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中華大地，呈現出愈益複雜的形勢。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在佔領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之後，已經踏進我華北河山，亡國的危機日趨嚴重。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並且在陝甘寧邊區率先實行新的政策、策略；黨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帶動了全國，神州上下，各界群眾的抗日救亡鬥爭空前高漲；而國民黨、蔣介石卻繼續與人民為敵，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圍剿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和抗日力量。
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將軍和西北軍首領楊虎城將軍，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實行“兵諫”，逼迫蔣介石接受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說服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蔣介石被迫承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六項條件後，促成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
“西安事變”的爆發不是偶然的，而這一事變發生在西安也決非偶然。除了各種客觀形勢的影響以外，黨在陝西有長期鬥爭的基礎，則是一個重要原因。陝西省委雖然在1933年和1935年遭到過兩次大的破壞，但革命的火種沒有熄滅，黨的組織和黨員依然存在。在楊虎城、張學良的部隊中，有黨的組織和許多黨員在堅持不懈地做地下工作。 “西安事變”爆發前，紅軍就分別與西北軍、東北軍達成了停戰協議。
“西安事變”爆發後，黨中央為適應新的鬥爭需要，決定重建陝西省委，急電在三邊任特委書記的賈拓夫即返回延安，隨周恩來、葉劍英、博古、羅瑞卿、李克農等人一起，乘張學良派來的飛機直飛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釋放蔣介石的當天，博古代表黨中央宣布成立陝西省委，任命賈拓夫為省委書記，歐陽欽、李一氓、張德生分別為軍事部長、宣傳部長、組織部長、西安市委書記；以後，汪鋒、趙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彭加倫、崔廷儒、危拱之等人先後參加了陝西省委的領導工作。
陝西省委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工作的，處於地下狀態。它成立後，立即展開了全面的活動。首先恢復了地下組織，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隊伍。省委成立以前，特別是經過1935年的大破壞，有組織聯繫的黨員剩下不過三四百人。 1937年到1938年間，在抗日形勢的推動下，省委採取多種方式，廣泛發動群眾。在政治、思想和組織方面做了準備的基礎上，通過由西安、三原等中心區向各界發展；利用下鄉的工作團、宣傳隊發現、培養和吸收黨員；由學校中的知識分子黨員到農村辦夜校、識字班，教唱抗日歌曲，通過這些活動，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由西北軍、東北軍的黨組織，在駐地發展、建立地方黨組織；派遣骨幹到空白區去開闢工作等。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漢中、關中、陝南地區普遍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成立縣委和工委的有30多個縣，成立特別支部或支部的有十幾個縣，還成立了西府、西路（西蘭公路）、沿河（黃河）、漢中、安康、商洛地委（工委），在西安成立了市委及學委、工委、婦委。西安和各縣幾乎所有的大學、中學、師範等都有了黨支部或有聯繫的黨員。東北大學、西北聯大都有幾十名黨員組成的支部，紡織、郵電、鐵路等部門的工人中也建立了黨的組織。 1938年底，黨員已達8000多人，加上敵友軍隊中的黨員，總數將近萬人，成為當時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較大的幾個省份之一。
