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說：“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地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的確，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也是人類歷史上一首光輝燦爛的史詩。長征，是中國革命的轉折，從此，中國人民民主解放的鬥爭踏上了勝利的征途。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偉大象徵，一個不怕任何艱難險阻、無往而不勝的象徵。毛澤東主席曾這樣評價：“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參加過長征的人，不論是犧牲了的，還是堅持到最後勝利的，都堪稱英雄。賈拓夫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是陝北老同誌中唯一參加長征全程的人。他在陝北斗爭多年，又跟隨中央紅軍長征回到陝北，是橫跨兩者之間唯一的一個，因而，他是幸運的。這段經歷，也對他後來的生活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1934年1月，黨中央已經進入中央蘇區，賈拓夫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自然被介紹到中央蘇區。賈拓夫到達江西瑞金後，於2月3日出席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被選入大會主席團。又參加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他代表陝甘地區黨組織向大會獻了一面錦旗——“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之後，他在陳雲領導下做白區工作，擔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學校白區理論班的班主任。同年6月，擔任了中央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破壞部部長。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指導下，終告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越過於都河，開始了震撼世界的萬里長征。
1935年1月，黨中央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紅軍開始扭轉被動局面。賈拓夫擔任紅軍總政治部白區工作部部長（7月後改為白軍工作部），一直跟隨總政治部離遵義，經桐梓，進入習水縣境，向赤水方向前進。當時，川軍郭勳祺部已南渡長江，向紅軍逼近；國民黨中央軍薛岳部周渾元、吳奇偉的部隊從湖南尾追而來；國民黨湘、黔、滇軍幾個師也從其他方向形成包圍圈，妄圖乘紅軍北渡長江之際“半渡而擊”，合圍殲滅之。蔣介石得意地等待著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的消息。
毛澤東、周恩來識破敵人計劃，果斷放棄渡江，指揮部隊回師桐梓，二取遵義。賈拓夫奉命率兵一連，為紅軍主力開闢南北通路、安設據點，先期佔領桐梓。一天，賈拓夫正與戰士們一起收拾行裝，見紅九軍團長羅炳輝、黨中央代表兼團中央書記何凱豐風風火火地縱過馬路，他倆告知：“情況驟變，敵人已切斷我主力經桐梓南撤的要道，你們趕快撤退！”說完揚鞭疾馳而去。不久，就听見桐梓城西城北槍聲大作，敵人已迂迴包抄過來。在此危急關頭，賈拓夫攙扶傷員上了自己的戰馬，促其快撤，自己指揮部隊且戰且退，穿竹林，涉小河，冒著敵人居高臨下的火力，從東山方向突出重圍，向婁山關前進。
曾任團中央兒童局書記的賴大超回憶說：從桐梓城裡突圍出來，急行軍整整一夜加一天半時間，自己因年幼體弱，已經掉隊。 “快接近黃昏時，才跟上我相識的總政白軍工作部長賈拓夫同志，他是因為把馬讓給病號騎才掉隊的。他疲勞地拄著一根木棍助行。我們艱難地翻山越嶺，拓夫同志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兒關照那個，一會兒跑到隊伍前邊，一會兒走到隊伍後邊，還喊著：'大超，遵義城快到了，加油啊！'替我打氣，還不時扶著我向前走。當夜幕低垂、萬家燈火的時候，我們終於高興地到達了正沉浸在痛殲蔣介石、王家烈二十幾個團的偉大勝利氣氛中的遵義城。”
當夜，賈拓夫在遵義老城楊柳街的天主教堂宿營。他在隨行錄上寫道：
