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古老的中華民族飽嚐帝國主義列強、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多重壓榨、剝削和蹂躪，真是窮夠了，苦夠了，也受夠了。當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終於翻起身來，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並且順利地建設自己的家園時，巨大的能量釋放了出來。生產關係的變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僅短短的8年，就在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創造出令全世界瞠目的偉大成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3.5%，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8%，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 1949年還只能生產19萬噸鋼，1957年就達到年產535萬噸，8年增加了28倍！這一年糧食生產達到19505萬噸，硬是養活了飢餓慣了的6億之眾。這些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從未有過的奇蹟，出現在東方這個人口最多，也幾乎是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怎麼能不叫這個民族感到自豪，感到振奮，感到激動不已！
不僅如此，在落後的農業大國，已經開始顯現工業文明的希望之光。回首往事，那剛剛結束但還傷痕猶存的百年恥辱，更激發著中華民族圖強爭勝的熱烈追求。從新舊社會反差強烈的對比之中，人們信服地承認：共產黨、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要照領袖的指示辦，新中國馬上就會跳躍到繁榮盛世。被已創造出的輝煌成就和已刺激出的更高理想追求而激動了的人民，更加憋足了勁，一心要馬上再創更加宏偉和瑰麗的成就。
而中國共產黨，這個從小到大、以弱勝強、從赤手空拳到打敗所有敵人、奪取了政權的黨，這個令沒有領導過經濟建設而成功地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奇蹟的黨，也為自己的成功而激動。緊接著，自然是再接再厲，再創人類更大奇蹟的決心。
於是，摩拳擦掌的躍躍欲試變成了改天換地的巨大干勁，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躍進浪潮，很快便席捲中國大地。
1958年初，就是在這樣一種氣氛下，賈拓夫調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從協助李富春副總理主持計委日常工作起，到1959年9月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他被置於大躍進時期最敏感的位置上，經受了一場特殊的鬥爭和考驗。可以說，這是賈拓夫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時期。他究竟是怎樣度過的？是不是一個失敗者？事實和時間會作出回答。
1957年11月，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震撼世界的目標：中國要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用15年時間趕上英國。同年同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的社論（四十條即指《農業發展綱要》），首次提出了“躍進”的口號。
1958年元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激烈地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洩了氣不得了！”
“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什麼'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洩了氣。1956年6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麼看？……”
毛澤東主席把反冒進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不僅認為反冒進洩了6億人民的氣，導致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並且把反冒進與右派進攻聯繫起來，甚至提到反對他本人的問題。會上，周恩來、陳雲等人受到嚴厲指責，劉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那篇社論，也遭到批評。賈拓夫自然也在受批評的行列。
會上要求各地苦戰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觀，在5—8年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標（這個綱要剛剛通過不久，正在掀起討論和貫徹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區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實現國家工業化）。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躍進號角正式吹響了。
如今年紀在50歲以上的人，都還能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怎樣轟轟烈烈的年代！又出現過怎樣的狂熱和扭曲。全國上下，東西南北，各行各業，在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帶領下，在社會上進行了反右派鬥爭和黨內批判反冒進的鞭策下，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農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層生產關係的變革——人民公社化運動又迅即鋪天蓋地湧向全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農兵學商——中國似乎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具體形式。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鼓動起的熱浪，把大部分領導和群眾的頭腦也燎得熱漲起來。人們似乎認為，只要鼓勁再鼓勁，趕上英國已不在話下，一窮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會被扔到太平洋裡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種生產力極大提高，物資極大豐富，消滅了三大差別（指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能夠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在這一代人手上實現。 “五年內實現共產主義”，甚至“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標語口號，在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街道處處可見。一些老共產黨人也極度興奮地以為，他們能夠活著見到共產主義的到來……。