當時，國家危亡形勢日緊，而黨內一些幹部和革命群眾對釋放蔣介石，與屠殺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合作，極難接受，轉這個思想彎子是不容易的。賈拓夫從接觸社會，投身革命時起，就直接參加與國民黨的鬥爭。十多年來，他深深體會到國民黨決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他自己不僅飽嚐艱辛，而且幾次死裡逃生。現在要轉而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感情上自然難得通過。但是，通過自身革命實踐，他已經懂得，一個革命者，一個共產黨員，應以黨的事業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為重，懂得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沒有民族的利益，也就沒有了黨的利益，懂得感情必須服從理智的道理。他認為階級感情固然是珍貴的，但若感情落入狹隘的山谷，就很難看清廣闊的天地，是會壞了大局的，對一個領導者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因此，他以冷靜、清醒的頭腦去看待時局，深刻地理解中央的決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賈拓夫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蘇區黨代表大會），同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劉少奇、張國燾、凱豐、林彪、楊尚昆、聶榮臻、蕭克、郭洪濤、傅鍾、彭真、馬明方、蔡暢、劉長勝等一起選入大會主席團。這次會議使他對時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黨中央提出的“動員、領導千百萬群眾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的路線、方針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心裡十分清楚，這一精神，就是陝西省委工作的中心指導思想，貫徹這一精神，就是陝西黨組織工作的根本任務。
於是，當他風塵僕僕地從延安趕回省委所在地雲陽鎮後，就立即組織召開省的黨代表會。 5月22日至27日，他主持召開了陝西省黨代表大會，請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楊尚昆等領導同志出席大會，並作指示。他在會上重點傳達了中央的精神，指出：“目前，為了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奮鬥目標，我們必須採取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線、方針和方法。從階級反階級的政策，轉變到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從與國民黨對立，轉變到與國民黨合作，同時，保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並取得領導權。”他還反復向大家說明：外敵入侵，國家民族危亡之際，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的最迫切要求是打敗侵略者，不做亡國奴。此時，我們與日本軍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方面，而與國內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則下降為非主要方面。黨如不能順應形勢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策略，則會脫離人民群眾，從而損害黨的事業。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並不是要放棄黨的根本革命目標，這就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地位，並爭取領導權的意義之所在。
從1937年6月份開始，賈拓夫以“關鋒”的名義，在陝西黨的刊物《西北》周刊上連續發表《關於目前陝西黨的任務與工作》（五月節工作總結）、《關於目前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一些問題》等一系列文章，具體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由於以賈拓夫為首的陝西省委堅決、認真地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深入動員黨員和革命群眾，使得陝西黨組織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卓有成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抗日鬥爭，壯大了革命力量。
在組織大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組織不夠嚴密、組織紀律鬆懈、異己分子及奸細混入、骨幹分子公開活動多、政治面目過紅（暴露）等方面的問題，省委及時提出了“發展中鞏固，鞏固中發展”、“鞏固與發展並重”的方針，並從1938年中轉入鞏固階段。在國民黨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方針後，基本上停止發展，而集中力量進一步鞏固黨的組織。
由於陝西省委抗日救亡運動聲勢浩大，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慌。國民黨省黨部於1938年2月命令取消民先隊、青救會、新文學促進會等13個救亡團體，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搜查並逮捕了藺克義等救亡團體負責人，形勢開始惡化。賈拓夫於6月2日報告中央，說明省委大部分領導人擬從西安撤回雲陽鎮機關，西安只留下一個代表團，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集中到雲陽解決。同時要求中央給省委配備一部電台（過去省委與中央的電訊聯繫均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經中央同意後，賈拓夫等人即返回省委機關，中央也配發了電台，從此省委即可直接與中央保持聯繫。
