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
延安——抗日軍民的首都，革命人民的聖地。
1940年，延安北門外風景秀麗的桃花山上，出現了一座清真寺。領袖毛澤東親筆題寫的“清真寺”三個大字鐫刻在寺前的石牌坊上。一位年長的阿訇，正在主持回族群眾的宗教儀式。
藍家坪對岸，新修起一座別緻的建築，豎立在延水旁，顯得格外醒目。人們非常熟悉這座建築物門額上“成吉思汗紀念堂”這七個字，是毛澤東主席的手筆。紀念堂裡面的“世界巨人”橫幅、蒙古族人民英雄的半身雕像，是魯迅藝術學院的藝術家專門塑造的。
在那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延安呈現出大家庭式的民族團結的祥和景象。
這些新氣象，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工委）領導下出現的。
共產黨的領導、武裝鬥爭、革命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的方針，過去促成了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現在仍然保障著我們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的團結和興旺。
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少數民族工作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李維漢曾談到：“中國共產黨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是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從組建西北工作委員會時期開始的。西工委的工作，在我們黨的民族工作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賈拓夫又曾在西工委起過重要作用。”這一段的工作時間雖然不長，但它卻是賈拓夫一生中的又一個重要時期。
1938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這是根據抗日戰爭時期的整個戰略部署，為了加強西北地區黨的工作，建立這個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採取的組織措施之一。 1939年，黨中央調賈拓夫回延安，任命他為剛成立的西工委委員兼秘書。西工委書記由張聞天兼任，委員有王若飛、鄧發、蕭勁光、高崗、李富春、李維漢、高自立、謝覺哉、賈拓夫、陳鐵錚（孔原），李維漢兼任秘書長。由於各委員都有其他的重要工作，均為兼職，所以其日常工作實際上是賈拓夫協助張聞天、李維漢主持。
西工委除受黨中央委託，主管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綏遠（今內蒙古西部）5省的白區工作，聯繫指導陝甘寧邊區黨委的工作外，還主管5省少數民族工作。對於賈拓夫來說，前一部分雖不能說駕輕就熟，但畢竟是他多年來從事過的工作，一些地區的情況和人事他也了解，而對於少數民族工作，應該說是一個新的領域。此前，他只是在長征途中，在藏民區搞過徵糧，在三邊做特委書記時，負責過對內蒙伊克昭盟和寧夏地區的工作，特委曾下設蒙古工作委員會，由高崗、曹動之、趙通儒等人做具體的民族工作。
賈拓夫從來是不講條件、不怕困難和服從組織的。憑著他對黨的事業的忠誠，憑著他高昂的工作熱情，也憑著他善於學習和思考、勇於開拓的精神，他很快便熟悉了情況，工作打開了新的局面。
抗戰初期，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工作不僅是實現黨的長遠目標所必須開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也是當時形勢所要求的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
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佔領了位於西北的歸綏市（今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侵占了綏遠省的大部分地區，在被佔領區建立了一個以德王為首的叫作“蒙疆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日本侵略者還在實施一項更加陰險毒辣的計劃，即派遣特務潛入寧夏、甘肅、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層，策動他們在甘、寧、青三省成立另一個傀儡政權——“回回國”，與偽“滿洲國”遙相呼應，並與“蒙疆自治政府”、殷汝耕的“華北自治政府”等漢奸政權聯成一氣，形成對中國北部的殖民統治，進而包圍中國共產黨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這一陰謀正嚴重地威脅著整個西北地區和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