在這種熱漲的空氣下，什麼經濟基礎，什麼科學分析，什麼客觀規律，都統統不在話下。 “沒有辦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提出了；小麥畝產兩千斤、7千斤、13萬斤，一直到水稻畝產30萬斤、番薯畝產100萬斤的“衛星”很快放出來了；一個山梨20多斤，一根大蔥3斤6兩，一粒蠶豆7兩多，一頭母豬共下了200多隻豬仔，一隻雞兩個鐘頭就下8個大雞蛋……“奇蹟”一批批地湧現。人們已經在擔心：糧食這麼多，吃不了怎麼辦？
問題不在於群眾的狂熱，人們要求迅速改變落後的願望是真誠的，他們為之而拼命苦幹是出自內心的，問題在於指導他們的方針和政策。在大躍進時期，黨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出了錯誤，違背了客觀規律，搞起主觀主義的高指標，隨之又刮起了一股瞎指揮風、浮誇風和“共產”風。
本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確已創造了奇蹟般的偉業。 1957年，在經過調整後，各部門的比例關係已比較協調，成為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實現了鋼產量535萬噸，糧食產量達3700億斤以上。這充分證明中國有可能比其他國家，包括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也應該發展得更快一些，同時也為今後更快一些地發展打下了基礎。問題在於，新中國的航船，畢竟是行駛在小生產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窮二白的落後農業經濟條件下，什麼叫更快？快的基礎是什麼？怎樣發展才能更快？快的規律是什麼？快到什麼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穩妥的？很可惜，這些問題沒有被最高決策人所重視。
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刺激下，毛澤東主席又站到第一線，把工業生產大躍進推向新高潮。原來，國家經委向國務院的建議中把1958年鋼產量指標定為624萬噸，生鐵定為732萬噸，鋼材定為482萬噸，分別比1957年增長19.2%、24.9%和13.1%。即使按當時的標準，這也已經是大躍進了。但毛澤東為各地各行業群眾的沖天幹勁和對黨、對領袖的狂熱擁護所感動，想到農業可以創造奇蹟，為什麼工業不能大搞群眾運動，也創造出奇蹟來？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人們都認為大好形勢來了。毛主席問當時的冶金部負責人：“形勢要發展，鋼能搞多少？翻一番怎麼樣？”回答：“行，可以考慮。”毛主席考慮到推動工業的大躍進，考慮到鋼鐵是一個國家工業水平的標誌，原來的計劃不行，在會議上把鋼鐵生產作為全黨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說：“……鋼由1957年的530萬噸翻一番，達到1100萬噸，有完不成的危險，中心問題是搞鐵。現在都打了電話，發動了，可是還要抓緊些，要回電話，要保證。”
北戴河會議上正式決定，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並且召開各省書記會議，下達任務，公開宣布。就當時實有的開採、冶煉、運輸等基礎能力而言，這個指標實際上是達不到的。但是，毛澤東下了那麼大決心，又進行了發動，要求各省、自治區黨委把注意力和重心從農業轉到工業方面來，全黨動手，大辦鋼鐵。在那種氣氛下，不同的聲音是很難說出的。況且，誰也沒有經驗，奇蹟或許會發生？反“反冒進”給人的印像如此深刻，誰又願意去當右派呢？
北戴河會議後，“鋼鐵元帥”正式升帳。全國一下子動員起幾千萬人，日夜苦戰，大搞小（小高爐）、土（土法煉鋼煉鐵）、群（群眾大煉鋼鐵）。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掀起了，大躍進運動也進入了最高峰。
這個時期的賈拓夫卻始終保持了冷靜的頭腦。他沒有人云亦云，沒有隨波逐流，沒有簡單地盲目相信或反對。他需要實際地調查，需要清醒地思考，需要搞清楚並回答什麼行？為什麼行？什麼不行？又為什麼不行？這一年多，他仍在緊張的工作中做了許多調查，想了很多問題。從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廬山會議的500多天時間裡，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休息了兩次，300多天忙於計委的日常工作，先後主持和參加了120多次計委的黨組會、匯報會、中央財經小組會，協助李富春組織召開了兩次全國的計劃工作會議。此外，用了180多天外出考察和調查研究，以及參加中央在北戴河、北京、上海、廬山的會議和兩次赴蘭州參加西北協作區委員會的會議。先後到過陝西、山西、甘肅、青海、湖北、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行程不下萬里。
隨著工農業躍進聲勢日高，計劃工作面臨的矛盾和暴露出的問題也越多。他到各地看到的實際情況越多，心中的疑慮也漸濃。他是認真的。他感到群眾的熱情真是可貴，人的積極因素一旦調動起來，將產生多麼大的物質力量！應當看到並保護這種積極性。他在甘肅洮南看到群眾大干水利，挑燈夜戰，引水上山的沖天幹勁，深受感動，還即興賦詩讚頌。但他又不能對一些反常現象漠然無視。
看到西安郊區深翻土地創高產，把地挖了一丈多深，他懷疑將生土翻到地面，是否能長莊稼？認為這是勞民傷財。
看到有的地方把十幾畝稻子移植在一畝“試驗田”上，用通風機通風，用探照燈照明，說是創高產放“衛星”。他講，這種搞法肯定不行，近乎於胡鬧。
看到有的地方土法煉鋼，煉出的東西似鐵非鐵、似鋼非鋼，根本不能用。他說：“真是恨鐵不成鋼啊！”
看到有的地方亂開小礦，無法管理，他感到這樣破壞國家資源，得不償失，需要節制。
看到士法煉焦，投入的煤炭多，煉出的焦炭少，而且質量低，用它煉鐵溫度上不去，耗費又大。他認為這是一種浪費。
看到有的礦區工人反映沒有肥皂洗澡，人們“下得了坑，上不了炕”。他認為應當重視，說：“這樣下去，工人的干勁難以維持，生產最終還是上不去。”
看到《人民日報》刊登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心裡很不舒服，說：“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怎麼能這樣搞宣傳？革命的浪漫主義是可以的，但總不能太脫離實際，更不能以此指導行動。否則，不是助長下邊浮誇更浮誇嗎？”
……