就在陝西省委領導人撤回雲陽不久，中共陝西商洛工委書記王伯棟和八路軍高級參議宣俠父相繼被敵人暗殺。 1938年8月，省委在雲陽召開會議，賈拓夫在報告中特別強調發展黨的同時，要鞏固黨，為鞏固組織，必須強調秘密工作與反姦鬥爭，這是他主持陝西省委工作以來一直強調過的。這次會議還進而決定實行工作範圍的轉變：從先進的狹小的範圍轉向廣泛的包括落後層的範圍；從城市、上層轉向農村，轉向下層；從政治活動方式轉向群眾化的方式。這些轉變為後來進一步加強隱蔽鬥爭打下了基礎，為1940年轉入“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做了準備。
在發展、鞏固組織的同時，省委下大力量向社會各界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主的各項主張。為便於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經中央同意，在西安爭取陝西省委名義公開。當時，蔣介石不承認省委，只承認中共中央，承認“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親自作鬥爭和工作，說服蔣介石承認了省委。 1937年4—5月間，省委決定由徐炳如作省委的公開代表，省委機關不設在西安，而設在西安附近的雲陽鎮，和葉劍英等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在一起，以八路軍辦事處教育部的名義工作。徐炳如擔任省委周刊《西北》的發刊人，與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西北行營長官聯絡、周旋。有了這樣合法的身份，宣傳群眾就方便多了。當時，其他省委領導的身份均不公開。
省委刊物《西北》的發行，在宣傳黨的主張、方針、政策，動員民眾的抗日鬥爭，發動群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賈拓夫以省委負責人“關鋒”為筆名，在此刊物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此外，省委還組織發行過由謝華主編的群眾性周刊《救亡》，賈拓夫以“紅光”等名義，也在上面發表過不少文章。同時還辦過不少報紙，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卻是很大的。人們從中了解到抗日的形勢，了解了共產黨的主張，增強了民族意識，相信並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支持、參加全民族的抗戰。
為了最大限度地動員各界群眾參加抗日，省委組織並領導了一系列的群眾抗日團體，如各界（包括上層）人士參加的“西北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聯合會”、“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和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等等。這些組織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體現，也是黨領導群眾推動抗戰的重要力量。特別是1938年年底前，這些組織的活動聲勢浩大，影響深遠。以西安為中心的大片國統區，在共產黨黨中央和陝西省委領導下，成為西北地區抗日鬥爭的重要地區。
1937年，爆發了“七七事變”。 “盧溝曉月”的寧靜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槍砲打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當“不願作奴隸的人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決心“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時候，長達8年的民族抗日戰爭終於全面爆發了。這時，陝西省委的工作更加緊張和活躍起來。
為了更加廣泛深入地動員三秦父老積極投身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賈拓夫領導陝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組織愛國進步師生組成了許多支“農村工作團”和“回鄉工作團”，到廣大農村城鎮進行抗日鬥爭的宣傳。工作團內部設立黨團（類似現在的黨組）或臨時支部，有力地領導著工作團的活動。工作團與當地地下黨配合，協助建立農村地區的抗日團體，如“民先隊”、“西青救”等，吸收黨團員，建立黨團組織。這不僅大大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也保護了黨組織的安全。
