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經過五次戰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國侵略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八線以南。當時，美國的一些統帥、將軍和軍事家們百思不得其解：志願軍一無空軍、海軍，二無重砲，坦克、火砲也很少，為什麼美軍的一輛輛坦克被炸毀，一顆顆地雷失了靈，一道道鐵絲網、一座座碉堡飛上了天真是不可思議。因此，他們中間就有人斷定，志願軍一定有什麼秘密武器！
是的，志願軍確實有“秘密武器”，這就是它堅強的政治工作。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37頁）。 “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78頁）志願軍正是繼承和發揚了紅軍的優良傳統，掌握了堅強的政治工作這個“秘密武器”，培養鍛煉出成千上萬俱有高度政治覺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漢，才能戰勝武裝到了牙齒的敵人，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我在抗美援朝鬥爭中，對志願軍的政治工作問題有了一些切身的體會：
我體會最深刻的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特別是在出國作戰、遠離中央的情況下，更應把黨的領導看成軍隊不可動搖的最根本的原則。因為只有在黨的直接領導之下，我軍才能在政治上、軍事上堅持正確的方向，才能真正成為完成革命任務的工具。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這一傳統的領導制度，一切重大問題都經過集體討論，求得統一認識，然後按分工分頭貫徹執行。在環境艱苦、任務繁重的情況下，仍然要堅持定期向上級直至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請示、報告工作。黨委應非常重視一班人的團結，真正做到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成為整個部隊團結的核心。我先後與鄧華、楊得志、楊勇等軍事指揮員共事，大家都能同舟共濟，互相支持，密切配合，親密無間，從而帶動機關各部門的工作形成一盤棋，大大提高了領導指揮的效能和威信。當時，曾刮起一股教條主義的歪風，迷信蘇聯，全盤照搬蘇軍的經驗，要削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否定我軍的光榮傳統，好像不如此我軍就不能對付現代化戰爭。當時我和志願軍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對這股歪風進行了抵制，因而那些教條主義的規定和措施沒有在志願軍部隊中執行。我還通過各種會議，並寫了不少文章，一再宣傳志願軍以自己的實際經驗證明：堅持毛澤東軍事思想，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才使我們取得了抗美援朝這場現代化戰爭的勝利。
我人民軍隊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志願軍把這些寶貴的經驗創造性地運用到抗美援朝戰爭中去，以堅強的政治工作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激勵部隊，開展廣泛、深入的殺敵立功運動，使部隊始終保持高昂的鬥志，有力地保證戰鬥和其它各項任務的完成。
我們十分重視在政治工作中運用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使下情上達，上情下達。我還經常親自帶領或督促機關派人到基層連隊調查研究，掌握部隊的思想動向，及時發現和解決各種不良傾向。我們經常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具有民主作風，善於傾聽各方面的意見，集思廣益，才能作出正確的決策。同時還經常強調發揚我軍三大民主，一切工作貫徹群眾路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發揮廣大指戰員的積極性、創造性。我們有許許多多成功的戰例，都說明發揚民主、集思廣益所取得的顯著成果。
