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對每一個人都是極其寶貴的。
人們形容青春，常常習慣用“美好”。對賈拓夫的青年時期，用什麼詞彙來表述方為貼切呢？他沒有恬靜豐富的課堂，沒有父疼母愛的天倫，沒有歌舞昇平的怡樂，沒有遨遊山水的逸情，沒有無憂無慮的遐想，也沒有花前月下的溫馨。賈拓夫面對的是他們那個時代，那個歷史環境：是列強蹂躪中華，是軍閥塗炭生靈，是民眾掙扎於水火，是豪紳魚肉百姓；是鬥爭百折不回，是革命風起雲湧。作為有志青年，血肉之軀，他沒有徬徨徘徊，沒有畏險退縮，沒有淺嚐輒止，也沒有去做隱士、順民。他在青春年華，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志向，帶著共產黨拯救民眾、改天換地的使命，自覺走上革命這條道路，並義無反顧地走下去。作為新時代的一名開拓者，他全身心地、艱難地探索著、奮爭著、前進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黨在陝北僅有的綏德、延安縣委（相當於今之地委，其他縣有區委、支部）遭到破壞，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一下子低落了。
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共產黨人沒有被敵人的屠刀所嚇倒，他們揩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黨中央召開“八七”緊急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號召全黨和民眾起來鬥爭，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中共陝西省委把恢復和嚴密黨的組織“作為第一重要的工作”，決定成立陝北黨團特委，統一領導陝北各縣的鬥爭。
1928年4月，省委特派員在綏德縣西川苗家坪的古廟裡召集了中共陝北第一次代表會議，成立了陝北特委。陝西省委委派杜衡為特委書記，焦維熾為團特委書記。這次會議標誌著陝北革命轉入新時期。對於恢復、發展陝北黨、團組織，統一領導革命鬥爭起到了重要的歷史作用（當然，也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賈拓夫作為綏德共青團代表參加了會議；在會議決定成立的共青團陝北特委中，擔任組織委員。會後，他鬥志旺盛地投入新的戰鬥。在米脂縣東關宋家嶮團特委機關處理日常工作，參加了黨的秘密工作。當時，黨、團特委領導工作是合在一起的，下面黨、團組織和實際工作也是統一行動。常在機關工作的只有三人，楊國棟是黨特委副書記，主持工作；馮文江管黨的組織、宣傳；賈拓夫管團特委工作，編寫了許多通訊小報和對外宣傳品。
高爾基在他著名的散文詩中，用迎著暴風雨而搏擊的海燕來比喻布爾什維克黨人勇敢卓絕的鬥志。 16歲的賈拓夫，此時正像一隻年輕的海燕，在雷鳴電閃、風急雨驟中，更加堅定了鬥爭的意志，毅然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開始了更高層次的戰鬥生涯。在擬定黨內代名時，賈拓夫提出他的代名為“紅光”。而同時轉黨的常黎夫認為太暴露，不如用“虹光”或“宏光”，賈拓夫接受了這個意見。以後，這些曾用名就出現在他的鬥爭經歷中。
1928年夏季，賈拓夫奉陝北特委之命，回神木縣開展黨團活動。他主持召開了神木縣黨團員聯席會議，整頓了黨團組織，明確工作任務，使一度消沉的神木黨團組織重又活躍起來。
