是最大的忌諱。他對毛主席無比崇敬，從來沒有過、也不敢想像能這樣提出問題，這可是個極其嚴肅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他在中央搞經濟工作，尤其是這兩年搞計劃工作，對此諱莫如深，已感到遊刀走刃，艱難之至。今天彭總竟如此直不愣愣地犯此大忌，而且是對他賈拓夫說的，致使他茫然不知所措。賈拓夫以深情和擔憂的目光看了他同樣敬重的彭總一眼，像是在說：“珍重啊，彭總！”便不再說話。彭德懷似乎也覺察出有些不妥，看了自己過去親密的老部下一眼，彼此心事重重，不再有一句話，遂分道而去了。
7月16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要求未到會的幾位政治局的同志也上山來參加會議，特別提出“如果林彪同志身體還可以，也請他來。”7月23日，毛澤東主席在廬山的大會講話，發出了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號令。於是，一場尖銳的黨內鬥爭就此展開，廬山的空氣低沉壓抑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前一段輕鬆愉快、活躍而舒暢的氣氛一掃而光，所有過去人們談笑風生、熱鬧親切的場合，一下子變得冷寂沉悶起來。在參加會議的人當中，除彭德懷、張聞天以外，就要數賈拓夫、趙爾陸、李銳等這幾個人情緒變化最明顯了，他們大概都感到“大禍臨頭”了。
對彭德懷的批判正式開始了。毛澤東主席在大會上歷數彭德懷“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歷史。說話間，突然插了一句：“1937年，（陝西省委）西安離延安那麼近，也不聽延安的，而聽武漢的，王明在武漢。”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在指賈拓夫了。 1937年賈拓夫是陝西省委書記。毛澤東這裡的意思，似乎是在說：“你賈拓夫也是有賬的，你也站到彭德懷一邊，怕不是偶然吧。這次你也脫不了乾系。”毛澤東這句話大概既是對賈拓夫及其思想的猛烈一擊，也是對彭德懷說的“賈拓夫是真正懂得經濟工作的人”的回報。這句話把賈拓夫逼向了深淵。
他想修改自己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但修改不下去。他要起草一個帶有自我檢查性質的發言稿，也寫不下去。他吃不下飯，更睡不著覺，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他陷入了極度的混亂，沒有幾天工夫，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想不通，感到茫然。
毛澤東主席講話的當天晚上，賈拓夫翻來覆去無法入睡，住在隔壁的宋劭文勸他別想那麼多，好好休息。已過半夜，他還是睡不著，伸手從床頭櫃藥瓶倒了一些鎮靜藥服下，才睡著。 7月24日早晨，賈拓夫沒有按時起床、吃早飯，服務員找來醫生，作了檢查，醫生說鎮靜藥吃多了點，勁還沒過去，沒什麼問題。後來，人們以訛傳訛，賈拓夫服毒自殺未遂的消息，不脛而走。後來趙家梁問起此事，賈拓夫非常平靜地講述了他思想上的痛苦。
賈拓夫當時不明白，怎麼也弄不明白，為什麼明明是正確的東西，一下子變成了錯誤的東西？實際經濟生活中，明明是“左”的傾向造成了巨大的困難，怎麼一下子反右傾倒成了主要任務呢？計劃指標過高不是中央一再同意調下來了嗎？會議原定的主要議題不是要糾正“左”的偏向嗎？
他怎麼也弄不明白，黨內不是應當允許提意見，允許提不同看法嗎？會議不是要求把“成績講夠，問題講透”嗎？不是要求人們敢於發表不同意見，要有“捨得一身剮”的精神，不怕殺頭，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嗎？主席在這兩天對李仲雲信的批示中，不仍然是這樣要求嗎？
他怎麼也弄不明白，彭總的信總的精神並沒有大的錯誤，怎麼是反對黨、反對毛主席呢？彭老總一生對黨忠心耿耿，戰功顯赫，自己與他一起工作過，他怎麼會“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呢？他可是大家都敬重的領導人之一呀！老總說“怎麼？刺了毛？”這該怎麼處理呀？要不要交待？不講，與黨性過不去，這是重大政治組織原則問題，明明知道了，不向中央報告怎麼行呢？但是如果講了，對老總會怎樣？賈拓夫深知他是不反主席的，他是好同志。講了，又要追究為什麼會對你講這種話？不是有人在說是計委給彭總提供材料的嗎？這不是要把問題搞得更複雜化嗎？
他怎麼也弄不明白，毛主席點到了1937年陝西省委不聽延安的，這不是事實，歷史不是這樣的，沒有過這種結論呀！事隔20年，怎麼現在又提出這個問題呢？是不是意味著自己也一貫“不合作”？是不是意味著也要清算幾十年的歷史？