另一方面，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方針，而且長期對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實行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使得少數民族群眾極為不滿。這些倒行逆施只有對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推行民族分化、分而治之、合圍滅共的陰謀有利。
因此，積極正確地開展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工作，爭取回族和蒙古族廣大人民，包括上層愛國人士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是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保衛和擴大抗日鬥爭成果的一項緊迫的戰略性任務。完成這項任務不僅要同日本侵略者進行堅決鬥爭，而且要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為了完成這個重要任務，向黨中央提供全面的情況和政策建議，西工委專門成立了民族問題研究室，由李維漢、賈拓夫主管並參加研究，劉春負責，分為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兩個組。他們想辦法從西安等地買來一些有關民族問題的書刊，到延安所有有藏書的機關學校查閱。經李維漢徵得毛主席同意，毛主席本人的藏書室中凡用得著的書刊資料也都藉過來用。還從國統區和抗日前線回來的同志手中發現一些材料或專門了解蒙、回民族的情況。組織人手向甘肅、寧夏、大青山、伊克昭盟等地的上層人士了解。為更直接了解蒙古民族的情況，還專門組織考察團，到伊盟等地作了為期3個月的實際考察。賈拓夫帶領西工委的同志們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他們在環境非常艱苦和資料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做了大量細緻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對回回民族的歷史、現狀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當然是在當時條件所能達到的範圍內），為共產黨制定解決回回民族問題及團結這一民族共同抗日的各項具體政策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賈拓夫親自執筆，和劉春等人一起，為西工委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於1939年6月上報黨中央。毛主席在原文上批了“原則上同意”，中央書記處通過後，於1940年4月將《提綱》發至各級黨委，後又刊登在《共產黨人》雜誌上，並收進《六大以來》文件彙編中。賈拓夫還組織西工委的同志在這一提綱的基礎上，編寫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向全國發行。為了便於在國統區發行，沒有署西工委及作者的名字，而用了“民族問題研究會”的名義。
《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和《回回民族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系統研究民族問題的著作之一，它對於黨的民族問題理論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正確開展少數民族工作，對於實現當時黨的戰略任務，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1980年1月，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出面組織，民族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在“出版說明”中指出：“這本書是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一些從事研究民族問題的同志，運用馬列主義的民族觀點，收集了不少的歷史資料，科學地論證了回回是一個民族，簡明敘述了回回民族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正確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對鼓舞各族人民在解放中華民族的共同鬥爭中，起了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國比較早期的運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民族問題，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一本圖書。”