接觸到的具體問題越多，他的心情越矛盾，越沉重。看到大躍進激發出群眾的高度熱情和沖天幹勁，真有排山倒海之勢，是極其可貴的一種社會推動力。他不能不由衷地承認，這是歷史上任何時刻、任何制度下都不曾有過的。它的確能創造出奇蹟，第一個五年中不是已創造出許多了嗎？當前這種氣勢、場面，不也是前無古人的嗎？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是怎麼個搞法？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的原則，在計劃工作的實踐中怎樣去體現？並沒有因此就解決了。群眾的積極性是起來了，但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是不是仍有個正確引導的問題呢？當然，南寧會議上毛主席對“反冒進”嘻笑怒罵式的批判猶在耳際，自己也被列在“右派”或“離右派只有五十步”的行列裡，不能不警覺，不能不自省。況且，都沒有搞過社會主義大經濟，更沒有搞過群眾運動式的大躍進，短時間裡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但是，實際生活中冒出來的新情況，新問題，又都實實在在，都應當解決，否則，會出現一種什麼局面呢？
這一個時期，賈拓夫十分注意思考，力圖去解決思想認識和實際問題之間的關係。他沒有簡單地、公開地談論具體問題，沒有就事論事地談業務技術，而是想通過努力，正確地解答這些問題，使自己對客觀形勢和黨的路線方針有一個更加正確的認識，同時也能對經濟計劃工作有一個適當的指導，從而避免實際存在的問題逐漸擴大。實際上，早在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結束不久，也就是毛主席批評反冒進，指出有些人“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後不久，賈拓夫就開始考慮關於“多快好省”的問題。有一天他剛上班就直接到秘書趙家樑的辦公室，說：“你考慮考慮，幫我寫篇關於多快好省的文章，準備在報上發表。這個問題我想過，有些觀點，你看是否站得住。”他講道：1953年他參與起草的計委一個關於基本建設的發言稿時，提到“又好、又快、又省”。當時剛從河南省委書記崗位調來計委不久的張璽加了個“又安全”。 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補充了個“要省”。 1956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中才正式提出“多、快、好、省”這個順序。他指出：“杭州會議、南寧會議上，許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很好，多快好省本來是一個整體，一定要全面，不要攔腰砍，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多快應建立在好省的基礎上，沒有好省的多快是虛假的。四個字究竟是快還是好為中心，可能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側重。但是這幾年的實踐經驗來看，恐怕應該以好為中心，不要以快為中心。當然，只講好省，不講多快，也是不對的。好省不能代替多快，沒有一定的數量，也沒有一定的質量。”趙家梁誠懇地說：“我看你的觀點站得住，但是現在這個時候，這個文章不好寫，寫了也不好發表，弄不好要出大問題，會給人們以跟毛主席唱對台戲的印象。”賈拓夫說：“不急，考慮考慮，稍有空暇，再細細斟酌如何寫。”
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提出，後又在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賈拓夫是讚成的，他說：這反映了廣大人民要求改變落後面貌的迫切願望。但是他也擔心即將面臨的經濟形勢會出現片面強調多快，而忽視好省的局面，這對工作、對建設事業是非常有害的。強烈的責任感和黨性，驅使他不怕冒政治上的風險，想大聲疾呼一番。他再次建議起草一篇文章來全面論述多快好省之間的辯證關係，趙家梁還是勸阻他不寫為好，然而賈拓夫並未放棄自己的想法。從他在成都會議後計委黨組整風務虛會上的幾次發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他當時的思想狀況。
他談到：“成都會議提出的問題是建設路線問題，這點過去是盲目的，不自覺的。集中起來，一是速度問題，二是群眾問題。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要快，就有群眾問題，這一點過去是不明確的。”
“我思想上對農業問題註意了。農業上不去，對工業，尤其對輕工業有影響，對市場安排、財政、外匯等都有影響，它們之間有著重要的關係。但對農業速度能上去多快，不曾全面摸清。我是從第一個五年的實際情況來估算第二個五年的農業，總覺得第二個五年頭兩年不易上去很多，整個速度快不了，沒有認識到農業能來個大躍進，還是估計不足。”
“中央與地方。我過去的想法是重工業大部分中央搞，輕工業大部分地方搞。對下放企業也是先放小的，後放大的，走著看。而對中央與地方分工是高速度發展不可分割的一條，本質上認識不清。主要是覺得重工業技術高，資金多，難搞，需要適當集中力量，有點神秘化。”
“大中小的問題。我認為重工業還是搞大一點好，小的怕不行，技術、質量、成本都會有問題。輕工業多數搞中小的，但也不是從速度方面，而是從原料供應、產品銷售方面接觸的。最近期間，我才感覺到中小是個路線問題，速度問題。”
“建設與生活。勞動工資，我在中財委管過一段，覺得問題並不簡單，我懷疑搞得多了有問題。勞動工資總覺得要搞上去容易，要搞下來困難。建設幅度大，生產增長快，人多了，生活問題也多。”
“我感到人口問題是個大問題，影響到方方面面。要控制人口，對節育有興趣，也只是看到問題的一面。”
“對生產潛力估計不足，過去主要是考慮設備技術方面，但對人的因素方面估計很不夠。”
“基本建設。1956年戰線較長，搞得很緊張。後來從財政、物資、外匯諸方面的平衡，市場商品與購買力的平衡算了一下，覺得有問題，需要休整（調整）。1957年削了一下，雖然必要，也是像有的同志講的，'削得血淋淋的'。我當時對個別同志說過：是有些'倒行逆施'。從那時我就扭轉了思想，認為穩當一點，四平八穩，能避免血肉模糊、倒行逆施，只是站在有進無退的基礎上。這一點看得多了，對形勢估計不足。”
“1957年計劃編制時，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法搞平衡。各部提出的指標，我沒那個魄力，和各部關係也搞得緊張。”
“我作風上有事務主義，思想方法上有經驗主義。天天忙，忙些枝枝節節，忙著多呀少呀的問題，沒有考慮思想、理論問題，更沒有考慮政治路線問題。覺得地方和各部提出的指標，都有它的局限性，計委機關就是搞綜合平衡的，平衡了才真的知道是多或是少，所以也心安理得地天天忙於多呀少呀的平衡上面。”
“十大關係，每個關係處理都關係到速度問題。過去我對於這些關係裡面的積極因素看得不夠，消極因素看得多了，腦子裡裝了一些矛盾，有一些考慮，但是枝節的、零碎的。……現在看到抓了政治，抓了群眾路線，就是提綱挈領，把枝枝節節都解決了。我看我的本質問題是對速度的看法，根子是對群眾力量估計不足，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
看得出來，賈拓夫是在盡量地按照總路線精神，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認識。但是，他擺脫不了對那些實際矛盾引起的思考。比如，在同樣的整風務虛會上，他還談到：
“保證重點本身並不錯，不保證，沒有綱也不行。但是太過分，太突出了也會有問題。”
“1953年開始搞計劃時，強調學習蘇聯的、反對英美的，這是對的。但是，英美的也並不全是錯的，也有一部分是對的（按：當時能這樣提問題，是夠大膽的）。我們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來工農業並舉，大中小並舉，中央和地方並舉等都與蘇聯不同，但蘇聯也有好的東西。……十大關係本質上反對教條主義的。”
“過去計劃編制自上而下，有神秘化。現在計劃工作走群眾路線，也需要綜合平衡。”
“對一個問題來說，沒認識之前，懷疑是必要的，懷疑就是思考，就是想一想。”
“有爭論是好的，這種氣氛好。爭論要展開，就事論事，技術性的，有時也是政治性的。政治觀點與業務觀點要結合起來看。”