自己為黨工作30多年了，從來沒有動搖過，沒有鬆懈過，即使身陷囹圄，打入死牢，也沒有動搖過信念，今天怎麼會陷入如此絕境呢？真是天地良心，誰人知我啊！ 30多年來，多少坎坷蹉跎，多少艱難困苦，多少複雜曲折都過來了，今天在和平建設時期竟然會這樣難！該怎麼往前走？怎麼往下過呢？他似乎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處境，從來沒有這樣的痛苦和困惑，從來沒有這樣的矛盾和混亂。他理不出思路，想不清問題。上山前和上山時那種寬舒，那種撥開烏雲見晴日，那種奮鬥而後得正果的自信和輕鬆，已經蕩然無存。他幾乎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後人們也許不能理解，這些久經沙場，幾十年曆經艱苦卓絕，各種人間困難都經歷過了的老共產黨人、老革命者，怎麼會這樣想不開？然而，“旁觀者清，當事者迷”。當你站在共產黨人的立場上，站在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嘔心瀝血一輩子而又不為自己的黨所承認，還要指責你“反黨”的人的處境中，你又怎麼能想得開呢？他們一生忠貞而遭冤屈，你又怎麼能理解呢？當整個黨和人民後來終於理解了他們，承認了他們時，他們早已含冤飲悲於九泉之下了，他們自己終於沒有能看到這一天，你又怎麼去寬慰他們呢？
我們只能說，世界本來就是複雜的，事物發展本來就是曲折的。人們想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總是必定有個反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看法、做法以至彼此之間的摩擦、碰撞和鬥爭，也就從來不可避免。多數人壓倒了少數人，但未必正確；少數人往往握有真理，但常常失敗；或者多數人正確，但未能扭過權威者；權威者有時偏執失誤，又造成引導上的錯誤或方向上的偏差，等等。這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並不奇怪。因此，歷史上悲劇不斷發生，也就是必然的了。正因為如此，人生從來都很艱難的，不管你是普通的社會成員，還是高層次的骨幹、精英，哪怕是領袖人物，也都會有曲折、挫折、委曲和失敗。不管你承認不承認這是規律，反正事實上都是如此。但不論怎樣，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史就是這樣前進的，社會也就是在這種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中進步的。前人的挫折，會給後人帶來成功；前人的苦鬥，會給後人帶來樂果；前人的悲劇，會給後人帶來收穫。只要人們不忘卻前人和他們的經驗，不簡單地重複他們的哀樂，而是在汲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改善自己的環境，使生活在更高一個層次上展開，世界也就會變得越來越好。如果是這樣來看待人生，對待挫折，對待賈拓夫們的過去，對待他們的貢獻，恐怕比後來給他們平反昭雪更能使他們欣慰，也才算真正理解和承認了他們。
讓我們帶著這樣的認識和情感再回到賈拓夫當時所經歷的悲劇中去，看看他是怎樣繼續自己的角色的。
毛澤東主席在廬山會上批判了彭德懷後，緊接著決定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分三個組分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並於8月7日向全黨正式發出《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必須抓鼓幹勁，反右傾，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毛主席還把這場鬥爭提高到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引伸為黨內的階級鬥爭。於是，廬山會上這場突然發生的鬥爭，終於升級到了可怕的程度。
不僅在廬山的中央全會上展開了激烈的批判，而且隨著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公報》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的發表，全國立即掀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反右傾”鬥爭。本來擬議中要糾“左”的會議，被轉而發動成了一場全面的反右傾運動。而且根據毛澤東的總結：“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的。”廬山的這場鬥爭，沒能把當時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加以糾正，毛澤東主席自己開始講過的，劉少奇、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那份總結經驗、糾正偏差、解決問題的《紀要》終於也流了產。不僅如此，實際的影響反而推波助瀾、更加劇了經濟建設的困難的程度，致使1959年開始的3年自然災害給中國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困難。而且，由於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把階級鬥爭引入共產黨內，後來發展成“以階級鬥爭為綱”，更引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國更加巨大的災難。