在這本書中，根據對史實和理論的研究，明確地承認回回是我國境內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勤勞勇敢的獨立民族，是我國多民族大家庭中一個重要的兄弟成員，必須平等地對待。雖然，這個問題在今天來看不成為問題，但在當時，卻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為國民黨不承認回回是一個民族，蔣介石公開講：他們只是漢民信奉回教（伊斯蘭教），只是宗教信仰不同。這種“理論”是他們推行大漢族主義的根據，這嚴重地傷害了回回民族的自尊，種下了深深的民族矛盾。 《回回民族問題提綱》的製定和《回回民族問題》一書的公開發行，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大漢族主義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同時得到了回族人民，包括其上層愛國人士和回族知識分子的熱烈擁護，從而奠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回回民族搞好團結，共同奮鬥的基礎，對團結其他少數民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賈拓夫還領導西工委的同志在比較系統地研究蒙古民族問題的基礎上，向中央編報了《蒙古民族問題提綱》。 1940年7月，中央書記處批示“基本同意”，同樣發至各級黨委，發表在《共產黨人》雜誌，收進《六大以來》文集中。
這兩個民族問題提綱，不僅闡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理論問題，而且提出了黨團結這兩個民族共同抗日的具體政策，它是西工委當時關於少數民族工作的兩件大事。兩個提綱經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毛主席在上面親筆批示：“中央書記處原則通過”，還在“提綱”講到的“反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這句話之後，加上“還要同時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字樣，為黨在民族工作中反對兩種傾向指明了方向。
黨中央批准實施兩個《提綱》，推動了邊區少數民族工作，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根據《提綱》的精神，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少數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回民和蒙古族人民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實行自治，與漢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利。隨後，在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和三邊分區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在三邊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區。在1941年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邊區的回民和蒙民各選出一名政府委員，即那素滴勒蓋（蒙古族）和馬生福（回族）。第二屆邊區參議員就有蒙、回、鮮族6人當選，縣級參議員中少數民族就更多了。邊區政府還設立了民族事務委員會。
西工委在組織開展少數民族工作中，除了研究並為中央提供情況和政策建議外，還做了許多有著重要影響和意義的實事，這些實事都是由賈拓夫負責組織實施的。
為了真正體現並擴大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政策，爭取和團結廣大回民和蒙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好地完成偉大的歷史任務，賈拓夫建議並經黨中央批准，西工委在延安組織成立了邊區回民救國協會（簡稱回協），許多具體工作都是通過“回協”做的。 “回協”在延安北門外的風景區桃花山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請來一位年事高的阿訇主持宗教活動。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生活習慣，根據賈拓夫的建議，“回協”在延安設立了兩個清真食堂，為往來的回族人民提供飲食方便，受到了回族人民的歡迎。
為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擴大共產黨在蒙古人民中的影響，賈拓夫親自選址，提出方案，組織實施，在延安藍家坪對岸的延河邊修建了成吉思汗紀念堂，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半身雕像。伊克昭盟蒙古族重要領袖、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那素滴勒蓋是賈拓夫的朋友，在那素先生病逝時，賈拓夫就守在他身邊。那素先生逝世後，賈拓夫在《解放日報》撰文“那素滴勒蓋與蒙古民族解放道路”，以為悼念。這又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在民族工作中的風采。