“教條主義首先還不在於表格、指標的多或少，首先是在於對國情合不合適，不切實際就不對；切合實際的，即使照搬照抄，也是對的。”
“一切問題決定於我們下去，在實踐中解決怎麼搞法。”
賈拓夫在計委黨組擴大會上還提出：“在當前這樣一個情況下，計劃工作怎麼辦？總路線如何體現在我們的計劃工作上？可不可以搞一個計劃工作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是否應該包括以下12點內容：
“1．必須以黨的總路線為依據；
“2．以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為主要內容，而同時又照顧到國民經濟各方面的配合；
“3．政治經濟技術密切結合併以政治掛帥；
“4．以自下而上為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
“5．積極的互相促進的平衡；
“6．長期和短期相結合；
“7．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雙軌制；
“8．既鼓足乾勁，又留有餘地的兩本賬；
“9．分級管理，逐級平衡；
“10．抓兩頭，帶中間，平均先進定額；
“11．檢查計劃，一年抓四次；
“12.必須依靠黨委的直接領導。”
從以上這些問題和意見中，可以明顯地感到，賈拓夫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是竭力想在總路線的精神下，從國民經濟的全局考慮，求得相對的協調和平衡，希望在熱氣空前高漲的氛圍中，與科學態度結合起來，避免可能出現的片面性；在尊重群眾和群眾運動的同時，也尊重和探求規律性的因素；在打破常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同時，也尋求計劃工作的一定規範，以使有所遵循。一方面要跟上形勢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企望不出現難以把握的傾向。他是在從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綜合平衡的同時，在思想觀點和具體方法上也設法尋求平衡。當今，凡經歷過1958年大躍進的人，很容易理解賈拓夫那時的良苦用心。
大躍進的熱潮勢不可擋，越鼓越高，越來越多的人頭腦越來越熱，政治氣氛越來越濃，人們爭當“促進派”，都怕戴“保守派”、“促退派”的帽子。於是指標越報越高，浮誇越來越重，情緒也越來越激昂。站在掌握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國家計委，要求得協調和綜合平衡，盡力保證這部龐大的經濟機器既高速度運轉，又不崩潰，就像超速行駛的列車要讓它不出軌，也像遇到狂風暴雨的航船還要繼續破浪鼓帆一樣，真是一件極度困難的事情。作為主持計委常務工作的賈拓夫，就是處在這樣一種激流險灘之中，位於矛盾的交叉點上。他是領導者，又是從事實際工作的。他要看清方向，跟得上潮流，又不能不面對和處理實際問題。遇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的碰撞，日子真是難過得很。參加革命工作30多年來，似乎從未碰到過如此復雜的局面，而現在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處在接觸全局、其工作更影響全面的地位，無論如何也要盡心竭力，力圖適應和把握。而這種適應和把握，並不是隨波逐流。反正事物總有不同的方面，認識總會有對立面，實際的問題總要解決。
於是，他還是盡量保持冷靜，保持獨立的思考和見解。他在研究計劃工作時，不斷地、一再地提到：
“國家計劃委員會心要熱，腦子要冷。”
“經濟形勢是大躍進。而現在是數字躍進，措施沒有跟上。十七個部的政治氣氛夠了，但具體措施還不夠，計委要協同各部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措施上。”
“這個期間，要把消極、困難方面考慮一下。”
“資源、技術力量、資金、設備、物資都比較緊張，要深入地摸，認真研究。”
“搞1959年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要分期成和必成兩本賬，取其低，爭取提前超額完成，這樣主動。”
“工農業指標初步定下來後，要圍繞這些數字進行重大問題的研究：重大項目有什麼薄弱環節，工業地區的分佈問題、地質資源的問題，機電設備的配套能力問題，財政、外匯、材料、物資的平衡，勞動力、積累、消費等都要具體安排。”
“安排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要考慮重點和一般的問題，局部和全部的問題。單純從鋼來看，可以搞到6000萬噸，但全面看又有問題。資源40—50%還要找；投資不落實；技術力量，勞動力還要規劃；最大的問題是設備，一是電，二是重型（設備），矛盾很突出。電要上去，銅、鋁又不足。原材料和設備須要好好摸。部門定了，還要考慮地方的問題，看看地方平衡如何？從四面八方看，可以看出問題。”
“安排第二個五年，特別是1959年計劃指標，要考慮平衡下來有什麼問題？1958年生產預計完成的情況要很好地摸，可能性到底如何？生產能力究竟能達到多少？按1958年能夠完成的量來看，銅、鋁、發電、設備、機床、酸、鹼、焦炭、橡膠等供需之間差距仍很大，這樣，1959年的基建就要多上新增能力，這與投資又有矛盾。而要保1959年產量，今年下半年就要安排一些能力，又不僅牽涉到投資，也還有原材料、技術的問題要解決。明年鋼材即使滿足了數量，規格、品種也還不能滿足需要。……這些都需要從措施上加以研究解決。”
他還多次提到礦業、煤炭、發電裝機能力、酸、鹼等化工的配套；木材、水泥等生產及勞動力安排；運輸的緊張，地區的平衡協調，基建生產，生活問題，時間措施的安排；機械工業的配套等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和意見，並在向中央財經小組匯報時，反復進行了說明。
陳雲等領導非常重視賈拓夫提出的意見，曾明確講過：明年計劃成不成，關鍵還是在材料問題上。銅、鋁、鋼材品種，時間趕得上趕不上？銅落空，發電機組就落空，四大皆空，是個大問題。
還說：從實際情況看，反映出1959年任務並不輕鬆。材料、設備、運輸問題嚴重，建築能力也嚴重。鐵路、交通是個大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就不好辦，計劃會落空，看來來年的計劃窟窿很多！
實際的這些情況，預示著1958年的躍進可能帶來經濟的全面緊張。但是，這些具體問題還只是在經濟工作的一部分領導層中議論，到達不了也無法影響到最高的決策層。不僅如此，問題還在加劇發展。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提出鋼產量要翻一番，達到70萬噸。賈拓夫認為有問題，他找宋劭文、廖季立等經過認真核算，一致認為，1958年1—8月份在躍進的推動下，只生產了500萬噸（幾乎相當於1957年全年的生產量），要在後四個月再搞出600萬噸，實際是不可能的。而且按此指標實施，會給其他行業和經濟全局帶來很大衝擊。但是，許多人聽不進他們的意見，自然也就無法作為一種意見送達毛主席考慮。
在這種形勢下，賈拓夫是沒有能力扭轉局面的，他只能力所能及地不斷提醒而已。
當時，許多人站在高指標上說話，虛報現象嚴重，至於是否真的實際，卻很少認真研究。也有一些人，覺得應當實事求是，希望能少出偏差。有一次，計委秘書處趙家樑等幾位同志在計委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提倡說實話》。賈拓夫上班來得早，一看就說：“很好嘛！”馬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之後，好幾位計委副主任也陸續簽了名。這樣一來，趙家樑的大字報成了賈拓夫的大字報，一時在機關內引起很大反響。