1935年7月間，賈拓夫隨紅軍總部二次離開遵義後，四渡赤水，橫越大渡河，翻過大小夾金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進抵黑水、蘆花一帶。當時，紅軍經過長途轉戰跋涉，供應十分困難，糧秣極為匱乏，籌糧成了第一件大事。中央軍委在毛兒蓋與蘆花城各設立一個籌糧委員會。賈拓夫是蘆花籌糧委員之一，承擔籌糧60萬斤的任務。接受任務後，他帶領一部分戰士匆匆出發，直奔瓦布梁子而去。
賈拓夫後來寫文章回憶道：“蘆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東下，計三日路程。一路只聞水聲，不見人跡。黑水兩岸，皆峻岩絕壁，望之生畏；綠草道上，人煙稀少，感無限寂寞。當時，已疑我到了裡什麼地方。”
行間路過一個叫以念的地方，被住在此地的彭德懷司令員欣然留住。賈拓夫與彭總促膝長談，不覺已過半夜。就這樣曉行夜宿，一連數日，終於到達藏民居住的地區。
瓦布梁子產有大麥、小麥、養麥、洋芋（土豆）、蘿蔔、豬、牛、羊和鹽，是黑水、蘆花一帶較富庶的地區。但當時藏民都逃匿於深山老林之中，村村十室九空。賈拓夫和紅軍戰士們嚴守紀律，尊重藏俗，晝不人戶，夜宿帳蓬。後找到一位通司（翻譯）名叫“七十三”，他目睹紅軍秋毫無犯，和藹可親，加之紅軍向他做了許多宣傳，終於通過他動員了一部分藏民回村。
為了密切軍民關係，爭取藏民支持，完成籌糧任務，賈拓夫帶領戰士大力開展宣傳爭取工作。他們貼出保護藏民的佈告；在藏民的田裡插上保護牌，責令一切部隊不得任意侵犯；向回家的藏民發了“保護證”，使其安心生活；到各村召集藏民開會，通過通司宣傳紅軍的主張和政策……採取這一系列措施後，很快打消了藏民的疑慮，使藏民和紅軍成了一家人，藏匿的百姓大都回來了。他們送東西給紅軍吃，騰房子給紅軍住，還幫助紅軍縫衣補鞋。問長問短，無拘無束。
局面迅速打開，賈拓夫因勢利導，廣泛宣傳，號召藏民聯合起來反對漢官和軍閥的壓迫，幫助他們成立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賈拓夫親自組織藏民大會，各鄉都成立了人民政府，選舉了自己的主席和代表。緊接著，召開了六個鄉人民政府的代表會，成立了瓦布梁子區藏民革命政府，組織建立自己的武裝。於是，瓦布梁子變成了另一個天地，到處飄揚著自由解放的紅旗。
人民政府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為紅軍籌糧、煮鹽。賈拓夫因地制宜，把過去“打富濟貧”的口號改為“借富濟貧”。同時，發動群眾去割“惡霸”的青稞，一半歸紅軍，一半歸群眾。軍民共同努力，僅半個月就完成了籌糧備鹽的任務。當數百紅軍戰士擔糧運往蘆花城時，上百藏民也組織了運糧隊。他們自帶糌粑，不計報酬，全家出動，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賈拓夫離開瓦布梁子前，又把剩下的幾千斤糧食分給了窮人。藏民們依依不捨，把酒相送。紅軍的籌糧任務順利完成了，同時，紅軍的美名也永久地留在了這一地區的藏民心中。
1962年，拓夫因鼻病住協和醫院治療期間，與長征時也搞過籌糧的楊至誠將軍見了面。楊將軍感慨地說：“拓夫真有辦法，我們在一些地方籌糧時，人家不理我們，搞不到多少糧。可拓夫一下子就搞到那麼多，人家還高高興興送了來，你看怪不怪。”拓夫籌糧成功，得到廣泛好評。當時在紅軍總政治部有一首流傳的打油詩這樣讚譽他：
紅軍走出草地，闖過了最艱險的時期，然而又遇到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困難處境。 1935年9月12日，黨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肅境內）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決定與張國燾的機會主義決裂，紅軍繼續北上抗日，以游擊戰打通國際路線，在接近蘇聯的地區創造一個新的根據地。俄界會議還將現有部隊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彭德懷任司令員。接著，指揮部隊闖過天險臘子口，於9月17日進抵甘南岷縣哈達鋪，隊伍宿營休整。
俄界會議確定了方向，然而，具體路線和歸宿地尚待研究，一時眾說紛紜。 9月23日，聶榮臻得到一張7月份的《晉陽日報》，上面有一則消息寫道：“陝北劉志丹赤匪部佔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萬多人。他們飄忽不定，行去無踪，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之可能……”聶榮臻立即將此報專送司令部。葉劍英見到報紙，趕忙找到白軍工作部部長賈拓夫，對他說：“拓夫，你看看這篇報導。劉志丹（曾是黃浦軍校學員）在陝北搞革命，他們的根據地還不小，力量也可觀……我們到他那裡去，你看怎麼樣？”拓夫高興地說：“我們陝北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群眾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窮鄉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勢力周旋。”當天，葉劍英把報紙拿給彭德懷看，彭德懷看完後，顧不上商量，拿起報紙就去找毛澤東。回來時，彭德懷興奮地對葉劍英講：“老毛和中央其他同誌已初步決定，到陝北去靠劉志丹。”