秋天，賈拓夫由神木回米脂宋家嶮。為準備中共陝北特委第二次代表會議，他編寫了《中國革命問題十講問答》的小冊子。當時，各地代表聚集米脂縣，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以為共產黨要搞暴動。於是在中秋節早晨，突然襲擊，逮捕了賈拓夫和中共陝北特委領導人杜衡、焦維熾、李文芳等人，關在米脂縣西牢中。這次事件稱作“中秋節事件”。在獄中，賈拓夫質問獄吏：“我們犯了什麼罪，憑白關押我們？”獄吏無言以對。敵人找不到證據，後經縣政府承審員王孔生（王原與賈、李是同鄉，又有師生關係）關照，由地下共產黨員高仰雲、王和壁具保，賈拓夫和李文芳被關押半月後釋放。其他人被押往榆林，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這是賈拓夫第一次被捕，時年不足17歲。
出獄後，賈拓夫任中共陝北特委委員，代理團特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到陝北清澗縣折家坪與黨特委代理書記楊國棟和馮文江、白明善、劉瀾濤等人一起，決定分南北兩路巡視黨團工作。賈拓夫受命到延川、延安帶活動。根據特委指示，賈拓夫、李文芳、白明亮等人廢寢忘食地編寫革命對聯、秧歌詞、三字經和各種材料，印發各地，並利用寒假期間，發動群眾，擴大革命宣傳，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1929年2月，賈拓夫參加了中共陝北特委召開的擴大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共“六大”精神。會議接受“六大”決議，承認革命形勢暫處低潮，陝北尚無搞蘇維埃的條件，因此，確定黨的工作重點是要進一步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爭取武裝力量。隨後，在米脂縣召開了團特委擴大會，賈拓夫做了政治報告，傳達黨委會精神，確定今後的任務是：擴大黨團組織，加強政治訓練，提高政治水平，把工作深入到農運、學運、兵運中去，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積蓄力量。為執行會議決定，他終日奔波於米脂、榆林等各縣間的古道之上。
1929年春，反動派又在米脂掀起搜捕革命人士的黑浪。省委指示，將陝北特委機關移至榆林城內。賈拓夫跟隨特委轉移。 4至5月間，陝北特委在榆林紅石峽召開擴大會議，會上撤換了有右傾錯誤和作風惡劣的代理書記楊國棟，批判了他單純交結白軍軍官的“軍事工作”觀點，確定搞武裝鬥爭的三種形式，即白色的（爭取白軍）、灰色的（作土匪工作）和紅色的（建立工農武裝）。決定劉志丹擔任特委書記。賈拓夫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他第一次與劉志丹接觸。嗣後，他們廣泛組織反帝大同盟，在各中小學開展青年工作，派黨員到國民黨軍隊中建立黨團組織，積極從事兵運。還在學校、軍隊和鄉村中建立互濟會、讀書會、鐵血團等各種群眾組織，擴大革命影響，準備武裝鬥爭。
1930年3月，賈拓夫再次回到神木。他的家成了一個秘密活動點。這逐漸引起了當局的注意，賈拓夫也警覺起來。 4月，省委宣布調賈拓夫到省團委工作，他立即做南下的安排。 6月的一天清晨，他在神木外出活動時，買了一擔黃瓜，為謹慎起見，他讓菜主劉貴考先送回家，順便打探一下風聲。老劉剛進院子，就見一群荷槍實彈的國民黨軍警正在那裡搜捕賈拓夫。他急中生智，把菜倒在地上，扭頭便跑，趕回來把實情告訴了賈拓夫。賈拓夫鎮定不慌，繞道城東，躲入火神廟。晚上，又叫劉貴考以要錢為名，回去機智地取出了藏在家中的秘密文件，然後經過化裝，攜文件，經綏德，奔赴西安。
7月間，在西安古城，賈拓夫進入了一個新環境。年近18歲的他，擔任了團陝西省委委員、組織部長並兼西安市團委書記。他年紀雖小，卻已頗多經歷，很有經驗。在反動統治更加嚴密，白色恐怖更加濃烈的大城市裡，他不畏強暴，不辭辛勞，機警銳敏，沉穩老練。有了省委的直接領導和群眾的掩護，他很快恢復了被敵人破壞的地下團組織，黨團活動重又開展起來。
