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迅速地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生產，統一領導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1949年建國前夕，組建了中央財經委員會。陳雲任主任，薄一波為副主任。建國後又增加李富春和黨外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為副主任。
1952年，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對財經工作的領導，毛澤東主席和陳雲親自點將，從地方“借兩個頭（腦）到中央”：一個是西北的賈拓夫，一個是華東的曾山。同年8月，賈拓夫離開西北，調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協助陳雲主任分管交通運輸（包括交通、鐵路、郵電）、勞動工資等方面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蘇聯談判時，他又代管過一段重工業。當時，中財委的主要任務是，在中央和政務院（1954年改稱國務院）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建立健全新的管理體制，全面恢復經濟，為下一步的全面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就這樣，賈拓夫開始了他當“京官”，在全國經濟領導部門工作的生涯。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即後來的國家計委）成立，高崗兼任主席。中央決定將原中財委分成工業、交通、財政、農業、勞動五個口，工業交通各部門的工作由計委管理，賈拓夫即被任命為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國務院成立八個辦公室，分口管理全國各條戰線。第一辦公室管政法，主任是羅瑞卿；第二辦公室管文教，主任是林楓；第三辦公室管重工，主任是薄一波；第五辦公室管財貿，主任是陳雲；第六辦公室管交通，主任是王首道；第七辦公室管農業，主任是譚震林；第八辦公室管統戰，主任是李維漢，賈拓夫擔任了分管輕工業和手工業的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兼輕工業部部長。 1955年八九月間，主管重工業、輕工業、交通的各口合併，成立國家經濟委員會，薄一波任主任，賈拓夫擔任第一副主任。 1958年，他又被調回國家計委，擔任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這一時期，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根本變化和經濟建設取得重大發展的時期，也是在經濟建設中不同指導思想逐漸形成和有所衝突的時期，它最終導致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那場悲劇和俟後發生的反右傾鬥爭。這一時期，是賈拓夫參加全局性經濟領導工作並作出重要貢獻的時期，也是他在探索中國經濟發展道路過程中持穩健態度而被認為是“右”的指導思想形成的時期，最終使他與中國經濟發生的災難一起跌落下去。因此，回顧一下這一時期賈拓夫的一些重要的經濟思想和活動，對認識和紀念賈拓夫，以至對總結中國經濟的經驗教訓，都是有意義的。
在這一時期中，陳雲主持制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賈拓夫除完成日常分管的工作外，協助陳雲、李富春在編制和執行這一計劃的過程中，曾提出了十分精闢的觀點，做過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賈拓夫提出：發展我國的經濟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方針政策上，首先解決一些重要的關係問題。比如，關於工業與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係，賈拓夫認為：“要發展輕工業，就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大力發展農業。因為後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礎。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大力發展農業的同時，輕工業也必須積極地相應發展。如果我們忽視了輕工業的適當發展，那就不能滿足農民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不能及時換回糧食和農業經濟作物，這樣就會阻礙農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各個環節失去平衡；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工農聯盟的鞏固受到不利的影響，使國家積累減少，最後也就必然會減弱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我國經濟按“農、輕、重”的順序，是1959年後才最終明確下來的。）
賈拓夫還提出：“當著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的比例關係正確解決之後，主要的問題就是在原有工業與新建工業之間、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之間、大型工業與小型工業之間、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之間，進行全面的規劃和統一的安排，使這四面八方錯綜複雜的關係取得協調，以便於工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他認為：“原有工業與新建工業的正確關係，應該是在增加生產，適應社會需要的時候，首先考慮發揮原有工業的生產潛力。因為對原有工業進行改造、擴建，比起新建來，畢竟是投資少、建設快、收效大，還可以節省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就是新建工業，也需要原有工業的支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輕工業生產大約有百分之九十是依靠原有的工業。因此，任何忽視原有工業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即使對那些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比較落後的企業，也不能採取消極態度。當然，不是說可以忽視新建工業，當原有工業的生產已得到充分發揮而仍然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時候，那就必須新建。整個國民經濟薄弱的和缺乏的更需要新建。”（這實質上已涉及到我國發展經濟外延與內涵的關係問題。）
