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從數十人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戰勝了國內外敵人，在最後摧毀反動勢力的砲聲和人民群眾的歡呼聲中，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1949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最光輝的年份。
1949年5月20日，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雖然炮聲還在30里外隆隆震響，但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已莊嚴宣告成立，大街小巷遍貼軍管會主任賀龍司令員簽發的安民佈告，接管工作全面、迅速地展開。賈拓夫作為西北局常委、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彭德懷）和西安市軍管會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書記兼西安市市長，立即進入中樞，緊張地指揮城市的接管工作。
這時的賈拓夫，年僅37歲。儘管他以勝利者的身份，以奪取政權後西安市“最高長官”的地位，重新回到了他曾經處於地下、舍生忘死戰鬥過的地方，但他卻沒有一點時間和精力，去感懷如此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儘管黨組織和他本人對這個轉變著實下了一番工夫去準備，他和同志們對做好各項新的工作充滿信心，但撲面而來的千頭萬緒的事情，仍然壓得他和同志們喘不過氣來。勝利的自豪誠然在激動著他們，但新的嚴肅而又繁重和更加複雜的任務立即呈現在面前。他們沒有體味和欣賞自己勝利成果的餘暇，而是更加拼命地去奮鬥，更加勤奮而謹慎地去從事接管政權後的新的工作。這就是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命運和生活道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共和國建設的成功，正是在那一代人帶領人民如是奮鬥中獲得的。歷史告訴人們：如果領導者稍微鬆懈了自己的責任，或者在他們注定的生活道路上有些稍微偏離，哪怕是感到累了，要休息一下，那麼，悲劇可能隨時都會發生。應該承認和值得慶幸的是，老一代共產黨人，在那個時代，沒有些許疏忽他們的責任，國家和人民的大業，畢竟由於他們的努力和貢獻，已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實，早在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復，革命聖地從蔣介石、胡宗南手中又回到共產黨和人民懷抱時，西北戰場解放軍即進入全面反攻階段，接管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特別是接管西安的籌備就擺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議事日程。賈拓夫肩負起主持和組織這項新工作的任務。他先後多次召集會議，了解和整理出有關西安各方面的情況資料，親自草擬了接管工作計劃。 1949年2月9日，賈拓夫向西北局上報了《關於準備接受西安的初步計劃》，得到西北局的批准。計劃包括八個方面，即：
（甲）西安情況的蒐集和調查；
（乙）接受西安的政策研究與準備；
（丙）西安軍管會的組織與準備；
（丁）接受西安的干部準備；
（戊）衛戍部隊的準備與訓練；
（己）入城幹部的訓練；
（庚）供給上的必須準備；
（辛）其他若干技術問題的準備。
這個計劃可謂相當周全而具體，比如，軍管會的組織配備和分工包括：政務處、財政處、農林處、金融處、工商處、企業處、交通處、後勤處、文教處、公安處、秘書處、衛戍司令部、市政府等13個部門，除明確規劃每個部門的任務內容外，甚至連每個部門的人數和從哪裡抽調都涉及到了。再比如，供給上的準備要求：“入城部隊及乾部均應自帶3天干糧，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計劃地適當地解決供給而不破壞紀律。”“西安若以50萬人計，每日需糧600噸，需煤三四百噸，連同油、鹽、蔬菜等在內，至少1100噸以上。貿易公司擬組織花紗布、油鹽鹼、糧食及燃料四個公司以掌握物價，進行調劑。”“西安最大的困難為燃料，必須預先籌備，盡量保持同官（今銅川城郊）至咸陽鐵路不斷，以利運輸”等等。