1930年，正值黨的立三路線時期。當時認為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要發動武裝起義，組織總同盟罷工，爭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數省取得勝利，建立蘇維埃政權。在陝西，利用國民黨過“雙十節”機會，組織西安和其他城鎮大搞遊行示威，飛行集會，散發傳單。在活動中，因叛徒告密，賈拓夫二次被捕，被當作政治要犯，鐵鐐銬身，投入死牢。同年11月，蔣、馮、閻大戰，楊虎城率兵入陝，原陝西駐軍宋哲元、劉郁芬部敗退入晉。軍閥互相格鬥，監獄秩序混亂。賈拓夫和其他同志，乘機組織越獄，逃出虎口。
此後，黨派賈拓夫到陝南漢中一帶開闢工作。他化名賈紹庭，以省委特派員身份，隻身來到城固縣。在城固中學以國文教員為掩護，機警而又迅速地創造出新局面。他果斷地清除了黨內的動搖變節分子；把蛻化和依附官府的地下黨支部書記、校長梁子熾開除出黨；整頓和恢復了漢中地區的黨組織，改組了陝南特委，並擔任中共陝南特委書記。其時，當地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資本主義早期的經濟關係，中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待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賈拓夫敏銳地指出：這種論調，就是要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明顯地反對現階段的武裝鬥爭和民眾運動，對革命危害甚大。他組織學生趕走了宣傳這種觀點的教語文的劉老師，燒掉“托派”讀物，還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糾正了革命骨乾和群眾中的混亂思想。他指出：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已經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要求陝南黨、團組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學生、教員逐漸轉向農村，轉向工農兵，黨、團員一定要走向工廠、作坊、兵營，經常深入到各縣，在農村中發展組織，領導農民抗捐抗稅，掀起大規模的圍城“交農”運動，成立災民自救隊。還以城固為中心，聯合各縣組織抗日救亡聯合會，親自組織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廢基”運動（針對基督教和外國傳教士的欺詐）。 1931年10月間，城內三所中小學約四五百人，舉行反帝遊行，在當地引起轟動。隊伍行進到一個有天主教堂和教徒集中的地方，民團武裝荷槍實彈進行阻攔，並在教堂樓頂佈置武裝，準備開槍。此時，有人主張撤回，有人主張沖過去，正在爭論之時，傳來黨內指示：讓學生派代表與民團交涉，說明只做宣傳，別無他意。但，民團堅持不讓進入，說是怕與教民發生衝突，釀成事故。最後學生代表又讓了一步，表示隊伍只經過這裡，到西邊一個大村鎮宣傳，雙方達成協議，和平解決。隊伍到了西邊大村鎮做了半日宣傳活動，這樣既達到了宣傳目的，又避免了一場流血衝突。原來正是賈拓夫混在圍觀人群中親自指揮了整場行動。與此同時，特委還派骨幹深入國民黨軍隊，準備發動兵變，開展武裝鬥爭。
1932年初，在組織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活動中，學生們發現國民黨縣黨部主任抽大煙的煙具。賈拓夫立即抓住這一機會，揭露國民黨政府表面禁煙，實則加稅斂財、敲詐勒索的嘴臉，發動群眾，搗毀了縣黨部，把這個國民黨黨棍拉出來游街。又召開了上千人的鬥爭大會，公佈縣黨部8大罪狀，要求縣政府依法懲處罪犯，還以全縣民眾名義通電全省。轟轟烈烈的一場民眾鬥爭，終獲勝利。
那時節，國民黨城固縣政府公佈田賦4倍加徵，又組織民團向百姓攤派買槍費，引起群眾憤怒。賈拓夫策劃指導中共城固縣委和黨團組織起來反抗，學生罷課，幾千農民向縣政府交農具罷耕，抗糧、抗稅、抗攤派。國民黨怕事態鬧大，就撤銷了傅秉三的城固縣民團團總職務。鬥爭取得勝利，群眾中留下了順口溜：“瓦碴廟插紅旗造反，城固縣紅了半邊天。嚇得反動派心驚膽顫，委員們再不敢下鄉催款！”