在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上，賈拓夫認為：“原有工業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區，反映了舊中國工業分佈的不合理。但是應該看到，沿海工業有悠久的歷史，要發揮原有工業的潛力，也就必須注意發揮沿海工業的潛力。許多企業只要調整或增添一些設備，稍加改造和擴建，就可以增加一倍甚至幾倍的產量。發揮沿海地區的工業潛力，可以在新技術、新產品方面起帶頭作用，可以為國家建設積累大量資金，可以調出大量幹部、職工和技術力量支援內地等等。這不僅和發展內地工業不相矛盾，而且還會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隨著生產的發展，在充分合理地發揮了沿海工業的生產潛力以後，如果還需要新建工廠，一般地應該建在內地，以減少原料和產品的相向運輸。當然，在改、擴建和新建的時候，也要考慮不要造成新的不合理佈局。”
關於大型工業和中小型工業的關係，賈拓夫指出：這在輕工業方面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一部分需要辦大型工廠，並且應當適當集中，但是，只從企業的生產和管理方便出發，主張企業的規模愈大愈好，是一種片面的觀點。他們沒有區別各種行業的不同特點，沒有結合原料的供應情況，特別是沒有很好地考慮為消費者服務。他認為：輕工業，特別是地方工業，地區性很大，原料來源和產品的銷場一般都很分散，人民的需要變化也很快。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原有的工廠和手工業合作社不宜過多過大地合併，就是新建的工廠，一般地也不宜過分集中。因此，為使佈局更合理，投資效果能及時發揮，產品的品種、花色也能適應人民變化多端的需要，在建設某些必要的大型工業的同時，必須相應地註意發展中小型工業；在公私合營工業和手工業合作組織的改組改造中，應該注意保留相當數量的、能靈活適應市場需要的工廠和合作組織。 （這裡實際上反映了市場經濟的某些要求，也涉及到不同經濟成分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在50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提出的。）
賈拓夫還提出：發展我國經濟，還要正確處理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的關係。中心問題“就是如何正確地把兩種積極性組織和結合起來。”他認為：“我國地廣人多，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人民需要又千差萬別，所以必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發揮生產潛力，發展地方中小型工業來滿足地方需要，以補中央工業的不足。當然，地方工業的發展必須在國家統一計劃之下，根據各地的具體條件，因地制宜，積極地有計劃地進行。在中央統一規劃之下，只要地方有條件、有能力，就可以由地方興辦。”他並且指出：“今後原則上不應再把地方工業企業收歸中央管理；對於某些適宜於地方管理而不適宜於中央管理的企業，還應該有準備地逐步劃交地方。”（這裡實質上也涉及到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問題。）
這些觀點，在我國經濟建設經歷了反反复复的曲折過程，發展到了今天，看來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但在剛剛建國，恢復經濟，開始有計劃地發展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卻是非常重要和極有份量的，堪稱是很有見地的。
而且，這些觀點並不僅僅是賈拓夫的坐而論道，而是滲透到當時國民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中，實際運用得到執行的。人們後來說他“對國民經濟高速度按比例地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經濟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我國經濟戰線上有獨到見解、有才幹的領導人之一”（見賈拓夫的悼詞），完全是從實際體現總結出來的。而我們還要說，他的這些業績也是來源於對實際嚴肅認真的調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論學習及善於思考。據他的秘書趙家梁粗略統計，從1954年10月到1959年10月，賈拓夫下去調查和出差開會約18次，歷時共32個月，行踪所及20個省、市、自治區，40多個城鎮，上百個工廠和合作社。也就是說，賈拓夫同誌有一半時間在基層調查。
1956年，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聽取了國務院所屬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對於賈拓夫匯報中的有關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原有工業與新建工業、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等意見，十分重視。賈拓夫提出：在輕工業問題上，過去重視還不夠。毛主席說：“是啊！你們輕工業部門氣不盛，有點氣餒，中庸之道，你是頭顱不長角啊！”“你們是王道太多，霸道太少，程朱哲學，心平氣和，像小媳婦，不敢鬥爭。”（意思是你們強調不夠，沒有去力爭。）經過研究，毛主席、黨中央肯定了賈拓夫的意見，接受了輕工業部門的匯報，中央決定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從原來的8比1，提高到7比1。第一個五年計劃內施工的限額以上輕工業建設項目，由原來的65個，增加到99個。
