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察冀軍區根據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擴大解放區、縮小敵占區”的號召，在一九四四年保衛麥收和擴大解放區的攻勢作戰中，打開了新局面；九月，黨中央鑑於根據地擴大和鬥爭形勢的需要，指示中共晉察冀分局和晉察冀軍區建立冀晉、冀察、冀中、冀熱遼四個區黨委、行署和二級軍區，冀中區仍包括晉察冀軍區的第六、七、八、九、十專區和軍分區，任命楊成武任司令員，林鐵任冀中區黨委書記兼冀中軍區政治委員，我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羅玉川任冀中行署主任。
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平原地區，位於平漢、津浦、北寧三大鐵路之間，它南越滄石路銜接冀南平原，西跨平漢路與太行山脈襟帶相連。這裡是一望無際的廣闊平原，河流縱橫，土地肥沃，盛產糧棉，為華北比較富庶的地區；它的周圍是日本侵略軍在華北的重要基地——北平、天津、石家莊、保定等中心城市，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呂正操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原東北軍第五十三軍第六九一團進入冀中開闢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平縣城召開冀中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由北方局派來的代表黃敬主持，成立了冀中區黨委、行政主任公署，並成立八路軍第三縱隊、冀中軍區和四個軍分區。在冀中區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抗日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一九三八年秋，日軍在大舉圍攻我晉察冀北岳區屢遭失敗之後，改變作戰方針，企圖首先肅清我軍在平原地區的部隊，爾後再轉入山區。我軍第一二零師為支持平原地區的抗日鬥爭，由賀龍師長親率主力進入冀中，與冀中抗日武裝結合在一起，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五次“圍攻”，大量殺傷敵人，取得了很大勝利，迫使敵人不得不轉為保守城鎮據點的防御狀態。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一二零師完成了任務離開冀中，轉移到北岳區；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晉西北。此時，冀中的抗日隊伍已大大發展，根據地也比較鞏固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急欲變華北為其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企圖首先確保冀中，於是派岡村寧次糾集五萬多兵力，從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起，對我冀中地區進行了空前殘酷的大“掃蕩”。在反“掃蕩”鬥爭中，我冀中軍區雖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戰鬥，但是，敵人鐵蹄踐踏過的土地，都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使我冀中部隊遭到極大損失，為保存有生力量，我冀中主力部隊和黨政軍機關不得不突出重圍，轉向外線，留下少數部隊，依靠廣大群眾堅持抗日鬥爭，冀中區暫時變成了敵占區和游擊區。