一系列的鬥爭和勝利，大大鼓舞了群眾。黨組織乘勢鞏固發展，為以後的長期革命和武裝鬥爭打下了基礎。那時，城固縣成了漢中地區的革命中心。當時在漢中一帶鬥爭過的老同志，每當回憶起那一段催人振奮的歲月和與賈拓夫共同戰鬥的歷程時，無不感慨系之，都認為他年輕有為，鋒利，堅定不移。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元老、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跑到西安，販賣反共媚日的“戴季陶主義”。 1932年，黨把賈拓夫從漢中調回西安，參加領導反對戴季陶的鬥爭。 4月下旬，省委領導的學生、知識分子和進步群眾，舉行了大規模示威遊行，包圍了戴季陶，燒毀了他的汽車，公開喊出“擁護唯一反日反帝的蘇維埃紅軍”、“打倒賣國的國民黨”的口號，與國民黨軍警展開了英勇搏鬥。其聲勢之壯、鬥爭之烈，都達到了空前程度，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群眾反帝愛國和反對國民黨的鬥爭熱情。這場鬥爭雖然遭到鎮壓，付出了鮮血，但各地學生、群眾堅持罷課聲援長達數月之久，迫使戴季陶狼狽而逃，反動當局不得不釋放被捕的學生，反帝抗日更加深入人心。賈拓夫是這場鬥爭的主要組織者之一。這一系列的鬥爭，為以後西北的抗日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此後，賈拓夫即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秘書長，負責組織和宣傳工作，成為當時陝西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地下油印刊物《鬥爭》上發表過許多文風犀利的文章。負責聯絡和發行的同志去西安東倉門秘密聯絡點時，總見他伏案疾書，常常是夜以繼日，通宵達旦。
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大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烽煙遍地，如火如荼，一支支工農紅軍組織起來，一片片紅色革命根據地建立起來。陝西的共產黨組織在中央領導下，同樣舉起了武裝鬥爭的旗幟，彼伏此起，壯懷激烈。省委除繼續組織地下黨和群眾反抗國民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外，鼎力抓軍運，搞武裝，打游擊，分土地，派遣大批黨員分赴楊虎城部及其他國民黨軍隊，發展黨團，建立“軍支”（國民黨軍隊中地下黨支部），組織起義，拉起工農武裝，開闢革命根據地。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屢挫屢戰，愈戰愈壯，聲震陝甘。省委決定成立的渭北工農紅軍游擊支隊，由30多人發展到5個支隊，以三原縣為中心，建立了渭北根據地。習仲勳、王世泰領導的華池兵變，也在這時拉起隊伍。汪鋒作為省委軍事部長，搞槍支，送經費，往返於游擊隊、根據地與省委之間。賈拓夫還代表省委到渭北指導工作，搞游擊戰；在三原武字區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員會，並組織了分配土地的鬥爭。他在三原縣主持了一個時期黨的工作，開闢並不斷鞏固渭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了根據地的鬥爭。
為進一步發動土地革命和擴大武裝鬥爭，1932年冬，省委決定把陝甘工農紅軍擴編為紅二十六軍，省委書記杜衡任政委。省委派了許多幹部去加強紅軍，高崗、張秀山、楊聲（劉映盛）等都是在那時由賈拓夫介紹到紅二十六軍當骨幹的。同時，省委也向渭北革命根據地輸送了不少優秀幹部。這一時期，賈拓夫還參與和組織了嵩店、蒲城等兵變活動，及陝南發動武裝鬥爭，建立紅二十九軍等。