經賈拓夫建議西工委採取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組建了陝甘寧邊區回民文化促進會和陝甘寧蒙古文化促進會，向西北各省的回民和蒙民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兩個文化促進會均由黨內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擔任會長。回民文化促進會會長是謝覺哉兼任，蒙古文化促進會會長則是由吳玉章兼任的。賈拓夫和劉春等人直接參加了兩個促進會的籌備工作。蒙古族文化促進會的緣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為了溝通蒙、漢文化，幫助發揚蒙古民族的優良文化，創造與發展蒙古民族之新文化，並使蒙、漢共同努力於抗戰建國之事業。”回民文化促進會緣起則宣布：“促進回族文化的發展，建立回族新文化，從文化工作上來提高回族抗日的熱情與自信，實現更親密的回、漢抗日團結，乃是各抗日黨派與文化界的重要任務。”首次蒙古族文化促進會籌委會的出席者為：吳玉章、艾思奇、丁玲、曹力如、莫文驊、李卓然、趙通儒、徐以新、張仃、冼星海、巴彥圖、阿拉騰杜布、烏勒圖那素圖和賈拓夫、劉春等30多人。而俟後正式成立的促進會中，賈拓夫也是常務理事。
培養少數民族革命幹部，是黨的民族政策的長遠需要，也是西工委重要工作任務之一。西工委對於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傾注了巨大的熱情和心血。
1940年，西工委在延安成立了陝北公學民族部，專門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在校學習的有藏、蒙、回、彝等民族的青年，包括從敵占區選送來的幾十個青年。 1941年10月，根據形勢的發展，黨中央決定將民族部從陝北公學中分出來，擴大改組，建立了延安民族學院，由高崗任院長，高克林任副院長，教育處長為烏蘭夫，副處長為王鐸、宗群，後委任烏蘭夫為院長。後來，中央黨校的回回班也併入民族學院。該院分設藏民班、彝民班、回民班、蒙民班……黨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關心民族學院的工作，專門指示：“要經過民族學院培養一批實際工作（指黨、政、軍、群工作等）、一批文教工作幹部。”毛主席還特別指示對民族學院的學員生活要適當照顧，“特殊點，優待點。”民族學院的確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的共產主義戰士。
烏蘭夫是蒙古族人民革命的優秀代表之一，也曾在西工委和中共西北局領導下工作過，先後擔任過西北局民運部（後改為統戰部）科長，中央調查四局民族問題研究室副主任，民族學院教育處長，民族學院院長。 1942年進入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黨的“七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後補委員。當時，曾在西工委、調查四局工作的同志感到有些詫異，有的甚至流露出對賈拓夫的不平。而賈拓夫卻非常平靜，誠懇地對大家說：“我們將來要大面積開展內蒙古的工作，烏蘭夫同志是蒙族幹部中最優秀的干部，他們將來是開闢內蒙工作的主力軍，中央的安排是有長远战略意義的。”“我們的同志要做的就是完全地從革命工作出發。”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賈拓夫的黨性和品格。
西工委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幫助西北迴民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甘肅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固原三縣）地區是個回民聚居區，也是極端貧困的地區。那裡的回民群眾常年遭受著貧窮苦難的折磨，也遭受著國民黨漢官的殘酷壓榨。他們終於不堪忍受，在1939年爆發了一場反抗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壓迫的暴動，有兩萬多憤怒的回族農民參加。西海固回民暴動，不久就因國民黨軍隊的血腥鎮壓而失敗了，保留下來的一部分人進入到陝甘寧邊區。黨和邊區人民政府親切地接待和安置了他們，改編成邊區回民團，西工委為這個團派了一些政治工作幹部，楊靜仁就是曾經被派到回民團工作的干部之一。
馬本齋領導的晉中回民支隊是一支驍勇善戰、屢建奇功，令日寇膽戰心驚的抗日部隊，被冀中軍區嘉獎為“攻無不克，無堅不摧，打不垮，拖不爛的鐵軍”。黨中央、中央軍委曾頒令嘉獎馬本齋司令員。日軍集中力量圍攻他們，使部隊傷亡很大。為保護這支民族武裝，黨中央將它調回陝北休整，擔任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光榮任務。西工委對之也做了許多工作。馬本齋同志因病逝世後，延安各界各民族在清真寺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周恩來副主席都送了輓幛和輓聯，林伯渠、葉劍英等領導參加大會。