回顧這段歷史是多麼沉重！但正因為那一段歷史是這樣發生和展開的，所以，賈拓夫和彭、黃、張、周等人一樣，廬山只是他們諸難中的一劫。只要那種“階級鬥爭”的思想仍在指導著黨，只要黨內政治生活不能正常化，找不到一種能夠實事求是容納和協調不同工作意見的機制，他們以及像他們那樣的人就還會“在劫難逃”。
這次廬山會議還為黨內鬥爭開了這樣一個先例：既要對事，也要對人，既要講現實，也要講歷史。只要出現一些問題，就要把過去翻個底掉，不管你過去為黨做過多少工作和貢獻，即便不能否定，充其量也不過是“同路人”而已。這種割裂歷史、全盤否定的做法，與“不但要看人的一時一事，還要看他的全部歷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傳統完全背離。這一錯誤先河一開，不僅破壞了黨內正常生活，也帶來了長期的嚴重後果。
廬山會議期間，雖然沒有組織專門的會議批判賈拓夫，但是序幕已經拉開。廬山會議之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工交系統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緊接著便展開了。從1959年9月到10月召開的四委黨組擴大會議，集中時間，集中火力，對賈拓夫進行了“徹底批判鬥爭”。這場鬥爭是與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深入批判彭、黃，外交戰線繼續批判張聞天同時進行的。
擴大會議期間，他以前幾乎所有的講話和許多做法，都成了“右傾、反黨”的“罪行”，受到批判。這已經不是什麼思想認識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立場問題。會上還深入追查他與彭德懷的關係，追究他在歷史上“反黨”的問題。就連彭德怀送給賈拓夫大女兒達黎的一架照相機，也成了他與彭德懷關係密切“有組織聯繫”的“罪證”。而揭發、批判和鬥爭他的，都是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和工交戰線的“各路諸侯”。在當時的空氣下，自然也是一邊倒的。火力之猛，攻擊之烈，叫人難以承受。他也差一點被劃為“彭德懷反黨地下俱樂部成員”。因沒有其他證據，彭德懷也明確講“賈拓夫和我沒有關係”，“我根本沒有找賈拓夫同志要過什麼材料”，才沒有戴上那頂帽子。那時，像彭德懷、黃克誠這樣的老戰士，這樣久經黨內鬥爭考驗的老共產黨員，最後都不得不“要什麼給什麼”，委曲求全，以維護大局。賈拓夫當然也不能不檢討，不能不反省。何況他過去確實不曾想過，這經濟工作中的問題和看法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有什麼關係，與階級鬥爭有什麼關係。使他最難於接受的是說他反黨，他的問題是“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毛主席”！幾十年投身共產黨，投身革命，他怎會反黨呢？怎麼會反毛主席呢？他檢查不下去。但最後，還是被迫承認了自己“客觀上起到了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反對毛主席的作用”。
這一段的日子確實難熬，確實痛苦。他把自己關在小屋子裡終日不邁出那間權作書房的斗室一步，也不讓孩子們走進他那自稱為“思過齋”的房間。昔日車水馬龍，談工作的，敘舊情的，看望他的人們，從此不敢見面。只有很少數的老同事，在其他領導同志委託下，前來安慰一番。老伴白茜與他寸步不離，形影相吊，關懷照顧。只一個多月時間，這位年僅47的壯年漢子，竟變得滿頭花發，瘦骨嶙峋，目光呆滯，蒼白憔悴。往日那目光炯炯、透著靈氣、顯著精幹的形象，已決然沒有一點影子。 “黨內的才子”成了一個弱難經風的“老叟”。他難道真的“罪”當如此嗎？不！他自己始終沒有真正承認過這一點。他此時的“窘迫”，也許正是由於那種極其矛盾、極其複雜的心理狀況所造成的。
工交口黨組擴大會議，以確定賈拓夫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而告結束。與他意見比較一致的或曾經受他委託搞過一些材料的同志，也都紛紛受到批判、處理。黨中央決定：撤銷賈拓夫國家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的職務。賈拓夫從此由事業的巔峰一下子跌到低谷，走過了他人生悲壯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