鬥爭是殘酷、曲折的。 1933年5月，杜衡錯誤地估計形勢，大搞所謂“衝鋒月”活動，不顧省委多數人和劉志丹的正確意見，提出反對“梢山主義”，強令紅二十六軍主力二團南下渭河，創渭南游擊區。結果在終南山歸於失敗，部隊損失慘重。為了挽回損失，省委根據三原中心縣委書記趙伯平的意見，決定把渭北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四團。 6月間，省委又策動了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駐耀縣騎兵團團長王泰吉起義，成立了西北抗日義勇軍，再次擴大隊伍，重振革命士氣。
這一時期，賈拓夫多次遇險。 1931年冬，他化名江子質，在陝西蒲城以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做地下黨的負責人，開展工作。由於叛徒出賣，組織遭破壞，許多黨員被捕。在敵人到學校搜捕時，他翻牆逃出，藏在地下黨員李忠信父親開的棉花舖裡。敵人封鎖城門，挨戶搜查，揚言“不抓到西安派來的姓江的共產黨大頭子，決不罷休。”他只好躲在屋頂上。數天后，他剃光頭髮，扮作下鄉收棉花的伙計，推上“地老鼠”車，才安全脫險。
1933年7月28日，陝西省委在西安騾馬市福盛樓飯館以吃飯為掩護，開會討論對西北抗日義勇軍的工作部署和杜衡的錯誤，被叛徒程建文認出，遂帶領特務來抓人。開完會，省委書記袁岳棟、杜衡剛一出門便遭逮捕。正在算賬的賈拓夫發現險情，隨即機智地從後門跑掉。高崗也推開人群，繞道跑開脫險。在這危急關頭，賈拓夫不顧個人安危，立刻機智地跑到省委機關技術科通知馬上離開，把文件搬出來，寄在荷芳掌握的一個地方，他自己帶了一包重要材料轉移。由於他這一段在外邊跑得多，省委秘書處、軍委、市委、團委的關係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袁岳棟與軍委接頭的地點。於是第二天冒險在該地蹲守，見到了軍委負責的竇文德，立即通知袁、杜被捕的事情，並通過竇文德找到團委，當天晚上見到團委書記劉宗沛，賈拓夫讓劉一方面通知中央，一方面通知各地。
當時決定由賈拓夫、竇文德、劉宗沛處理一切事務。他們設法通知省軍委負責人汪鋒和其他同志轉移；叫在楊虎城部隊的閻揆要等幾位同志注意隱蔽，並派人到三原給中心縣委書記趙伯平送去一個紙條，上用暗語寫道：“掌櫃的打官司去了，請你到舅舅家要些錢過日子”。賈拓夫還在白露灣召集了部分黨團活動分子會議。
關於這一突然事變，賈拓夫在1933年11月13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還有這樣的敘述：“關於西市（西安市）工作，我們決定一切站不住足的同志完全派到各地方去，一方避免敵人的破壞，一方加強各地工作領導。西市抓住新創造的工人支部與近郊農支及士兵支部開展工作，反對叛徒的鬥爭。三原、邊區（指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我們通知楊聲（指劉映盛，時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就近負責，代表省委解決一切工作問題（楊聲那時負責二十六軍四團政委工作）。西路派馬X同志去通知特委及兩個軍隊關係，並建立新的關係。藍田派XX去，除通知組織上警備外，並立刻利用二十六（軍）丟下的槍支發動游擊戰爭。咸陽打發來人回去。這時澄縣、蒲城都來人，澄縣縣委四人完全來了，我們討論了澄縣工作以後，即留下兩人，一個負責黨的工作（即張興發——即張新發），一個負責團的工作，因他倆都不為岳棟認得，其餘兩個回去工作，並決定派市委書記XX去澄縣作韓澄特派員（因在西安站不住）。蒲城決定派陳XX與惠XX與來人回去工作（他們都在西安站不住）。渭華我們已與縣委書記討論了。我們離開陝西時還在渭華留了一天，解決了些問題，並決定子丹（即劉志丹）、子文（即黃子文）、世泰（即王世泰）等的工作（二十六軍失敗後，他們四五人在渭華藏著），派子丹、世泰到四團去，子文到韓城樑佔魁部去工作，把梁組織在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二路旗幟之下。我找見高麻子（即高崗），與他討論了騎兵團工作後派他到那裡去工作，這是以前省委就決定的。經過這次破壞後，省委只丟我與楊聲兩人了。楊聲在二十六（軍）四團離不開，而且也不能回西安來。我在西安更無法立足，所以在黨團活動分子會上才決定派我來中央，要求中央解決省委組織問題。關於省委問題，當時決定暫由張心發（即張新發）負責，建立與各地關係，並決定他不多跑，一切關係由另一同志充任幹事，比較重要問題由他與組織幹事、市委負責人三人解決，形成一個工作委員會，並建立了一個最機密地方以備我們回來接頭及與中央通訊。”