毛澤東得知情況後找來賈拓夫，詢問陝北詳情，賈拓夫將1933年7月陝西省委被破壞以前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的活動及陝西革命鬥爭的情況，向他做了詳細匯報，建議中央到陝北立足紮根。毛澤東認真地聽過匯報後，異常興奮地說：“別說有幾萬紅軍，能有一萬也就好了。”並向身邊的謝覺哉說：“看來劉志丹在陝北至少開闢了一塊根據地，到了陝北再說吧！”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幾位中央政治局負責同志研究後，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乾部會議，毛澤東說：“我們要抗日，首先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那裡有我們的根據地……到陝北只有700里路了，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陣地。”隨後，賈拓夫即作為嚮導，跟隨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領導人身邊，隨時介紹陝北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概況，為中央的決策提供參考。
9月26日，紅軍陝甘支隊挺進到渭通縣榜羅鎮。黨中央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賈拓夫列席了會議。榜羅會議正式決定：改變俄界會議所決定的路線方針，在陝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以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還決定盡量避免打仗，力戒減員，晝夜兼程，直奔陝北。
這幾天裡，賈拓夫處在極度的興奮之中。是啊！中央紅軍要到陝北去！黨中央要到陝北去！毛主席要到陝北去！二萬五千里長征就要結束，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就要建在自己的家鄉了！他為革命的前途高興，為長途跋涉的紅軍就要有了落腳地高興，為家鄉的父老兄弟高興，也為自己能對此起到別人無以取代的作用高興。參加革命9年了，他似乎從未有過這樣的興奮，從未有過這樣的歡欣。
10月，中央紅軍翻過六盤山，陝北就近在眼前了。毛澤東主席的詞《清平樂·六盤山》，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心情，也表達了所有長征壯士們的心情。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為了盡快與陝北黨和紅軍取得聯繫，黨中央、毛澤東派唯一熟悉陝北情況的賈拓夫，率一連人，帶一部電台，作為先遣隊尋找陝北紅軍，給他們送去聯絡電台。紅軍本部則向吳起鎮進發。
1935年時的陝北紅軍，情況已有大的變化。紅四方面軍一部的紅二十五軍在徐海東、程子華率領下，從鄂豫皖根據地長征來到陝北，與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會合，組成紅十五兵團，打了不少勝仗。在榆林橋，消滅了國民黨高富有部隊。紅軍不斷壯大，根據地也不斷擴大。這時，他們也看到了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司令員彭德懷署名的紅軍陝甘支隊的佈告，知道中央紅軍就要來了，只是不知是一部分還是全部。程子華建議陝北紅軍牽制東北軍，策應中央紅軍，於是部隊開始運動。
賈拓夫身負重任，他深知這副擔子的份量。此次聯絡關係到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能否盡快實現榜羅會議確定的路線方針，盡快與陝北黨和紅軍會師；關係到鞏固和擴大陝北革命根據地，建立中國革命新的大本營。他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和怠慢，日夜兼程，終於很快在甘泉下寺灣見到了紅十五兵團的程子華和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賈拓夫是在中央蘇區經陳雲介紹認識程子華的，和郭洪濤不僅是老鄉，又是老戰友。他們各自都經歷了難以名狀的艱難困苦，此時會面，自然是心潮澎湃，激動不已。賈拓夫向他們介紹了紅軍長征的情況和黨中央的決定；程子華介紹了紅二十五軍長征和紅十五兵團的情況；郭洪濤介紹了陝北根據地和近期革命鬥爭及內部鬥爭的情況。賈拓夫還交代了中央的意見，交接了聯絡電台，旋即返程，趕回總部向中央復命。