在34個部門的匯報中，暴露出許多矛盾。毛澤東總結了這些問題，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十大關係”，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這“十大關係”對我國五六十年代的發展，在路線、方針和政策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在毛澤東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有些問題是吸取了（或按有些中央領導同志的說法，是得益於）賈拓夫等人的意見。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是我國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時期。國務院“四辦”負責私營工業和手工業的改造，賈拓夫1954年調任四辦主任，直接參加了對這兩項改造的領導工作。
賈拓夫認為，為適應和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係進行重大改造是必然的，完全必要的。但是，生產關係的這種重大變革，牽涉到社會生產力的配置和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整，則應當採取適合我國國情的方針、政策，採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態度，有區別地、分期分批地進行。至於改造的步驟、方法和它們的組織形式、管理制度，也必須與當時當地的生產水平相適應。 1955年到1956年，他先後四次到各地考察，調查研究，總結成功的經驗，發現問題，指導工作。
他發現，對於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出現了一股很猛的浪頭。許多人急於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一些地方過早地把手工業合併，分散的點都集中起來，實行統一核算，共計盈虧。在上海，甚至開始把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改變為地方國營。而組織起來合作化後，外部的體制和內部管理、供應和銷售、產品的品種和質量這三大問題未得到解決。生產不僅沒有發展，產品數量、質量反而比自營時下降，品種減少，生產倒退。一些傳統的生產取消了，北京“東來順”涮羊肉也沒有了。而且，由於條件不具備，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江蘇群眾反映有“五死”：生產時擠死、夏天曬死、冬天凍死、送飯苦死、上下班跑死。這些都不利於當時的生產和群眾生活。
賈拓夫及時地向各地領導和手工業管理部門明確指出：實現社會主義合作化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不能搞形式主義的走過場，不是為合作化而合作化。要有步驟有計劃地變革，不能操之過急，急於求成。 “實現工業化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必須的，但也只能是逐步的。這麼大的運動，領導一定要冷靜，幫助解決具體問題，任何急躁冒進都是錯誤的。”他要求地方當局按照以下原則認真複查一下，對的肯定，錯的糾正。這幾項原則是：（1）手工業製造性和服務性行業中，一部分可以合併，大部分不應該合併；（2）由於手工業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濃，在供銷業務上應以基層社自購自銷為主；（3）小商小販具有悠久傳統的各自經營辦法，應予長期保存。他特別指出：“服務性行業應該是流動的、分散的，這類社會需要的不應該集中。不適當地集中，會妨礙積極性，束縛生產力。用一種關係聯繫起來就行了，不必組織成大社。”
他不僅對所到之處進行具體指導，還把這些問題拿到全局上加以糾正。他領導的國務院“四辦”曾就這類問題向中央作過認真匯報，反映了許多具體情況。中央關於改造的許多文件，有不少是“四辦”提供材料或起草的，一些重要會議是“四辦”組織的。毛澤東主席關於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文章，就是根據他代表“四辦”的匯報寫成的。他還責成“四辦”的同志根據他的具體意見寫了許多文章，發表在當時經濟方面的主要報紙《大公報》上，以對全局進行引導。他們及時地提出：“要把發展與鞏固結合起來，要發展一批，鞏固一批，鞏固一批，發展一批，分期分批，整頓鞏固。”所有這些，對於當時積極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又穩定局勢，防止偏差，起了重要作用。重視集體經濟、甚至部分個體經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意義。
這裡還要提到一件有典型意義的事例。 1955年，他到安徽蕪湖考察，發現傳統的鐵畫工藝品不見了，當地唯一的老藝人宋師傅遭到冷遇，面臨失業的困境。他立即告訴當地的負責人：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這些特種工藝品，都是民族的寶貴財富，不能讓它們在我們手中失傳，要扶植，還要發展。他具體建議要對老藝人熱情關心，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給他們安排青年學徒，把傳統的“特藝”都接過來，傳下去。他還特地去看望了老宋師傅。後來，蕪湖的鐵畫工藝不僅保存下來，有了發展，而且還成為出口創彙的傳統工藝品。這件事引起賈拓夫對我國傳統手工藝品的重視。他還與手工業管理部門的負責人白如冰等專門組織召開了全國的特藝工作座談會，請了大批老藝人參加，以推動我國特種工藝的發展。當然，我們不能說傳統手工藝品的保持和發揚，都是賈拓夫的作用，但是，作為輕工業部長的他，也確實是有功勞的。