我們曾經提出過“政治工作來自祖國人民”的口號，積極倡導開展“與祖國人民來來往往”的活動，這就是我們在政治工作中運用群眾路線工作方法的一個成功例證。當時黨中央、毛主席對志願軍十分關懷，三次派“赴朝慰問團”慰問志願軍，多次邀請志願軍派“歸國代表團”和“觀禮代表團”回國參觀訪問，報告英模事蹟。我們就要求各級領導和政治機關，利用這個機會很好地組織迎送和宣傳，請祖國親人向指戰員報告祖國建設的新成就，請志願軍歸國代表報告中央領導同志和祖國人民關心、熱愛志願軍的盛況以及祖國建設的新成就。同時，通過祖國人民大量的慰問信、慰問品和軍人家屬的來信，了解祖國特別是家鄉的新面貌。有的單位還挑選有教育意義的信件，在牆報、黑板報上公佈，並組織英模、功臣和戰士給祖國親人回信（其中有許多是少先隊員、青年團員和青少年），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許多戰士聽了英模代表報告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國慶觀禮，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親切接見他們的盛況後激動得徹夜未眠，主動提出“爭取立功、當英雄，到北京見毛主席！”許多戰士還以此作為挑應戰的重要內容。家屬來信對指戰員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一個戰士接到母親來信說：“咱家土改翻了身，現在什麼都不缺，只缺你一張立功大喜報。”在戰鬥動員大會上，這個戰士拿了這封家信上台表決心，並與戰友們挑戰，結果真的立了功，遂了心願。我聽了這些情況匯報後激動地對報社的同志說：“這就是來自祖國的政治工作。”要求報社的同志多采訪報導這樣的事例。祖國人民與“最可愛的人”——志願軍成千上萬封書信來往不絕，通過這種來來往往，互相激勵，確實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調動廣大指戰員的積極性，就必須關心他們的疾苦，千方百計地幫助部隊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困難，並且把它作為鞏固部隊、提高部隊戰鬥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我調任志願軍政治部主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改善部隊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當時部隊在陰冷潮濕的坑道裡堅持防禦作戰，坑道裡缺少陽光和新鮮空氣，伙食不好，生活枯燥，戰士的體質下降，疾病流行。我根據到職前甘泗淇副政委和原政治部杜平主任主持召開的志願軍政工會議的精神，本著面向連隊、面向坑道的原則，與後勤機關密切協同，加強前沿的供應工作，迅速改善了部隊的物質生活。為了改善部隊的精神生活，剛入朝時，我便把十九兵團文工團七位女演員和樂隊的一些同志留在平壤，送他們到朝鮮人民軍協奏團學習朝鮮歌舞和民間音樂近半年時間，學成返文工團後排練朝鮮歌舞、音樂節目，為部隊和朝鮮群眾演出。我們通過加強文工團、隊的建設，培養了一大批文化工作骨幹，組織他們深入到坑道演出，幫助連隊開展俱樂部工作，培養連隊的文藝骨幹，活躍連隊文化生活。當時曾出現過用砲彈殼製作的打擊樂器和用美國空罐頭盒，朝鮮的木料，中國的馬尾自製的“三結合”胡琴等連隊文娛活動的趣聞，所以，我還利用回國開會之便，親自找文化部門聯繫文娛器材和圖書的供應問題，使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活動更加豐富多采。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改變了陣地的面貌，從物質上、精神上鞏固了部隊持久作戰的思想。戰士們對陣地有了深厚的感情，把它稱之為“陣地之家”。
我很重視發揮報紙的作用，把它作為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十九兵團工作時，就經常通過《抗美前線》半月刊指導工作，交流經驗。調志願軍總部工作後，除了繼續領導辦好《志願軍報》外，我考慮到志願軍總部過去用電報對下指導工作、交流經驗，好處是快速、及時，但因密碼的保密性強，接觸面太窄，不能與廣大干部見面，而且電文要求十分簡短，不可能寫得太細，所以，建議創辦一個《志願軍政治工作》的內部刊物，直接與團以上乾部見面。稿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也發表志願軍首長和領導機關的指示，這些指示無非也是集中群眾中正確的意見予以加工的產物。我認為，政治工作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在一兩個單位首先突破，領導幹部和機關的責任是發現它，抓住它，通過刊物介紹，藉以推動全盤。我的建議經黨委研究同意，並決定，辦這個刊物一不增加編制，二不增加人員，而由政治部秘書科的研究工作班子幾個人來辦。在政治部的直接領導和姚旭等辦報同志的努力下，《志願軍政治工作》辦得很好，它及時傳達志願軍黨委、首長的指示，總結交流各部隊的政治工作經驗。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夏季進攻戰役中，我請刊物的負責人姚旭及時幫助三個軍分別總結敵前潛伏、打敵坑道、縱深穿插的政治工作經驗，使發動群眾“提困難，想辦法”發揚軍事民主的活動在全軍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保證戰役戰鬥的勝利。