此刻，賈拓夫的心情與剛出發時全然不同了，一塊石頭終於落地。然而，另一塊石頭又在心中懸起：他得知劉志丹、習仲勳、高崗、汪鋒、張秀山、張達誌等許多陝北紅軍的老同志、領導人都被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中央代表錯誤地關押起來，搞肅反擴大化，準備處死。其中有許多人他都認識，也可以說都了解，他絕沒想到會出現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情。他知道，必須盡快向黨中央報告，只有依靠黨中央、毛主席，才能解決問題。
黨中央與陝北黨和紅軍取得聯繫後，兵分兩路：一路是戰鬥部隊，直撲吳起鎮，與紅十五兵團會師，準備直羅鎮戰役，並於10月19日勝利到達吳起鎮；另一路是黨中央機關和非戰鬥部隊，則向瓦窯堡前進。
1935年10月24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經保安縣到達下寺灣，在這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闡述了中央從沙窩會議、俄界會議到榜羅會議的決策過程。毛澤東說：“俄界會議與張國燾決裂，那時的口號是打到陝甘去，以游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繫。榜羅會議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改變決定，在陝北保衛、擴大蘇區。在俄界會議上，想在會合之後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那時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觀念是沒有的，現在我們應批准榜羅會議的改變，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他同時指出，紅軍到達陝北的任務已經勝利地完成了。目前的任務就是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並正式宣布把陝北作為領導全國革命的大本營。黨中央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並作出了決議。
中央一方面軍到達陝北，與紅十五兵團會合，氣壯山河的中央紅軍萬里長征宣告勝利結束！黨中央戰略轉移，北上抗日的目標實現了，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賈拓夫跟隨紅軍爬雪山，過草地，與所有紅軍將士一起，以無以倫比的英雄氣概和革命毅力，戰勝了一切艱難險阻，終於回到自己的家鄉，重返自己戰鬥過的陝北。 1935年10月，在吳起鎮，他與陸定一合編了一首長征歌。這首歌一直在民間流傳著，五十年代時，曾在全國的小學校裡教唱。它的歌詞是這樣的：
這首《長征歌》是在紅一方面軍剛到陝北時寫的，它表達了紅軍長征的英雄氣概，也反映出紅軍將士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其實，就在長征極為艱難困苦的過程中，這種革命樂觀主義也時時伴隨著他們，否則，人們很難想像他們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有這樣一個“小花絮”：李富春在《紅一方面軍長征記》中著文回憶道：“當著無敵情顧慮，月朗風清之夜，我們有時可以並肩而行，大扯亂彈，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這種夜間的行軍樂可以'不知東方之既白'。”在行進中的總政治部序列裡，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組織”了一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文軼事。 “大家在行軍中一路走一路談，上下古今的亂談，也忘記了疲倦，也忘記騎馬，是徒步吹牛皮。”莫休在回憶中也講到，過草地時，部分同志分隨各團，在途中幫助工作。 “拓夫同志又由蘆花回來，做了我們臨時的伴侶，因此'牛皮公司'得不至塌台。”“暴風雨冰雹過後，溪水暴漲到了膝蓋以上，冰冷得刺到肌膚，簡直說不出的難受，糟糕的是雨又跟著夜神來襲了。因為缺乏經驗，油布張得不得法，爛斗笠也不濟事，高處的水又流過來，大家鬧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調也哼不出來了……柴雖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燒那堆火可夠費勁了。