在對私營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賈拓夫用了很大精力，協助陳雲研究和處理了從公私合營的經營管理到生產、流通方面的各種新問題，新動向。他曾明確地說：“公私合營的工作成績很大，主要表現在所有製改變了，破了資本主義，立了社會主義，改變了企業的面貌，生產勞動管理有了進步；生產發展了，效率提高了30%；工人群眾的覺悟和生活福利得到提高；私方人士大多得到了安排；幹部取得了經驗，等等。公私合營表現出了許多優越性。但是，也存在一系列問題。比如，管理的問題暴露得比較突出；產供銷脫節，影響了發展；行業的改造與改組還非常複雜，任務很艱鉅；群眾工作做得不夠好，黨、工會、團的工作還相當薄弱；與私方人員共事的問題存在許多缺點。這些都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抓好，否則，我們的改造工作是搞不好的。這就是說：從總的方面，我們對公私合營的工作成就不應該估計過高，否則不利於看到問題，解決問題。”
然而，這些問題絕不是坐在北京，開幾個會，發幾個文件就能解決的，而需要下很大的力量，從調查研究和利用廣大干部、群眾和私方人員的集思廣益中，找出辦法來。賈拓夫組織“四辦”和有關部門，對此著實下了一番大工夫。具體的情節不必贅述，單從我們看到的當時“四辦”一位青年女幹部孫畹珠的40本工作筆記中，就能管中窺豹。她（他）們只有20來個人，短短時間中就調查了十幾個省市、幾百家大大小小的企業，涉及到幾十種行業。大到幾百人的廠子，小到三五個人的作坊。他們不是走馬觀花，而是極為細緻，光調查提綱所列就有幾十項。賈拓夫本人也4次去了十多個省市，不僅僅是聽各級領導和工作人員的匯報、收集問題、徵詢辦法和意見，還要跑到連地方乾部都很少去的小作坊，親自與作坊主和工人交談。就這樣，他們掌握了大量可貴的第一手材料，有了深切的直接感受，也得到了豐富的知識。
在這紮紮實實的工夫的基礎上，結合中央的方針政策，在周總理、陳雲的指導下，他們逐步地提出了一套具體措施和辦法，主要包括：分行業、分級納入計劃管理；充分發揮地方管理職能；工商掛鉤，以銷定產；條塊結合，內外一致，上下協調；依靠群眾加強民主管理，建立勞動者協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建立規章制度，特別是財政監督和財務管理制度，等等。他還專門與“四辦”的同志專題研究了小廠的管理問題，提出了一套管理辦法，並寫了文章，發表在《大公報》上，進行全局性指導。此外，他們針對在加工訂貨時，很少考慮合營企業的情況，提出：安排生產時必須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對公私合營企業，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視同仁；針對較普遍地存在的排斥私方管理人員的傾向，提出一定要重視和搞好與私方的共事，要保證私方得到合法利潤；針對只重合營而忽視合營後的產、供、銷，提出在合營前和合營過程中，就預見充分準備生產安排，使得一經合營，生產就能順利啟動和發展，產品就能有銷售渠道等問題。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舉，解決得相當順利和成功。除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指導，新生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強大生命力以及大勢所趨等主要因素外，在具體工作中，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和辦法，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其中，賈拓夫和他領導的“四辦”以及相關部門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對於解決實際問題，從而保障和推動這些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裡還想提到一點，就是賈拓夫在思想認識和思想方法上的特點。他在這一段工作中，曾向“四辦”和地方的同志講過：“具體的工作任務十分繁重，但是必須把政治與業務很好地結合，那種認為政治工作是黨委的和工會的事情，與業務工作者無關的看法是不對的。我們搞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本身也是政治。凡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地方，業務工作也是搞不好的。”“我們要重視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目前，唯心主義思想在各方面存在著廣大的影響，現在的根本任務是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理論。要與主觀主義作鬥爭，處理公與私、個人與集體、局部與全局的關係，就有這種鬥爭。”“我們的工作必須注意防止一般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類處理。因為往往一般化了就會發生消極因素。”他還講過：“我們是新生力量，新生力量從來是不可戰勝的。過去的困難都被我們一一克服了。得出一條經驗，它叫我們可以藐視困難。懂得共產黨人的樂觀主義，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目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困難，正視問題，克服普遍存在的驕傲自滿現象，要承認它是潛伏的、滋長的、發展的，這容易使我們看不到存在的問題。”
大概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我們看到賈拓夫的大量講話和文章中，相當多的篇幅是講述具體存在的缺點、錯誤和問題。總是強調不要把成績估計得過高，總是要求把精力放在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上。表面看起來，他似乎總是不能把成績“講夠”，他的眼睛裡總有那麼多的缺點和問題，但深想起來，做具體的領導工作，其責任不就是要去解決那些問題嗎？成績已經做出來了，它們已經反映到事業的前進中了。但是，若不重視、不解決那些存在的問題，不管它們是幾個指頭的問題，對以後的工作都會有實際的影響。可以說，這正是賈拓夫唯實精神的一種體現。
