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鬥，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這是《抗大校歌》中一句很重要的歌詞。它表達了抗大同志願為革命事業艱苦奮鬥、隨時準備犧牲個人一切的獻身精神，也充分體現了抗大的教育方針。
抗大繼承和發揚我軍一往無前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能堅持戰鬥。一九四四年春，抗大總校太嶽大隊被日軍圍困在山西省介休縣的綿山上，處境十分困難。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好堅持戰鬥和學習，開始時，他們組織小分隊半夜裡去襲擊敵人，奪取糧食。後來，敵人加強戒備，他們為避免無謂傷亡，保存實力，動員全隊同志挖野菜，採樹葉、野果，捕捉野豬充飢，過著原始人般的生活。環境雖然如此艱苦，可是沒有一個人叫苦，沒有一個人動搖逃跑，一直堅持到勝利。
抗大的教職學員不僅具有戰勝困難的頑強毅力，更有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在歷次反“掃蕩”、反磨擦戰鬥中，都打得十分出色，創造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
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日，即我八路軍對日軍發動“百團大戰”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日酋乘我主力部隊在前線作戰的時機，突然從山西黎城、襄垣、武鄉一帶，糾集幾千名日、偽軍襲擊我後方，進行報復性的“掃蕩”，揚言要“消滅共產主義大學”，妄圖一舉消滅我在黎城縣西井、曹莊一帶山區的抗大總校和八路軍總部後方機關。我抗大總校奉總部命令，在洪嶺一帶阻擊由黎城向西井突襲的敵人，掩護總校和總部後方機關以及當地群眾轉移，爭取時間，等待主力部隊進行新的戰鬥部署，殲滅進犯的敵人。
十月二十二日拂曉，由抗大第二團第一營三個連隊和抗大第一團第三連（又稱“青年連”）、第六連以及校部警衛連共六個連隊、五六百人組成的阻擊部隊，在第二團團長郭林祥、軍事主任教員賴光勳、政治處主任傅崇碧等同志的統一指揮下，佔領了洪嶺東南方公路兩側山上的陣地。上午八九點鐘，敵軍在砲火掩護下開始沿著公路向洪嶺我軍前沿陣地發起攻擊。當時抗大的武器裝備很差，每連只有兩挺輕機槍，其餘都是教學用的雜牌步槍，彈藥也很少。戰鬥一開始，敵人即向公路右側第一團六連的陣地和公路左側第二團一、三連的陣地展開猛攻。這三個連隊中老紅軍幹部都佔半數以上，戰鬥力很強。他們不怕敵人來勢洶洶，沉著應戰，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臨下，英勇抗擊，打退了敵人的三次進攻。敵人見攻擊不下，竟殘忍地向我陣地發射“催淚瓦斯”砲彈，借助毒煙發起第四次猛攻。我阻擊連隊發現敵人使用化學武器，馬上用濕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繼續堅持戰鬥，再次打退了敵人的猖狂進攻。這時，太陽已經偏西，我擔任正面阻擊的三個連隊以傷亡二十多人的代價，殲敵五六十人，勝利地完成了阻擊任務，然後邊打邊撤，天黑時全部撤離洪嶺，經曹莊到達三十畝村休息待命。
可是，當我阻擊部隊邊休息邊準備做飯的時候，偵察員報告說，敵人又朝我三十畝村方向推進。這時，第一團第三、六連和校部警衛連已經奉命隨校部撤離三十畝村，只能由第二團一營三個連隊繼續擔任阻擊任務。他們不顧一天來粒米未進，立即佔領三十畝村以南的高地一線，準備給敵人以迎頭痛擊。晚上七點多鐘，狡猾的敵人突然改變過去夜間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動規律，不走大路鑽山溝，由步兵前頭帶路，砲兵牽著馱炮的騾馬隨後，偷偷摸摸地沿著山溝向三十畝村悄悄逼近。我阻擊連隊嚴陣以待，待敵人鑽進我們的火力圈時，一聲令下，打得敵人亂成一團，斃傷敵指揮官以下六七十人。
