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軍對冀中人民進行空前殘酷的摧殘，雖然也造成了一時的恐怖氣氛，但也激起了冀中人民對日寇更大更深的仇恨，所以，除少數漢奸和反共頑固派外，絕大多數群眾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在內，都能團結在我們黨“抗日救亡”的旗幟下，同日寇、漢奸進行拼死的鬥爭，這是我們開展抗日鬥爭牢固的群眾基礎。
冀中人民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掃蕩”後，面對敵人瘋狂的報復，毫不退縮，與敵人展開公開的和秘密的，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各種形式的鬥爭。一方面用“兩面政權”應付敵人，一方面根據平原地區沒有高山密林和江河港漢作依託的特點，把“藏身洞”發展成為四通八達的地道，依托地道既可藏身又可打擊敵人的“地道戰”，再由“地道戰”發展成天上（屋頂）、地下（地道）、地面和村莊、街道、院內縱橫各三層的交叉火網，同時以野外地道為紐帶，把村莊、野外、地道組成一個連環的立體的作戰陣地，既可打村落戰，又可野外出擊，形成了能藏能打能轉移，進可攻、退可守的對付敵人的地下長城；加之配合地雷戰、麻雀戰，打得敵人懵頭轉向、喪魂落魄。這些都是群眾從鬥爭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發展起來的，是群眾智慧的結晶，它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
我們在恢復冀中軍區後，十分重視群眾創造的這些經驗，並在原有群眾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抓好雙擁活動——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工作。在戰爭年代，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軍隊是戰爭中的骨幹力量，人民群眾是軍隊的靠山，因而搞好軍民關係主要責任在軍隊方面，這也體現了我軍的性質與宗旨；特別是在那游擊戰爭環境中，我們的部隊都穿著老百姓織的土布做成的便衣，住的是老百姓的家，吃的是老百姓供給的糧食，平時生活在群眾中，打仗有群眾支援，軍民真是水乳交融。當時，部隊住在那家老百姓家中，就幫助房東和周圍的群眾挑水、拾柴火、打掃衛生，農忙時幫助耕種，麥收時幫助收成、打曬，武裝保護麥收，將糧食“堅壁”起來，防止敵人搶掠，處處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護群眾利益。當時群眾的房屋被敵人燒段時，部隊又主動幫助群眾搶修房屋，因而部隊在群眾眼中是自己的子弟兵，關懷備至。
開始我們進入冀中時，雖然情況比一九四三年前有很大改變，但是垂死的敵人仍很瘋狂。它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進行大規模的“掃蕩”，但還是經常以它佔據的縣城、據點為依托，集中一定兵力進行重點“清剿”。敵人的據點、碉堡仍遍布各條交通線，封鎖我們的交通，分割我們的根據地，所以，當時我們軍區的領導同志和部隊仍然穿著便衣，外出時，我和楊成武、羅玉川、王奇才等同志騎著自行車，林鐵同志不會騎車就騎毛驢，從這個分區到那個分區，從這村到那材，都在敵人的封鎖線和堡壘群中穿來穿去，夜晚，就住在“堡壘戶”家。
說起“堡壘戶”，這是抗日戰爭中通過複雜的敵我鬥爭總結出來的好經驗，這個寓意深刻的命名也是廣大干部、戰士發明創造的。因為敵人的堡壘是用磚石築成的，是用高牆、鐵絲網圍起來作警戒的，而我們的堡壘則是建立在群眾之中，我們的警戒是千百雙警惕的眼睛，這是敵人無法摧毀的。