賈拓夫在主管我國輕工業期間，對於輕工業的發展及速度，協調輕工業與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的關係和比例，輕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行業改組和技術政策，地區佈局，原材料供應和銷售市場，基本建設，資金積累以及改進輕工業企業的管理，挖掘生產潛力，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品種、反對浪費、增產節約等方面，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做過大量艱辛的工作。我國的輕工業生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能夠得到很大發展，建立了相應的基礎，並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獲得60%以上的增長，是與賈拓夫“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大力發展農業的同時，輕工業也必須積極地相應發展”這一指導思想和孜孜不倦地多謀善斷、嘔心瀝血所分不開的。
在初步理順輕工業與其他經濟部門關係的基礎上，賈拓夫十分強調發展我國輕工業必須積極依靠地方，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他明確提出：“輕工業生產的技術政策是大中小結合，以中小為主；工農業結合，城鄉結合；中央與地方，沿海與內地，工業與非工業，手工業與機制工業全面安排，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地方。”“地方工業如不依靠地方就活不了。”“我們一定要了解地方的狀況，盡可能地幫助。輕工業各口應多召開專業會議，加強技術指導。還應當在技術供應、幹部培養和經營管理方面，積極支持和協助地方工業的發展。在工業基礎薄弱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如果能力不足時，可由中央協助。”實踐已經證明，這一指導思想的貫徹，對我國輕工業的發展和打好基礎是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的。
賈拓夫特別注意輕工業生產基礎條件之一的原材料生產情況。他認為，輕工業的原材料，儘管絕大部分並不由輕工系統生產，但它們是輕工業生產的第一道工序，不了解和掌握它們的情況，輕工業生產就會成為無米之炊，出現計劃指標的盲目性。在向毛主席和國務院匯報輕工業工作以及輕工部的生產會議報告中，他都把原材料問題作為第一位的問題提出來。對於現有材料的合理利用、綜合利用，代用原料和新材料的開發研究，供應工作的合理安排，與商業部門的大力協作，適當而必要的儲備，甚至下腳料的應用，副產品的開發，廢料回收等，都提出了具體措施。如：每年的棉花生產收購情況，他都要親自掌握，並告誡紡織部門不要離開原材料來單純提高生產指標。他去外地考察，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考察輕工原料的生產情況。 1955年到河南，還專門到烤煙生產地的許昌地區，下鄉到田間，與乾部群眾一起具體研究如何增加菸葉的生產；農民提出可以變每年一茬為每年兩茬，他很重視，專門指定有關同志協助研究落實。在浙江，當聽到棉桿皮可利用做纖維原料時，他立即組織人員研究，幫助落實，在“四辦”還專門作為一件重要工作擺上議事日程。他的這些想法、做法，對輕工業生產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穩步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這與某些工業部門，只站在自己部門的角度提出高指標，而不顧及其他相關環節的配套能力，互相要條件，轟抬計劃指標，實際上妨礙綜合平衡的做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之所以提到這點，是因為1958年以後，各種高指標就是在這種轟抬的氣氛下提出來的，而賈拓夫是不同意這樣做的。
輕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是賈拓夫特別關注的又一個重點。他在“四辦”和輕工口各部的各種會議上一再強調：“輕工業產品是直接為消費者服務的，就是說是直接關係到為人民服務的，因此，輕工產品的質量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在當前組織生產和規劃長遠目標上，都要加強質量工作。”他又提出：原材料是基礎條件，在原材料緊張的狀況下，更要求我們用現有的材料，生產出更多合格產品。質量不好，就等於浪費了原材料，反過來限制了生產發展。在黨中央號召全國各條戰線掀起增產節約運動時，賈拓夫即要求把質量問題與增產節約運動聯繫起來，作為輕工部門增產節約的主要任務和措施。陳雲曾建議成立質量檢查局，專門抓這一關鍵性問題。賈拓夫即向輕工口各部進行佈置，並在“四辦”作出一條安排：每月研究一次質量，還為此多次召開專門的會議。他還具體要求從原材料質量（包括分等級掌握使用），改善供銷關係，厲行節約，改進技術管理工作，努力開發新產品、新技術，獎勵先進、批評落後等若干方面，切實抓好提高質量的工作。
為了加強我國輕工業的後勁，賈拓夫還十分重視輕工業系統科技人才的培養。建國初期，我國沒有一所輕工業的高等院校。他認為，沒有足夠的科技人才，我國輕工業是騰飛不起來的。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全國各地陸續創辦了一批輕工業高等院校、大專和大批輕工業中等專業學校，為我國輕工業的發展，造就了成千上萬名高級和中級科技骨幹。
新政權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極大地煥發了人民群眾建設國家、發展生產力的積極性。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順利執行，國民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 1956年，為了進一步加強業已發展了的國民經濟的管理，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將分管輕工口的“四辦”與分管重工口的“三辦”等機構合併，成立國家經濟委員會。賈拓夫擔任國家經委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協助薄一波主任制定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和處理經濟生產的日常工作。