這種聲壯勢眾的抗日活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慌和震怒。他們立即發布禁令：凡學生下鄉活動者，開除學籍；凡學校參與活動者，關閉學校，企圖扼殺人民群眾的抗日運動，從而扼殺共產黨的組織和活動。針對這一情況，省委在西安徐炳如家裡開會，決定針鋒相對地同國民黨鬥爭，堅決反對當局的禁令，同時要對付反動派的鎮壓行動。經過周密部署，借10月19日紀念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的時機，省委組織了西安全市師生紀念大會。大會由學生組織出面，以紀念魯迅先生為名，特意讓一個反動青年組織的頭目擔任司儀，由進步青年擔任主席，所以，開始並未引起當局的警覺。大會有好幾萬人參加。會上，社會知名人士，包括鄧穎超、江隆基等都講了話。賈拓夫第一次以陝西省委負責人的名義公開露面，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待國民黨當局覺出味道不對，派軍警趕來鎮壓時，他早已由保衛人員護送離開了會場。會間，大量散發了省委的宣言，號召群眾抵制當局禁令，宣傳“抗日無罪，愛國有功”，立即得到響應，與會群眾群情激昂，要求請願。於是，按照事先安排，在知名人士的參加下，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喊抗日口號，要求取消禁令，浩浩蕩盪地開到了偽政府教育廳（禁令是偽教育廳下達的）。嚇得偽廳長周伯敏躲進了省政府，遊行隊伍又開往省政府，包圍了省府主席和教育廳長，又是質問，又是抗議，逼得當局不得不當眾答應了群眾的要求。這次鬥爭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各界民眾抗日鬥爭的勢情，也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打擊了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氣焰。借東風，乘勢頭，省委又立即組織了一百多個工作團，下鄉開展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搞得轟轟烈烈。在1937年年底的國統區，在蔣介石嫡系顧祝同部進駐陝西，國民黨“國慶”雙十節剛過不多天，能有如此之態勢，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黨組織趁此機會大力進行了恢復、組建和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整個關中、陝南地區的抗日救亡群眾鬥爭。
在組織群眾參加抗日鬥爭的同時，省委還注意將眼前的鬥爭與長遠的鬥爭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為革命事業培養幹部。當時，由於陝西省委積極貫徹黨中央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卓有成效地恢復黨的組織和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新發展的黨員急劇增加。各級組織和群眾團體中許多新幹部大量湧現，黨員幹部急需培訓。省委即時專辦了黨員幹部訓練班，省委負責人都親自授課。賈拓夫主講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歐陽欽講黨的組織、綱領，汪鋒講游擊戰，趙伯平講民運。省委駐雲陽時期，黨員幹部訓練班先後舉辦了10期，每期30—50人，每期1個月左右，大部分縣和縣以上乾部都接受過培訓。培訓期間，為了保密，學員均用化名，且不得暴露籍貫、身份。這一重要措施，對於提高黨員幹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工作能力，推動抗日救亡運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時還湧現出大批積極分子，特別是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渴望學習革命理論。為適應這種革命需要，賈拓夫、歐陽欽向前來雲陽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長、西北青年救國會主任馮文彬商請協助省委訓練革命青年。在馮文彬的允諾和支持下，1937年10月11日創建了戰時青年訓練班（即青訓班）。經過兩期訓練，影響不斷擴大，學員大為增加，訓練班也移到安吳堡，後又稱安吳青訓班。毛主席聽取匯報，肯定了這種形式和內容。從此青訓班改為由中央領導，學員除陝西省委繼續通過各渠道介紹外，還吸收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以至海外華僑。截止到1940年4月青訓班結束，先後共訓練了1.2萬人，培養輸送了大批革命的種子，由此也可以體現陝西省委和賈拓夫的預見和創舉。包括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乾部，如蘇一平、董學如、曹冠群、陳芳、陳茵等，都參加過青訓班。許多進步青年、學生參加青訓班後，由省委幫助送到延安，也有不少人直接到西安和一些地方參加抗日和革命工作。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我們黨是獨立自主的。一方面，積極推動國民黨參加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民族抗戰，同時，對其反共、反人民，製造摩擦，封鎖、圍剿根據地的反動行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包括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封鎖與圍剿。陝西省委雖然不直接領導軍隊和武裝鬥爭，但為了配合軍事活動，也做了大量工作。王震將軍帶領359旅突圍南下，一些部隊進入邊區或開赴國統區，省委和地下黨組織都做了許多掩護、策應和配合工作。
