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西北地區黨的各項工作已有了相當發展。為適應新的形勢，黨中央決定將陝甘寧邊區黨委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賈拓夫開始被任命為西北局候補委員，兼民運部長和民族工作委員會主任。由於與白區地下工作有關的特殊需要，一段時間內，他還兼任調查四局局長。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討論經濟與財政等問題。毛澤東到會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賈拓夫為毛澤東的報告組織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會議期間，毛澤東主席親自找賈拓夫談話，要他擔任西北局常委兼秘書長，在全面工作方面協助西北局書記高崗。會議後不久，又任命他兼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和邊區銀行政委。從此，他便將相當的精力轉到財經方面，進入了一個面更寬、任務更重的嶄新工作環境。體弱多病的他，成了西北局最繁忙的人物之一。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陝甘寧邊區和晉綏根據地不斷壯大。晉綏是作為大本營的陝甘寧和華北各根據地之間的連接樞紐和交通要道，處於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1941年，日寇進行極端殘酷的大掃蕩，實行滅絕人性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妄圖消滅各抗日根據地；而國民黨反動政府則開始對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經濟封鎖，掀起自兩黨重新合作抗日後的又一次反共高潮，致使黨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要保障幾萬黨、政機關和部隊的供給，保障一百幾十萬邊區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央指揮全國的抗戰，必須打破敵人的封鎖，解決財經困難，這已成為當時牽動全局的至關重要的任務。為了度過困難，戰勝敵人，毛主席、黨中央號召邊區的黨、政、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穩固後方，支援前線。
在這種形勢下，黨中央於1942年決定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任命賀龍為聯防司令。聯防司令部的主要任務是統一兩區的軍事指揮，以及兩區的財政經濟和黨政軍民關係。財經方面，成立了以林伯渠、賀龍等19位同志組成的財經委員會，下設西北財經辦事處，賀龍任主任，陳雲為副主任，賈拓夫就開始協助賀龍和陳雲從事財經工作。嗣後不久又兼任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賀龍、陳雲另有重任，財經辦事處的工作由賈拓夫接替，1945年擔任了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白如冰任秘書長。
賈拓夫在任西北財辦副主任時，還同時在西北局工作。 1945年任主任後，幾乎以全部精力投入財經戰線。對他來說，這是又一次面對一個陌生的新任務，而且還正是處在財經困難的時刻，真可謂又一次“受命於危難之際”，又要去開拓一個新領域。這次的任務變動，是賈拓夫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從此，他再沒有離開這條戰線。後來，人們稱譽他是黨內經濟工作的專家，“財經戰線卓越的領導人之一”。其實，在到西北財辦工作之前，他既沒有系統地學習過經濟，也沒有從事過經濟工作，完全是從“門外漢”起家的。