賈拓夫在大會上也講了話，他代表西北局向馬本齋母子及回民支隊致敬，他說：“本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幟，代表著回回民族和中華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他的鬥爭道路簡單說，一是抗日，一是團結，一是信賴共產黨……尤其重要者是他認識了只有共產黨才能完成回回民族以及中華各民族的徹底解放。”“陝甘寧邊區歷來是回漢鬥爭劇烈的地方，回回民族很少，且受盡大漢族主義者的壓迫，甚至連建立清真寺和埋葬父母的地方都得不到。但革命後，由於我黨的民族政策正確，回回民族大大增加了，且在邊區黨政的幫助下，發展了家務，建立了自治區，蓋寺、興學，獲得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這是過去回漢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對內對外兩個定義，從馬本齋同誌及邊區回民的事實看來，我們已經全部做到了。”最後，賈拓夫向大會建議，將馬本齋同志的鬥爭史編成教材，用以教育全邊區的伊斯蘭小學學生及廣大回胞。
此外，西工委還把內線和外線結合起來，為開闢和擴大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選派了許多幹部，深入各地區開展地下工作。烏蘭夫曾被派往伊克昭盟，沈遐熙曾被派往甘肅回族地區。這類工作也都是賈拓夫經手辦理的。許多外線地下工作的負責人，到延安匯報聯繫工作，也由賈拓夫接待。由於這類工作絕對保密，賈拓夫與他們常是通過專門渠道單線聯繫，向中央和有關部門匯報也是賈拓夫直接前往，其他人很少知道。解放後，賈拓夫自己從不談起以往的工作，所以，這些情況就很難收集了。但李維漢後來回憶時曾提到：“從解放後得悉的情況來看，也是有一定成績的。”
這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為了團結東方各民族，建立更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幫助中國、蘇聯及一切被德、意、日奴役壓迫的民族國家共同打倒法西斯，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成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 1941年9月，由朱德總司令召集了東方民族代表座談會，討論籌組“大同盟”問題，有國內國際20個團體代表參加。各民族代表一致同意成為“大同盟”發起人，朱德、吳玉章、林伯渠、李維漢、高崗和賈拓夫都是發起人。在10月召開了大會，東方各國和國內18個民族代表與會，顯示了東方各民族空前廣泛的大團結。大會宣告成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選出“大同盟”執行委員，朱德總司令為主席。毛澤東主席在大會上講話，指出“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團結，促進各民族團結，共同打倒法西斯。”並說：“延安是專講團結的地方，這裡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進會，有民族學院，……這裡能舉行反法西斯民族大會。”賈拓夫參與組織了所有的具體準備工作，是有直接積極貢獻的。
1941年，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工委的工作併入西北局，賈拓夫到西北局任統戰部長、秘書長，仍然領導少數民族工作。 1941年7月，陝甘寧邊區成立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賈拓夫擔任主任。有一段時期，賈拓夫還兼任設有少數民族問題研究室的中共中央調查研究第四分局局長。可以說，賈拓夫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開拓者之一。
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賈拓夫被當作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民族理論家而載入書中，在專門介紹賈拓夫的一段中，稱他為“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工作和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領導人之一。他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理論的先驅者之一。”“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特別是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民族工作，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問題理論研究工作，作出很大貢獻。”
毛澤東主席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曾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西工委的工作也體現了這一條。黨系統地開展民族工作，絕不僅僅是當時鬥爭任務的需要，而且是一項長遠的建國富國的戰略任務。因此，不僅僅需要一批忠誠黨的事業、熱愛民族工作、有開拓精神的骨幹，更需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少數民族的宏大干部隊伍。
