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是沐浴著延安精神的春風雨露而成長壯大的。抗大的精神與作風，正是延安革命精神與優良作風的具體體現。隨著一批批畢業學員分赴各個戰場，便把這種革命精神與優良作風傳播到各地，生根開花，結出豐碩之果，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同志在為抗大成立三週年而作的《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一文中，對抗大作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抗大為什麼全國聞名，在國外也有點名氣？就是因為它同所有的抗日軍事學校比較起來，是最革命、最進步的，最能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鬥爭。到延安參觀的人們，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也不外這個道理。”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同誌曾給抗大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讚抗大在校首長領導之下，“由於全體教職員的艱苦工作，由於全國各地來學的青年同學所養成之堅定勇敢活潑積極的校風，使抗大成為舉世知名的培養救亡幹部的最高學府。抗大培養出來的干部散佈在全國許多地方領導抗戰，更發揚英勇犧牲的精神，這是抗大校首長、教職員與學生共同奮鬥的成績。”
抗大不僅在國內得到普遍的讚揚，在國外也有很好的影響。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米勒、艾黎等到過保安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國際友人，都曾參觀過抗大，有的還在抗大作過演講，盛讚抗大取得的偉大成就。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記》一書中詳細介紹了抗大第一期的情況。他寫道：“紅軍大學有許多獨特無二的地方”，“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只有這麼一家。”一九三八年七月，世界學聯秘書長柯樂滿（後為世界學聯書記，法國人）和雅德（女，美國人）、雷克難（加拿大人）、傅路德（英國人）等四位代表遠涉重洋，慕名來到延安，在抗大進行參觀考察。他們參觀了作為學員的宿舍、飯堂、書房的窯洞，組織了座談、訪問，觀看了教育訓練和文體活動，受到很大啟發和鼓舞，誠懇地要求當一名抗大的名譽學員。抗大以教育委員會毛澤東主席和校首長的名義，贈予他們四位代表以“抗大名譽博士”證書，並贈給抗大軍服、領章、符號、畢業證章等紀念品。他們激動地說：“抗大贈給我們四個名譽博士的學位，我們已榮幸地做了抗大的學生了，所以我們說：昨天是學聯派來的，那麼今天是中國派出去的了。”果然，他們回國後不僅在世界青年大會上宣揚了抗大精神，而且組織人到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布魯塞爾（比利時）、荷蘭的著名大學去作報告，“把中國青年的生活與戰鬥傳播出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抗大召開成立三週年紀念大會時，柯樂滿還代表世界學聯來電祝賀。賀電說；“抗大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的事業，已聞名於世界各國學生團體，並深為他們所欽佩”
抗大在國內外的良好影響，對抗大師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抗大的革命精神與傳統作風一代代往下傳。抗日戰爭勝利後，雖然抗大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宣告勝利結束，但它已為我軍的院校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解放戰爭和建國以後院校教育事業的迅猛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抗大精神永放光輝！
為了發揚抗大的光榮傳統，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我和薛暮橋、邢亦民、彭友今、楊拯民、汪洋、牛克倫、吳凡吾等八位抗大校友聯名致信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建議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前後舉行一次紀念抗大建校五十週年的活動，並提出了紀念活動的具體設想。黨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批示中央宣傳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具體籌辦。經過近一年的籌備，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同五千多名在京的抗大校友以及首都教育戰線的一千多名師生歡聚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集會紀念六月一日抗大建校五十週年。大會由國防大學校長張震主持，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並向曾在抗大學習、工作過的革命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接著，楊得志、孫毅等抗大校友也在大會上講了話，大會開得十分熱烈隆重。六月一日，國防大學舉辦了抗大校史展覽，宣揚了抗大的光榮鬥爭歷史和優良傳統。在紀念大會前夕，我再次回憶起抗大如火如茶的戰鬥生活，激動不已，寫下了憶“抗大”詩一首：五十年前熔爐火，垂暮更在相思中。
老紅萬點盡心血，新綠千重傾忠貞。 “越抗越大”無前例，滅寇滅蔣有奇功。長征接力需精神，抗大傳統照天明。 “老紅”、“新綠”：宋朝楊萬里詩《又合風雨二首》之一曰：“拚卻老紅一萬點，換將新綠百千重”。這裡借“老紅”、“新綠”以喻老一輩和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