我深刻理解革命文藝對發揚革命英雄主義、激勵鬥志的重大作用，參加“赴朝慰問團”或到志願軍體驗戰地生活的作家巴金、魏巍、胡可等一些同志到朝鮮前線後，我都熱情地接待，並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向他們介紹情況，幫助他們深入連隊採訪和體驗生活，並組織部隊閱讀他們的作品。我特別向部隊推薦巴金的報告文學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和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故事》，推薦魏巍的報告文學集《誰是最可愛的人》等作品；親自參加研究和組織排演胡可編寫的反映志願軍戰鬥生活的劇本《為祖國爭光》。
朝鮮停戰後，根據總政治部的指示，為了真實地記錄志願軍兩年零九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歷史，宣揚志願軍指戰員們在戰爭期間所表現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崇高精神，志願軍政治部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決定組織編寫《志願軍英雄傳》和《志願軍一日》兩部書，並以“志願軍一日”為題，向廣大指戰員提出了征文號召。 《志願軍英雄傳》主要是組織作家和部隊的記者、文藝工作者采寫，而《志願軍一日》的編寫工作則採取群眾路線的創作方法，發動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廣大指戰員人人動手來寫。我對這次大規模徵丈十分重視，親自抓組織領導工作，要求各部隊黨委、政治機關將徵文工作列入議事日程，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親自抓，團以上各級政治機關成立徵文小組和辦公室，具體組織指導徵文工作，並在普遍徵文的基礎上，幫助重點稿件的寫作和修改，層層審稿、選稿上送到《志願軍一日》編輯部。全軍廣大指戰員以實際行動響應志願軍政治部的徵文號召，在一九五四年形成一個廣泛而深入的群眾性創作熱潮，而且這一熱潮很快地擴展到全國所有參加過抗美援朝的部隊中去，前後不到兩年就勝利地完成組稿任務。
這兩部書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月先後出版，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鮮勞動黨、政府以及朝鮮人民軍和朝鮮人民，給了志願軍以極大的幫助。雖然他們在美帝國主義燒殺搶掠之下，遭受了深重的災難和巨大的損失，但仍以全力幫助志願軍作戰。
我們十九兵團剛入朝的第二天早上，火車司機因要防空，把列車車廂分段隱蔽在山洞裡，到了傍晚，火車頭開過來準備把載兵團機關的四節車廂再掛上，不料車頭一撞擊，掛鉤尚未掛上，我們四節車廂因被撞震動一下，車廂便順路軌往下滑動，由於沒有車頭控制，車廂在慣性作用下，順著下坡路越滑越快。我令人拉緊制閘也無濟於事，車廂象脫韁的野馬向前狂奔，隨時都有脫軌顛覆的危險。當無頭車廂狂奔十多分鐘，駛近定州車站時，突然發現車站的軌道上迎面停放著一輛貨車，無頭車廂一旦與貨車相撞，必定是車毀人亡！正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車站上一位十三四歲的小扳道工急中生智，迅速沖出車站扳開了道岔，使無頭車廂減慢速度，緩緩地拐到另一道鐵軌停下，搶救了我們這四節車廂內全體機關工作人員的生命。楊得志、鄭維山和我急忙下車向小扳道工致謝。這位朝鮮少年是我入朝後遇上的第一位朝鮮群眾，他的機智、勇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宿營地後，我和楊得志、鄭維山還聯詩稱頌這位可敬的朝鮮少年。
剛入朝時，兵團指揮部駐在篤莊洞，我和楊得志住在一戶阿媽妮（大娘）家，她家的男人都上前線去了，家裡只剩下她和一個小女兒。平日，我們兵團領導同志經常抽空同警衛人員一起幫阿媽妮打掃庭院、挑水劈柴，改善伙食時有什麼好吃的，也忘不了送一點給她們母女吃，工作之餘，有時還通過翻譯同阿媽妮談心，親如一家。不久，兵團機關轉移到了仙女洞。那年除夕，阿媽妮得知我們在仙女洞，特地和小女兒帶著打糕、蘋果，冒著風雪嚴寒和敵機空襲的危險，趕了幾十里山路來看望我們。親人重逢，分外親熱。我們留她們在機關過年，與機關、直屬隊的干部、戰士和當地群眾聯歡，歡慶新年。