面對這項關係重大、極為艱鉅，而對他來講又是一個全新的任務，賈拓夫是怎樣入手的呢？很自然，他首先運用的是領導者必須掌握的“看家本領”，基本功——調查研究和群眾路線，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早在1941年，賈拓夫還兼任中央調查四局局長時，就很注重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主席的《農村調查》一書出版後，賈拓夫帶領柴樹藩、於光遠和李涉等人去米脂縣做了近3個月的社會調查，返回延安後他主持編著了一本《米脂調查》，為邊區幹部重視調查研究樹立了榜樣，曾受過中央領導的表揚。從1942年開始，他一方面擠時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向各個專業的領導者，比如主管財政、金融、貿易、生產的各同誌了解情況，收集問題，徵詢意見；另一方面，花力氣深入各地方，向基層，向群眾做調查。還未離開西北局時，他就帶著自西工委就跟他一起工作的郭敬等人，專門搞過一段時間的農村調查。通過這些工作，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典型材料，這不僅使他開始心中有數，而且對中央的決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依據。他向中央寫的一些材料，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重視，毛主席曾就他寫的材料批示：“此件即鉛印發到小高干會各同志人手一份。”並要求賈拓夫經常提供類似的材料。毛主席在延安邊區高干會上所作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著名報告，其中有許多資料是賈拓夫提供的。
1943年是陝甘寧邊區極端困難的時期。那時，由於邊區的負擔很重，而國民黨嚴密封鎖，幾乎沒有吃，沒有穿，甚至連辦公用紙都極難搞到的境地。 1945年，邊區的財政收入大為減少，10月份稅收僅佔7月份的40%，加之抗戰勝利，大批幹部及部隊開赴前線，財政支出急劇增加。日本投降時，邊區財政積蓄本來可以用1年，但由於收少支多，5個月就用光了。怎樣才能“自力更生”？怎麼做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黨中央號召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生產的進行和擴大也還需要原料和資金。邊區的經濟本來就落後，解決吃穿問題雖可以全民動手，但仍需要時間。況且，自己的生產並不能解決全部需要，尤其是當賈拓夫看到周恩來、朱德和幾乎所有的革命領袖都帶頭從事生產活動，看到邊區軍民缺吃少穿，忍飢受凍，但又充滿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充滿戰勝困難的豪情壯誌時，他一方面倍受鼓舞，另一方面，內心卻陷入了痛苦和沈思。他是搞財經的，解決財經困難，本來是他和他的同志們的責任，怎麼能讓領袖們和其他戰線的戰友兄弟們分心，而為吃穿用操心、操勞呢？他決心團結財經戰線的同志們，千方百計想辦法，拼命也要扭轉這局面。
他認真學習和體會中央的精神，認識到陝甘寧邊區、晉綏兩根據地統一財政領導，正是要把“取之於民”、“取之於己”與“取之於友”結合起來。戰爭開始由內線轉為外線作戰，財經的來源，也可隨之把“取之於敵”結合進來。這樣，“四個取之”，解決問題的辦法和來源也就多起來了。他認為，保障供給，就必鬚髮展經濟；而發展經濟，不只是發展生產；自力更生是基點，然而，自力更生不僅包括氣力，更要用腦力，要學會並善於運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和辦法。 1945年秋冬，西北財經辦事處召開各部門緊急會議，賈拓夫在會上強調要結合當前實際情況，貫徹“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提出5項具體措施：一、為進一步實現邊區軍民所需棉花、布匹自給，必須擴大棉花種植面積，推廣優良品種，提高產量，從邊區年產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4斤；二、財政上要繼續實行“長期打算，積蓄物資”的方針，消滅赤字，爭取實現更多的財政結餘；三、更好地運用稅收工具，保護邊區的國民經濟，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檔消費品的稅率，降低食鹽及其他土產品出境稅率；四、在貿易工作上，要提高土產品價格，並以物物交換進行核算，爭取出入平衡，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五、在金融工作中，首先弄清邊幣和國民黨發行的法幣同流的程度，生產交換的情況，發行數量與物價的比例這三個基本先決條件，克服貨幣發行的隨意性，嚴格控制貨幣的發行量。