這一年，我國經濟取得了迅速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戰線太長，工人增加過多，工資增長過猛，造成投資的增長遠遠超過了重工業的增長，工資的增長大大超過了輕工業的增長，而重工業的增長又遠遠超過了輕工業的增長。出現了原材料供應全面不足，生活資料供不應求，市場緊張，財政發生赤字。如不適當調整，以後的經濟發展將出現嚴重困難。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這一實際情況，做到心中有數，賈拓夫曾到許多省份進行緊張的考察、研究。他在考察中，從實際出發，明確指出：我們國家的建設規模必須和國家的經濟實力相適應。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就必然會出現資金和設備的短缺，從而影響財政收支的平衡和必要的物資儲備。他生動地說：“基本建設上馬容易下馬難，國家儲備出庫容易進庫難，職工招來容易退回難，工資增加容易減少難，生產指標說上容易下來難。”他提醒各地領導同志和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注意這種局面，要認識並積極調整。他認為：經濟的發展既要積極，又要穩妥；編制計劃要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注意綜合平衡；計劃要留有餘地，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留有餘地才有可能彌補計劃不周的缺陷，適應國民經濟中意想不到的變化，這樣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和主動權，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持續協調發展。相反，如果計劃留有缺口，只講需要，不講可能，明知沒有那麼多物力財力，硬要上馬，這絕不是什麼積極平衡，而是破壞綜合平衡，是違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帶著這些問題和想法，他回京後即在薄一波領導下，具體主持編制1957年度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計劃。在討論工業發展速度時，有主張7%的，有主張6%的。賈拓夫根據1956年出現的諸多緊張，主張調整一下，認為最好不要超過5%；在討論基本建設投資計劃時，有主張150億元的，有主張126億元的，賈拓夫主張搞到100億到110億元之間即可。幾個方案向總理周恩來和中共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陳雲匯報後，經認真研究，最後採納了賈拓夫的兩個低指標的方案，即：1951年工業發展速度定為4%，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定為110億元。事實證明，1957年由於克服了1956年經濟建設中的某些缺點，對生產和基本建設規模作了適當調整，計劃大大超額完成，使各部門比例關係比較協調，經濟發展比較穩定，物資基礎厚了一點，市場開始繁榮，財政也由赤字轉為結餘，成為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成績最好的年份之一，從而為以後的大發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條件。 1958年出現大躍進，與此基礎是有直接關係的。
1957年的成績實際上是在對1956年的經濟關係緊張進行了調整的條件下取得的。周恩來總理在1956年中提出了既要反對保守，又要反對盲目冒進的指導思想，並且和陳雲一起控制了發展節奏，推動了調整工作，促成了計劃的超額完成。劉少奇副主席也同意在《人民日報》發表反冒進的社論。於是，開始引發了經濟建設上不同指導思想的爭論和鬥爭。而這一爭論，對1958年大躍進、1959年廬山的會議及其後開展的反右傾運動，都有著直接影響。
賈拓夫是同意反冒進的。從他對1957年經濟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規模的安排意見中，從他所說的幾個容易、幾個難的看法中，都有具體體現。毛澤東對賈拓夫的思想觀點是知道的。一次，他聽了經委的匯報，對薄一波講：“這個東西不會出自你一波的手吧？這個點子不是你的，那是誰啊？是不是後面搖羽毛扇的賈拓夫啊！”這顯然是批評性的話。今天看來，份量已是很重的了。但後來傳到賈拓夫耳朵裡，他還挺高興。有人說他保守，他卻詼諧地說：“如果說這是保守，我願意當一個愉快的保守主義者，寧可保守一點，不要冒過了頭。”
1958年元月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判了反冒進，並直接點了周恩來的名字，賈拓夫也進了那些“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的行列中。以後，又有傳聞：毛主席曾非正式地說過：經濟工作領導層中，李富春是左派，薄一波是中間派，賈拓夫是右派。
有人說賈拓夫書呆子氣，頭腦簡單了一些，他早晚要出問題。其實，他也不是一點不知這裡面的輕重深淺，他已經被認為是經濟領導層中的“右派”。但是，他認為，辦事情總要尊重客觀規律，要講實事求是，經濟工作有它自在的規律，與政治問題既有直接關係，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要真正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負責任，這本身就是政治。他雖做領導工作，但他從來重視調查研究，對實際情況，對現實存在的問題，了解掌握得多，他無法跳出這些實際情況，去思考處理經濟政策問題，而這些問題不是局部的，是涉及到國計民生的全局性問題，不慎重處理，不想得稍微遠一些，就會違背規律而遭到被動。比如1956年基建規模過大，戰線過長，物資全局性緊張，已經吃掉了1957年的指標。在國家積累尚不豐厚，基礎還薄弱的情況下，沒有多少家底可吃。如果不及時調整，即使1957年可以撐過去，以後終會捉襟見肘，那時就會全面被動。正因為這樣，他還是覺得心裡坦然，即使有風險，也還是敢於提出意見，仍然敢講心裡話。
1958年初，賈拓夫被調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南寧會議上，毛澤東主席批判了反冒進之後，提出發展地方工業的問題。會議決定各省、市、自治區的地方工業產值在5—10年內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這當然是實現我國工業化必行的一步。建國後，沒收官僚資本並加以改造形成的國營經濟，加上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建的156項大型企業，構成了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基本骨幹力量。而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地方工業，則對我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工業化，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無論怎樣評論這個時期，共和國建立後的不長時間，我國終於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發展和形成的在世界上也舉足輕重的龐大經濟力量，事實上都是在這些基礎上建立的。