“堡壘戶”一般都是我們的黨員或基本群眾的家；在特殊情況下，為了掩護行動，個別的在靠近敵人的地區也有選擇在愛國士紳（地主）家的，聯絡員與“堡壘戶”之間都有一套聯絡的辦法和信號。我們住到“堡壘戶”家中時，大多用化名，“堡壘戶”的家長會把全家人聚攏來介紹互相認識，根據我的年齡給我排個輩份，是兄弟、兒子或侄子，然後教我們怎樣互相稱呼，這樣，萬一敵人突然闖進村來，我們來不及轉移，可以應付敵人，由此可見群眾為了掩護我們的用心之良苦。
為了掩護我軍過往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許多“堡壘戶”和群眾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和貢獻。我剛進入冀中時，在六分區就听到“冀中六分區子弟兵的母親”聶大省的感人故事：聶大省是晉縣東小劉村一個五十多歲的農村婦女，她從小受窮受苦，八路軍來後才翻了身。她先後把一個十七歲、一個才十二歲的兒子送去參加八路軍。自己和老伴帶著一個閨女、一個小兒子種地、放羊過日子，雖然家境不很寬裕，但有一點好吃的，都要留給傷病員或過往的八路軍吃。在聶大娘精心護理下，分區手槍隊的小郭、老謝等同志才能康復歸隊。聶大娘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往來，夜裡更熱鬧，剛送走這個，那個又來，每天晚上都不能脫衣服睡個囫圇覺，有一天夜裡，接連起床十一次接待同志們。所以大家給她家送個外號叫“抗日店”。一九四三年冬天，環境更殘酷，同志們勸她到別處躲一躲，她丈夫也催她不要待在家裡，可是她到外頭才住一天，總睡不著，耽心過往同志沒個歇腳處，第二天便把鋪蓋又搬回家來。她堅決地說：“死也要死在家裡，再也不出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軍分區召開群英會，全場代表一致通過授予聶大省“六分區子弟兵的母親”的光榮稱號。
當時敵人為了搜捕我軍幹部、戰士和地方工作人員，使盡了各種殘酷、惡毒的手段。他們突然包圍一個村莊後，就把全材男女老幼全部集中在一個場子裡，隨便抓出幾個人來作人質，逼問“誰是八路？”群眾主動保護我們，不肯說出誰是八路。敵人便將人質一個個殺害，有時敵人把青壯年男人趕到一邊，讓婦女上前認領自己的丈夫，沒人認領的，他們就以八路的罪名押走或殺害；有的婦女為了救出我們的同志，把我們的同志認領走了，而犧牲自己的丈夫；有的姑娘為了救出我們的同志，不顧個人的羞辱，機靈地把我們的同志認作丈夫，甚至在敵人逼迫下，當眾親吻素不相識的同志，以證實認領的人確實是自己的丈夫。似此事例到處都有。安國縣南郝村青年婦女郝小梅家裡藏著一個抗日干部，有一天，敵人突然闖進她的家，逼問“八路幹部藏在那裡？”她一口咬定“沒有。”敵人對她嚴刑拷問，她昏死幾次，仍不肯講，最後敵人在她身上潑上黑油活活燒死，連她的家也燒了。武強縣還盛傳少年英雄溫三鬱寧死不屈保護八路軍的故事。有一天，敵人突然闖進溫三鬱住的村莊，藏在他家地道裡的幾個八路軍還來不及轉移，敵人已闖進他的家門。敵人逼問溫三鬱的父母親和哥哥：“這裡有沒有八路？”他的父母親和哥哥都堅決回答“沒有！”敵人把他的父親和哥哥押走，又來逼問溫三鬱母子倆，溫三鬱的母親大聲吼道：“沒有，這裡沒有八路！”敵人凶狠地朝她刺了一刀，她隨即倒在血泊中，溫三鬱悲痛地伏在母親身上大哭，敵人連這個十三歲的小孩也不放過，把他從地下抓起來，先是利誘，後又用刺刀對注他的胸膛，想從他嘴裡逼問出八路藏的地方。但溫三鬱一口咬定：“我不知道！”
敵人東搗西翻，在屋裡突然發現了坑道口，我八路軍戰士見敵人已經發覺，先發製人，隨著一陣槍聲，洞口的敵人被撂倒好幾個，敵人慌了手腳，又不敢往裡衝，便拿溫三鬱出氣，用刺刀剁掉他好幾個手指頭，還朝他肚子打了一槍，幸好這時游擊支隊趕到，敵人才倉皇撤走。隱蔽在地道裡的同志很快就出來，把溫三鬱搶救醒。他睜開眼見到八路軍叔叔站在眼前，高興地笑了，說：“叔叔，我什麼都沒對鬼子說”俗話說：“十指連心”，溫三鬱又疼得昏迷過去了。在晉察冀軍區第二屆英模大會上，邊區黨委、政府授予溫三鬱“兒童氣節模範”稱號。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晉察冀日報》宣揚了他的英勇事蹟。