1939年，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調賈拓夫回延安擔任委員兼秘書。西工委不僅領導西北五省少數民族工作，同時還領導五省的白區工作。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後，西工委的工作即併入西北局，賈拓夫擔任候補委員兼民運部（後改為統戰部）部長。以後西北局由高崗、林伯渠、賀龍、陳正人、賈拓夫組成常委，賈拓夫還擔任秘書長兼統戰部長，仍舊負責西北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因此，他雖離開了陝西省委，但還在參與領導陝西地下黨的工作，直到1943年，賈拓夫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領導工作後為止。
這一時期，無論是中央召集陝西省委領導匯報工作，還是政治局或書記處研究陝西工作，賈拓夫都參加並發表意見，有些重要的指示和文件，是由他親自起草後報中央審批並以中央的名義下發的。 1940年8月，中央書記處作出《中央關於陝西工作的決定》，強調“估計到陝西形勢的特點，陝西黨必須嚴格執行黨的隱蔽精干政策，加強黨與社會及群眾的廣泛聯繫，以達到長期埋伏與積蓄力量的目的。”這次會議和會議決定，賈拓夫是參與其事的。
這裡要講述一件頗有意味的事情：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當局的政策也由軍事打擊為主改變為政治誘降為主，國民黨當局也做了相應改變，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普遍吸收三青團員，與共產黨爭奪青年。對鄉、保行政人員和學校教職人員，強迫參加“政教人員訓練班”輪訓，進行反共宣傳。省委當時就確定：有條件的黨員可參加三青團，行政、教育界黨員也可參加“政教訓練班”，以使自己的面貌“灰”一點，活動方便些。國民黨還大量強迫吸收國民黨員，既可推行“全國皆黨”的政治措施，又可孤立和暴露共產黨員。這使得許多共產黨員處境艱難，同意參加吧，違背自己的政治信仰，黨的紀律也不允許；拒絕參加吧或等待報告組織批准後再表態，又有暴露黨員身份和失掉職業的危險。就在這些黨員和地方組織進退兩難之際，賈拓夫和省委其他同志商議後，果斷作出決定：在未接中央指示前，共產黨員被迫參加國民黨時，或為取得職業地位，或為便於在國民黨對民眾運動包辦的情況下開展公開合法鬥爭，只要不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都可以在黨組織同意後參加國民黨，或在參加後報告組織。同時規定了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後應遵守的紀律和應注意的事項。賈拓夫隨後將此做法報告中央。這項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大膽決策，是陝西省委與國民黨當局針鋒相對的鬥爭中的一步好棋，不但有利於黨員身份的隱蔽，便於進行抗日及革命活動，而且有利於地下黨員長期埋伏，黨組織力量長期積累。嚴酷的地下鬥爭實踐證明了這一決策的正確性和所具有的普遍意義。 1940年5月毛澤東主席為中央寫給東南局並加發各地的指示內就明確指出：“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則加入之。”成為黨在國統區普遍適用的工作方針。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後，賈拓夫即預感到國民黨將來發動全面內戰可能難免，所以在他離開省委前的一次講話中，一再強調地下黨員要很好地隱蔽，準備力量，他還借用《水滸》中的語言說：將來必要時好“開城門，放吊橋”。這個精神與以後黨中央提出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十六字方針是完全相符的。
這樣一項今天看來幾乎是順理成章的決定，在當時決策卻並不簡單，需要很大的膽識。我們無意探究這一方針是由誰人發明並最早實行的，但卻可以肯定，賈拓夫和陝西省委在大力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執行黨的抗日救亡路線、方針的同時，有保護黨的組織的深刻意識，有長遠鬥爭思想的自覺性，也表現出獨立工作的很高的鬥爭藝術。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不知道這些決策與後來有人說陝西黨是“紅旗黨”，執行了王明路線的說法是否有聯繫？也不知道這些創造性大膽工作的歷史功績是否會在後來的黨內鬥爭中成為對他有負面作用的因素。
1941年9月，陳雲主持座談會，賈拓夫（時任西北局統戰部長）、歐陽欽（時任西北局副秘書長）、張邦英（時任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等人一起聽取了匯報，共同研究在國民黨反共活動嚴重的形勢下，怎樣使黨的骨幹分子能夠保存下來，使國民黨特務破壞秘密黨組織、妄圖將其“一網打盡”的陰謀不能得逞；怎樣實現黨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16字方針。經過多次討論研究，陳雲為中央寫了決議草案。