1958年10月中旬，賈拓夫協同李富春在北京召開全國計劃會議，他仍在提出問題。他說：
“現在大躍進形勢很好，有很多好的經驗。好的事情可以談談，這是主要的，基本的。同時也要談一下有些什麼問題。”
“這次開會要虛實結合，恐怕要以實為主，虛的也要談。”
“以鋼為綱，但礦山、軋鋼有問題。現在看來，第一季度要突出抓鋼材，全年來講，礦山問題很大。”
“明年的形勢的演變還要看，例如是否再搞5000萬人以上煉鋼？還要重新研究。工業、農業同時躍進，多少勞力給農業，多少給工業，要統一安排。”
“除了鋼鐵、鋼材，還要有其他來配合，煤、電、機械、鐵路運輸、勞動力等等。現在各地方提出的其他方面也要跟著漲上去，也是自然的。重點離不開一般，不管是不行的，大配套就是這個問題。不能只顧主機，不顧副機。”
“群眾路線解決問題，並不是一切都能解決，大躍進中也會有矛盾。”
“看到好的方面，這是主導的一面，同時也要看到新的問題。”
“這次會議能把問題提出來，也是好的，在此基礎上，先把第一季度計劃安排下來。因此，這次會議第一暴露矛盾，第二重點安排，第三解決調入調出，第四先定第一季度。至於明年全年計劃，要看今年第四季度完成的如何，然後再訂。定案還要由中央解決。”
“土和洋，大和中小相結合，但一定要有個比例，沒有比例是不行的。”
“分散與集中，分散以調動地方積極性，可以爭取時間搞快些。但只有分散，沒有集中，就會亂套，就沒有全局，就不能保證重點。看來還得很好結合，不能偏廢。”
“包乾與統籌。地方包乾是在全國統籌計劃下的包乾，而全國統籌則又是在地方包乾基礎上統籌。不能只強調一面，還是要結合好。”
他的這些意見均在會議期間向中央財經小組作了匯報，具體地反映了暴露出的各種矛盾。他認為，“暴露矛盾，使各部對下面的情況和問題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也使各地對總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一些，是有好處的。但是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很困難，建議明確一下總的目標，重點解決鋼要成材，機要配套的問題，先把1959年一季度計劃安排下來，全年計劃到時與各部各省再研究後，報中央會議來確定。”
計劃會議上，根據8月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各地報的計劃匯總，結果是1959年鋼產量指標到了3900萬噸（當時正在努力爭取1958年鋼生產達到1070萬噸。就是說，1959年又要在此基礎上再翻兩番）。這可是實實在在地搞生產，不是吹氣，憑什麼條件去實現？怎麼有可能達到呢？賈拓夫已是憂心忡忡，難以安眠了。但是，當時毛澤東主席表了態：“3000萬噸可以了。”提出的口號是“為3000萬噸鋼而奮鬥！”在財經小組會議上，其他幾位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對此都沒有表態（看來也確實不好表態），責成賈拓夫負責先起草文件，準備帶到11月召開的武昌會議上去用。
賈拓夫承接任務後，心情格外沉重，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當時秘書問他：“3000萬噸明明不行，為什麼不提出來呢？”
賈拓夫說：“不能提。”
秘書又問：“文件是由你起草，你首當其衝，你不提誰提？”
答：“現在已不好講了，毛主席已經講話，他們（指當時幾位副總理）也都還沒講，等開完會再說吧！”
問：“到時候要打屁股，先打的是你，怎麼辦？”
答：“不算數（指指標），還會變的。”
那時候，要講些心裡話，講些負責任的實話，也真是難啊！
1958年11月，武昌會議召開了。經過會議研究、核算，作為“元帥”的鋼產量指標，一點點地往下降，從3000萬噸—2900萬噸—2700萬噸……。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冷熱結合，沖天幹勁和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問題，並且指出計劃指標要有根據，根據要落實。指標要落實可靠，比例關係要調整。針對1959年鋼產量指標，毛主席講到可去掉三分之一，最後定為2000萬噸。當時意見是對內按2000萬噸安排，對外宣布1800萬噸。陳雲本不同意這樣定，但還是公佈了2000萬噸。雖然這個指標仍然是要在1958年基礎上再翻一番，但當時已是不能再退下來的氣氛了。責成計委再擬定具體計劃，由副主任安志文、綜合局長廖季立等人負責。賈拓夫對於這個2000萬噸，仍然心裡很不踏實，覺得很玄乎。
2000萬噸看來也完不成，而指標又不能再動，怎麼辦？賈拓夫回到北京後，就在計委內部佈置，讓廖季立等人另外測算，安排兩個更低一些的計劃方案：一個1800萬噸，一個1600萬噸或者更低一些，以備原計劃執行過程中的確發生困難時，好拿出來應急調整，而不至於突然間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本來這是從工作出發，從實際出發的一種負責任的做法，遺憾的是，他後來卻為此而遭到嚴厲的批判，說這是和黨中央的決定唱對台戲，是對抗中央的行為。然而，實際的情況正如賈拓夫預計的那樣，並沒有因為武昌會議定了，公佈了，就一定能實現。當時中國的經濟底子畢竟就是那麼個基礎，而經濟運行又畢竟有它自有的規律。
由於鋼鐵“元帥”指標的一再變動，1959年計劃一直很難安排，而賈拓夫始終擔心高指標會造成國民經濟比例關係的嚴重失調，帶來更加全面緊張的形勢。他認為，1959年計劃必須建立在1958年的實際生產水平的基礎上，要盡量穩妥可靠，避免大上後而不得不大下、大起而又被迫大落的局面出現。因此，他想把1958年的實際能力和水平摸得更清楚一些。
他很懷疑1958年大煉鋼鐵到底有沒有1070萬噸，就讓廖季立等去統計局核實到底有多少鋼？多少好鋼？多少土鋼？經過反复核算，雖然完成了1070萬噸的指標，但真正能用的好鋼卻只有800萬噸，其餘200萬噸是基本不能用、無法成材的土鋼。
他也認為糧食產量有很大虛假成分。 1958年原來估計糧食生產達10500億斤（1957年只有3700億斤），後來說有7500億斤，賈拓夫對此仍有懷疑，找有關同志去農口了解核實。他覺得1958年糧食大躍進，大豐收是事實，但比上一年增產那麼多，不合乎道理。 1959年1月，中央財經小組在周總理處開會，他在匯報1959年計劃安排時講：“武昌會議時定下1958年糧食產量是7500億斤，棉花6700萬擔，這與1959年計劃關係甚大。如果是這個數，沒有虛假，是一個情況；如果有變化，但幅度不大，也不要緊，影響不大。1958年糧食、棉花究竟有多少？直接關係計劃的安排。”當時農口的負責人滿臉怒氣，拍案而起，拍著桌子說：“沒有問題，農業指標不要再議了，就是七千零一億斤。這是在主席那裡定的。你這是什麼意思？！”賈拓夫只好說：“沒有問題就好。”實際上後來再核實，1958年糧食產量還不到5000億斤。
賈拓夫還對1958年財政收入的實際數字感到不踏實。他在周總理處的會議上提出：“1958年財政收入有450億元，是不是有虛假成分？”當時財貿口負責人李先念說：“估計至少有20億元的虛假數。”
賈拓夫感到，計劃工作要做好，必須建立在可靠的統計數字基礎上。他請來國家統計局的領導賈啟允、陶立、王思華等人，重點談了統計工作方法和與計劃工作的關係。他說：“統計工作最近破教條主義，立群眾路線，解放思想，有很大躍進，有許多好的經驗，要繼續搞好，不能放鬆。然而工作方法方面也面臨很多新的問題。人民公社、兩條腿走路、綜合利用工廠、亦工亦農等等，使得現在與過去的統計基礎相比，發生了很多變化。統計工作也需要適應新的情況，向綜合性方向發展。”當前，統計工作要和整個經濟工作一致起來，這個時期抓什麼？對小土群、大洋群的運動如何抓（統計）？設備的重點應如何安排？鐵要成鋼，鋼要成材，進展和問題是什麼？這些都要注意。這些我們（指計委）可以抓，統計部門也可以抓。 “他認為：'統計工作也是計劃工作的一部分。'”“設想這麼一個方案，即統計與計劃工作口徑對起來，計劃工作要充分利用統計局的力量，又分工又匯合，必要時可以交叉，互相支援，互相依靠，工作也可以交流，可以聯繫起來參加或合署辦公。計委黨組開會，你們三人總要有一人參加，聯合起來。此事黨組討論定後報中央批，現在先搞起來，試一下。”