敵人為了達到其總的戰略目的，進一步強化其所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位一體的總力戰”，極力採取點、線、溝、牆相結合的堡壘政策，在冀中八千多個城鎮，六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千七百五十多個據點，修築了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的封鎖溝。在敵據點周圍碉堡成群，鐵路、公路沿線崗樓密布，點、碉、路、溝縱橫相連接，堡壘最密處一村數個，最稀處三村也有一個，真是密如蛛網，把我冀中根據地分割為二千多塊，每一塊都置於它嚴密火力網封鎖之下，然後逐區、逐塊進行“清剿”、“剔抉”。此外，敵人還在每個村建立偽政權，加強漢奸特務組織，擴編偽軍，大肆進行掠奪，並強施奴化教育，強化治安，從而使冀中平原成了“抬頭見崗樓，邁步登公路，無村不戴孝，到處冒狼煙”的恐怖世界，但是敵人的殘暴嚇不倒英雄的冀中軍民，堅持在冀中地區進行游擊戰爭的地方武裝部隊仍然依靠群眾，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改變組織形式和鬥爭手段，化整為零，分散游擊，各自力戰，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很多游擊戰法，並實行“兩面政策”，開展合法鬥爭，把許多偽組織變成“白皮紅心”的兩面組織，名為偽組織，實際為抗日鬥爭服務，應付敵人，把敵人“蒙在鼓裡”，使其變成聾子、瞎子，到處瞎撞。武裝鬥爭與合法鬥爭互相配合，使地方武裝在斗爭中逐漸集聚力量，不斷發展壯大。
一九四三年後，隨著整個抗日鬥爭形勢的好轉，冀中各分區的工作在青紗帳起來以後都得到很大發展。到年底，我冀中軍民先後逼退、拆除偽據點崗樓六百餘處，恢復村莊三千五百多個，各軍分區已形成許多小塊根據地，出現了“一九四三年環境大改變”的局面，真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以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恢復冀中黨委和冀中軍區，並賦予我們：恢復、鞏固和發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積極準備戰略大反攻的任務。
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我從四分區來到一分區的慈家台，與楊成武、林鐵、羅玉川等冀中軍區領導同志匯合。慈家台是一分區與冀中區接壤的邊沿地帶，越過敵人平漢路的封鎖線，就能進入冀中。當時冀中地區的敵情仍很嚴重，我們在慈家台待了一個多月等待著過路的時機。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偵察員報告，夜襲管頭的敵人已返回劉家台，我們趁這個空隙，換上便衣，經高士莊向嶺西方向走去。連日的風雪初霧，山崗、樹林、村莊，銀裝素裹，山路上基本沒有行人，顯得格外寂靜、肅穆，使我們一行人更添了幾分神秘色彩。沿途經過山村，群眾遠遠地望見我們，以為是敵人的便衣隊，都紛紛躲避，待我們走到西溝底時，這帶村莊早已空無一人，所有的食物連同燒水、煮飯的炊具也都堅壁了，我們想找個人了解一下溝外的情況，也無處尋覓，只好苦笑著草草宿營。