西工委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擔負著西北5省白區黨的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的繁重任務，從成立到其工作合併到後組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總共兩年半左右的時間，其間做了許多有意義、影響深遠的開創性工作。但在其中做工作的人數卻並不多，可以說是相當精幹。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張聞天為首的一批領導人擔任兼職委員外，做專職工作的人連賈拓夫在內，一共不過十五六個，包括孔飛（蒙）、王鐸、牙含章、劉庚、劉春、朱俠夫、阮元方、何承華、何長慶、沈遐熙（回）、周仁山、張光天、鄭義（回）、郭敬等。附屬還有一個藏民小組，成員有天寶、扎西旺徐等5位藏族同志。民族工作只是西工委擔負的一部分工作，而西北5省白區黨的地下工作、統戰和情報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性質之複雜，任務之繁重，不亞於民族工作。而且又不像和平建設時期，可以按部就班，平穩從事。可以想像，這班幹部當時是怎樣緊張工作的，他們的工作熱情和效率又是怎樣的。
在這裡要提到一件事情。為了更全面地向黨中央提供西北5省的各種情況，在賈拓夫主持下，西工委的同志在資料來源方面極為困難，與外界交通和信息傳遞十分不便的情況下，通過各種公開的和秘密的渠道，盡可能多地蒐集各種資料，發動全體人員，夜以繼日地展開調查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5省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歷史、地理、民族、宗教、民情、社情等等方面，綜合編寫了5本資料書：《抗戰中的陝西》、《抗戰中的甘肅》、《抗戰中的寧夏》、《抗戰中的青海》、《抗戰中的綏遠》。這5本書都由解放出版社內部出版發行，對黨中央和各方面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賈拓夫還根據自己的工作體會，寫了《抗戰中黨在西北國民黨區工作的總結》一文，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視和表揚。
賈拓夫作為牽頭者，參加了每一本書的審閱、修改、定稿和編輯工作。由於他負責的事情很多，白天通常沒有時間坐下來搞這些工作，只能深夜秉燭，通宵達旦。長此以往，養成了他夜間寫作，很少睡覺的習慣，直到他54歲離世，一直是這樣的。同時，也因此累壞了他的身體，雖然他當時僅有30來歲，但已看不出一點青年人的影子。戰友們心疼他，更為他的精神所感動，大家都忘我地工作，形成了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用現在的眼光看，那時西工委的同志是一群二三十歲的小伙子，他們朝氣蓬勃，兢兢業業，雖不在戰場拼搏，卻都像在戰場上英勇作戰一樣。正因為如此，他們在那些不平凡的年月，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得到了不平凡的鍛煉，成長為不平凡的戰士。這些同志後來都成為革命工作的骨幹分子和領導者，其中許多人成為民族工作的領導人。象孔飛、王鐸、朱俠夫、沈遐熙、周仁山、天寶、扎喜等都成為內蒙、寧夏、新疆、西藏等地區的自治區黨政領導人；劉春、何長慶等擔任國家民委的領導工作；何承華擔任副省長；牙含章成為民族宗教理論研究的專家學者……如果沒有實際工作的鍛煉，沒有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西工委一段工作的成績和這些同志的精神風貌。
曾在西工委工作過的同志，各人都有許許多多紛繁複雜、豐富多彩、波瀾跌宕的經歷。但是，筆者和賈拓夫的親屬在採訪他們時，都有一個共同強烈感受，那就是：西工委的時間雖不長，但給他們都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東西，回憶起來，是那麼真切，那麼動情，像是回憶自己的童貞年代。他們都認為，那是自己一段美好的時期，回想起來的不只是艱苦、緊張，更多的是充實、自豪，不是嚴酷、生澀，而是溫暖、舒暢。他們說：那時候大家真像是兄弟姐妹一樣，相互之間充滿了真正同志般的情誼，以至後來久別重逢時，還能暢述胸懷，似乎經過了更多的艱險，做過了更多的工作和貢獻，過上了安穩舒適的生活後，反倒是更加懷念和留戀西工委那段時光，以及在延安清涼山上那幾孔窯洞周圍的環境和氣氛。有的老人凝目感嘆說：“從那以後，再就很少有那時的和諧舒暢嘍！那時，我們都年輕，也單純，環境和空氣也是清新和單純的，我們就知道做什麼工作都是為革命，就知道大家都是同志、戰友，可以互相信賴、依靠。那時候苦是苦點，忙是忙點，可是其他負擔少，並不覺得累，真是一段好時光啊！”