2月28日，西北局常委會決定成立16人組成的接受西安準備委員會，賈拓夫任主任。 4月份正式組建各接管組和乾部配備工作，5月12日印發了《入城紀律及注意事項》，5月18日正式任命賈拓夫為西安市委書記兼市長，5月20日任命了軍管會各正副處長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員會成員。 5月20日解放軍先頭部隊攻進西安，軍管會人員23日進入，24日正式對外辦公。同時發布軍管會佈告管字1號，宣布軍管會正式成立，主任賀龍，副主任賈拓夫、趙壽山、甘泗淇。至此，西安的接收工作全面展開。
賈拓夫進入西安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黨中央的指示，迅速地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各項生產。他們仿照陳雲接收瀋陽的經驗，“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使接管工作順利實現。對具體的接管工作及其場面在這裡不必贅述，然而，從農村根據地進入大城市，並要管理城市，特別是在沒有城市工作及管理經驗的情況下，又要面對敵人造成的嚴重破壞和殘餘勢力的負隅頑抗，所經歷的困難和復雜的鬥爭，卻是我們今天難以體會的。為了使人們對那一段歷史和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奮鬥能有一個簡略印象，我們想從賈拓夫於1949年7月20日寫的《西安市接管工作總結》和8月10日寫給西北局和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的《西安市軍管會兩個月工作綜合報告》中，接錄一點內容：
接管工作總結中寫到：“西安五月二十日解放，軍管會領導機關二十三日人城，翌日宣告軍管會成立；二十六日起陸續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銀行等。接管人員三千五百人至二十七日到齊，隨即陸續出發進行接管。費時一月左右，接收工作大體告一段落。與接收工作同時，進行了復工、復業、復課及必要的改革、清查與整頓等管理工作。”
綜合報告中寫到：“接管與工作……進行過程一般較順利，政策上也未出大岔子（但小毛病不少），被接管單位，雖有先接後管、先管後接或接管並進之分，但一般均較迅速地達到復工、復業、復課，並開始了某些改革，生長著某些新的氣象。這次接管的經驗證明，事前的準備很有必要。由於我們在延安時曾對接管對象的分工及方法等，進行了調查研究和具體準備，就使我們能在接管中爭取到相當主動，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嚴重混亂或錯誤。”
賈拓夫在綜合報告中，分別總結了接管與恢復工作、肅特清匪與治安工作、金融貿易工作、宣傳組織群眾工作、支前及一般市政工作的情況。值得一說的是，這兩份材料中，雖然反映出西安市接管工作取得的進展和成績，為以後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通篇沒有一句歌功頌德的形容詞和虛詞，卻嚴肅、誠懇地專題寫了兩個月工作的檢討，指出：領導方面雖執行了黨的政策，未發現大的錯誤，工作方針證明也是對的，但由於對具體工作應如何去做，思想和業務準備不夠，需在入城後緊張復雜的實際工作中逐漸摸索與解決，對全盤工作抓得不緊，發生了顧此失彼、茫無頭緒及某些無政府無組織現象，暴露出思想領導不夠，組織工作不強的問題；思想狀況方面，存在著關門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傾向，對群眾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發動依靠不夠。並指出這與一部分解放區幹部由農村轉入城市工作，一部分地下黨員由秘密狀態轉入公開環境這兩個轉變相聯繫。 “應當承認，我們的管理能力和經驗確實不夠，黨外人士批評我們'會管軍不會管政，生活樸素，業務生疏'，是有道理的。”總結中誠懇提出“要善於團結有技術、有經驗、有能力的各種舊人員，並善於向他們學習，逐漸求得解決”。