1946年1月，他在邊區機關幹部生產動員大會上作報告，號召發展生產，減輕民負，把邊區建設得更富庶繁榮。部隊的生產要實現4個月以上的糧食和全年伙食、辦公及雜支費用的自給，一切機關單位都要精簡人員，厲行節約，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據自1946年起就在賈拓夫身邊工作了8年的鄭戈桓說，他到西北財經辦事處報到時，整個機關包括賈拓夫在內才3個人，以後增加到5個人。賈拓夫通過積極的組織工作，把兩區的經濟聯繫起來，想方設法支援、發展邊區的生產，並努力以根據地為依托，把根據地內外結合起來。經過不到1年的時間，局面開始發生了變化。各根據地黨政軍民通過共同努力，以及對陝甘寧邊區的無私支援，使得邊區根據地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終於挺過來了。
由於經濟的全面緊張，使得財政、金融、貿易等方面都舉步維艱，相互之間也不時發生矛盾，容易抵消力量，互相掣肘。陳雲曾針對這個問題指出：邊區的“金融、貿易為了財政，但有時財政要服從金融、貿易”。賈拓夫經過反复的思考學習，很快悟出陳雲關於這三者關係指示的精要。按照這一思想，他著力組織財經戰線，想方設法擴大邊區土特產的“出口”，以換回邊區急需的物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籠邊幣。與此同時，以有目標、有節制地發行邊幣，支持生產和財政。各方面互相配合，循環流動，循序漸進，不斷擴大，終於使財經各環節活動開來，又互相促進。在邊區軍民努力生產的推動下，不長的時間內，基本保證了邊區黨政軍民的物資需要，使邊幣和物價得到穩定，財政收支取得了平衡，幫助根據地度過了難關，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和迎接解放戰爭，奠定了一定的後方物質基礎。這一段時間內，拓夫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常常通宵達旦地開會、部署，常常奔波於西北財辦和賀龍老總、彭德懷老總之間，常常奔波於陝甘寧和晉綏兩個根據地之間，其緊張程度絕不亞於炮火連天的戰場。周圍的同志簡直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材料”製成的，似乎他從不需要休息，就可以用比常人更充沛的精力去工作。賀龍將軍怕他累垮了，特意送他一件牛皮大衣。
邊區當時處於如此困難的地步，要以土特產品去與國統區、敵占區開展貿易，談何容易。不說交通、運輸和貿易渠道的困難，單是貨源，在窮鄉僻壤的邊區，能有多少東西拿得出去進行交易呢？那時，賈拓夫和極少數人常常神秘地在從事一項機密活動，直到“文革”後，個別知情同志才有保留地透露了一點情況。情況是這樣的：他們把從土豪劣紳和舊軍閥手中沒收的，以及從各種其他渠道收集到的金銀珠寶等，再加上邊區能夠出產的鹽巴等土產品，當時稱為黃貨、黑貨、白貨，通過秘密渠道，運送到敵占區和國統區，以此換取大量錢幣，再利用不同的渠道，購買邊區急需的醫藥、布匹、日用品等，甚至與國民黨軍隊的官長換取槍支彈藥。再用這些物品來回籠邊幣，支持財政。有了一定的商品基礎，又可適當地擴大邊幣的發行……，這樣搞成一個活的循環局面。在從事這項特殊使命的過程中，賈拓夫在過去從事地下工作時，採取的靈活的社會化、群眾化方式，廣交朋友，與根據地外建立的許多關係，這下子派上了用場。
應當承認，在特殊時期，採用這種非常手段，不失為一種必要的補充措施，而且也確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我們不能按理想主義的道德觀念去指責這種行為。列寧講過：布爾什維克黨人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 “善良的願望，往往是通向地獄的道路”。戰勝敵人，首先要戰勝敵人給我們製造的困難，只有積極保存自己，並不斷壯大自己，才能最終消滅敵人，取而代之。這就是革命的哲學。賈拓夫和財經戰線的戰友們正是這樣，把堅定的革命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千方百計，為解決財經困難，保障物資供應，穩定後方，支援前線，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績，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種成績或貢獻可能是上不了史書的，但卻是不可缺少、不能磨滅的。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無名英雄的貢獻吧！
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來到延安，對艱苦抗戰中的陝甘寧和晉綏根據地做了實地考察。
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因報導說：