第二天上午，因溝外情況不明，不敢貿然行動，直到午後兩點鐘，我們才離開西溝底繼續向東走去，黃昏時，行到嶺西、北台魚附近，前方忽然傳來一陣清脆的槍聲，負責護送我們的三團的同志，氣喘吁籲地跑來報告：“前面有敵情！”我們急於趕到冀中，無心與敵人糾纏，遂臨時改變路線，繞道西行，連夜走了一百多里，到了馬家莊，把敵遠遠地甩掉，這才歇了腳。這個村的村長，是我們“兩面政權”中的地下黨員，他特地叫人烙了餅，燉了豬肉招待我們，讓我們美美地吃了一頓。吃飯時，村長熱情地招呼我們說：“你們今晚要吃得飽飽的，再好好睡個覺，明天才有力氣翻過封鎖溝！”
二十九日拂曉，我們繼續前進，為了避免敵人把我們一網打盡，我與林鐵、楊成武、羅玉川等同志分開行動，自己帶著政治部的幾個同志越過平漢鐵路封鎖線，這是我第三次通過敵人這條阻隔北岳區與冀中交通的封鎖線了。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月，北岳區反“掃蕩”時，我曾帶著抗大二分校第一團從靈壽縣陳莊出發，穿越這條封鎖線到冀中找抗三團，堅持到敵後訓練；反“掃蕩”勝利後，又通過這條封鎖線返回靈壽縣陳莊，每次都要穿過敵人的重重崗樓、碉堡，越過封鎖溝、牆，也都遇到過敵人的鐵甲巡邏車，但都衝過去了；這次越過封鎖線，雖然敵人加緊巡邏，嚴密封鎖，但我們依靠群眾，有了三團的武裝掩護，還是勝利地通過了。當時我有兩點感慨，一是敵人無論怎樣嚴密封鎖，挖溝、壘牆、築堡壘，日夜出動鐵甲車巡邏，什麼辦法都想了，但封鎖不住英雄的軍隊，英雄的人民；二是為了通過這條封鎖線，多少英雄兒女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由衷地懷念他們，敬仰他們！我暗下決心，這次通過封鎖線，一定要動員冀中千百萬群眾，把這些保壘、溝牆、封鎖線統統蕩平！
怎樣重建冀中軍區？當時軍區機關相當精幹，軍區政治部只有二三十人，王奇才任付主任，下設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和敵工部（與地方黨委敵工部門合在一起辦公），各部只有一個部員（以後改稱部長）和幾個乾事，此外，直屬隊還有前線報社和劇團。政治部的干部由這三個方面的人員組成：一是從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抽調的；二是“五一”大“掃蕩”後從冀中撤回軍區的一些幹部，他們到軍區教導團學習，這次從教導團抽調出來，回冀中工作；三是從路西的第一、四分區抽調的干部。路西的干部對冀中的情況不熟悉，而原冀中的干部離開冀中已兩年多，冀中的情況變化了，他們還需再熟悉。所以，我們認為不必急於搭機關架子，發號施令，而要從調查研究入手，把機關人員陸續分散過封鎖線，先分頭到各分區去，花兩個月左右的時間，深入部隊，與部隊一起活動，了解各部隊的思想狀況和鬥爭情況，熟悉幹部，做到心中有數，然後再集中起來，總結交流情況和經驗，開展機關工作。當時他們匯報六分區開展對敵鬥爭及統戰工作比較好，該分區第三十一區隊一一個大隊與“統戰軍”合編，重新組成第四十區隊，擴大了隊伍，我認為應該去看一看，摸摸經驗，就先到六分區去了。果然，通過一段時間了解，發現這個分區的工作很紮實，陸平、魏震同志工作有能力，不久，我就建議把他們調到軍區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節前，分散到各分區的干部陸續集中到軍區駐地——肅寧縣城南邊的張崗村。這時，楊成武、林鐵、羅玉川等領導同誌已經到達，大家歷經許多艱險後會師，感到特別興奮，各自述說了自己過封鎖線的“歷險記”，真給春節增添了幾分樂趣。