當談到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時，他們往往異口同聲：“這和拓夫同志的領導和作風分不開！”於是，他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有些老人還抑制不住衝動的感情，眼含熱淚地說道：“拓夫是個好同志，是個好領導，說來他的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幾歲，可是顯得沉穩、老練、坦誠、平和，十分親近，跟他相處沒有顧慮。”“跟他一起工作，你不能不努力，倒不是他厲害，怕他，他從不訓人，從沒有官架子，而是他太耐心，太刻苦，克己。你搞得不好，他不是反復交待，就是親自做給你看，或者乾脆他自己去加夜班，替你乾一段。他本來就有病，事情又多，誰好意思再給他加負擔？”“他不像個領導，更像和善的兄長，對我像弟兄一樣。自己顧不上家，還總體貼關心別人，大家都願意跟他一起工作。”“拓夫是個才子，頭腦清楚，有理論，有思想，又能說會寫。西工委的報告、材料、文件，大都是他親自起草。由於工作性質，許多涉及白區的工作都由他親自處理，直接與中央聯繫。我們都感覺得到，他是很受中央領導同志器重的。而他從不盛氣凌人，保持謙虛樸素，從不要求特殊照顧，是一個非常平民化的干部。”“我們說這些話，當然不無有感而發的成分，不過，拓夫同志的確是一位難得的好乾部，不然，我們共事時間不長，以後的接觸又不算多，怎麼會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呢？”李維漢在回憶文章中也寫道：“拓夫同志對待下級的平等精神和民主作風是更令人欽敬的。拓夫同志作風上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平易近人。他對乾部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氣。我們從來沒有看見拓夫同志對乾部發過脾氣，從來沒有聽到拓夫同志說出訓人的話。遇到干部犯有這樣那樣錯誤時，總是耐心進行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見，讓對方考慮，從不強加於人。所以，當一九六七年聽到拓夫同志慘遭'四人幫'迫害致死的不幸消息時，許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淚。他的這些優良作風，使我們懷念不止。”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舉個生動的例子。當時，延安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只有二塊半邊幣的津貼。西工委出版5本書，曾經得到過一筆稿費。拓夫根據各人工作量的大小，把全部稿費分給大家，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想到因有病未參加編寫的朱俠夫不能分到一份，他就把自己應得的稿費留出，全部給了朱俠夫。雖然這算不上什麼大事，但卻反映出當時同志間的關係和氣氛。就是這類的小事，推動了那個良好環境的生成。
那時，西工委和調查研究局裡知識分子乾部較多，他們不光有嚴肅緊張的工作，也有活潑愉快的業餘生活。他們的窯洞上空不時迴旋著陝北民歌和蘇聯民歌的旋律，還有柴樹藩的京劇須生、李涉的胡琴……，他們把自種自收的西紅柿當水果，用甜菜熬糖，拌著炒黑豆煮在一起當咖啡，晚上照樣舉辦個Party自娛自樂。賈拓夫也曾有過“吃小米會餐，穿草鞋跳舞”的詩句。 1942年，陳煦和李屺陽結婚，研究局專門舉行了聯歡，賈拓夫作證婚人，他說：“你倆的名字是陽光和煦，婚姻美滿，並肩向共產主義的方向邁進。”
賈拓夫對同志友善真誠，對母親和弟妹也充滿親情。他把母親從老家接到延安，讓弟妹在延安中學學習並參加了革命工作。勤勞的母親能與愛子一家一起生活，看著他們為勞苦大眾工作，自是心滿意足，但她還是過不慣沒有勞作的生活，又不願拖累兒子，不久又回到了神木。 1941年冬，因患不治之症被接回延安治療。西工委的同志們都去看望這位善良的老媽媽，他們親眼目睹賈拓夫抽暇臥在母親身邊，心痛地對母親說：“媽，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顧不上照顧您，不能盡孝，我心裡過不去呀……”，也親耳聽到老媽媽說：“兒呀！你事多，公事忙，多為受苦人辦事，媽就滿心歡喜啦，你放心……”。不久，這位慈祥的革命母親就去世了，組織上還專門為她召開了公祭大會。
是的，一個領導者，能帶領自己的下屬，創造出一個積極向上、健康和諧、團結奮鬥的工作環境，使得其中的人都能心情舒暢，自覺地克己奉公，的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的份量應不亞於工作任務本身。我們無權評價說，賈拓夫實際領導的西工委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但西工委的工作，例如少數民族的工作，的確在黨的民族工作歷史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它為黨的少數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的正確基礎，獲得了寶貴經驗。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多年來，陝甘寧邊區對待蒙、回民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這是黨對西工委工作的肯定，也包含了對賈拓夫這一段工作的肯定。這些成績的取得，不能不說與西工委工作集體的整體能力，與他們團結和諧、積極進取的工作氛圍有著直接的聯繫；其中，作為實際領導者的賈拓夫，是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的。對今天來說，賈拓夫和他的同志們，在西工委創造出的內部工作環境，該是多麼值得追憶，多麼值得繼承啊！