我們引用這些內容，並不意味著西安城市接管工作做得不好。事實上，西安的接管是相當成功的。不僅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預期的目標，順利實現了政權更迭，各方面工作很快奠定了基礎，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道路，為整個西北地區的解放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僅舉一例就能說明問題：當時，為徹底消滅胡宗南軍隊，人民解放軍楊得志、周士第兵團需開赴前線，要求5天之內籌集5萬袋麵粉。由於西安各方面工作進展較好，3天就完成了任務。兩個月支前20萬袋軍面、軍糧及彈藥，按時組織鐵路運達預定地點；電訊、郵政基本上沒有停斷過，電廠在西安解放的第3天就開始供電，大華紗廠和鐵路運輸等重要行業也都在20天左右完全恢復生產，僅用2個月時間就完成了接管任務，打下了步入正規運轉的基礎。我們想說的是，賈拓夫在軍管兩個月的總結裡，沒有報喜不報憂，不是做官樣文章，而是實事求是，從工作出發，全面地總結經驗和不足，這正體現了他和老一代共產黨人忠誠黨的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兢兢業業，嚴於律己，謙虛謹慎，一絲不苟的革命精神。他們不好大喜功，不文過飾非，不固步自封。正是這些優秀品質，保證了黨的事業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無往不前，不斷勝利。賈拓夫也正是始終堅持著這些基本品質，所以，他本人在各種工作中和各種環境下，都能勝任，都得到承認和好評。現在回想起來，人們多麼希望共產黨人，特別是各級領導者們能永遠保持戰爭時期及共和國初建時期那種精神風貌啊！
敘述這段工作時還應該提到，由於賀龍主任不久即將主要精力集中於配合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另外兩位副主任趙壽山、甘泗淇又都在前總工作，因此西安軍管會的工作基本上全是由賈拓夫主持進行的。他還擔負著西安市黨政領導機關的組建和西北財經工作方面的重要任務，擔子實在不輕。而賈拓夫身邊的秘書處，除任秘書長的常黎夫和副秘書長的楊曉初外，只有秘書10多人，人員非常精幹，工作機動靈活。據常黎夫回憶，他和賈拓夫經常是晚上寫文件，常先睡一會兒賈先寫，下半夜三四點鐘時賈去睡，常起來接著寫，天亮後拿著稿子去做報告，或送西北局審議。他們從未感到過疲倦，而且還充滿豪情和愉快。
在兩個月接管西安工作初戰成功的時候，賈拓夫及時向西北局和彭德懷、賀龍、習仲勳等領導同志提出：下一階段西安市的工作重心，“必須轉移到用全力恢復與發展公私生產，同時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難民、遊民及失業者轉業、就業或向農村疏散，以增加生產，減少消費，求得進一步安定社會秩序，安定民生，其他……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就業這一中心環節，相互配合進行，不可孤立進行。”他認為：“這是牽連最廣並帶有根本性質的一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是一個消費城市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現象。城市其他各種重大問題，如治安問題、金融問題等，均與解決這一問題密切相關，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辦法是積極生產就業，不是消極的救濟維持。”為此，他大膽提出：“為便於集中領導，軍管會於軍管工作總結後，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將所需各種生產事業和行政業務，移交各主管部門領導管理，使工作走入正軌，迅速推進。”並相應地提出了加強管理、發展生產、改進業務和結束接管工作，加強主管制度的一系列工作方針、措施和政策建議。
這些意見現在看來可能是自然無奇的，但在剛進城接管政權兩個月的當時，能如此提出問題，則是難能可貴的。其中涉及到執政的政黨應當以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為中心；應當把消費性城市改造成工業生產性城市，以促進國家工業化；應當逐步實現科學化管理，逐步建立正常經營秩序等許多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些真知灼見，對於一個長期在農村根據地和革命戰爭中奮鬥的政治領導者來說，並不是很容易就能認識到的。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賈拓夫對黨的七大和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學習領會的深度，也可以看出，由於長期鬥爭實踐以及他本人忠貞唯實的努力，他已相當成熟了。
在西安市的軍管接收和恢復工作勝利告一段落，各項工作基本步入軌道之後，賈拓夫的主要精力即轉向了經濟工作，投入到他實際主管的西北財經委員會，致力於西北地區財經的恢復、穩定和發展事業之中。