許許多多朝鮮阿媽妮和這位篤莊洞的阿媽妮一樣，象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愛護志願軍。被譽為“志願軍媽媽”的鹹在福阿媽妮，曾敲開冰層，在冰冷刺骨的水里給志願軍傷員洗了七百多件染血的衣服。在我軍作戰中，不僅有朝鮮人民軍戰友同我們並肩戰鬥，還有成千上萬的朝鮮人民竭盡全力支前、參戰，以保證戰役、戰鬥的勝利。據統計，在抗美援朝戰爭的三年間，直接支援我軍作戰的朝鮮民工即達三十萬人以上。在一九五三年夏季進攻戰役中，昌道、洗浦、淮陽三個郡就有八千四百多名群眾參加支前。大井裡擔架員方元根因掩護志願軍傷員而犧牲了，他的父親方興福趕來，沒有先去料理兒子的後事，卻先抬起他兒子原先抬的擔架說：“我的兒子沒有完成任務就犧牲了，我要替他完成任務，替他報仇！”新豐裡擔架員金福煥為了掩護傷員犧牲了，他的妻子李金來第二天就帶著兒子金基浩趕來，參加了擔架隊。這種子死父替、夫死妻繼，不論男女老少全力支援志願軍的英雄精神，使我們全軍指戰員都深受感動。
在朝鮮人民的支前大軍中，湧現了許多英雄，他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更是感人肺腑。有一天，朝鮮支前隊員樸在根在抬運志願軍傷員的途中突然遇到敵機掃射，他為了保護傷員，毫不猶豫地撲在傷員身上，用自己鋼筋鐵骨般的身軀，為傷員築起了血肉的掩體，傷員安然無恙，他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被譽為朝鮮人民的“羅盛教”。沙德里民主青年同盟盟員石吉榮，是一位為了挖野菜慰問志願軍而被敵人炮火打斷了一條腿的朝鮮姑娘。在上甘嶺戰役中，她不顧傷殘病痛，不懼敵人猖狂的砲火，在公路上設立一個茶水站，晝夜照顧過往的志願軍傷員，四十天如一日，風雨無阻，一直堅持到戰役結束。戰後，朝鮮的藝術家將她的事蹟編寫成電影《山路上未開的鮮花》，一代代地傳頌中朝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
朝鮮勞動黨、政府和金日成同志十分關心志願軍，除大力組織、發動廣大群眾支前外，給予志願軍很大的榮譽。朝鮮政府舉行的一些慶祝活動和隆重集會，都邀請志願軍參加，並請志願軍首長和英模代表登上主席台或觀禮台。在朝鮮停戰前的三年間，朝鮮政府授予志願軍英模、功臣二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枚勳章、獎章，授予各級幹部二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四枚勳章、獎章，並授予彭德懷司令員和楊根思、黃繼光、孫占元、楊連第、邱少雲、伍先華、胡修道、楊育才、楊春增、李家發、許家朋等十二位同志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我在朝鮮戰鬥、工作的七年中，先後榮獲朝鮮政府授予的一級國旗勳章三枚、一級自由獨立勳章兩枚（一九七五年十月，我率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訪問朝鮮時，又榮獲一級國旗勳章一枚）。朝鮮勞動黨、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給予志願軍指戰員的榮譽，是對大家的很大鼓舞，指戰員們都以立“國際功”為榮，決心以實際行動答謝朝鮮人民。
我們經常以上述活生生的事實教育志願軍廣大指戰員，要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愛護和尊重朝鮮的黨、政、軍、民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嚴格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廣大指戰員發揚中國人民解放軍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優良傳統，做到了借物送還，損壞賠償，自己動手砍柴取水，盡量減少群眾的負擔。冬季行軍，戰士負重達三四十公斤，到達宿營地已很疲勞，但仍盡量不住民房，經常在山坡上或雪地裡露營；在藉住民房時，幫助房東打柴、擔水、割草、餵牛、推磨、起糞、打掃庭院，還幫助駐地群眾治病；臨走時進行檢查，並向群眾告別道謝。在行軍路上，互相監督，注意勿踏毀莊稼，勿損壞群眾果樹；交通要道上，設立崗哨，維護紀律。還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用中、朝兩國文字寫好（或印好），貼在牆上、路邊，以便群眾監督。有的連隊在房東的箱櫃上貼上“原封不動”的封條，做到秋毫不犯；有的連隊多次宿營在蘋果園裡，抬頭便是掛滿枝頭的蘋果，卻沒有一個人去摘。朝鮮人民從我軍這些行動中看出志願軍真正是他們的好同志、好朋友，雖然語言不通，但思想感情很快就融合在一起。