寫到這裡，作為賈拓夫在西北工作委員會時期的工作，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們並不完全是在寫事，主要是在寫人。所以，我們還要說起一件曾經使我們不解的事情。賈拓夫曾在陝西黨的地下鬥爭中做過多年工作。 “西安事變”後，擔任陝西省委書記兩年多，工作也是勝任的。為什麼忽然又被調回延安，分配到西工委工作呢？如果說後者的工作更需要、更重要，怎麼只是作委員兼秘書？當然，革命戰爭年代，工作瞬息萬變，幹部頻繁調動是常有的事。革命工作需要，沒有高低之分，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只要組織一聲令下，個人莫不愉快服從，這也是我們黨的傳統和慣例。共產黨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支過硬的干部隊伍，這樣一種組織紀律，才無往而不勝的。但是，具體到一個人，一件事，總還有些具體的原因。
據後來了解，賈拓夫這次的調動，的確是事出有因的。原來，1939年有人向中央反映：賈拓夫於1930年在西安被捕入獄，使得有人對他產生了懷疑。組織上調他回延安，是有邊工作邊審查的意圖。其實，賈拓夫在黨內多年，自己也從事過這一類工作，他本人和他的愛人白茜心裡也清楚，這種安排是怎麼一回事。但是，賈拓夫並沒有抱怨別人，沒有計較個人的得失，沒有鬧什麼個人情緒。說沒有壓力是不客觀的，但由此而影響自己為黨繼續工作，他卻怎麼也做不到。他從1926年參加革命時起，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鬥爭，在極端艱險的環境中，他越來越自覺地把自己交給了黨。如果他單想自己，那麼他早就可以去“混別的飯”吃了。不是有許多人在死亡面前，在危難面前打了退堂鼓嗎？他自己也親眼看見過，親身接觸過不少這樣的人。當然，他們中的大部分只是不願或不敢再乾下去，並沒有去做敵人的附庸，也沒有去出賣同志，以討得個人的安逸和升遷。而對賈拓夫來說，他從未想到過要在殘酷的對敵鬥爭中為個人撈點什麼。組織上要審查，也可以說是情理中的事情，那就審查好了，橫豎從個人十多年的表現，他自認無愧。
但是，不臨其境，不知其味。這種審查畢竟是自己的組織在搞，畢竟是在他正在為黨忠心耿耿地奮鬥時，由於受到自己的上級、自己的同志的懷疑而進行的，個中的酸澀苦辣，別人自然難以體味，就是他自己，在十多年來南北奔波，雪山草地，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時，也從未想到會落到這種境遇中。他不是沒有過困惑和苦惱，不是沒有過委曲和悲愴，然而，他沒有陷入圍繞著個人恩怨得失而不能自拔的泥潭。憑著他對事業的忠貞，憑著他對革命者應有品格的執著追求，憑著他在各種嚴酷環境中磨煉出的堅強意志，也憑著他對黨組織從整體上的認識和信任，他沒有消沉，沒有徘徊，沒有申辯。他決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體現個人的本質，去表現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人格，去爭得組織和同志們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和信任。所以，他又是坦然的，振作的，積極的。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想法，他才加倍地真誠，加倍地努力，也更加自覺地以信任和體貼去對待同志，對待戰友，以自己的真摯去為別人創造一個融洽、親切和團結的小環境（當然也包括他自己），讓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免受自己所遭境遇的苦痛。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嗎？既然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他們“撇家舍業”投入到革命隊伍中，這裡就應該是家，就應該得到溫暖，至少在這方面，應該對大家有一個“補償”。所以，他才又是領導，又像兄長。我們想，西工委的工作環境，之所以使大家感到舒暢，與賈拓夫這樣的心情和自覺，應該是有直接關係的。由此也可以體會出，“拓夫同志是個好人”這句話的具體內涵。越是境遇不佳，處境“尷尬”，越能體現人的精神品味。賈拓夫這時的表現，的確體現了一個真誠的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
他的真誠，他的努力，他的工作和成績，終於得到了承認，得到了回答。 1941年10月9日，毛澤東主席在給賈拓夫的一封親筆信中寫道：“你已知道，對於你的懷疑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對的；但我們現在已決定取消對於你的政治上的懷疑，恢復對於你的完全信任。”賈拓夫在西工委的工作，就是在這樣一種審查中進行的，他對組織審查的態度，就是以這樣一種真誠工作和出色的成績來體現的。毛澤東給他的信對此做出了一個良好的結論，打了一個圓圓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