“這裡是延安，人口只有四萬，其中一萬二千是兵士、黨政人員和學生；沒有電，沒有現代機器，除了四五輛舊卡車以外，沒有摩托交通，實際上沒有公路，沒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沒有飛機從外面運入物資。在它控制之下的巨大的地區和八千萬人民，散處在敵人後方，夾在無數的敵人封鎖線之間；唯一在戰區之外的具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邊區，則三面被重慶軍隊的嚴厲的封鎖所包圍，而第四面，也大部被黃河沿岸的日本軍隊所包圍。
“那裡是重慶，人口幾達一百萬，有電力廠、工廠、現代機械、千萬輛卡車、摩托車，千萬里公路和航路，千百架盟國飛機每天運來供應品，並且還有中國若干最肥沃的區域和一萬萬五千萬人民作為它的巨大的連結一起的後方。”
“這一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為半個中國的首都，抗日戰爭的另一個指導中心，新中國的模型來和重慶爭勝呢？”
他寫下幾點初步的結論：
“第一，這裡沒有厭戰情緒，只有開路先鋒者的社會的堅持的戰鬥熱情，……”
“第二，不依賴外來援助。他們喜歡得到外來援助，但不依靠它。在過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時間他們都生活、戰斗在嚴密的封鎖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經成為他們的第二天性。”
“第三，不論年齡多大，這裡的人看來特別年輕，而且充滿了歡樂與信心。他們老是說，他們經歷過比今天更大得多的困難，而且常常克服了困難；他們似乎是說，不管我們相信與否，將來是他們的。”
……
《紐約時報》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也報導說：
“邊區的耕地比中國西北任何地方要發達，人民的衣食都比別處好，有一些工業在發展中，那些地方過去是沒有工業的……人們談論著同封鎖作鬥爭，以同樣的熱情，談論著對日作戰以及將來的反攻。在所有中國人中，他們是唯一對戰爭不感到疲乏的。”
“現在邊區的口號是'耕二餘一'，大部分都做到了。農民的倉庫里平均都有一年以上的餘糧，而政府和軍隊自己的糧食，餘留得更多。”
路透社的莫里斯·武道則說：
“'豐衣足食'的口號和生產運動的成功，隨便你說到哪裡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來。”
這就是外國人眼裡的1944年時陝甘寧邊區的情況。這裡包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軍民同封鎖作鬥爭的艱辛和成功，當然也包含著賈拓夫和財經戰線上所有戰士們的努力和成績。
就在賈拓夫帶領財經戰線和中央調查四局的同志們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而拼命工作的時候，1943年夏季，延安開始了“搶救運動”，康生主持搞起了“搶救失足者”，陝、甘、豫、川等省的地下黨全被誣衊為“紅旗黨”（假黨）。賈拓夫曾在1936至1939年擔任過陝西省委書記，因而也受到了衝擊。他一方面與歐陽欽、汪鋒、趙伯平等人不計個人安危，義正辭嚴地予以堅決批駁，堅持正確意見，力圖保護陝西的黨組織和黨的干部，另一方面卻又無力阻止整風運動中造成的冤假錯案，他本人和歐陽欽一度也“靠邊站”了。擔任過甘肅工委書記和寧夏工委書記的孫作賓被關押到保安處，而調查四局因大部分是知識分子，也有許多同志被抓走，分別關在保安處和西北局機關的空窯洞裡，有的人還受到刑訊逼供。時任延安縣委宣傳部長的黃流，被當作特務進行公審，高崗甚至在大會上宣布要槍斃黃流。後因毛主席看到大會報導清樣，親自批示“誰殺人，誰負責”，才保下命來。隨後中央下達“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嚴禁逼供信”的9條方針，才撥亂了反正。黃流從牢裡出來，賈拓夫和胡喬木（時任毛主席秘書）還專程去看望了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許多同志獲得平反。賈拓夫在西北局一個窯洞裡召集了近20位陝甘地下黨的同志開座談會，首先講話說：“搶救運動大家吃了苦，把大家冤枉了，對不起大家，向大家賠禮道歉。”一時間大家都沉默不語，隨後一些人流下了眼淚，一些人發出了牢騷。李屺陽因不知賈拓夫當時也受到審查，即問：“陝西地下黨同志都成特務了，你是省委書記，為什麼不能證明呢？”賈誠懇地說：“火都燒到我們頭上了，我有什麼話可說呢？”他還再次代表黨向大家賠禮道歉，說：“陝西甘肅地下黨是個好黨，同志們都是好同志。現在日本投降，全國形勢很好，大家準備迎接新形勢，準備再去國統區開展工作吧。”賈拓夫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他不計個人恩怨，協助西北局做了大量平反甄別工作，保護了大批同志。延安搶救運動的教訓是慘痛的，值得人們永遠銘記和警惕。