賈拓夫對於建立和發展地方工業，不僅是參與其事，而且同樣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又回到計委工作之前，尤其是在輕工業戰線耕耘時期，他已對地方工業的發展做過大量工作。重返計委的崗位，對此就更有責任了。上任不久，他就主持召開了地方工業發展座談會。結合南寧會議的要求，集中各方面的意見，結合他本人過去工作的體會，提出：“我相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地方工業將有一個較快較大的發展，遍地開花。但需要有個統盤的計劃，發展哪些，不發展哪些，否則要搞亂的。”他把發展地方工業歸納出一套想法，編成四個字一句的“四字言”，基本的思想就是“四個面向，統籌兼顧”。
為了推動地方工業，並使之健康發展，他又開始了緊張的調查研究。
1958年3月，他剛到計委不久，就去了陝西，目的就是為了考察研究發展地方工業的問題。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去“拜佛取經”，此行為期10天，一路馬不停蹄。先後走訪10個縣、市，考察了30餘個單位，召開匯報會、座談會不下20多次，還與各地領導個別交談，不少交談和座談是在吃飯或趕路時進行的。真是活動緊張，精力充沛，也可謂體現了大躍進的勁頭。如何在工業落後的中國發展地方工業？怎樣才能讓陝西這塊老革命根據地盡快改變面貌？則是他一路上思考和議論最多的問題。
經過緊張的調查思考，賈拓夫向省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談了他關於發展地方工業的一些意見。
他認為，各地對搞地方工業，都開始有了積極性，但還缺乏具體措施。有些地方還不敢搞，有9怕：怕麻煩、怕不會辦、怕沒原料、怕資源不清、怕沒銷路、怕搞亂、怕賠錢、怕不好管理、怕沒技術。他提出：首先要抓思想認識，因為總的情況是跟不上形勢發展，這裡面有貫徹建設總路線的問題。過去抓農業多，抓工業少，現在要兩手抓，一手抓農，一手抓工；過去偏向於搞大的，看不上小的，現在更多的是要辦中小的，要看得起小的，大中小並舉；過去不喜歡舊的，喜歡搞新的，現在一方面要新建必要的企業，同時要充分利用現有企業，包括手工業；過去往往伸手向上要投資，現在要更多依靠自己解決，自籌為主，上面支援為輔；過去業務部門往往容易就事論事，多了，冒了；少了，保守。考慮消極平衡，死的平衡，對可變的因素，對人的能動性認識不足，有見物不見人的傾向。因此，對乾部不斷進行教育，提高思想認識，十分要緊。他的基本意思，還是既要積極進取，又要穩妥實際。
在發展地方工業方針上，他提出要貫徹“四個服務”，也就是“四個面向”：一為農業服務。實質上，就是要搞支援農業的重工業，原材料、機械、化肥、電力等。水利是農業的關鍵，搞水利就需要大量水泥、排灌設備和電力配套等等。搞了機械化，又能節省大量農業勞動力。農業上去了，工業產品就有可靠的材料和市場。二為生活需要服務。工業支援了農業，以農產品為主要原料的加工工業才能提供更多消費資料，以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三為大工業服務。地方工業不可能都搞大工業，也不可能大而全。看重為大工業服務的項目，是好的出路，力所能及，也是工業配套所需要的，比如搞小採礦、搞建材、搞翻砂、搞零部件……。四為出口服務。尤其是山貨、土特產，易於立竿見影。
他還就重工業項目、輕工業項目，鄉辦、社辦、縣辦、省辦工業具體搞些什麼？要多層次組織力量摸清資源，要根據資源和基礎，分級搞好地方工業規劃，要抓典型（但不要“餵小灶”），地區協作，資金籌措，勞動力，產品銷售、交換，審批程度，尊重專家作用，加強地方領導等許多問題，講述了自己的建議。
在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和落後的中國發展工業，缺乏技術力量是一個突出的矛盾，地方尤其如此。為此，賈拓夫提出，先要有信心，再要千方百計。比如可以從以下渠道和辦法來解決：（1）培訓，實踐中培養；（2）辦技校；（3）“留學”，即參觀、考察、“取經”；（4）以老帶新；（5）以大幫小；（6）大中學校老師，可廠校固定聯繫，可以承包工廠的技術課題；（7）從大中學生、回鄉學生、下放乾部和復員軍人中選拔培養；（8）利用民間匠人、土工程師；（9）退休老工人、老技術人員歸隊；（10）辦小報，交流技術和訊息，介紹資料；（11）總結經驗，典型示範，注意推廣；（12）中央各部門支援；（13）當地商業部門技術員的合作。
以上一系列的問題，是他從實踐和調查研究中深入思考的產物。由此可以看出，賈拓夫的確是很下了一番工夫，這個工夫是有成效的。他在發展地方工業上的基本思路，對地方發展工業很有啟發，起碼在他所到之處產生了好的效果，在爾後的工作中，也確實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這裡面有一個突出的特點，仍然是既要積極，又要穩妥，既要敢干，又要實際，既要促進地方工業生產能力和產值的盡快上去，又要從整體上統籌兼顧，合理結構。當然，這些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不是他拍腦瓜子自己產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問題一提出他就思想火花迸發或有先見之明，而是他長期從事經濟工作，長期調查研究，長期實踐，從群眾中，從實際中，從黨的路線、方針中逐步形成的。在探索我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最初10年裡，賈拓夫已經逐漸形成了他自己的特點。說他是保守派也好，穩健派也好，促退派也好，務實派也好，作為一個經濟戰線的領導幹部，他畢竟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作風、傾向和風格。南寧會議後，全國大躍進的態勢已經形成，毛澤東主席對反冒進的尖銳批評猶在耳際，而他仍然在按自己的獨立見解行事。在經濟發展的兩種不同思想和指導方針逐漸明顯地碰撞和摩擦中，他已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的傾向。