由於我軍倉促出國，有些部隊教育還不夠深入，加之部隊成員來自四面八方，作戰條件又很艱苦困難等原因，部隊的群眾紀律也曾發生過一些問題。如入朝初期，個別連隊司務長曾私自使用人民幣向駐地朝鮮群眾買東西，雖然群眾用人民幣可以在我們部隊服務社或到我邊境地區買東西，但我認為這是對朝鮮政府不尊重的違犯政策紀律的行為，嚴厲批評，並通報各軍嚴令禁止。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往開城途中，看到部隊在砍樹木當柴火燒，有的把成材的樹木也劈了，非常生氣。在這個軍的干部大會上批評說：“雖然今年冬季的柴火需要解決，工事需要構築，樹是不可能不砍的，但必須有計劃地砍，不可不論大小、好壞，見樹就砍，一掃而光。”我又說：“明年春天，我們號召全軍展開一個植樹運動，在我軍駐地的公路旁和荒山上，都盡可能地栽起樹來。”我調任志願軍領導職務後，為鞏固和加強志願軍與朝鮮人民的團結，對於有關的重大問題，除向上級報告外，總是及時向金日成同志報告請示。一次高級幹部會議還特地請金日成同志前來同大家見面，並向會議作報告，介紹了朝鮮停戰後國民經濟恢復建設計劃，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停戰後，朝鮮人民以無比頑強的毅力在受敵人破壞的廢墟上重建家園。有一次，他們計劃在平壤建造一座磚瓦廠，以解決建材的困難，但因缺少砌大煙囪的技術工人，金日成同志請志願軍給予支援。我同楊得誌等幾個志願軍首長研究後，立即派出工兵營奔上工地，很快便把煙囪砌好。我們還要求團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要同朝鮮當地黨政機關建立經常的聯繫，並幫助朝鮮人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我也曾多次到志願軍幫助朝鮮人民生產建設的工地視察，並親自參加勞動。
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在長期並肩戰鬥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兩國軍隊休戚相關，患難與共。一次人民軍反擊敵人時，有三人負傷，我軍衛生員何文福立即爬過敵炮封鎖的山脊進行搶救。我軍和人民軍的電線被敵炮打斷時，雙方電話員只要發現，不管是何方的線路，也不管敵人炮火多麼猛烈，都搶先拉線。平時，我軍給人民軍贈送副食品、日用品、文娛器材，人民軍也給我們送蔬菜、菸葉。遇到對方部隊行軍路過自己駐地時，便騰房子、燒開水，親切慰問。每逢中、朝紀念節日，都要互相祝賀、獻禮、聯歡，互派文工團、藝術團進行慰問演出。為了不斷鞏固和加深這種戰鬥友誼，我們要求部隊要虛心學習人民軍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正規化的製度，良好的組織紀律觀念，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先進的經驗。我們對人民軍派駐我軍各部隊的代表及聯絡員一向十分尊重，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在每次戰役、戰鬥結束後，都主動為並肩作戰的人民軍部隊請功、賀功，宣揚他們的戰績和英雄事蹟，以教育我軍指戰員。
寬待俘虜、瓦解敵軍是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在十九兵團入朝前夕，我就指示政治部頒發了很具體的《寬待俘虜守則》，要求兵團指戰員嚴格執行俘虜政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根據志願軍政治部的指示，親自佈置十九兵團各軍積極開展聖誕節政治攻勢。我知道，西方人十分重視聖誕節，就像我們中國人過春節一樣，是他們合家團聚歡慶良宵的佳節。所以，我在敵工幹部會議上反復強調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是人之常情，美軍官兵遠涉重洋到朝鮮參加侵略戰爭，充當炮灰，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在聖誕節時更會助長他們思鄉厭戰的情緒。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時機，通過祝賀聖誕節，送聖誕禮品和宣傳品，進一步宣傳朝中兩國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一貫主張，告訴他們，美方代表如何百般拖延和破壞停戰談判；如果不是由於美方代表毫無和平誠意，雙方早已達成停戰協定，他們也可以回家與家人團聚過聖誕節了。十九兵團各軍在聖誕節期間都通過廣播向敵軍祝賀聖誕，並贈送了聖誕樹、聖誕禮物袋、精心製作的祝賀“聖誕快樂”卡片、紀念章和糕點等禮品。僅六十三軍就送出了聖誕樹五棵、聖誕禮品袋一百五十三個、聖誕老人畫相四幅、聖誕節宣傳品五十萬餘份。這次宣傳效果很好，有的美國兵把我們送的“和平鴿”紀念章別在帽子上說：“中國人給我們送禮祝賀是表示友好”；有的取走禮品後，放些紙菸、罐頭表示答謝；有的還咒罵杜魯門害得他們不能回家同家人團聚。