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決定。會後，責成賈拓夫負責將會議內容整理成文件。這個文件報中央後，經毛主席修改定稿，又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將該文件用西北局名義下發，即《西北局對陝西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對陝西黨貫徹16字方針，鞏固黨的組織，保存骨幹力量，堅持長期鬥爭，避免再次遭受敵人的大規模破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當時高崗任西北局書記為由，把這個“決定”誣衊為“高崗黑西北局的黑指示”，完全加以否定，真是荒謬之極！
這裡，我們加一個小插曲：陝西省委到雲陽後不久，賈拓夫積勞成疾，患了肺病，咳嗽得很厲害，人也變得枯黃清瘦。他曾藉工作之機，以商人身份到西安找醫生看病。這位醫生要他注意營養和休息，還挖苦說：“賈老闆，做生意賺錢不要搭上命，身外之物，再多何益？”還預言他最多還能活一年。賈拓夫一語雙關地說：“我的家事大，這生意就是拼了命，也得做下去呀！賺的東西對我是身外之物，對大家可是實實在在的，那麼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有什麼辦法？”賈拓夫並沒有被病魔嚇倒，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同志們見他總是盡心竭力地拼命幹，既心疼，又倍受鼓舞。當時，機關里條件差，沒有小灶，他和大家一樣吃，一樣喝，只是給自己多加了一條：大量吃蒜，多吃“洋柿子”（番茄），居然挺了過來。一年後，他又去看那個醫生，不料這位醫生自己卻因患肺結核而先行去世了。賈拓夫後來風趣地說：“大蒜消炎，鮮柿子就是維生素，再加上工作療法，比那位醫生高明得多。你們看，我好了，他倒先去了。”
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在嚴酷的環境下，陝西省委為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和領導陝西國統區人民抗日鬥爭的開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賈拓夫作為省委書記，一直參與領導陝西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這時他還不到30歲，雖然在極端複雜的地下鬥爭條件下，工作中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這些鬥爭和成績畢竟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最初幾年，整個鬥爭的一個側面，是整體中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且，由於陝西地處陝北根據地的近邊，是“西安事變”發生和促成統一戰線的有重要影響的地方，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大本營與全國各地、各界人士聯繫的一個重要通道，又是國民黨製造摩擦、封鎖圍剿、打擊抗日力量的重點區域。所以，這個側面，這個組成部分，又有其特殊的意義。以賈拓夫等同志為首的陝西省委和集體領導，團結一致，帶領陝西廣大黨組織、黨員和革命群眾，對整個抗日鬥爭所做出的貢獻是不能磨滅的。
然而，對陝西省委的工作，那位一貫以極“左”面目出現，善於在內部製造矛盾、挑起鬥爭並藉以整人的康生，在延安整風時，竟然把陝西黨誣衊為“假黨”，誣衊為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紅旗黨”。
當時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賈拓夫、歐陽欽、汪鋒、趙伯平等人，以雄辯的事實，堅決頂住了對陝西黨組織的誣衊，維護了黨的組織，保護了一大批同志，使康生等人的圖謀未能得逞。應當說，這是賈拓夫等人在另一條戰線上，對黨的事業、黨的組織和黨的干部所做的又一個貢獻。
但是，事情並沒有隨整風結束而徹底過去。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康生再次祭起整人的“法寶”，重翻以前的舊賬，給毛澤東主席“對事也要對人”的方略提供“砲彈”。因為1959年，賈拓夫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時，對大躍進、高指標和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不能綜合平衡等問題，提出了意見，被認為是站在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一邊，也被列入受批判的行列。毛澤東主席在會上列舉彭、張等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歷史時，曾提到“那個時期，陝西黨也不聽我的，聽王明的。”顯然是在點賈拓夫，也是既要對事，又要對人，既說現在，也要說歷史的。
