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民同志撰寫回憶錄，始於一九五九年春。當時他在高等軍事學院任政治委員，應總政治部《星火燎原》編輯部約稿，撰寫了回憶中央紅軍第三次反“圍剿”的戰鬥歷程——《奇兵制勝》。同年十月，又為《八一雜誌》撰寫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勝利》的回憶文章。他本想繼續寫下去，但因“廬山會議”後一些歷史是非問題一時難以分清，此後又是十年浩劫，受盡折磨，剛拿起來的筆又放下了。
一九八零年春，志民同志退居二線擔任中央軍委顧問後，除積極完成本職工作外，一直致力於總結我軍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撰寫革命回憶錄。他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和自己的切身經歷中，深感“左”的錯誤對我們黨和軍隊的嚴重危害，經再三考慮，一九八一年春開始撰寫《回顧東方軍的英勇戰鬥和深刻教訓》一文，記述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紅軍“東方軍”兩度入閩作戰的歷史。由於“東方軍”入閩作戰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加之司令員又是彭德懷同志，所以長期以來對這段歷史很少有人全面回顧和評述，志民同志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認真寫作，廣泛聽取意見，歷時一年，三易其稿，寫出了這篇回憶錄。他既列舉許多生動的事實，歌頌了周恩來、彭德懷等同志抵制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領導，廣大指戰員英勇戰鬥、爭取戰鬥勝利的歷史功績，又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使“東方軍”功敗垂成的深刻教訓，以歷史的經驗批判了“左”比右好的的傳統觀念。這篇回憶錄引起了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重視。他們認為這篇回憶錄觀點鮮明、史料翔實，填補了黨史研究中的這一段空白，很快便在《中共黨史資料》一九八二年第四輯全文登載；戰士出版社的《星火燎原》雜誌第四期和人民出版社的《革命回憶錄》雜誌第八期也以頭條位置全文刊用。這件事給予志民同志很大的啟發與鼓舞。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紀念抗日軍政大學建校四十五週年前夕，志民同志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亟需培養大批德才兼備人才的客觀情況，精心撰寫了《培養人才是一項戰略任務》的紀念文章，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在抗大校友中引起了很大反響。許多同志熱情地鼓勵他對抗大作個比較全面的回顧，寫一部回憶錄。他考慮，抗大在抗日烽火中培養幹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造就大批知識分子乾部的豐富經驗，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重視培養幹部的好傳統，對於當前培養四化建設人才和軍隊、地方院校的建設仍可藉鑑；同時，抗大的優良傳統作風，對青年一代也有教育意義。所以，從一九八二年春便下定決心，開始撰寫抗大回憶錄。經過兩年的努力，這部二十餘萬字的長篇回憶錄自一九八三年十月開始在《中共黨史資料》雜誌分三個部分陸續發表。當時為了突出“抗大”校名，他借用了羅瑞卿同志講過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這句話作為篇名，想引起抗大校友的注意，以便更廣泛地聽取校友們的反映和意見，作進一步的修改補充。果然，回憶錄發表後，接到抗大校友許多來信，他又根據校友的意見反復修改補充，於一九八五年三月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書名也採納一些同志的意見，改為《革命熔爐》。這就更全面地反映了抗大鍛煉、培養幹部的偉大作用和抗大的優良傳統作風。一九八六年三月，該書又一次補充、訂正再版，向紀念抗大建校五十週年獻禮。
朝鮮戰爭停戰後，志民同志就考慮到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規模最大的一次現代化戰爭，它的寶貴經驗對我軍建設以及應付未來反侵略戰爭都具有重大意義。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政治工作，繼承和發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並有許多新的發展和創造，是我軍戰時政治工作空前豐富和活躍的時期。所以，便與原志願軍副政治委員甘泗淇等同誌著手組織人員編寫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總結，並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和一九五九年八月先後編寫出兩種稿本和一本經驗彙編。可惜正當總結稿本和彙編即將定稿付印的時候，因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審稿工作隨之中斷，兩種稿本和經驗彙編也就此束之高閣達二十餘年。一九八三年春，志民同志就積極醞釀想把這兩種稿本和經驗彙編審編出版。一九八四年四月經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批准，由他主持組成了審編小組進行認真審編，終於在一九八五年六月由解放軍出版社正式出版，經驗彙編也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出版。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倡議和組織編寫紅軍第三軍團的軍史戰史，不遺餘力地想把我黨我軍的偉大功績和歷史經驗記載下來，傳予後代。