中國長期以來是個農業國，重視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是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基礎環節。賈拓夫在進城前寫《論轉變》一文時，就曾講過：“從鄉村到城市的戰略轉移是極為必要的，極為正確的。但決不可只顧城市，忽視農村，只顧工業、貿易和金融，而忽視農業。如果只顧一頭，就會犯大錯誤。”在西北解放初期的財經工作中，他身體力行了這一思想。例如他曾指出：西北地區面積佔全國五分之一，而人口只佔百分之五，這裡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農牧業極為落後，經濟結構十分不合理。因此，西北除按中央頒布的“土地改革法”，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在新區進行土地改革外，首先要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必須以增產糧食為第一位，同時兼顧經濟作物。先把生產水平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老解放區則要比現有生產提高一步）。要把畜牧業放在重要位置，著重解決死羊問題和飼料問題，變“人養牲口”為“牲口養人”。他還提出一個初步的商品經濟口號，即要爭取使西北農牧民做到“有吃的，有賣的，有存的”。他特別注意到：西北地區的棉花、羊毛百分之七十銷往全國，麥子可以與其他地區進行交換。他已經開始看到利用地區優勢，發展商品生產，搞活流通，來推動地區經濟的路子，以及它們對西北經濟的意義。可惜這些樸素可行的商品生產思想，賈拓夫本人沒有來得及作進一步的研究和闡述，但是，賈拓夫這些切合實際的正確思想，在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的領導下得到了實施，使西北地區農牧業僅用兩年時間，就從幾乎破產的邊緣復甦起來，糧食生產很快超過了解放以前的水平。
正如賈拓夫在軍管兩個月總結中所說：進入城市，穩定秩序、鞏固政權的中心環節就是全力恢復和發展公私生產。賈拓夫領導西安市黨政機關和西北財經委員會在這方面傾注了極大的力量。從接管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提出迅速恢復生產、恢復業務的號召。他們首先發動工人護廠，利用黨組織在工人隊伍中良好的基礎和軍管條件下的有利形勢，堅決打擊了暗藏敵人的破壞活動，同時號召工人、職員獻出工具、零件，盡快組織恢復或部分恢復生產。電廠僅用兩天多就部分供電，恢復路燈；鐵路用20天即修復通車；大華紡織廠也僅用20天就提前復工，3萬紗錠又轟轉起來；電訊、郵政、汽車修理和運輸，幾乎始終未停，業務很快超過解放前的一倍。中國、農民、陝西等三個銀行，不到一個月恢復營業；其他接管的公營企事業也遞次復工復業，如機器、肥皂、制革、印刷、麵粉、紡織等等。私營企業和手工業也在月餘時間裡陸續生產。所有這些，都表現了新政權的活力和效率，極大地推動了各項事業，帶動了整個社會盡快進入新的正常運轉階段。此後，他們又不斷擴大和發展國營企業的生產，同時扶植和幫助私營工業手工業者，使新政權領導下的生產活動很快超過解放前，而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恢復和發展城市工商經濟，對剛進入城市的共產黨人來說，是比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要困難得多的事情。賈拓夫領導西北財經委員會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指示，統一財經，調整工商業。 1950年3月，賈拓夫認真組織清查倉庫，嚴格統計，同時，仔細地定編制、定消耗，厲行節約，按中央要求，除地方附加外，將所有公糧、稅收和物資交中央統一調度和使用，建立和執行全國統一的收支管理制度和其他有力措施，很快扭轉了長期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物價飛漲，促使金融和物價趨於穩定。