對於陝西黨組織的這一段歷史，過去從未當作一個正式問題而認真進行過調查，也未作出過正式結論，應當說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個題目。但是，如何正確開展黨內鬥爭，如何客觀地對待人和事，使之更加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至今仍是經常遇到的問題。
1936年底恢復的陝西省委，是黨中央批准和任命的，由黨中央直接領導。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的“中共聯絡處”（後改為“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領導人都親自指導過工作，省委在駐地雲陽鎮有單獨的電台，向中央直接匯報和取得指示。而王明是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人，並不領導陝西省委，在這方面，組織關係是十分清楚的。賈拓夫和省委其他領導人從未與王明共過事，也未受其領導過。至於王明曾路過西安，在八路軍辦事處講過話，和賈拓夫有過接觸，這都是正常的現象，怎麼能作為陝西省委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依據呢？
1937年的一段時間裡，省委公開組織的活動多一些，主要是為了利用統一戰線，發動更多的群眾參加抗日，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但是，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始終是有所區別和互相結合的。組織、宣傳群眾，也是堅持獨立自主，與反動派始終有鬥爭，並非“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當時，陝西黨組織是有力量的，在工農群眾中，青年知識分子中，上層人物中，甚至在敵軍內部，都有黨的組織和活動分子在工作，這是促成統一戰線的基礎。黨組織要組織大的行動，一般都能順利地進行。這正說明了陝西黨組織執行中央路線、方針的實際成績。後來，國民黨當局明令取締陝西十多個抗日群眾團體的活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們受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當局無法控制。這些事實，說明陝西黨組織不僅不是受王明路線的影響，而恰恰證明其堅持了共產黨獨立自主、堅持鬥爭的路線和方針。否則，為什麼陝西黨組織始終不能被撲滅，始終有力量與敵人鬥爭，直至勝利呢？
有人把參加“設計委員會”作為陝西省委執行王明路線的重要表現，對此有必要作具體分析。據當時在陝西省委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包括趙伯平、徐炳如、汪鋒等人回憶：為了限制共產黨的活動，國民黨要取消以進步人士楊明軒為首的“西北救國會”，而改組擴大為“設計委員會”，把共產黨領導的一些群眾組織也納入進去，企圖完全加以控制。對於是否參加設計委員會，陝西省委未形成正式決議。賈拓夫曾指出：“所謂設計委員會，就是人家設了一個計，叫我們上當。”後經博古等領導的同意，由徐炳如、謝華參加了設計委員會。省委認為，部分公開人士參加進去，可以掌握一些情況，進行一些合法鬥爭。省委領導成員無一人公開身份，而且省委還有許多其他獨立的鬥爭形式和渠道，並未否定。後來，一經中央指出這種做法有錯誤，省委立即召開群眾大會，賈拓夫以省委負責人“關鋒”的名義作了報告，揭露國民黨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作了公開糾正。
1938年，賈拓夫參加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後回到省委，召開會議，傳達貫徹中央精神，集中力量批判了王明右傾路線。黨中央書記處在1940年發出的《中央關於陝西工作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陝西黨過去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最近一年來開始了一些鞏固黨的工作。”1942年，毛主席在高干會上也明確指出：“陝西省委在1937年有一段極短的時間受到王明的影響，但一經中央指出，很快就改正過來了。”關於陝西省委這段局部的工作，在當時，並未能造成大的影響和實際損失。 1942年整風期間，也未得出什麼結論。但在解放後，康生等人還是利用它做文章，以達到其整人的目的。遺憾的是毛澤東主席也受了康生的影響。
歷史經驗證明，對於黨內過去的“是非恩怨”，多一些歷史的、客觀的分析，少一些借題發揮，少翻一些歷史舊賬，少一些“對事也要對人”，少一些“批評現實也要'聯繫過去'，'挖掘歷史'”，對於黨內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正確進行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以至正確開展黨內鬥爭，糾正錯誤，團結同志，共同完成新的鬥爭任務，是大有好處的。相反，糾纏歷史舊賬，計較過去的恩怨是非，不僅難以從根本上統一是非認識，還會傷害同志，破壞黨內團結，於黨的事業決非有利。應當說，我們黨的這類教訓是不少的。
我們這樣敘述和評論賈拓夫這一段的歷史，不僅因為這一段是賈拓夫本人獨立領導一方面工作的一個重要時期，而且，這對他後來的工作產生了微妙的影響。最後，他還是“倒”在了黨內路線鬥爭之中，而陝西的這一段，又是被歪曲後聯繫起來認定的，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