這段時間，我抓緊組織到各分區的干部匯報工作，他們同部隊幹部、戰士和民兵、群眾，戰鬥、生活在一起，了解了許多情況，匯報起來有血有肉，很少空談，總結出來的經驗和提出的問題很切合實際，再經大家討論，綜合分析研究後，隨即以政治部或我個人的名義給這個分區寫信，表揚他們的成績，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收效比較好。有的分區的地方區隊、武工隊仗打得不錯，但發動群眾不夠，幹部之間團結不好；有的分區連續打了幾個勝仗，俘獲也多，但敵軍工作開展得不夠好，我們都及時提出改進意見。匯報中大家聽到了自“五一”反“掃蕩”以來冀中軍民許多鬥爭事蹟，了解敵人殘暴的罪行與冀中軍民英勇鬥爭的精神，進一步增強了恢復與發展冀中軍區的鬥爭決心和信心。
毛澤東同誌曾經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於部兩件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一九六四年四月版——下同）第492、493頁）我們要恢復和發展冀中軍區，必須壯大我們的力量，這就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正確對待乾部，大膽使用乾部，發揮幹部的作用是個關鍵。
敵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掃蕩”，來得兇猛，突然，手段十分殘酷。開始時，冀中軍區對敵人“掃蕩”的規模估計不足，在敵人瘋狂進攻下，有的部隊被沖散，一些幹部來不及轉移，本地人便分散回家隱蔽，外地人則就地“堅壁”；還有一些幹部同群眾一起被敵人抓走，押送到東北當勞工，後來，陸續有人逃離虎口，有的逃迴路西根據地，進教導團學習；有的逃出來後回了家。這些被沖散的干部大多數立場堅定，同當地群眾一起運用各種辦法與敵人鬥爭，但也有些同志一時看不清形勢，消極悲觀。黨中央和晉察冀軍區在恢復與發展冀中軍區的指示中，對待這些幹部有一條原則：即在冀中這種特殊情況下，分散回家的干部，除個別投敵叛變者外，應盡量爭取他們回到革命隊伍中來。
自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冀中地方武裝開始廣泛發動對敵攻勢，結合保衛麥收，打開了鬥爭的新局面之後，分散隱蔽的干部、戰士就陸續歸隊，待他們聽到恢復冀中軍區的消息後，更有大批的干部、戰士自動歸隊；有的不僅自己歸隊，還動員了一些青年一起參軍。可是，也有一些幹部思想還有顧慮，或不好意思歸隊，我們就派人去動員他們回來，耐心地撫慰他們，按黨的政策正確對待他們。當時有一個姓齊的特派員，敵人“五一大掃蕩”時部隊被沖散，他躲回了家，建立軍區後，經考察沒有發現他有什麼變節行為，但他自己不好意思歸隊，我們就派人到他家去請他回來，仍當特派員，此後經過歷次戰鬥考驗都表現不錯，建國後曾任我總部機關的二級部長。
為了表彰在“五一”反“掃蕩”後堅持冀中敵後鬥爭的干部、戰士，以發揚“艱苦奮鬥，英勇犧牲”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我提出建議，經冀中區黨委和軍區黨委批准，以冀中區黨委和冀中軍區的名義頒發了“五一獎章”。獎給堅持敵後鬥爭的廣大干部、戰士和民兵、群眾。獎章分一、二兩等，根據受獎人堅持鬥爭時間的長短及功績的大小，按職權範圍各級組織負責審議、評定。雖然當時物質條件差，獎章是利用鋼板壓模製成的，園形獎章中央只有一個戰士浮雕頭像，但也顯得十分威武，莊嚴；加之各地區、分區都召開了熱烈、隆重的授獎大會，宣揚英雄模範事蹟，受獎的同志都感到光榮和自豪，更積極地投入了新的鬥爭。