這時，我和拓夫、（羅）榮桓費了一切心機和力量，頭都吹暈了，還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下半夜後的一時，我們總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燒起了。吃著開水和乾餅子，倒也忘了睡覺那回事。”過了班佑不遠就可以出草地了，“大可不必'數餅而食'了，盡可讓肚子例外飽一頓。我的四兩一個乾餅子，慷慨一個不剩，拓夫同志的牛肉粉也撮著米袋底，盡所有傾出來，我們吃了漫談，談到草地已安然過來的快樂時，再吃，一直吃到十一時。”我們可以想像，這些壯士們在打仗行軍間隙爭相插科打諢，而後哈哈大笑的熱鬧場景，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浪漫”情懷呀！他們是鬥士，也是普通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連責任最為重大的毛澤東，也有幽默打趣的時候。他曾寫詩給張聞天：“洛甫騎馬過湖南，四腳朝天滾下山，人沒受傷馬沒死，菩薩保佑你平安。”
賈拓夫勝利完成了與陝北紅軍聯絡的任務後，向黨中央匯報了陝北黨內鬥爭和劉志丹等同志被關押的情況，毛澤東、周恩來當即指示：“刀下留人”，並隨即派賈拓夫和王首道、劉向三一道，去瓦窯堡接管陝甘邊區保衛局。他們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週副主席指示，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弄清了事實，向中央寫出了關於為劉志丹等同志平反的報告。被關押的同誌中，有的聽說賈拓夫回來了，還代表中央調查處理問題，都高興地說：“紅光（賈拓夫在陝西省委工作時曾用過的名字）回來了，他了解我們，我們得救了！”毛澤東到了瓦窯堡後，黨中央肯定了平反的意見，立即釋放了所有被錯捕的同志。周恩來親自釋放並慰問了劉志丹。這批英勇鬥爭過、卻差一點被錯誤路線活埋了的革命同志，終於又在正確路線下，回到了各個領導崗位，為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繼續戰鬥了。
與強大的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拼鬥，是極其殘酷的，是要流血的；而黨內鬥爭，有時也相當殘酷，也是會流血的。即使沒能人頭落地，也會造成內心流血。它會傷害自己的同志，傷害革命隊伍的元氣，也會傷害黨組織的形象和威信，從而傷害到革命事業的本身。我們不必去對那一段的事件做什麼具體評判，但是可以設想一下：假如當時不是賈拓夫了解情況，及時向黨中央做了匯報；假如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決策；假如沒有賈拓夫、劉向三協助王首道去接管陝甘邊區保衛局，向中央寫了平反的報告；假如換了一貫極左的人去調查處理，而他們所提出的處理意見又不是平反……那麼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又會引出什麼結果呢？當然，歷史是不能“假如”的。但是，今天的人做這樣一番思考，特別是各個層次上的領導同志作這樣的思考，不是對當今和以後的事情，會大有裨益嗎？
1935年11月，毛澤東、彭德懷指揮紅一軍團和紅十五兵團，在陝甘邊富縣直羅鎮打了一個漂亮仗，全殲國民黨一個師又一個團，粉碎了蔣介石國民黨對陝甘邊區的圍剿，為黨中央在陝北建立鞏固的革命大本營施了一個奠基禮。
新的陝北根據地建立後，各項工作全面展開。賈拓夫先後擔任陝甘蘇區中央局白區工作部部長、陝北省委宣傳部部長。
黨中央將陝甘邊南區黨委改變為關中特委時，委派賈拓夫擔任特委書記（後由習仲勳接任）。這一段時間，賈拓夫還參加了中央政治局研究神（木）府（谷）特區的會議，參加了內蒙工作委員會、定邊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接受中央電示，參加李維漢、董必武負責的籌糧委員會，日夜為建立和發展陝甘寧邊區根據地而奔波。 1936年6月，黨中央派賈拓夫、毛齊華率領“中央巡視團”到三邊巡視工作。行前，總書記張聞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對落實工商業政策、少數民族政策問題作了重要指示。他們到三邊後，配合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率領的“經濟工作團”，深入基層，發動群眾，嚴格區別地主剝削部分和經營工商業部分的界限，把不該沒收的部分堅決退還原主，保護了工商業；對不利於民族團結的規定和習俗堅決予以取締，促進了民族團結。使黨和工農蘇維埃政權在新、老蘇區的各階層群眾中，樹立了新的更高的信譽，為鞏固和擴大新的根據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36年6月，定邊解放。此地是陝北根據地北向內蒙東勝、百靈廟的重要通道，是通往內蒙古的門戶之一。為了鞏固定邊、鹽池、靖邊這一塊新區，中央在1936年7月，決定成立三邊特委，任命賈拓夫為三邊特委書記。他在這裡與毛齊華、張德生、自愛玉等同志一同擔負起開闢新區的工作。