1945年，賈拓夫被選為“七大”代表，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這次會議決定了黨的總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七大”的勝利召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路線的確定，是在抗日革命鬥爭取得歷史性轉折的形勢下實現的。這種偉大轉折的條件，自然包括作為大本營的陝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渡過了困難，得到鞏固和壯大；在全國各戰場上大量消滅日寇和偽軍，取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戰勝國民黨不斷製造的摩擦和反共高潮；得到全國各界人民群眾日益廣泛的擁護等等。 “七大”及其路線極大地鼓舞了黨和全國人民，人們滿懷著必勝的信念在慶祝，在奮鬥。八年抗戰，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從小到大，以弱勝強。回顧這段艱苦而光榮的歷史，人們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周恩來副主席等領袖們運籌帷幄，是林彪的一一五師、劉伯承的一一九師、賀龍的一二〇師、陳毅的新四軍們的戰鬥和勝利，是平型關消滅日寇精銳板垣師團的大捷，是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的威震敵膽的百團大戰，是反掃蕩鬥爭，是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甚至是華北的平原游擊隊、津浦線上的鐵道游擊隊、白洋淀的雁翎隊等等，等等。氣壯山河，可歌可泣！然而，人們卻很少想起後方，很少想起為了保障這些鬥爭勝利的財經戰線，很少想起這些不在戰場，而在另一條戰線上鬥爭的人們，很少想起他們的嘔心瀝血，甚至流血犧牲。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責怪任何人的不公平。抗日戰爭是打勝的，中國民主革命是打勝的。但是，享受了勝利的人民，進入現代社會，知道了系統工程這一概念的人民，再回顧歷史時，就會懂得財經戰線是同等重要，就會承認這眾多無名英雄的歷史功績同樣偉大。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蔣介石傾全力對付共產黨。 1947年春，他們一方面召開偽“國民代表大會”，一方面調集其嫡系胡宗南部共幾十萬大軍進犯陝甘寧邊區，進攻延安。黨中央作出暫時放棄延安的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繼續留在陝北，採用使敵人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的“蘑菇戰術”，轉戰於黃土高原的溝溝壑壑之間。賈拓夫所在的西北局和邊區政府領導機關也實行了精減，留精幹力量，繼續輾轉於陝北。他率領財經各部門，在陝北高原的溝溝嶺嶺、村村寨寨中，一邊行軍打仗，一邊堅壁清野，認真、堅決地實行“蘑菇戰術”，一邊利用陝甘寧和晉綏兩區較大的迴旋餘地，找空子進行貿易，組織邊區人民大力支援前線。這段時間，他們的任務和處境絲毫也不比戰鬥部隊“輕鬆”。他們既要拖住敵軍，又要避免正面衝突；既要堅壁，使敵人得不到糧秣補給，又要給機關和部隊提供必要的物資補充。在幾乎不分前方後方的戰場，在黃土高原的窮鄉僻壤，他們遇到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然而，他們憑著共產黨人必勝的信念，憑著任何困難都不能壓倒的氣概，憑著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強烈的責任感，憑著他們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鬥爭藝術，更憑著人民群眾的無私支援和幫助，與邊區一百幾十萬軍民同甘苦，共戰鬥，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保證了部隊的供給，戰勝了敵人，保衛了邊區。這個時期的賈拓夫整日風塵僕僕，極度緊張，時而在“後方”共商大計，時而赴榆林北線指揮部參與軍機，時而召集人員佈置任務、指揮貿易，時而與地方乾部、老鄉商量堅壁清野，匯集物資，組織支前。