歸隊的人員中，情況各異，有些被捕、離隊的同志經歷比較複雜，我們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根據中央和晉察冀軍區的指示，一方面嚴肅認真地弄清情況，一方面實事求是地正確對待，照顧到當時鬥爭的殘酷環境，對於一時消極的同志，不要看作變節或背叛革命，應多團結一些同志，讓他們在今後鬥爭中繼續考驗、鍛煉；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模糊敵我界線，對於證據確鑿，確有叛變罪行的，也應嚴厲懲辦。當時有一批幹部被俘後被敵人押送到東北或日本當勞工。在東北當勞工的同誌中，有的冒著九死一生危險逃離虎口後歸隊或暫時隱蔽起來，當時歸隊的同志大多到軍區教導團學習，經過審查後，沒有發現什麼問題，仍按原職使用。還有一批是日本投降後從日本回來的（約一百多人），軍區決定在抗大二分校冀中總隊專門成立一個隊，組織他們學習文件，進行教育，提高覺悟，自覺交代被捕後的經歷、表現。
當時無法外調，只有靠自覺交待和周圍同志互相證明。事實上，他們被俘後仍秘密成立黨支部、黨小組，各個人的表現基本能掌握。他們在被俘後，過著非人的生活，吃盡苦頭，要是採取一概不信任的態度也是不合適的，所以，在基本掌握情況後，除個別須進一步考察者外，都分配了工作，恢復了黨籍或重新入黨。如某分區一個姓李的組織股長和一個姓朱的干部就是在東北逃離虎口後到路西教導團學習的，我們仍讓他們擔任原職；某團一個姓王的團長參加過幫會（會道門），但他作戰勇敢，有活動能力，經審查沒有發現有什麼反動言行，照樣任命他當團長。有一個姓趙的青年科長，被定縣敵人俘虜後詐稱是個文教，沒有暴露身份，因他長得俊，又年青活潑還會拉手風琴、跳交際舞，日、偽軍太太喜歡他，要他教跳舞，他便乘機混到敵人內部，利用能在敵人據點間自由活動的有利條件，與我們的地下黨取得聯絡，遞送情報，最後，他偷了日軍小隊長的手槍和指揮刀，還帶著一個被日軍小隊長搶去當小老婆的中國姑娘一起逃了出來，歸隊後，我們經審查屬實，仍然信任他。
還有一個姓白的區隊長（團幹）被俘過，有人懷疑他有問題，經審查沒有什麼投降變節的證據，我們便在使用中繼續考察，結果表現也不錯，仍恢復他的區隊長職務。事實證明當時這樣大膽地使用乾部，這種干部政策是得人心的，是得到干部擁護的；這樣互相信任，幹部都放下思想包袱，輕裝上陣，就能團結更多的同志，保證打勝仗。此後，這些幹部大部分在斗爭中經住考驗，鍛煉成長，有的當了高級幹部，為革命作出很大貢獻。可以設想，如果當時前怕狼後怕虎，採取關門主義的政策，不敢大膽使用乾部，就會喪失很多人，不可能動員起千千萬萬群眾，也不可能使我們的隊伍很快發展壯大。
我們剛進入冀中軍區時敵情仍較嚴重，各分區還被敵人分割，各自為戰，上下聯絡主要靠電報和人員往來，領導十分不便。當時軍區直接掌握的只有一個小團，大量的還是各軍分區的地區隊（小團）和縣小隊、武工隊，由於敵強我弱，部隊都穿便衣，不穿制式軍服，平時分散活動於群眾之中，游擊於敵人堡壘之間。他們堅持了兩年多的游擊戰，雖然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許多戰法，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要完成鞏固和發展抗日根據地、轉入戰略反攻這樣艱鉅的任務，仍然需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使其從分散的游擊隊迅速變成能執行較大規模攻防任務的主力部隊，以便形成戰略反攻中的拳頭力量。