就在這一年，賈拓夫結識了陝北省委婦女部長白茜（當時叫白愛玉）。她出生在陝北清澗縣高傑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清澗縣是個老區，高傑村又是個有名的革命村莊，出了許多共產黨員。在革命空氣的熏陶下，為了反抗封建勢力的剝削和摧殘，為了解除窮人們、特別是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婦女們的痛苦，16歲的白愛玉和8個清澗姐妹一起投奔了陝北紅軍，不久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當時是1934年，土地革命正處於危難之時。這9個姐妹後來都成了革命隊伍中了不起的女幹部，人稱“清澗九傑”。她們在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中，起著男人們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鬥爭生活，使賈拓夫和白茜走到了一起。這一對意氣風發的年輕共產黨員，在戰鬥中結為伉儷，一時在革命隊伍中傳為佳話。周恩來副主席親自為他們證婚，郭洪濤批給了一塊錢，交際處為他們組織了婚禮，總書記張聞天和中央許多領導人都來祝賀。從此，他們相依為伴，一起度過了幾十年坎坷而壯麗的生涯。白茜後來擔任過邊區中央局婦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婦聯主席。 1945年，白茜作為黨代表參加中共七大，同時她也是中央婦委委員。同年，由陝甘寧邊區婦聯發起的全國各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委會成立，選舉蔡暢為主任，鄧穎超和白茜為副主任。 1948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上，她是大會執行主席。她一直從事職工教育、勞動保護和福利工作，擔任過三屆全國政協委員。這位飽經滄桑的婦女界革命老前輩，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本色。
萬里長征勝利結束，中國革命新的大本營在陝北建立。賈拓夫參加了這一歷史壯舉的全過程，也為它的實現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但在賈拓夫看來，這是革命的勝利，是以毛澤東為領導的黨的勝利，是全體紅軍將士的勝利，是革命精神的勝利，而他本人則是“歷經滄海仍為水”的滄海一粟，只是參加了這一過程，完成了黨和歷史賦予他的使命而已。也許，他曾意識到，有些事情是敏感微妙的，所以，他對同志，對周圍的群眾，對青年學生和自己的子女，都常講長征的故事，勉勵人們繼承長征的傳統，但卻從不提及他自己做過些什麼貢獻，更不涉及他起到過什麼作用。這一點，更是值得敬佩的。
長征，是由革命的暫時失敗而引出的，特別是在蔣介石以百萬大軍步步為營的“圍剿”下，由於黨內排斥毛澤東等人的正確領導，執行了錯誤的路線和方針、策略而造成的。長征的開始是退卻，但是，長征又走向了勝利。這個勝利又是從解決了內部的錯誤，樹立了正確的領導和路線、策略而開始的。這個勝利，幾十萬敵軍長達一年的圍追堵截不能壓倒，雪山、草地這些人間最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不能壓倒，內部人多槍多的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不能壓倒。長征開始前三大主力紅軍發展到30萬人，長征到陝北後只剩下不足3萬人，但它與陝北紅軍會合卻成了中國革命堅不可摧的中堅力量，而隨著這支力量的壯大，最後奪取了全中國。鐵的事實告訴我們：強大的敵人不可怕，困難和復雜的環境不可怕，流血犧牲不可怕，一時的挫折和失敗也不可怕。對於共產黨和她領導的事業，只要代表民族和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代表社會前進的方向，不苟安於眼前利益；只要路線、方針對頭，且能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隨時加以調整和修正；只要領導骨幹負責任地工作，意志堅定，絕不動搖，和群眾同甘共苦，一起奮鬥；只要團結並珍惜自己的隊伍，愛護同志，就能戰勝任何困難，取得最終的成功。在改革開放，建設四化的新長征中，無疑也是這樣。中國的建設依舊需要長征精神！中國共產黨仍然需要發揚長征精神！中國人民永遠需要長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