在進一步摸清1958年實際情況的同時，賈拓夫在計委黨組強調，安排1959年特別是第一季度計劃時，按武昌會議定的指標，要力爭搞得有根據。每個項目都要有個“由頭”；要強調保重點和照顧一般相結合，特別要抓住項目和材料供應兩個環節；配套問題要負責解決或提出解決的意見；勞動工資要考慮，增加人員要控制；必需品供應的全面緊張一定要重視，不抓這件事會犯錯誤，只抓生產，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必要時要給供應讓路，以保證生活不出大問題。安排時要經常保持各地存3個月的糧，1個月的煤；外匯外貿要具體化，還有部分外貿任務沒有貨源的問題要落實，等等。他一直強調，國家計委一定要統籌兼顧，從綜合平衡上考慮問題，安排計劃千萬不可單打一，顧此失彼。
在1958年年底和1959年1月份，賈拓夫向周恩來總理和中央財經小組匯報時，一再就具體問題如實提出困難。
他說：“武昌會議回來後，日夜苦幹搞年度計劃，情況知道得更多，問題暴露更多。現在總的來說，武昌會議通過的指標大盤子不動，但從各方面來看，具體的需要加以調整。”
他指出：“要從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來安排1959年的計劃。1958年大躍進，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工業、農業、基本建設、人民公社。結合起來看，生產力有很大發展，生產關係有很大的變革。1958年在經濟活動方面的一些情況和1959年的安排是密切分不開的。有一些情況要考慮進去。
“1．勞動力的鼓足乾勁確實做到了，如果有缺點的話，是有一部分有過之而無不及。
“2．物力，挖掘潛力差不多到了頂點，周轉量吃掉了不少，鋼材少了幾十萬噸。這種情況和當前的待料現像有關。
“3．鋼鐵有很大發展，帶動了其他。鋼鐵的數量，鐵報的是2100萬噸，而比較好的一、二類鐵1300萬噸；鋼報的是1100萬噸，好鋼能軋鋼材的約800萬噸，比上年增加50%。經濟周轉中發生了變化，人民公社自籌的資金不能達到140億元。鋼鐵補貼至少要16—20億元。現在就要抓這個基礎上的質量問題（按：已明確涉及到大煉鋼鐵的質量水平問題）。
“4．糧食、棉花。武昌會議時定的糧食1958年有7500億斤，棉花6700萬擔，這對整個計劃關係甚大。如果糧食7500億斤沒有虛假，是一個情況；如果變化幅度不大，也不要緊。1958年究竟有多少？對1959年關係很大。
“5. 1958年大躍進中，某些比例關係有失調現象。在安排1959年計劃過程中，感到更為深刻、具體了，1959年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這是1959年經濟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6．成本、經濟周轉方面是否有問題。1958年財政收入達450億元是不是可靠？有沒有虛假成分？
“7．各部門不配套、設備不配套的問題突出，成套才有生命，才能形成生產力。
“8．協作關係。舊有的協作關係相當程度地打亂了，搞不好影響速度。搞好了，可以變成好的因素。
“9．技術革命。有些是成功的，有些還不能肯定，也有些是失敗的。要進一步摸清楚才成。
“10．庫存、周轉搞掉了是不利的。
“以上這些對1959年計劃安排都有直接關係。考慮諸如此類的因素，按照武昌會議方案，提出具體調整方案，搞了三張大表。為什麼這麼調整，已和各部談過，因時間太短，搞得還嫌倉促。”
他具體地匯報了各種計劃指標和措施調整的內容，還講到調整的精神原則是：
1．四項基本指標，力爭完成。這幾條槓槓不能動，必須保證完成。
2．要調整比例關係。
3．要壓縮空氣，腳踏實地，指標要可靠落實。
4．周轉、後備必須考慮進去，要留有餘地。
5．中央和地方要一盤棋。
6．生產和生活要兩條腿走路。對生活方面，過去我們注意不夠，應予以重視，甚至有些方面還要優先。
7．項目、材料、投資要三結合，綜合平衡。
8．多快好省要全面考慮。
9．工農業、輕重工業、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和洋五個並舉要認真執行，大中小結合中要注意中小。
10．生產和建設要兩者兼顧，如有矛盾，要先生產後建設。
11．今年、明年要兩者兼顧，如有矛盾，要先今年，後明年。
12．要千方百計，搞積極促進措施。
最後，他還詳細地談了對這樣的調整方案的看法，認為：
1．同武昌會議方案比較，全面了一些。
2．總的來看，如按現在這樣安排下來，形勢會比較緩和一些。
3．比例關係有所調整，可相當抑制失調的加劇。
4．仍有不少缺口。
5．還是很緊張的局面，因為：
1958年大躍進，好鐵增加500萬噸，1959年要再增加三個500萬噸；
1958年好鋼增加270萬噸，1959年要再增1000萬噸；
1958年鋼材增加了200萬噸，1959年要再增加四個200萬噸。
而這些增加的產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依靠當年新建的能力，影響基建規模的生產能力就要達到一倍。具體地說，按調整之後的方案，依靠新建增加的產量：
鋼材佔35.7%；洗煤佔65.5%；鐵礦石佔37.5%；銅佔62%；發電量佔19.2%；煤炭佔5.9%；原油占13.2%；水泥佔22.5%；硫酸佔33.3%；重型機械佔36%；發電設備佔18%；貨車佔30%。
他特別說明：“所以，按降下來的結果，也不是保守，不是降了積極性，而是緩和了緊張方面。即使如此，還是積極的，還有緊張。如果有問題的話，還是要再落實。
他在繼續談到工作具體化，計劃安排的做法，基本建設仍存在的投資下降，要抓市場安排共10個問題的看法後，說：“現在的計劃安排有些困難，還需要繼續去摸索，很好地來調整安排。究竟這樣行不行？還要過幾關。要同各部、各地方再商量，經過那幾個考驗，最後還要經過實踐的考驗。”
他還非常有針對性地講過如下的意見：
“武昌會議定鋼產量2000萬噸之後，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全國一盤棋；二是以鋼為綱；三是留有餘地；四是搞平均先進定額，五是毛主席幾次講到的計劃要有根據，根據要落實。”
“回來以後，摸清了一下計劃根據怎麼樣？一算，根據不夠。按武昌會議精神，1959年計劃是得費些工夫好好摸一摸，算一算。1958年大躍進，成績是偉大的，但要做具體分析，有不少新問題。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也有很多胡思亂想。我和幾個同志談過：1958年大躍進，總的是好的，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可以注意的。所以說可以從不好的方面著想一下。例如工業速度是否增加得過高了？新增勞動力三分之二，原有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否過多了？1959年的速度可以增加50%，但如果1958年農業沒有那麼多，要下來，那輕工業勢必就會減少。現在是要搞實在了，的確不那麼容易。到底怎麼樣？還要研究。”
“以鋼為綱。1958年達1100萬噸是很大的成績。能夠拿出來做鋼材的好鋼800萬噸，比1957年增加了50%，270萬噸，這是了不起的事情。農業方面，假定糧食沒有7000億斤，有5000億斤也是了不起的，比1957年增加50%。問題是要把數字搞實際。如果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的，至少輕工業產品指標就不能按1958年糧食7000億斤來安排。