部隊整訓以各分區地區隊為重點，軍區在路西根據地成立了訓練團，把各分區地區隊抽調一部份到訓練團集中訓練。政治教育主要進行形勢任務教育，軍事訓練的技術訓練以射擊、投彈、刺殺等三大技術，尤以射擊、投彈為重點課目，並輔助加土工作業。戰術訓練以單兵、班的戰術動作為內容，重點是利用地形地物發揚火力。訓練與不訓練大不一樣，過去他們都是游擊式的活動，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單獨行動，經過訓練，進步很大。訓練團一集中，便針對部隊游擊習氣嚴重的缺點，首先抓隊列訓練，提倡“正規化”，把穿著五顏六色的便服根據當時的物質條件，以區隊為單位，統一調劑成藍、灰或黑色中山裝，這樣整起隊來就顯得整齊、劃一，加之早、晚的隊列訓練和每週的會操，隊伍便呈現出新的面貌。
訓練團千五月一日結束了射擊、投彈兩大科目的訓練，舉行大檢閱，進行了普測。該團入伍在一年之內的新戰士很多，原有基礎差，第一次打靶（臥姿、距離一百三十公尺十環靶），全團平均僅三點四環，脫靶數佔百分之六十二點三，經過六週訓練後，全團總平均達十四點四環，脫靶率僅佔百分之三十一點四。第六練兵區隊副排長郝元貞、第八練兵區隊通信員郭金芸均三槍命中三十環，第九練兵區隊三連平均十八點二環，脫靶率僅百分之二點一五，該連百發百中而又平均在二十環以上的有八個班。在投彈訓練方面，開始練兵時，全訓練團投彈（三號手榴彈重一市斤，命中五米半徑的目標為準，要求投準投遠）平均僅二十八米，第四周試測即進到三十五點一三米，第六週“五一”普測時平均達四十點二七米，第六訓練區隊成績最好，全區隊平均四十三米；該隊一連偵察員宋福祿達六十三米，創最高紀錄。在當年那種武器的條件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不易。
留在冀中堅持鬥爭的部隊也掀起了練兵熱潮，但當時部隊剛從分散狀態集中起來，許多班、排、連長不懂愛兵帶兵，開小差的事故時有發生。所以，我們在四、五月間特地於饒陽召開政工會議，號召全區部隊開展尊幹愛兵運動，這對鞏固部隊，推動訓練起了很大作用。練兵團第六區隊四連九班原是個落後班，全班沒有一個黨員，經過調整，六班長高光澤調到九班當班長，又從二班調來了副班長。副班長工作雖較積極，但態度生硬，管教方法不好，與戰士產生矛盾，高光澤即耐心幫助副班長樹立愛兵觀念，改進管教方法，並以身作則給戰士打水喝，幫戰士縫補衣服，在訓練場上一遍遍示範，糾正戰士動作，後來九班成為全連的先進班，投彈訓練從平均二十六米提高到三十七米，戰士程志軍達五十三米。三十六區隊在“發揚民主，啟發自覺”的口號下，克服了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官兵關係大大改善，練兵成為自覺的行動，經過六週苦練，全區隊據槍平均五千六百九十七次，號稱“鋼臂膀”的焦安澤雙臂握槍達四萬零三百一十四次，從早飯後到點燈時據槍姿勢不變。全區隊投彈平均三十六點一米，“投彈霸王”趙鳳珍投彈達五十七米，射擊能手耿振虎實彈射擊立射三槍二十一環，跪射二十環，優秀射手洪武、楊春對三百米外人形靶射擊，三槍三中。
部隊經過訓練戰鬥力顯著提高，一九四五年六月初，練兵團整訓結束，編成四個大團返回冀中，立即參加軍區組織的夏季攻勢，發起子牙河戰役，首先出擊子牙河東。六月九日觀流一戰，將支持河東敵偽的精銳——淮鎮日軍三四百名擊潰，斃敵青木大隊長。戰鬥中小砲手張紀坤聽指導員鼓勵說：“練兵的時候，你的成績是全練兵團第一，今天得露一手才行！”倍感興奮，在對四百米外的敵人連發四炮，發發命中，打得敵人一窩蜂似地潰退了；接著，一陣機槍掃射，打得敵人落荒逃散。在北辛莊戰鬥中，砲手呂清恆的小砲幾次對樓頂上的敵人火力點發射，樓頂上就幾次冒起黑煙，火力點隨即消滅；敵人的特等射手探頭要找我小砲的目標，沒等他看清，我特等射手謝大水一槍就打破他的腦殼，另一個敵人從槍眼裡瞭望，謝大水又一槍正中槍眼，事後投降的偽軍戰戰驚驚地說：“你們的子彈是長了眼睛的，槍槍命中，真神了。”在獻縣攻擊戰中，敵人倚仗一挺重機槍固守崗樓，我練兵團的第一名投彈選手劉臣真看準了目標，遠遠地投去手榴彈，正中崗樓，炸死偽軍重機槍手，敵人一陣慌亂，我部隊乘勝進攻，一口氣拿下敵崗樓，劉臣真衝上前去，繳獲了重機槍和一支步槍，戰士們都拍手叫好。