一九八五年夏，志民同志在集中精力基本搞好“兩抗”——抗大和抗美援朝的書稿之後，才定下心來詳細思考撰寫自己戰鬥經歷的回憶錄。但此時常有一些黨史軍史研究部門前來採訪和約稿，他有求必應，先後撰寫了參加西征戰役、進軍綏遠、蘭州戰役、平津戰役等回憶錄，還撰寫了紀念彭德懷、彭雪楓和李壽軒、皮定均等老首長、老戰友的回憶文章。
他對撰寫回憶錄十分認真負責，雖年近八旬，身體不大好，且雙眼幾近失明，但為了寫好回憶錄，除聽讀一些歷史資料幫助回憶外，堅持要到他戰鬥過的地方實地勘察。
一九八四年秋，他返回故鄉瀏陽，到了已是一片廢墟的故居，參觀了他讀過書、教過書的母校，察勘了當年區游擊隊戰鬥過的地方。一九八五年夏，又先後到了呼和浩特、包頭、銀川、蘭州、西安。
一九八六年六月，即他發病前的四個月，還風塵僕僕地到張家口，登上西太平山，察勘過去第二縱隊的前進指揮所舊址和當年戰鬥最劇烈的山崗、村莊，訪問當地群眾。他每次尋訪故地，都興致勃勃，精神矍爍，親臨昔日陣地，向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詳細介紹當年的戰鬥經過，訪問老戰友，到烈士陵園祭奠先烈，並親自主持座談會，核實和補充他的回憶材料，盡量要使回憶錄更準確、更翔實。
萬萬沒有料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志民同志突然發現患了肺癌，病情日益加重，呼吸困難，時常氣喘，講話比較吃力。他自知為黨工作的時間不多了。所以，他以頑強的毅力與病魔作鬥爭，只要稍感舒服一點，便抓緊時間口述他的回憶錄，由他的秘書王金陵同志為他錄音、記錄、整理材料。有時為回憶一段歷史，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第二天就要求我約請一些老戰友到病塌前座談。
一九八七年九月，王秘書根據他口述的二十多盤錄音帶的錄音和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的二十盤錄音帶的錄音，以及他已發表的回憶錄，列好了一個七萬餘字的詳細提綱念給他聽。他邊聽又邊作補充、修正。最後，他興奮地說：“這個提綱很好，很全面，又重點突出了政治工作。我相信這本回憶錄可以寫好。我放心了。”不久，他的病情急劇惡化，在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他的回憶錄。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志民同志與世長辭。他生前的戰友感到十分悲痛，先後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和詩詞悼念，但因報刊篇幅有限，還有許多老戰友撰寫的文章未能登載。他們熱切地希望能夠編輯出版一本回憶、紀念志民同志的文集。志民同志在紅軍時期曾轉戰於閩贛邊，一九七二年後，又在福州軍區工作過七年多，深受福建軍民的尊敬和愛戴，所以，中共福建省委宣傳部和福建人民出版社決定在紀念志民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時候，出版一本《懷念李志民將軍》的紀念文集，介紹志民同志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以及他的高尚品德、優良作風和政治工作經驗，以激勵戰友，教育青年一代，我和志民同志生前的兩個秘書感到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所以，先把整理回憶錄的工作暫時擱下，集中精力編好這本紀念文集，於一九八九年五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楊尚昆同志為《懷念李志民將軍》紀念文集題寫了書名，姚依林、徐向前、聶榮臻、王震、宋任窮、張愛萍等同志為文集題了詞，楊得志同志寫了序。志民同志的老首長、老戰友的關懷，給予我很大的安慰和激勵，使我更下決心，要把志民同志的回憶錄整理好。
志民同志對撰寫回憶錄的目的非常明確。他生前經常教育我們說：“撰寫回憶錄是為黨史軍史提供資料，史料應認真核對，力求準確、翔實。我的回憶錄不是為了宣揚個人，而是要著力宣揚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和英勇善戰、所向無敵的人民軍隊，宣揚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要寫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黨和軍隊領導同志的豐功偉績，寫出我軍指戰員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壓倒一切敵人，戰勝一切困難的英雄氣概，寫出我軍政治工作的作用與威力。這樣才能反映我們時代的精神風貌，啟迪後人繼承先輩的革命事業，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
紀念文集出版之後，我們即繼續整理志民同志的回憶錄，遵照他對撰寫回憶錄的教導，根據他確定的詳細提綱，他的口述錄音、記錄以及發表過的文章、回憶錄和歷史文件進行整理，遇有疑難問題，還要認真查對歷史資料和訪問有關同志，本著史料準確的原則加以核實。我十分感謝為回憶錄提供歷史資料的原十九兵團所屬的第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六十五軍軍史資料編寫組和幫助收集資料的陳英、劉運禎、姚旭、王慶太等同志，十分感謝幫助記錄和執筆整理成文的王金陵同志，十分感謝解放軍出版社和責編王長龍同志的支持，沒有這些同志的支持和幫助，志民同志的願望就難以實現。
這本回憶錄只寫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志民同志從朝鮮前線回國時為止。他回國後，在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工作九年，文革中遭到嚴重迫害；一九七二年十月重新出來工作後，在福州軍區工作七年多；一九八零年二月退居二線，任中央軍委顧問直至去世。這一段經歷因他突然患病，不到一年即匆匆離去，來不及詳細敘述。不過，這段經歷在紀念文集和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解放軍將領傳》第十二集《李志民》傳略中已有些記述，更詳細的情況留待以後撰寫傳記時再予充實。
出版了。志民同志的遺願得以實現，可以含笑九泉了。但願這本回憶錄能使廣大讀者對志民同志的戰鬥經歷有一些了解，對青年一代有所教益，這就是我們對志民同志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