在做了一系列部署後，賈拓夫於8月15日出發北上找中共北方局報告。此前，他通過省委工作人員陳子敬轉告剛從甘肅回來的孫作賓，利用與孫蔚如（時任三十八軍軍長）的關係，掩護好自己，先搞個臨時組織。並將省委僅有的一架油印機和一些檔案文件轉交給孫作賓妥為保管。根據賈拓夫的安排，9月份，孫與尚未暴露的地下黨員余海豐、崔廷儒、胡振家、昝玉祥等取得聯繫。 10月初他們決定成立臨時陝西省委，由余海豐任書記，孫作賓任組織，崔廷儒任秘書長，胡振家任軍委，昝玉祥任宣傳，劉雪琴為秘書，住機關。並決定以“收拾殘局，聯絡同志，恢復組織，積蓄力量，支援蘇區，配合紅軍，盼望中央”為方針，繼續堅持鬥爭。
先後擔任過省委書記、紅二十六軍政委的杜衡和袁岳棟被捕後，很快叛變革命，出賣了組織，致使敵人大肆搜捕，四處圍剿共產黨人。省委遂遭徹底破壞，陝西的革命鬥爭也遇嚴重挫折，跌入低潮，然而，革命烈火是永遠撲不滅的。在這形勢突變、千鈞一發之際，由於賈拓夫臨危不懼，沉著部署，使大批共產黨員和下層組織得以隱蔽和保存，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損失。特別是陝北武裝鬥爭的火種，仍然頑強地燃燒著。從這裡可以看到，鬥爭是殘酷的，而賈拓夫在殘酷的鬥爭中，已經成熟起來。陝西的鬥爭建立起來的基礎，尤其是轉戰陝甘一帶的紅二十六軍和游擊區、根據地的存在，為長征後的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在陝北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為了這些，歷史給賈拓夫等記上特殊的一筆，當不為過！
陝西省委遭破壞和陝西斗爭的受挫是嚴重的事變。賈拓夫作了相機部署後，立即上路，匆匆趕赴北平，向中共北方局匯報了情況，還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取得聯繫，建議河北省委派謝子長、閻紅彥返回紅二十六軍和陝北游擊隊工作。之後又經北方局負責人高文華談話並介紹，到上海直接向黨中央報告。 1933年11月13日和25日，賈拓夫分別向黨中央寫了《紅二十六軍及南下情況的報告》和《陝西工作報告》。長達48000字的《陝西工作報告》，詳盡匯報了陝西的情況、黨在各方面的鬥爭及總結檢討，內容共分9個部分。其題目如下：
第一部分職運（職工運動）
第二部分軍事
第三部分農村
第四部分紅二十六軍與二十九軍
第五部分抗日義勇軍
第六部分反帝
第七部分組織
第八部分省委改組（一）
第九部分省委改組（二）
由此，我們可以管中窺豹，了解賈拓夫在陝西這一段的鬥爭生活，涉及到多麼廣泛的領域，經歷了多麼複雜的鬥爭以及他所起到的作用。
從1927年到1937年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殘酷鬥爭中發展壯大的時期。經歷了由不成熟到逐漸成熟的艱難歷程，付出了極大的血的代價，磨煉出不可戰勝的力量。共產黨人百折不撓，前仆後繼，創造了多少氣吞山河、可歌可泣的壯舉！在中華民族發祥的陝西這片黃土地上，同樣發生了延綿不斷、星火燎原的鬥爭。由於遠離中央的指揮，加之經驗不足，也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陝西的鬥爭經歷了更多的摸索和曲折。但是，這裡的黨組織始終沒有被摧垮，這裡的革命烈火始終在燃燒，這裡的工農武裝始終在戰鬥。