堅持在冀中鬥爭的各區隊雖然訓練時間較少，但他們抓緊戰鬥空隙開展訓練，邊打邊訓，戰鬥力也有很大提高。第十分區有個區隊在一九四四年一次戰鬥中，由於砲手對擲彈筒不夠熟練，沒有起到協同配合的作用，戰後檢討起來，大家都感到慚愧，所以這次開訓後特別用功，三九天也不怕大寒地凍，一心苦練，一個月後大有進步，在岱山戰鬥中，敵人憑藉有利地形頑抗，砲手韓秉忠一發砲彈正中敵陣，敵人後撤找另一地形繼續頑抗，韓秉忠又一發砲彈落到敵人陣地，敵人不敢再頑抗，丟下死屍、拖著傷員逃跑了，我部隊乘勝追擊，終於取得了勝利。
各部隊在整訓中普遍進行形勢任務教育，控訴日寇、漢奸的罪行，激起指戰員的對敵仇恨，在教育中不僅控訴日、偽軍在“五一”大“掃蕩”中的血腥暴行，還結合控訴當前敵人仍在燒殺搶掠的罪行，號召指戰員英勇作戰，把敵人趕出去，為受難同胞報仇雪恨。
一九四五年夏，麥收開始後，敵人在各地搶麥更加瘋狂，六月九日，晉縣縣城、欒城、藁城敵人糾集一起包圍了趙縣三區中心區的四個村子，搶走牲口一百六十一頭，抓走男女青年一百五十八人，燒房二十八間，除搶已收割的麥子外，把打場上還沒打的麥子也燒毀，打死群眾三人，打傷二人。十日，這股敵人又包圍東西柿村、西湘洋，搶走牲口三十一頭，抓走老百姓五十人。十四日晉縣馬於敵人包圍後朋頭，抓走青壯年十二人，十八日又帶著大車到後朋頭、樓底、邵莊、宿生、古兒莊共搶麥四十六車，第二天，又到四中佐等村搶麥二十一車，敵人還威脅群眾：“不交麥就以通匪論罪，統統的死了死了的。”敵人在搶掠的同時，還使出卑劣手段姦污婦女，污辱我同胞。六月八日，安國城四百多個敵人竄到東西安國城村去，該村住著三百四十餘戶回族同胞，敵人在搶掠糧食、財物之後，故意在回民家中殺豬，將兩個豬頭吊在兩家回民門上，把兩塊豬肉扔在劉莊華、李銀海兩家的床板和枕頭上，又在村里三口水井里扔下豬肉、豬毛和死雞；更可惡的是，他們闖進清真寺，砸破寺院四周門窗玻璃，砸爛兩盞汽燈、三盞油燈，撕毀可蘭經，肆意侮辱回族同胞。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控制大清河兩岸的漢奸王鳳崗企圖“以水代兵”破壞我夏收夏種，破壞我地道，並企圖讓大水分割我根據地，然後摧毀我根據地，勾結了涿縣漢奸頭子裴鴻運將永定河水引入大清河，使大清河水暴漲六尺，王逆再把十里舖大橋的橋洞大部分堵死，減少大清河水南流，同時指使偽軍決開大清河東、西大堤，使河水淹沒大清河兩岸七八十里平原地區，使一百六七十個村莊遭水災。大水沖塌了無數房屋，淹死了上千老百姓，使大片大片麥田絕收，成千上萬群眾無家可歸。在偽軍決堤時，當地群眾曾急忙前去堵擋，但辛橋、新鎮、張青田等地偽軍奉命開槍打死打傷前去堵擋和修堤的群眾，不讓搶救。漢奸王鳳崗滅絕人性的罪行激起群眾極大的義憤，第十分區各界召開大會控訴王鳳崗的罪行，號召全區軍民振奮起來抗災，新涿、固安、新雄等縣區的干部都動員起來，組織所有的青壯年搶修堤壩，部隊、民兵在前邊掩護，打退騷擾的敵人，成百成千群眾日夜苦戰修築套堤，把大水引入拒馬河和其他河叉，減少了損失。