許多工作甚至是在行軍途中安排的，是在不斷的轉移中進行的。緊張的日日夜夜，他病弱的身體好像突然迸發出無窮的力量。是啊！當時那種命運攸關的時刻，似乎不允許他生病，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應付疾病和疲勞，每一分鐘都是十分寶貴的，每一件事都不僅會影響他和同志們的生命，而且會牽動成千上萬軍民的行動。除了面對嚴峻的形勢和肩負的重任外，任何其他事情他都無暇顧及。那時候，賈拓夫的夫人白茜帶三個孩子已轉移到黃河東部的山西，他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聯繫，但他根本顧不上這些，家人的生死安危只能置之度外，只有神聖而嚴肅的使命在驅使他像機器一樣，拼命地運轉，運轉……
1947年7月21—23日，賈拓夫參加了毛澤東、周恩來召集的小河村會議（即中共中央前委擴大會議），親耳聆聽了毛澤東、黨中央關於全面戰略反攻的宏偉計劃，徹底打敗蔣介石，奪取全中國的勝利曙光，立時展現在眼前。了解了全局形勢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種豁然開朗、無比振奮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感受到了共產黨人的氣魄和力量；感受到千百萬革命軍民幾十年奮鬥犧牲所換來的成果，也感受到自己20多年來腥風血雨、坎坷拼搏所得到的“補償”。沒有親身經歷過這種長期艱險鬥爭的人，是難以體味他們那時的心情的，再高明的手筆也無法用語言文字來確切表達他們那時的振奮不已的氣貫長虹的心境。決戰和必勝激勵著他們，面對即將獲得的扭轉歷史的勝利，激發出他們更加巨大的鬥爭熱情。以前經歷的任何艱難險阻，任何挫折和成功，都不能與將要得到的勝利相比。以前所付出的一切代價，都變得完全必要和不在話下了。全力參加最後的一搏，不論在什麼崗位，只要能與這最後的鬥爭緊緊連在一起，即使再付出任何代價，也都在所不惜！這時的激動，這時的躍躍欲試，已變得不可抑制。這大抵就是這一代鬥爭的共產黨人所特有的一種豪邁，一種特殊的激情，以致於當這最後的勝利真正擺在他們眼前，完全嶄新的局面和任務又出現時，他們反而會更加冷靜，更加沉著，更加平和穩重。在中國革命面臨最後決戰的前夕，賈拓夫帶著這種從未有過的激動和振奮，繼續投入自己的特殊的戰鬥行列。
1948年初，賈拓夫帶領陝甘寧、晉綏兩個邊區財經負責人組成的代表團，通過層層封鎖線，到達河北石家莊市，參加華北、華東、西北三個解放區統一的財經會議。董必武主持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全國解放戰爭將要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形勢下，為迎接迅速到來的進入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的新局面而召開的。會議研究、確定了今後財經工作的方針和政策，部署了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的各項準備。這次會議的精神對於賈拓夫的工作更直接，更具體。他理解到，戰爭在更大範圍、更大規模上激烈地進行著，財經戰線的任務越來越重，規模也越來越大。而且，接管城市，實現轉變，不是在戰爭結束後才到來的，而是隨著戰爭的勝利進行，很快就會接踵而至。對財經戰線同樣也增加了過去不熟悉的城市工作的新課題，新困難。這就要求他和財經戰線的同志們不能只停留在激動和振奮之中，而需要更冷靜、更實際地思考，需要更有預見地去準備，把眼前的艱鉅任務和未來更艱鉅的任務結合起來去努力。於是，賈拓夫利用在石家莊的有限的會議間隙，夜以繼日地調查和收集了許多接管石家莊城市的經驗和文告，開始研究今後的工作，為以後解放西北，接管西安、蘭州等大城市做思想上、方針政策上的準備。會議開了一段後，賈拓夫到平山縣西柏坡，爾後返回陝北。他還交待同去開會的鄭戈垣等留下來，繼續收集接管城市的各種資料。