一九五二年聖誕節和一九五三年新年、春節，我已調任志願軍政治部主任。當時，敵軍在我軍“冷槍冷炮”殺傷的威脅下，惶惶不可終日，成天躲在地堡裡不敢露頭。為了展開節日對敵政治攻勢，我們根據志願軍黨委的決定，佈置我軍在某些前沿陣地上，同敵人達成臨時停火，舉行火線聯歡。我們通過廣播向敵人宣布“停火”，給敵人“放假”。敵軍官兵十分高興，紛紛鑽出坑道、地堡，在陣地上自由活動，呼吸新鮮空氣，聽聽我們播送的音樂，欣賞我們送給他們的節日禮物和宣傳品，有的還隨著我們播放的樂曲跳起舞來，盡情享受“停火”帶給他們和平的歡樂和幸福。由此，對侵略戰爭產生更強烈的厭惡情緒，從內心感激我軍的人道主義和對和平的誠意。
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戰協定”簽字後，志願軍又在各前沿陣地上普遍和敵軍士兵進行聯歡。雖然敵軍司令官嚴令禁止，但仍有九百多名美軍、英軍和李承晚偽軍的士兵在陣地上同我們聯歡，慶祝“停戰協定”的簽定。他們紛紛表示：“今後不再同中國人作戰了。”
我參與停戰談判後期具體進程的決策研究，深知俘虜問題是談判桌上一個敏感問題，所以，特別重視俘虜的管理教育工作，親自視察過戰俘營，幫助戰俘營總結出關心戰俘的生活；不論國家、種族的異同，一律平等待遇；尊重戰俘的人格和宗教信仰；進行以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為中心的教育，並通過戰俘與家人通信宣傳我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加強管理，維護俘虜營正常秩序；以及建立戰俘完備的檔案，配合談判鬥爭等項經驗，不斷完善戰俘營的管理教育工作。同時，我們還教育部隊認真執行停戰協定，以革命人道主義精神做好優待俘虜、遣返戰俘和移交敵軍陣亡人員屍骨等工作，贏得了國際輿論的讚譽。當時的英國陸軍大臣赫德曾公開說：“從我們所知道的他們（指戰俘）給親戚的六千多封信裡，幾乎眾口一詞他說他們的待遇是相當好的。”
停戰後部隊的敵軍工作逐漸放鬆。一九五四年六月，志願軍政治部召開敵軍工作會議，我在會上作了《今後敵軍工作的幾個基本問題》的總結報告。報告中指出：“敵軍工作是我軍政治工作四個主要的內容之一，是我軍的優良傳統在部隊中應經常進行瓦解敵軍和寬俘政策的教育，特別是使全體幹部認識敵軍工作的重要意義，並經常了解敵人政治思想動態。在軍事整訓中，要結合戰時政治工作的演習，進行火線喊話，捕捉、押送俘虜及執行寬俘政策的演習等。”報告中要求敵軍工作應“在不違犯停戰協定原則下，積極地研究辦法，採取適當的方式去開展工作。”“志願軍的敵軍工作要在朝鮮勞動黨統一領導下，以朝鮮人民軍為主，並組織地方有關部門和各種力量，依靠群眾，才能做出成績來”。由於任務明確，方法靈活，此後的敵軍工作又有了較好的成效。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規模最大的一次現代化戰爭，它的寶貴經驗對我軍的現代化建設以及對應付未來反侵略戰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政治工作，繼承和發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並有許多新的發展和新的創造，是我軍戰時政治工作空前豐富和活躍的時期。我和志願軍前任副政委甘泗淇同志（當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都十分重視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總結。朝鮮停戰後，我立即著手抓這一工作，要求軍以上政治機關進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工作總結，把總結經驗作為一項重要任務限期完成，同時，抽調任榮、曾延偉、錢抵千、王楠、姚旭等三十名幹部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寫作班子，在幫助各軍總結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的總結。我親自主持討論總結提綱，審閱每一章節的草稿，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寫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作戰政治工作經驗基本總結》（初稿），印發到各參戰部隊征求意見，後又提交志願軍政治工作會議，進行認真討論，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寫出了初稿修正本（下文簡稱《初稿》），上送審查。
一九五六年三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志願軍黨委又選調了李耀文、李伯秋、譚右銘、李希庚、陳英、馮村、魏巍、李平、王楠、姚旭等十八名政工幹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編委會”，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為主任，我為副主任，又反复研究，進行總結。經兩年多的努力，編寫成《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經驗總結草稿》（下文簡稱《草稿》）；同時，編委會還從志願軍各部隊上報的經驗材料中選輯了各個階段、各個軍種、兵種和各項工作的具體經驗二百一十篇，編成《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彙編》，與《草稿》配套一併印發全軍師以上單位徵求意見。