第九分區三十四區隊二中隊在形勢教育中創造了一種群眾自我教育的新形式。他們在控訴日寇、漢奸罪行的同時，發動大家聯繫自己親身遭受的苦難，討論“要不要堅決抗戰到底？”戰士們邊訴苦邊表態，戰士王秀峰說：“我兄弟被敵人打死，我母親被敵人殺害，家裡的東西也被敵人搶光了，此仇不報，誓不為人，今後，我堅決抗戰到底。”吳勝奎等許多戰士接著邊哭邊訴說自己的家被敵人燒、搶和家人遭到慘殺的情況後，有的說：“不抗戰到底再也活不下去了！”有的說：“老哭有什麼用，有出息的青年要起來和鬼子拼！”有的還聯繫自己檢討想開小差的錯誤思想。新戰士靳孟淵聽了別人控訴敵人的罪行，觸動了自己的思想，他痛哭流涕地說：“我真對不起大家。日本鬼子在中國這樣殘酷殺人放火，我還幫助敵人來殺害自己的同胞。”大家聽到這裡一愣，他接著又說：“我今天坦白了吧。我過去當過剿共班長，在敵人手裡算個紅人，常帶著敵人到鄉下去清剿，我還曾殺過八路軍和村幹部，也曾強姦過婦女，領著敵人搶過糧我為給敵人出力還受傷致殘，見到八路軍的傷員全有光榮證，可我這傷，只能算恥辱的痕跡。”說了又哭起來嗚咽地說：“我自己的一個姐姐，同樣也被敵人強奸了，我不但沒想法報仇，反而給敵人做事，你們說我還算個人嗎？唉！我決心洗清這段罪惡歷史，以後決心抗戰到底，不信你們看吧！”這一坦白，給全體指戰員更深刻的教育和啟發。該中隊經過教育後，在執行反擊敵人再佔肅寧的戰役時，戰士們既沒有請假回家的，也沒有講怪話的，逃亡的現像也消除了，大家團結一致奮勇戰鬥，打了勝戰。
在進行軍政教育訓練中，政治部大力開展文化藝術工作，以加強教育效果。各部隊的群眾性歌詠活動非常活躍，抗日歌曲傳播很快，部隊唱，群眾也唱，到處可以聽到抗日歌聲：“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去”“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歌聲鼓舞著鬥志，歌聲推動著學習、訓練，歌聲激勵戰士們去沖殺，去搏鬥，去同鬼子們拼！在慶功會上，更是歌聲飛揚，唱出了勝利的喜悅，唱出了勇往直前的豪氣！
軍區“火線劇社”是一支文藝尖兵，劇社社長崔鬼、指導員黃拓都是堅強的文藝戰士，他們事業心很強，有一股實幹苦幹的精神，經常帶領劇社冒著危險，穿越敵人一條條封鎖線，活躍在冀中各個根據地。他們結合中心任務演出了許多話劇、活報劇，特別是大型歌劇《血淚仇》的演出，對邊區軍民教育尤深，一場場《血淚仇》的演出，都是一堂堂生動的階級教育課，階級仇，民族恨，激勵戰士們去殺敵。 “火線劇社”也在斗爭中鍛煉成長，培養了一批文藝骨幹，直至建國以後，仍為戲劇界、電影界中的骨幹力量。
我歷來較重視發揮報刊的作用，組建政治部時，我便積極建議立即恢復原冀中“前線報”，並推薦陸陽同志當社長。陸陽同志來找我，說他沒有於過報紙工作，我對他說：“你長期做宣傳工作，在教導團還搞過文化教育工作，有一定基礎，現在辦過報的人還不多，你邊學習邊幹，一定能干好。報紙主要是進行形勢教育、傳播勝利消息和戰鬥經驗，並配合軍政教育，總結經驗，宣揚典型，鼓舞和激勵士氣。”我還說：“目前冀中地區的形勢仍然還處於敵強我弱的情況，各分區和縣、鄉仍被敵人的封鎖線和據點分割，要保證報紙能盡快送到戰士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就要建立健全交通網，溝通上下聯絡，才能掌握各地的鬥爭動態。”當時研究確定，仍為三日刊，三天出四版，先搞石印，以後爭取搞鉛印，發行數暫定每期一千五百份，把報紙發到班、排，直接與戰士見面。陸陽同志原是第十分區教育科長，反“掃蕩”後隨分區機關撤到路西第一分區，任軍區教導團政治文化教育股長，他對冀中情況較熟，一九四四年十月就先過封鎖線，回冀中，到幾個分區了解情況，組織通訊員隊伍和溝通交通網的關係，所以，一九四五年春節後即開始出版，報紙越辦越好，真正成為軍區喉舌，在部隊分散的情況下，對傳播捷報、經驗，激勵鼓舞部隊發揮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