進入城市，接管了政權，就不能單純地採用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套做法，必鬚麵對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經濟環境。當時，新生政權立刻面臨著同多種幣制及實際流通的銀洋、銅元和投機倒把活動作鬥爭的局面。雖然，新政府一成立就宣佈人民幣為本位幣，而且早在入城前的1948年12月22日就由當時西北財經委員會主任賀龍和副主任賈拓夫的名義發布通令，宣布從1949年1月1日起發行流通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人民銀行券”。同時公佈牌價，收兌銀洋、銅元；還公佈解放了的各大城市物價水平，以推動人民幣在市場合法流通，穩定物價；但由於各種形勢尚未穩定，國營商業剛開始組織，物資不多，所以，銀洋、銅元很快脫離銀行，而在市面公開流通，銀元販子在街上公開販賣，造成物價上漲，使新政權不到一個月就面臨第一次大的物價波動，直接威脅政權的穩定。賈拓夫立即帶領政府和財經機關，開展同販賣和使用銀洋、銅元的戰鬥。他明令禁用銀洋、銅元交易，把收兌銀洋的牌價提高58個百分點；責令公用事業機關拒收銀洋，只收人民幣；稅收機關在廢除少數不合理苛捐雜稅的前提下，立刻按原稅制稅率開徵稅收，在市面上檢查、取締銀元販子；司法機關不受理一切銀洋債務糾紛案件；積極向市民進行維護人民幣、不用銀元的宣傳；同時，責令國營貿易公司積極組織物資，拋售商品，壓抑物價。這一系列措施很快起到作用，把銀洋打入黑市，銅元完全被取締，物價開始平穩，人民幣在市場上開始擴展。
時隔不久，國民黨軍隊困獸猶鬥，反撲至咸陽和西安附近。匪特加強破壞和宣傳，造成人心浮動，黑市銀洋一下子暴漲3倍多，再次引起物價猛漲，已經發生不少商店拒收人民幣，許多商店關門停業。在銀洋問題上的鬥爭由於政治、軍事的原因，變得更加複雜起來。賈拓夫和政府各部門配合嚴厲鎮壓匪特的反革命活動，借華北的大軍抵進，前線捷報傳來，積極擴大宣傳，同時，貿易公司組織的物資增多，向市場拋售，開徵上半年營利所得稅，並宣佈公糧折收50%人民幣。銀行積極開展匯兌、存款、貸款業務，並在黑市上低價拋出銀洋，以黑市打擊黑市，遂使二次波動再次平息下去。
新政權進入第三個月，銀洋再次作祟，物價又上漲。但由於政治、軍事形勢有利，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繼續生效，故未出現大的波動。
這幾場銀洋問題上的反复鬥爭，實際上就是同看不見的敵人的頑抗作鬥爭。賈拓夫深知這種鬥爭的實質和復雜性，所以他明確地說：要貫徹黨的經濟政策，“要貫徹黨的金融政策，就必須與銀洋作堅決的鬥爭，要打擊銀洋就必須實行全面動員，即行政力量與經濟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與群眾力量相配合，城市與鄉村相配合，這個地區與那個地區相配合，在這四面八方統一的方針與步驟下，堅決打擊銀元，打擊投機商人，才能收到效果。逐漸壓縮銀元陣地，而擴大人民幣陣地，以至最後消滅銀元，貫徹本幣一元化。但一定要認識，這是相當長期和艱苦的鬥爭，不可要求過急。”
打擊銀元的鬥爭實質上就是製止通貨膨脹，平抑物價的鬥爭，是接管工作在經濟領域中首要的任務。經過幾個月的努力，西北地區的物價到1950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穩住了。賈拓夫在1950年7月10日西安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是這樣回顧的：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的60種商品平均物價比1949年12月底上漲了243%，其中14種商品上漲381%。但到了3月以後情況起了變化，上述60種商品平均物價較2月下旬下跌30%，其中14種商品下跌38%，4月又較2月下旬下跌52%，其中14種商品下跌62%。到5月初即轉入平穩，制止了連續10餘年來物價膨脹局面，解決了國民黨10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事實上，西安市的物價水平始終低於京、津、滬、寧等大城市，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
賈拓夫領導的這些鬥爭，對於西安以至西北地區經濟的穩定、恢復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成為接收城市工作的很好的經驗。
進城前，賈拓夫曾經說過：接管城市，恢復經濟，要有一個正確的工商政策，要從有利於國計民生出發，要有正確對待舊人員的政策……。在進城後，他積極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對城市工商業採取了積極慎重的態度。一方面，加強沒收的官僚資本而形成的國營經濟，使之成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另一方面，鼓勵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主張給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以照顧，歡迎解放前夕因不明共產黨政策而離廠的資本家回廠繼續經營。