一九五九年八月，原志願軍政治工作領導幹部和編委會在山東青島召開審稿會議，對《草稿》進行審修。可惜在會議期間，因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審稿工作也隨之中斷。雖然《初稿》和《草稿》兩種稿本就此束之高閣達二十餘年，未能定稿，但它的徵求意見稿在部隊中卻廣泛流傳，受到廣大干部的重視和歡迎。有的單位把《初稿》全文翻印發給幹部閱讀，有的把有關章節印發部隊學習研究，有的院校還把它列為教學的重要參考材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彭德懷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已退居了二線擔任中央軍委顧問，雖年近八旬，體弱多病，而且雙眼幾近失明，但仍掛念志願軍的政治工作總結問題，積極提出建議，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批准，組成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審編小組”，並直接組織審編小組成員陳英、陳念棣、王楠、劉運禎、李沖、李子平等六位同志對《初稿》、《草稿》和《彙編》進行認真的反复的審修。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我親自主持審編小組在北京召開審稿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原志願軍政治工作領導幹部杜平、張南生、任榮和其他有關領導同志，還有原編委會大部分委員，審編小組的成員和總政治部政工研究處、在京軍隊院校政工研究部門、各軍種兵種有關同志。會議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是豐富的，認真總結這些經驗是對青年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寶貴教材，對幫助廣大政治幹部學習我軍現代化戰爭的政治工作經驗有重要意義。會議還認為，《初稿》和《草稿》兩種稿本都是當年編寫人員從大量經驗材料中提煉出來的傑作，經過這次審編，又使原稿提高了一步，兩稿各具特色，無論捨棄哪一種稿本都很可惜。會議決定並經總政治部批准，由審編小組將《初稿》定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總結》；將《草稿》定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於一九八五年六月，由解放軍出版社正式出版，以紀念十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三十五週年。
中央軍委對這兩部書出版十分重視，鄧小平同志為這兩部書題簽了書名，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同志題了詞。不久前，《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彙編》（上、下冊）也已審編完畢，付印出版。志願軍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經過三十多年的反复曲折，三部書一百四十萬字的編輯和審編、出版工作，終於勝利完成，為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和未來反侵略戰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也了卻了我三十多年的心願。
一九八五年六月，當《初稿》和《草稿》兩部書出版，志願軍出國作戰三十五週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我深深懷念敬愛的老首長彭德懷同志，懷念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英勇犧牲的烈士，懷念當年並肩戰鬥的戰友。我手捧書本，心潮起伏，熱淚盈眶，當即寫下《雜詠二首》，寄託自己的深情，詩中的“小序”和原文是：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總結》二書定稿付印。時值春暮，是夜，踱步庭院，星輝滿天，風搖花影，心潮湧盪，賦詩以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