他的這種風格，自然是出於他高度的責任心，他從來都把工作當作自己的全部生活；也與他肯於調查研究，注意實際分不開。據他的幾個秘書講，賈拓夫始終把調查研究當作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是領導部門工作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和重要環節，也看作是一種樂趣。 1954—1956年，他曾先後到過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蘇、四川、雲南、廣西、上海等省市進行考察，做調查研究工作。 1957年，他隨陳雲赴東北考察蘇聯援建的156項各大項目，足跡到了大連、瀋陽、丹東、吉林、長春、齊齊哈爾等城市。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他平均每年有100天左右在外地調查。每到一處，日程都安排得相當緊張，要與當地領導和主管幹部交談，要召開若干座談會直接聽取基層的意見，還要去企業、車間、農村實地去看，問許多具體問題，非常細緻。比如一項工程，概算多少？用多少人力、物力？具體流程如何安排？實際進展與計劃設計情況怎樣？預計進度和實現效果如何？在工廠，他往往要了解從進料、每一道工序、零部件，到產品以至產品銷售渠道、質量和使用部門的反映、職工生活情況等一系列問題。他常常帶兩個本子，一個隨時記錄調查情況，一個把調查中想到的問題做些簡單札記，以便回來後整理加工，或帶著問題去學習。人們說他非常熟悉情況，心裡有數，是經濟工作戰線很有經驗，很有能力的干部。其實，他的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經濟工作從不熟悉到比較熟悉，正是他肯於下工夫向實踐學習，向內行學習，向群眾學習的結果。
他一方面勤於調查研究，另一方面肯於動腦筋鑽研問題，往往能夠由此及彼、瞻前顧後地思考問題，因而看問題比較深入，常能提出一些新鮮看法。這也是他具有獨到見解的原因之一。比如，據國家統計局的前領導人講，賈拓夫實際上是第一個講人口問題的領導幹部。 1955—1956年期間，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人多是有好的因素，但是人口增長太快，就應當控制。人總要吃飯、穿衣、住房子，人口與經濟水平是有聯繫的，恐怕也有一個統籌兼顧的問題。”他這樣提，可能主要是從觀察事物的辯證方法出發，認為要看到事物的兩面性，既看其正面，也要看到另一面，既看到當前，也要預計到長遠，這是他一貫的看問題的方法。而當時提出人口問題，還沒有把它當作一個社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嚴肅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只是看作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一個內容來議論。後來，毛澤東正式批判了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觀點，並與馬爾薩斯人口論聯繫到一起，而人們當時也並沒有認識到人口問題將會成為影響中國發展的最大問題之一，所以，誰也沒有再認真對待它。但是，當人們後來明白了人口問題的嚴重性，終於把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當作基本國策來推行時，已是亡羊補牢。就這件事情責怪任何人，現在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然而，在當初，如果有更多的人像賈拓夫那樣來看待問題、議論問題，特別是如果辯證法大師毛澤東主席也能從事物的兩面性來對待馬寅初先生的意見，而且早一些把人口問題真正擺到議事日程上去，情況可能會大不一樣。我們不是想談論人口問題，也不想議論就此問題的功過是非，而只是想用這樣一個事例，來介紹賈拓夫其人其思想的特點。也就是說，賈拓夫不僅非常務實，而且肯於思考，敢於提出問題，這對於領導者，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領導者，是極為重要的。賈拓夫能在經濟工作中提出許多獨到的、有價值的意見，作出許多有益的重要貢獻，是與他具有這樣的思想作風分不開的。
當然，站在更高層次和更大全局上，或者就20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究竟應當怎樣看待這些觀點和傾向？賈拓夫在經濟工作中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和做法，是否也有某些片面性？我們很難在此作出貼切的評斷，這也不是我們所能明確的。我們不想，也無力在大的“是非”問題上作什麼總結，只想盡量客觀地反映他這一時期的主要表現，反映他的主要思想和為人做事的基本特點。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賈拓夫是非常務實的，是注重實際和力求實事求是的。不管當時或以後有什麼爭論、爭議，至少務實的思想作風，總還是應當提倡的。在國民經濟一些大的方針、政策上，有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做法，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借用過去路線鬥爭的話，有“左”的觀點，有“右”的觀點，有“激進”的觀點，也有“保守”的觀點，這畢竟是客觀存在。通過對它的比較、鑑別，得出更加符合實際需要的結論，對事業的發展會有大的好處，這本身也是事物發展的一種規律。
所幸的是，那一個時期，黨內的政治生活還是比較健康正常的，對賈拓夫的認識和對待，也比較客觀。黨中央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對他比較器重，對他的工作也是給予肯定的。毛澤東親自提名他為中央委員候選人，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直被委派予重要的工作。由於工作的原因，他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議，參與中央對有關重大問題的決策過程，發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文件，也發他一份。可以認為，他曾經是起過重要作用的一位經濟工作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