打散了再聚合，失敗了再奮起，一直堅持，從未熄滅，而且越戰越強，越戰越成熟。到1935年，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的轉戰陝甘邊的紅二十六軍和戰斗在陝北的紅二十七軍，互相配合，先後粉碎敵人的兩次“圍剿”，使陝甘邊、陝北的兩片蘇區連成一片，革命力量發展到近20個縣。徐海東、程子華等領導的紅二十五軍，作為紅四方面軍一部先期長征到陝南、川陝一帶，發展了10餘縣的陝南和川陝蘇區。 1935年9月，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北延川縣永坪鎮會合，合編成立紅十五軍團。這大片的陝北蘇區和壯大了的紅軍，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寶貴力量，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陝北落腳，建立陝甘寧邊區和中國革命新的大本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頑強戰斗在黃土高原上的陝西的黨員和紅軍，為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特殊的歷史貢獻。
賈拓夫自投身革命，就戰斗在這片土地上，經歷了這裡的英勇鬥爭的許多階段。他在這裡投身革命，在這裡錘煉，在這里斗爭，在這裡成。從16歲到21歲的這段生活，他經受了多少血與火、生與死的磨煉和考驗！今天，我們的拙筆記述起來是這樣的平淡無奇，但那段歷史卻自是驚心動魄的。現在回頭來看，賈拓夫竟然傳奇般、戲劇般地走過來了。身臨其境地想想，那該是怎樣地險峻艱難啊！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從陝北到陝南，從學校到鄉鎮，從城市到農村，從秘密工作到武裝鬥爭，從團到黨，從戰鬥員到領導人，幾乎天天都在亢奮之中，天天都在艱難之中，天天都在復雜的對敵鬥爭之中，也天天都在危險之中。眼前困難的熬煎比長遠勝利的召喚要實在得多，失敗、挫折的痛苦比成功喜悅的激勵要多得多；年紀輕輕已兩次被捕，幾乎喪命，還有許多次遇難而又脫險……他是靠什麼走過來的呢？恐怕許多過來人對此已經淡漠了，而生活在人民共和國和平懷抱中的人們卻根本無法想像，可是，老一輩革命家確實是那樣走過來的。沒有他們的那一段，也不會有共和國的今天！
當然，他們那時是青年，並不是神人。他們也有過苦惱，有過茫然。 1929年前後，賈拓夫曾給掩護過他的同志張俊賢寫過一信，其中有這樣一段：“寄跡異鄉，益感自身之孤苦伶仃，天地，大海。予大海中之一飄萍，逐浪漂流，前途茫茫，更不知將來的歸宿如何，命運何待予如此薄耳？！多讀時代書，勿為花柳戀。”雖然，處在地下工作狀態，信中自難明言，但不是也反映了他的一部分心情嗎？然而，他們終於走過來了，靠的並不是運氣，不是僥倖。我們只能說：他們靠的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信仰，是一種社會的使命感，是一種堅韌的意志力，是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並不視一己為個體，而是把自己融進了大眾，融進了組織，融進了社會前進的洪流。他們不感到孤立，不感到力量小，而感到自己就在歷史之中，有無窮的動力。他們不是在追求自我實現，而是在追求人民革命、民族昌盛的實現，是整個事業的實現。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本身不是一個單獨的利益集團，而是一個信仰集團。她的信仰就是謀求大多數人長遠的根本利益，所以她代表了追求社會真正公平的歷史方向，所以她有力量，所以她過去能有輝煌的成功。正是這種信仰，召喚和集合了大批社會的精英。這些共產黨人具有上述精神的支持，催化了勝利的誕生。這就是我們在介紹賈拓夫這段歷史時所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