“假定1959年鋼產量是2000萬噸好鋼，那就是再增加4個270萬噸，比1958年再增加一倍半。2000萬噸究竟怎麼樣？鐵的問題，聯繫到礦山，究竟怎麼樣？軋鋼、設備到底怎麼樣？現有的潛力發揮能有多少？這是鋼的兩頭的問題。洗煤、鋼鐵產量的指標，有30%以上要靠新增能力，那設備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到底在什麼條件下面？搞多少才是可靠？”
“1956年到1957年指標上下不大，可是1958年到1959年指標一上一下很大，這是應當注意的。”
“有計劃按比例是有必然性的，我們對此認識還不夠。”
“現在怎麼辦？辦法：一是要把問題展開，把資料搞確實一點。在此基礎上再好好分析。二是可以設想幾個方案，從中找出比較適當的'地點'。”
雖然，賈拓夫是從安排1959年計劃的具體實際出發，分析問題，研究辦法，提出建議。但是，他已經是在中央主管這一層次上，觸到了實質性問題，已不僅僅是對武昌會議定的具體指標的“動搖”和“懷疑”，而是從計劃指標的數字、發展速度，觸到了大躍進的總體指導思想方面。也可以說，他已經進入危險的“雷區”。他自己在會上也說：“現在下這個決心，責任確實很大，心情十分沉重！辦法還是要請大家來考慮。”他當時究竟怎麼想的呢？現在人們已無從探究。但是，毛澤東說過他“頭顱不長角”的那樣形象，似乎已不復存在。這時，也就是1958年12月份和1959年1月份的時間裡，他不僅“頭上長出了角”，而且頗有棱角和鋒芒了。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他已不僅身入“雷區”，而且危險也越來越嚴重。看起來，他已經把個人的榮辱進退置之度外。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不能指責他缺乏政治經驗，過於“呆板”和“認死理”，反倒要欽佩他能保持獨立見解，勇敢地正視問題，敢於仗義執言，直述己見。
就在他向中央財經小組坦蕩陳述上面這些意見後不長時間，發生了一件更加令人震動的事情。那是在1959年過年時，毛澤東主席請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陳雲在席間提出：“1959年鋼指標的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說：“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一句話如雷霆萬鈞，使人振聾發聵。從此，計劃指標的問題與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緊聯繫到一起。具體的經濟指標變成了嚴重的重大政治問題，不僅不能再議論指標的高低，而且預示了一場風暴已經開始醞釀和形成。形勢變得嚴峻起來了。
1959年1月18日左右，李富春向賈拓夫講了這件事。賈拓夫立時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心情變得格外沉重。
隨後的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即北京會議）。基本的調子還是指標漲而不降，只有少數人，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在會上講了困難，還提到：“看來搞經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這時的空氣，就是把不同的意見和指標問題與修改總路線的政治問題聯到了一起。毛澤東在會上說：“完不成指標也不要如喪考妣。”當然，也就不能再議指標如何，陳雲在會上也不再講指標需要降低的意見，只是對以前作了檢討。 1964年9月，毛主席說過：“有時真理是在少數人手裡。1959年1月，我建議開會，這是陳雲跟我談了一次話的影響。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指標）仍然不動。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標。我希望陳雲出來講幾句話，誰料他講的是自我批評。”這雖然表示毛主席後來對此也不無遺憾，但當時的那種氣氛如此嚴肅，人們主觀上又是想把經濟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向下走。同時，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只能像賈拓夫所講的那樣：最後經過實踐來考驗吧！
當然，問題嚴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具體的矛盾又是客觀存在。經濟活動還要進行，工作需要照常做。所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會議結束後，又把有關的負責人找回去，談了一些話，指出不能逃避矛盾，要鑽進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這時，賈拓夫的處境和思想也處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之中。他希望自己避免犯政治上的錯誤，但又不能甩掉對實際工作中具體存在問題的擔憂。他意識到自己處在首當其衝的境地，但又不能擺脫肩負的責任。在兩難的處境下，他還是在盡力地摸索前行。
北京會議後，國家計委黨組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和毛澤東的講話之後，賈拓夫作了個發言，從中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他說：
“1959年計劃定下來了（指武昌會議之後調整上報的方案），這是計委提出的。提出之前，計委內部思想狀況確有點混亂。內部討論是必要的，問題是提出來之後，怎麼樣來掌握。這一段時期，我要負責，政治掛帥，沒有負起來。這一段混亂不能責備局裡，主要是我的責任。”
“我的基本思想是武昌會議回來之後，聽到各部回來後的反映和各方面的反映，加上武昌會議講到比例關係要調整，指標要落實可靠，我在那個時期確實對2000萬噸發生懷疑。所以在書記處我說了一下2000萬噸期成，1800萬噸必成。想到化工、交通、電力等方面的困難，應該總起來考慮。集中反映了我不是對2000萬噸鋼指標堅持不動搖，而是在2000萬噸和1800萬噸之間動搖的。沒有考慮到這樣會發生消極作用。基本的問題是怎樣看待困難。擺問題，擺困難的目的性，不是別的，而是怎樣保證實現2000萬噸鋼的方案，我在當時卻因此而得出結論：2000萬噸不行。特別是在部長會議上講的。會脫離總路線，這對我是很大的警惕。我有些舊病復發，腦子裡考慮經濟多，政治沒有掛帥。這一段計劃收尾工程搞完之後，在黨內，包括局長在內，把我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嚴重的毛病，好好清算清算。春節之後，好好的整一次風，如果這樣下去，搞不好政治上要犯錯誤的。
“政治、業務究竟如何看法？是個問題。這個問題喊叫得很久了，經過去年一年，好好研究一下：虛實如何結合？政治業務怎麼結合？拿出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整頓一下，是必須的。”
“學習問題，現在是不平衡，不是每個同志都很忙的。學習和整風結合起來，可以學到許多東西。1958年的經驗非常之豐富，新的問題不斷發生，矛盾不少。哪個是主導的，哪個是次要的？學習和業務也要結合起來，如果這個抓得不緊，業務也搞不好的。