冀中人民在長期殘酷、複雜的鬥爭中，學會了一套對付敵人和漢好的辦法。有一天，兩個漢奸假裝八路軍的傷員到一個村子裡，要求一個老大娘領他們到地道裡藏起來。老大娘見這兩個人進屋後兩眼滴溜溜地亂轉，像在找什麼東西似的，看臉色、行動也不像個傷員的樣子，便一邊和他們拉家常一邊示意小兒子去找民兵來。不久，先後進來兩三個民兵。這兩個漢奸見來了人，以為中了他們的詭計，馬上裝出一副可憐相要求來人快扶他們藏到地道去，不然“日本鬼子來就沒命了。”民兵見他們話雖這麼說，但並不真是怕鬼子的樣子，便故意問他們是八路軍哪個部隊的，隊長是誰？這兩個漢奸吞吞吐吐說不清，後來又說這是軍事秘密，不能隨便講。有個民兵故意走近他們，假裝不留神絆了那個“傷兵”纏著繃帶的腳，那個“傷兵”沒有傷疼的反映。民兵們猜測這兩個傢伙八成不是好東西，但還不敢完全肯定，有個民兵故意抓住一個“傷兵”的衣領憤恨地說：“好哇，你這兩個八路上門，想連累我們村挨皇軍打嗎？來呀，揍死他！”兩個民兵一下子圍過來，掄起拳頭就要揍。這時，兩個漢奸現了原形，大叫：“鄉親們，不要誤會，我們是皇軍的便衣隊，是皇軍的便衣隊！”民兵們一聽，氣不打一處來，心想，既然你們自己招認是漢奸，揍你們沒錯！掄起大拳頭便狠揍那兩個漢奸，邊揍心裡邊罵“揍死你這個狗漢奸！”嘴裡卻故意喊：“你這忘八蛋，還敢冒充皇軍的便衣隊來騙我們，揍死你再交給皇軍！”三個民兵又抄起傢伙更狠地揍，把兩個漢奸揍得半死，然後由“兩面村長”把他們押送到敵人炮樓裡去。
日本鬼子“啞巴吃黃蓮”，暗自叫苦，但嘴裡還不得不表揚：“你這個村長，大大的好，抓了八路，功勞大大的！”冀中人民這種高度的警覺和對付敵人的聰明才智，是從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有一次，幾個漢奸假裝是八路到村子裡要求掩護，一個老大爺輕信了他們，帶他們進入地道，結果這個地道暴露了，不能再用，老大爺也被抓進據點折磨死了。說來也湊巧，有一天，我和政治部副主任王奇才帶著一個警衛員到一個村莊歇腳，想順便了解一下這裡的鬥爭情況。我們三人騎著三輛自行車剛進村不久，遇到一個中年婦女，我對她說：“我們是八路軍，從軍區來的，路過這裡歇歇腳。請你帶我們去找村長。”這個婦女便帶我們到她家，招呼婆婆說：“來客了，給他們燒水做飯吃吧。”不一會兒，這個婦女便不見了，只留下一個老婆婆慢慢下得炕來，刷鍋、生火、做飯，動作慢吞吞的。她邊燒火還邊和我們嘮嗑，不時偷眼打量著我們。因為當時有些漢奸、特務自以為鑲金牙好看、氣派，不管牙齒壞不壞，都喜歡鑲上一兩顆金牙；而王奇才恰巧因牙壞了，也鑲上顆金牙，而且他是福建人，講話特別難懂，“喝水”叫“哈水”，婆媳倆都聽不懂，所以懷疑我們是漢奸，留下老婆婆纏住我們，媳婦去向村幹部和民兵報告，準備捉漢奸。過了一會，幹部和民兵趕來，因為王奇才同志當過九分區的政委，有的干部認識他，忙近前打招呼，表示歉意，把準備應付漢奸的糠菜糊糊舀起來，重新和上面，給我們烙餅子吃。我們連聲誇獎她們婆媳倆的警惕性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盟軍駐延安觀察組派出三個人到晉察冀軍區，其中一個名叫艾斯·杜倫的美軍上尉觀察員被指派到我們冀中根據地。他的主要任務是：為盟軍萬一在華北參加協同對日作戰作準備，蒐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一帶的日軍情報和設施，了解保定飛機場和勃海灣灘頭陣地的使用價值和利用的可能性；並了解我八路軍在冀中平原是怎樣與日軍作戰以及作戰能力的強弱，等等。我們接到中央軍委和晉察冀軍區關於作好接待工作的指示後，根據當時的形勢，特地成立了一個聯絡科，任命高存信為聯絡科長。