除各地成立工商局外，還專門成立了“私營企業處”，管理私營企業。對於工商業面臨的生產萎縮、產品滯銷，政府用擴大加工定貨、重點支持，減少生產盲目性，改善企業經營管理，並對五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加強指導等辦法，加以支持和協調。他還提出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積極引導和妥善協調解決勞資糾紛和工資問題……。由於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當時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的政策措施，使西北工商經濟得以較迅速地恢復和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人指責賈拓夫是“右傾”，說什麼同資本家根本不能搞“公私兼顧”等等。賈拓夫堅定自信沒有超越黨中央的政策界限，斬釘截鐵地頂住了種種指責。他指出：這種論調的理論根據是所謂“無私”才能“有公”，它恰恰否定了特定歷史條件下公私矛盾對立統一的規律，因此絕不是處理公與私關係的正確認識，而是同中央政策相背離，是同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的。賈拓夫就是這樣，開始了他解放後堅持實事求是，又冒有政治風險的經濟工作生涯。
在領導西北財經工作時期，賈拓夫十分重視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充分注意發揮工人的積極性。西北有50萬工人，賈拓夫被選為西北總工會主席。為進一步發動工人群眾，他和總工會的同志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堅決取消欺壓工人的封建把頭制度、侮辱工人的搜身製度，取締反動會道門，並首先在產業工人中（鐵路、油礦、紡織廠、國民黨後勤軍需廠等）組織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時還特別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工人發動起來後提出一些一時還做不到的過高要求。同時，正確貫徹公私兼顧和勞資兩利的原則，使得複雜的勞資關係比較協調，穩定了工人隊伍，提高了工人覺悟，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當時的西北總工會副主席杜延慶回憶說：“拓夫同志進入西安時，忙得一塌糊塗，西北總工會又是兼職，但他對工會工作非常重視，凡重要的匯報事情，他都擠時間來聽。重要的工作，他親自來部署，他不認為這是額外負擔。記得1950年，推廣五三廠經驗，賈拓夫還專門親自主持傳播經驗的大會……”
“當時，我們對工會都沒有經驗，因此，事無大小，一有事就去請示，而他無論多忙，不分辦公時間還是休息時間，不分在單位還是在家裡，從來沒有推脫過，總是有求就見，與我們商討。工會的會議常請他去講話，他總是事先了解情況，徵求意見，明確解決什麼問題。所以他講話從來都是針對性很強，從不隨便講一番套話就算了。他講話水平較高，講問題深刻生動，我們也總高興請他講，因為他的講話總是超過我們的希望和要求。我們都把他看成一個很稱職的工會領導人。西北解放後不久，各地工會能夠迅速地建立起來，學習、生產和勞動競賽很快開展起來，步入正軌，是和他的領導分不開的。”
在復雜紛繁的各種工作中，賈拓夫還善於發現和抓住一些關鍵問題。他當時就敏銳地提出：要十分重視技術人員的團結、教育和使用。接管西安後的最初幾年，他幾乎在所有討論財經問題的場合都要強調：搞經濟建設離開技術人員，便會一事無成。他經常批評一些幹部輕視科技和科技人員是狹隘的經驗主義。同時，他在許多學校和技術會議上，動員、鼓勵技術人員為人民服務，指出脫離政治的單純技術觀點和對人民事業不負責任的態度是危險的。
賈拓夫在西北財經工作時期，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處理大量的具體工作。但他又不是一個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者，他很注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風，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新情況。在他進城前寫的《論轉變》和進城後的一系列報告、講話和文章中，有一個鮮明的觀點，給人們留下極深的印象。