“這次看來，計委的責任，擔子很重，我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很多。希望黨組同志在整風時多予批評。當然，我的基本出發點還是想搞得既積極又可靠，觀點有毛病。對於2000萬噸鋼的方案，開始時我覺得運輸等很難解決，現在也覺得還是可以解決的。考慮物與物的關係，再加上人的因素，觀點會全面一些；單純考慮物與物的關係，要出問題的。”
這一段時間裡，賈拓夫並沒有因為產生了政治壓力而放棄自己的看法，因為那些天天擺在眼前的具體問題，使他無法不正視它們。他一方面緊張地組織計委和各部門反複測算，研究措施，佈置落實，一方面響應毛主席的讀書號召，抓緊時間，學習政治經濟學等著作。他想認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把實際問題、認識問題和理論問題聯繫起來，使自己減少片面性、盲目性。他認為：“大躍進形勢下，出現了許多新問題，要很好地從中總結汲取經驗和教訓。我們計委是綜合機關，有責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認識這些經驗和教訓。”他總覺得綜合平衡工作沒搞好，指標不落實，計委有責任。為什麼會這樣？問題在哪裡？他想進一步搞清，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他一邊學習，一邊寫下一些心得，逐漸積累，整理出大致30多個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從當時的實際狀況出發，有明確的針對性的。從這些題目裡，可以看到他當時思考的深度和廣度。這些題目有：
1．主觀與客觀；
2．虛與實；
3．自由與必然；
4．冷與熱；
5．指標與總路線；
6．鼓勁與困難；
7．洋與土；
8．群眾路線與集中領導；
9．人與物；
10．高與低，上馬與下馬；
11．可能與現實；
12.多快與好省；
13．條件與唯條件和無條件；
14．大中小；
15．速度與比例；
16．需要與可能；
17．直線與波浪式；
18.平衡與不平衡；
19．數量與品種（質量）；
20．重點與一般；
21.挖潛與留有餘地；
22．政治與經濟；
23．保守與過頭；
24．總結經驗與陰暗面；
25．綜合平衡與群眾路線；
26.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27．積極與可靠；
28．先進與現實；
29．反冒進與積蓄力量；
30．積極性與盲目性。
經過對一系列問題的學習和思考，他覺得心裡比較踏實了一些。他認為不僅僅是他需要搞清楚這些問題，更多的人，特別是搞經濟工作的人，包括領導者，都應該回答這些問題。而正確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更好地貫徹總路線，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搞得更好。
學習過程中，雖然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更系統、更深刻了，但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困難並沒有因此而解決。在同各部門反復多次地交換意見、平衡各種條件的基礎上，越來越明確地發現1959年搞2000萬噸鋼仍然是不行的。即使考慮其中有200萬噸是土鋼，內部搞1800萬噸鋼的指標，也是行不通的。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更加失調，直接影響財政和人民生活，會出大的問題。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書記處事先交待會上不談計劃，計委也就沒有把文件帶去。
會上，毛澤東主席講了一個17條，主要是講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批評了國家計委、經委的工作。講到工作要多謀善斷，不能武斷；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指與多方商量）；四時八節，強迫簽字（意指多數意見就做決定），平時不下毛毛雨；搞了多少年工業，還不知要合金鋼管（指品種、規格配套）……。
會議期間，研究到經濟形勢，不能迴避的指標問題又出現了。在李富春、薄一波主持、有各工業部門部長參加的會議上，各部基本上都還是站在高指標上要東西，互相將軍，誰也不願把完不成原訂指標的責任算到自己賬上，誰也不願當“促退派”，把修改指標的責任攬在自己和自己部門的身上，誰也不願犯政治錯誤。於是，問題變得更複雜難辦，計劃工作被逼到無所措手足的地步。比如，冶金部門說：鋼指標我能完得成，要有煤炭和設備的保證；煤炭部門說：煤炭產量我能上去，你得給我足夠的電溜子；機械部門則說：設備和電溜子我有能力生產出來，你要及時供應必需的鋼材……。在這一環扣一環的鏈條中，從哪裡入手呢？有本事解開嗎？誰來統籌兼顧去綜合平衡呢？計委要平衡，平衡的結果是指標要下降，那麼，計委就是“算賬派”，“促退派”，就要承擔降低指標的責任。賈拓夫在會上說：“冶金部還應考慮內部的平衡適應不適應，比如礦石的問題怎麼解決？”冶金部的負責人立即站起來說：“冶金內部的問題，不用你管。”計委的工作確實難辦啊！現在講起來，似乎覺得不可理解。但是，當年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就是這麼一種氣氛。我們又能夠責備誰呢？
那時，賈拓夫仍然是持謹慎態度，或者說仍然在“牛角尖”裡。他認為，即使搞1800萬噸（鋼）的指標，也是有問題的。他還是讓安志文、廖季立等人再研究，綜合考慮，到底能搞到多少？他們反復開會研究，拿出一個1650萬噸（鋼）的方案。毛澤東說：“要研究一下1650萬噸。”賈拓夫對1650萬噸（鋼）還有疑慮，他讓安、廖再考慮更現實一些的意見。後來出了一個1650萬噸（鋼）方案報大會，另搞了一個1500萬噸（鋼）的方案，送李富春、賈拓夫。賈認為，能搞到1500萬噸就很不錯了，但還沒有把握。
上海會議期間，責成賈拓夫主持起草1959年計劃執行情況的文件。他主張把形勢講清楚，並寫了一段有分析、有觀點的內容，引用了鄧小平的話，指出不能只講積極性高，也要看基礎和條件，不能留缺口，還是要考慮綜合平衡。李富春在審閱時明確講：“不能寫這個內容！不管誰講的，現在要聽我的。”
這時候，賈拓夫已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緒，一貫謹慎，不多說話的他，話也多起來了。他在有各部領導參加的會上，對有些部門在指標問題上不負責任提出質疑。私下里，他也開始和與他意見比較一致的個別同志議論那種不切實際、不實事求是的毛病，這自然聯繫到具體人，也談到“富春有明確態度，不好辦。”
上海會議回來後的一天，李富春開玩笑似地對賈拓夫說：“我們兩個一個熱，一個冷，一個看漲，一個看落。咱們兩個競賽吧！”時至今日，對形勢和計劃指標問題的不同看法，在國家計委這一、二把手之間有些明朗化了。也許李富春當時站得更高，看到了更深層的政治傾向問題，更有經驗一些；而賈拓夫則失之於過於“較真”，更多地只是看到經濟工作本身的問題，顯得經驗不夠。但無論怎樣看，當時這種情況無疑是對賈拓夫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壓力和困難，同時，也預示著一場風波可能要到來。
上海會議最後確定，把1959年鋼產量指標降到1650萬噸，當然這個任務仍不輕鬆。中央要求繼續鼓勁，盡最大努力去完成。毛澤東主席一方面要求週總理組織、督促實施，一方面責成陳雲再進一步摸清指標問題。國務院決定派出幾個由各部領導參加的小組，分赴各地督促檢查鋼鐵生產，人們叫它“督鋼小組”。賈拓夫帶隊負責華北片，與國家經委、冶金部、一機部、化工部的負責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