杜倫上尉到冀中後，我們派聯絡科高存信科長和吳英民副科長陪同他到第七、第八、第九軍分區去參觀考察，同時，好不容易找來一個名叫馬振武的縣長當翻譯。他們一行人先到第七分區參觀了地道，讓杜倫看了炕沿底下、鍋灶底下、夾皮牆裡、磨盤底下等幾種地道口的地道，也帶著他親自鑽了兩條地道，並告訴他，冀中各地區的地道，多數已築成戶通戶、村連村，村村相通，有通氣孔、瞭望孔、射擊孔；有乾線、支線；能防毒，防煙，防火，防水，能容納全村所有人員和幾百人的戰鬥部隊；形成了能攻能守的“地下長城”。杜倫上尉看了以後，連連稱讚我們在平原地區利用地道作戰的奇特，並對我們選擇地道口和巧妙進行偽裝倍加讚賞。
出乎意料之外，當高存信帶著杜倫上尉到第九分區考察並蒐集情報時，有一天午夜，河間敵快速部隊及任邱、高陽之敵突然向我第九分區領導機關所在地的邊關村奔襲。分區作戰股長雷溪向高存信報告敵情，高存信立即叫醒杜倫上尉隨分區機關轉移到東南方約十華里的皮里村隱蔽。他們剛在皮里村的“堡壘戶”安頓好，凌晨五點多鐘，敵人即尾隨闖進村來。高存信、雷溪馬上指揮馬振武、吳英民掀開北屋東牆上一張偽裝的年畫，揭開夾皮牆上的洞口，帶著杜倫先鑽進地道，他們隨後也鑽進地道。
就在他們進入地道不一會兒，敵人已衝進了這座房子，捉到東廂房裡來不及躲進地道的房東老大娘，逼問地道口在什麼地方？大娘閉口不講，敵人抽出指揮刀砍掉了大娘四個手指頭；大娘昏迷過去也不肯吐露實情。敵人像發了瘋似地四處搗、砸，不料他們北屋夾牆的地道口被砸開了，幸好他們下地道後已拐個彎向前運動了十幾米。敵人甩進了手榴彈，然後試圖下地道搜索。可是當一個敵人剛從地道口垂下兩隻腳時，高存信便用手槍打傷他的腿，他哇哇直叫，又把腿縮回去了。敵人見進不了地道，便在上面大聲咋呼：“放毒”，“放水淹死他們！”地道裡的同志馬上解下包頭的毛巾，並撤上尿，準備敵人放毒時作防毒口罩。敵人雖沒有放毒氣，可是開始往洞裡灌水。同志們早防敵人這一手，立即把水引到預先挖好的蓄水井裡。接著，敵人用煙薰，他們又脫下棉襖堵住進煙的口子，把煙引向通氣孔、瞭望孔排出。敵人見僅從一個地道口還對付不了他們，便到處敲打，想掘開第二個大的地道口。這時，九分區司令員魏洪亮的愛人肖哲同志抱著她的兒子也躲在地道裡，因為洞中黑暗、潮濕，空氣又稀薄，小孩受不了，不斷地啼哭。肖哲同志怕兒子的哭聲暴露了地道的位置，危及同志們的安全，便死死地摀住兒子的嘴，兒子不幸窒息而死。同志們都很同情她，但在這樣殘酷的鬥爭環境中有什麼辦法呢？
敵人在皮里村折騰了一天。傍晚，九分區的四十二區隊和附近的地區隊聞知分區機關被敵人包圍，緊急趕來增援。敵人得悉我部隊已快趕到，便急忙撤走了。
杜倫上尉脫險後回到軍區，我親自接見了他。他談了在冀中參觀考察的情況和感想，特別提到親自經歷的皮里村地道戰，激動地豎起大拇指說：“一個普通老太太為了保護八路軍，自己挨打，手指被砍斷，寧死不屈；一位分區司令官的夫人為了顧全大家的安全，親手把兒子的嘴摀住，直至窒息而死，這種老百姓真偉大，這種母親真偉大，真偉大！”杜倫上尉還對我說：“李將軍，我是美國軍人中第一個參加過中國地道戰的人，非常榮幸。請問將軍，這種地道戰的戰法是哪一位軍事家發明的？”我告訴他：“這種地道戰是老百姓在戰鬥中發明的。他們從藏身洞發展到有兩個洞口的隱蔽部，然後把一家一戶的隱蔽部挖通，連成小坑道，再由小坑道發展到能打能藏、能打能防的村聯村的大地道。我們共產黨、八路軍主要是領導和幫助群眾總結經驗，推廣經驗，促使地道一天比一天更完善，更好地發揮作用。所以說，歸根到底，地道戰的發明者是千百万抗日群眾。”杜倫聽著，頻頻點頭，又豎起大拇指說：“中國人民很有智慧，很有辦法；日軍必敗，八路必勝！”杜倫上尉初到冀中時有些瞧不起我們，認為只有他們美國的飛機、大砲、坦克才能打敗日本，到了冀中一個多月的經歷，才使他打心底里佩服根據地的抗日軍民。