隨著外線作戰的大規模展開，西北戰場也取得了節節勝利。蔣介石、胡宗南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被徹底粉碎。 1948年3月，延安光復，重新回到人民的手裡。毛澤東主席的預言提前實現了，革命軍民又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之中。但是，一年多來，“胡禍”給邊區造成的破壞，使邊區本來就薄弱的經濟底子遭到嚴重打擊。當務之急是恢復生產。賈拓夫領導邊區財經戰線的全體同志，充分利用前線不斷勝利的有利形勢，鼓舞和放手發動群眾，全力發展經濟。至1948年底，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得到了很大恢復，有些人們需要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還超過了“胡禍”以前的水平。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歷史性報告，宣告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勝利和迎接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同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七屆二中全會後，賈拓夫並沒有因邊區經濟的恢復和總勝利的即將到來而有絲毫鬆弛，相反，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更滿了。除組織財經方面的日常工作外，他白天忙於接管城市的各項準備，晚上還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他要求財經各部門，特別是領導同志，把這一學習當作當時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務求深刻領會。他認識到，這個報告是進入城市，接管政權的過程和以後一段時期的主要指導思想及綱領，若不在思想上搞清楚，搞懂，就無法適應新局面，而真正搞懂，適應這個巨大的歷史轉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順其自然就可以的。黨的絕大多數幹部，長期在農村和戰場上奮鬥，一下子得到全國政權，從革命黨一下子變成執政黨，面臨著複雜得多的新情況，許多新的問題將是過去幾十年未曾遇到過和處理過的。這個轉折並不是人人都能適應的，正如斯大林所說“轉折對於那些在黨的車子上坐得不穩的人是很危險的”，“每當車子轉彎的時候，你總會看見有些人從車子上摔下去的。”
賈拓夫為人做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認真。不僅做起來紮實，不耍花架子，十分“較真”，而且務求思想上真正搞懂，力求融會貫通。對中央的精神，不是囫圇吞棗，只求表面理解，對具體工作也不能就事論事，事務主義。上下左右的人們都反映他有理論，工作水平較高，是個精幹的干部。這與他長期以來養成的認真思索、做事紮實的作風有直接關係。在準備迎接中國革命根本性勝利的時刻，他更是自覺地這樣做的。繁忙的工作中，他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刻，在窯洞的油燈下，寫下了幾萬字的“論轉變”的學習心得，並送交了中央。這一段的學習，使賈拓夫對奪取政權，接管城市後的工作，有了相當充分的思想準備。
與此同時，賈拓夫在黨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下，參加了緊張而精心組織的西北地區隨軍南下、開赴新區及接管的準備工作，對西安市的各種情況，包括各類經濟、各種行業的全面狀況，展開了詳細的調查分析，使得進城之前，就基本上心中有數。
從1943年到1949年，賈拓夫在艱苦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為解決生產供應，保證黨中央指揮和陝甘寧邊區的發展，默默地在財經戰線上耕耘了7個年頭，做出了不為人矚目，然而卻不可或缺的貢獻。看似並不像在戰場上那樣轟轟烈烈，但一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犧牲。這也是一個戰場，一個與真刀真槍、炮火連天的戰場直接相關的戰場，一個與整個革命鬥爭的命運相連的特殊戰場。這個戰場不僅支援了整個戰爭，也為戰爭勝利後新的鬥爭積累了經驗，準備了力量，因而又是一個連接兩個歷史階段的特殊的戰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注定要勝利，中國共產黨是一定能夠戰勝敵人而奪取政權的，而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後，必定要發展經濟，建設國家。因而，財經戰線的7年苦鬥，7年心血，7年經驗，成為賈拓夫在解放後的經濟工作中得以施展才能的寶貴積累，寶貴基礎。全國解放近在旦夕，偉大的歷史轉折就要實現。賈拓夫已做好了轉折的準備，現實鬥爭的需要和分工，甚至使他超前做了準備，從這一點來講，他是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