那就是他曾一再強調，進城後，統一財經、發展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嶄新轉變，其困難和阻力是相當大的，不能小看這些消極因素。固然，這些困難和阻力來自敵人的暗中破壞，投機商人的抵抗等等，但是，更要看到，困難和阻力還來自本身，來自一些幹部的思想和作風。他反復強調，從鄉村轉入城市帶來的種種根本性變化，使得大家再也不能按老樣子辦事了，再也不能單憑經驗處理新問題了。因此，思想作風的轉變是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任務，是大家自身工作的重要內容，誰忽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大的錯誤，就會跌大的跤子。
他是這樣認識問題的，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儘管政權初建時期各方面工作千頭萬緒，日理萬機，但他仍然十分注意學習和調查研究，十分注意變化著的新情況，不斷加深對問題的系統思考和理解。時間不夠，精力不夠，他就號召和依靠下級幹部這樣做，集思廣益，從大家的身上吸收新鮮東西。他有一個值得稱道的方法，就是親自動手起草報告、總結和文章，而不依靠秘書和工作人員。這並不是他被稱為“才子”的癖好，也不是不信任秘書和工作人員，而是用這種方法，系統整理和深入思考一些問題，以使自己的思想和對於工作的指導更切合實際需要，而又能略高於實際。這一點的確使他的工作受益匪淺，對周圍的干部也頗有教益，對他成為一個合格的、勝任的領導幹部，有著很大作用。
賈拓夫在進入西安到1952年秋調任中央之間，做過許多工作，對西北地區財經戰線的恢復、穩定和發展，做過突出貢獻。我們不可能（也沒必要）在這裡詳細地加以記述，但是，我們還是想再提兩件他所參與的重要工作。第一件是他協助彭德懷解決和平解放新疆的問題；第二件是他具體領導西北三反五反運動的工作。
王震將軍率英雄的359旅為主力的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促使新疆於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同年冬，賈拓夫隨同第一野戰軍司令員、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將軍一起，赴新疆處理和平解放的軍政和重要財經問題。
新疆有14個民族，素有“東方民族博覽會”之稱。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新疆的大好河山被遭蹋得不成樣子，大漢族主義的壓迫和階級剝削，使這一地區經濟十分落後，各族人民生活極端貧困，民族之間隔閡很深。建立一個各民族團結和睦的統一大家庭，是當時最重要的任務。而盡快穩定經濟、穩定生活，醫治國民黨統治下遭受的創傷，是解決這一中心任務的緊迫前提。彭總親赴新疆，反復強調要正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大量培養和使用民族幹部；同時強調，使用民族幹部並不意味著絲毫減輕漢族幹部幫助少數民族幹部的責任，並且具體地幫助那裡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
賈拓夫作為彭總的主要助手，在新疆做了許多具體工作。他曾代表彭德懷專程飛赴伊寧，協商新疆伊犁、阿爾泰、塔城三區的統一，順利地解決了這個歷史遺留的老問題。
當時新疆經濟困難，十分缺乏電力、交通和石油設備，許多設備、零部件原來是由蘇聯供給，後因戰事等原因而中斷。賈拓夫專門會見了蘇聯駐新疆總領事，協商解決了這些設備和零部件的供應問題。
國民黨統治造成新疆生產凋零，幣制混亂，物資匱乏，物價暴漲，各族群眾深受其苦。賈拓夫著重調查了解了財經狀況，得出結論：新疆的財政收入只能滿足其五分之一的需要。他建議新疆當局領導不失時機地迅速恢復生產，積極恢復交通，溝通與內地的物資交流。他還提出增加財政收入的具體辦法，實行統一貨幣，打擊銀元非法交易，禁止其他通貨流通，穩定金融。並從內地調集大批物資，支持新疆市場，平抑物價，維護人民幣的信用，幫助溝通了向內（地）和向外（以蘇聯方面為主）的渠道和組織管理。這一系列的具體措施，對把新疆的財經和內地的統一起來，對穩定新疆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新疆日報》曾發表過一篇重要社論，闡述新疆的財政金融和經濟等問題，就是根據賈拓夫的意見起草並經他修改的。這一段中央對新疆問題工作的指示文件，也是賈拓夫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的。他協助彭德懷的這段工作，得到了黨中央和彭德懷的充分而明確的肯定。