每當回憶起冀中的抗日鬥爭，我總不能忘記“冀中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她是安平縣報子營村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丈夫早逝，拉扯著三個子女過日子，生活非常艱難。自從八路軍到了她的家鄉後，抗日政府處處關心她們孤兒寡母，發給救濟糧，村里又組織撥工，生活一天天好起來。她認定要跟著共產黨走這個理，政府號召擁軍，她堅決擁護，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嚇不倒她。開始她只負責看護一兩個傷員，後來傷員增多了，她家便成了秘密的臨時醫院病房，寒來暑往，重傷員抬來，輕傷員轉走，今天來三個，明天走兩個，傷員不斷；醫生三兩天來巡迴換換藥，平時都靠李杏閣看護。這樣，在她家養過傷的傷員，最少的住三五天，有的住三四十天，最多的還住了一年多。十六歲的小戰士劉建國身負十二處傷，有的傷口露著骨頭，腦後還有一處鐮刀般大的刀傷。村長把他抬到李杏閣家時，他全身血淋淋，已奄奄一息。李杏閣細心地把他的衣服剪開，用棉花沾開水輕輕給他擦洗乾淨，醫生給他上了藥，第二天，他才從昏迷中醒過來。李杏閣忙端來稀粥餵他，他才吃一口就吃不下了，原來腦後的刀傷使他張不開口。李杏閣想了想，忙去找來一節葦子桿，讓他嘬著喝。因為李杏閣家住的傷員多，不久，張樹楷、於春輝兩個軍醫帶著兩個衛生員也住到她家。醫院來人多，李杏閣就在屋裡、豬圈裡、菜窖裡等隱蔽的地方挖了洞，讓醫護人員和輕傷員住洞裡，重傷員躺炕上，一有情況，馬上轉移。有一天，傳來炮樓上的敵人要來搜查的消息，村幹部帶著醫生和輕傷員轉移了。劉建國因傷勢太重不能轉移，李杏閣自告奮勇照看他。她把劉建國的繃帶解下來，傷口上貼塊大膏藥，讓他躺在炕上，還故意在他枕頭的旁邊擺上便盆、破鞋子、爛襪子等臟東西。敵人搜到她家，她鎮定自若，故意哭喪著臉對漢奸說：“俺兒子生了惡瘡，醫生說會傳染人，你看，流那麼多濃血，看來活不了幾天了。”說著，便嗚嗚咽咽地哭起來。鬼子、漢奸聞到這股惡臭，便捂著鼻子走了。李杏閣就是這樣盡心盡力，冒著風險先後護理了七十三名傷員，劉建國、魏登甫等五名特重傷員，人們都以為沒法搶救了，部隊也為他們備好了棺材，但在李杏閣的精心護理下都奇蹟般地活下來，重返前線。
我們剛到冀中不久，聽到分區領導匯報李杏閣的事蹟，都深受感動。冀中區黨委和軍區決定：授予李杏閣“冀中子弟兵母親”的稱號。二月十六日（農曆正月初四），林鐵和我親自帶著一個連隊的戰士，抬著獎旗和裝有白面、豬肉、布、毛巾、梨等兩個大禮盒的禮品，敲鑼打鼓來到報子營李杏閣家。林鐵為她戴上一朵大大的光榮花，然後和我兩人扶著李杏閣騎上一匹大騾子，並為她牽著騾子經過村莊來到村頭的一個打穀場上，召開授獎大會。這時，全村老老少少都聚攏到打穀場上來，一陣熱烈的鑼鼓聲、口號聲過後，林鐵代表冀中黨委和冀中軍區授予李杏閣一面我親筆寫的“冀中子弟兵的母親”八個大字的大紅旗，三十六區隊也獻上“我們的母親”紅旗一面，最後，我代表冀中軍區和冀中區黨委講話，宣揚了李杏閣的模範事蹟，號召大家向她學習，更好地開展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工作。我的講話不時被熱烈的掌聲和“向李大娘學習！”“祝母親身體健康”等口號聲打斷。我講完話，台下響起了鑼鼓聲，戰士們舞起了獅子，打著“霸王鞭”，跳起了歡快的舞蹈，全場更充滿了歡樂和喜慶的氣氛。記者魏巍同我們一起參加了這次拜年活動，並為《晉察冀日報》寫了一篇通訊，詳細報導了這次活動。
一九五零年九月，“晉察冀子弟兵母親”戎冠秀和“冀中子弟兵母親”李杏閣雙雙到北京參加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毛主席以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同志親自接見她們，並與她們合影留念。我當時在西安，從報紙上看到這條新聞，就好像再次見到這兩位可敬的“子弟兵母親”一樣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