在新疆很短的時間裡，賈拓夫還特別注意對新疆總的情況和發展潛力進行調查了解。他當時已想到：新疆地大物博，終有一天會成為祖國西北的一個重要工業基地。因此，他專門指定隨行的鄭戈恆代他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許多經濟資料；他自己也附帶做了不少調查，開了不少座談會。從新疆回西安後，他組織人整理編寫了一本小冊子，涉及到新疆各方面的資源，包括工業、畜牧業、農業、手工業、水利、礦藏、財經、交通等等，以備他日之用。雖然當時時間很短，國民黨又沒有做過和留下多少調查統計資料，那份小冊子也許是很粗淺的，但是，我們從這件事情上還是能夠看出賈拓夫的一個特點，或曰優點、風格，就是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他以黨的工作為自己的全部生活，腳踏實地地干著今天的事情，同時想到明天的任務。這不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的生動體現嗎？
正是因為他時刻想到為人民服務，所以，他也常常為人民事業的成就而鼓舞，情不自禁地要讚頌。他在此次新疆之行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來讚譽新疆的和平解放：
1952年，全國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行賄受賄、反盜竊國家資財、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財經戰線當然是重點。在西北局的直接領導下，賈拓夫具體指揮了西北地區，特別是財經戰線的這場運動。他率領西北財經各部門，針對各種貪污浪費問題，以及這些嚴重犯罪行為的“防空洞”———官僚主義，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鬥爭。當時的人們還記得，大的貪污浪費分子被稱作“老虎”，賈拓夫辦公的西北財委會議室牆上有一張“打虎圖”，就像指揮作戰的軍事地圖一樣，而他們就像指揮作戰那樣，隨時掌握進展情況，指揮著這場鬥爭。在斗爭中，他一方面強調要無情地揭露和清除一切貪污現象，另一方面，強調在組織處理時，要嚴格劃清貪污與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對小的貪污者和占公家小便宜而損公的人員，主要採取教育和改造以不使其重犯的方針，集中力量打擊大貪污分子。這一方針的實施，挽救了一大批幹部，對乾部隊伍的肌體來了一次大洗滌，從而提高了思想覺悟和素質，純潔了組織。與此同時，賈拓夫領導財經各部門，動員各界，採取有效措施，為給國家節約15000億元人民幣（當時的幣值，相當於後來的1.5億元人民幣）財富而奮鬥，並勝利地完成了這一指標。
1952年3月，上海首先展開了針對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五反”運動，為取得領導這一斗爭的經驗和掌握有關西北的更多材料，賈拓夫即行決定派遣一個工作隊前往上海蹲點。一方面調查上海的鬥爭情況，汲取經驗，一方面收集與西北有關的材料，配合上海的鬥爭，從外部找出西北不法資本家的違法線索。在重大案件的處理過程中，他並不滿足於下面的文字報告和口頭匯報，而是反复深入基層，聽取來自四面八方的意見，採取堅決而慎重的態度，從而準確、有力地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猖狂進攻，教育、保護了正當經營和基本守法的工商業者，維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也維護了正常的經濟秩序。
1952年，全國和西北地區都勝利地度過了三年恢復時期，準備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由於賈拓夫的出色工作和實績，中央決定調他到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他於同年8月奉調進京，開始了他在全國經濟領導部門的工作歷程。他是帶著豐碩的成果和實實在在的業績離開的，離開了他為之奮鬥26年的家鄉土地。雖然他並不滿意自己的工作，但他畢竟無私地奮鬥了，可以說沒有辜負家鄉的父老兄弟。他過去的道路並不平坦，他也沒有期望今後的道路會不發生曲折。但是，既然已下決心做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並且已經奮鬥了半生，那麼，不管前面會有什麼風險，他也還是懷著無限的深情，義無反顧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