戰鬥開始時，敵人原以為我們是“土八路”（指游擊隊），當遭到我沉重打擊後，才驚呼碰上“老八路”，慌忙向黎城方向逃竄，洪嶺戰鬥打得漂亮，消滅了一百多個敵人，掩護了校部和總部後方機關及當地群眾安全轉移。
一九四三年秋季晉察冀邊區反“掃蕩”戰鬥中，抗大第二分校陸軍中學六百多名師生奉命就地堅持鬥爭。他們帶領當地民兵機動靈活地展開麻雀戰、地雷戰、伏擊戰，取得了多次戰鬥的勝利，殲敵數百人。有一次，他們偵察得知離駐地三十多公里的赤瓦屋駐有偽蒙疆駐屯軍黑須聯隊的一部和偽軍共約六七百人，每天清早都分成三股外出“掃蕩”、搶糧，早出晚歸。他們掌握了敵人的活動規律之後，連夜派出第四隊一百多名師生奔襲赤瓦屋，拂曉前在赤瓦屋後山埋伏好。清早，兩股敵人先後出動，他們都不驚動敵人，待第三股敵人集合準備出發時，他們才突然開火，打得敵人蒙頭轉向，亂成一窩蜂，死傷數十人，而我卻無一傷亡，創造了長途奔襲的成功戰例。第二分校陸軍中學在戰鬥中，既善於運用機動靈活的戰術，又具有硬骨頭的戰鬥作風。有一天，他們在轉移途中，突然在栗樹槽村與日、偽軍遭遇。在敵眾我寡、地形不利的形勢下，師生們打得十分頑強，有的兩條腿被打斷仍堅持戰鬥，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有的下顎被炸掉還頑強抗敵；有的拉響最後一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當三個敵人包圍學員鄭洪年時，他英勇地拉響手榴彈撲向敵人，把敵人炸死，自己也負了重傷，後為我打掃戰場的同志救活，軍區特授予“戰鬥英雄”稱號。這次戰鬥，雖然付出了犧牲十四人、傷十餘人的血的代價，但一被俘，還殲敵數十人，粉碎了敵人的搜山陰謀，掩護了隱蔽在附近山溝的數千名群眾和地方乾部，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譜寫出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戰歌。
在反磨擦戰鬥中，抗大師生也表現得十分英勇。一九四一年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出動二十萬兵力，與日、偽軍互相配合，進攻我新四軍第四師活動的豫皖蘇邊區。五月二日晚，抗大第四分校奉命隨新四軍第四師第十一旅通過安徽省宿（縣）蒙（城）公路日、偽軍封鎖線，轉移到蒙城北面的苗莊待命東進。不料，三日清晨突然發現國民黨頑固派李品仙部兩個騎兵團正渡過渦河向我苗莊逼近，情況十分危急。教育長劉清明從全局考慮，令第一大隊一隊箝制敵人，掩護校直屬隊和女生隊向十一旅靠攏。一隊是軍事隊，一百一十多名學員都是部隊選送的營、連乾部，其中還有十幾名老紅軍幹部，戰鬥力很強。但這一帶是平原地區，有利於敵騎兵運動，對我非常不利；而且戰鬥剛打響，扼守村口的全隊唯一的一挺機槍就出了故障，火力大大削弱。面臨一場激戰，一隊同志堅定沉著，發揚“有我無敵”、“人在陣地在”的大無畏精神，以屋頂、樹乾和牆基為依托，用步槍、手槍和手榴彈頑強地抗擊敵人。激戰一個多小時後，全隊傷亡很大，彈藥也耗盡了。在這危急時刻，指導員楊致平帶著以紅軍幹部為主組成的手槍班，甩掉手槍，接過犧牲同志的步槍，帶頭跳下屋頂，與敵人展開白刃格鬥。霎時，士氣大振，同志們個個猶如猛虎撲食，刺刀見紅，在麥地裡與敵人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殊死搏鬥，終於勝利地完成了阻擊任務，掩護校部直屬隊和女生隊安全轉移。此時，因敵眾我寡，一隊的絕大多數同志都壯烈犧牲，只有指導員楊致平等幾個重傷的同志在敵人撤走之後，校部派人打掃戰場，才被搶救回來。抗大第四分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五月的反“掃蕩”和反磨擦戰鬥中；全校傷亡達二三百人，損失很大，但師生們經受了一場嚴峻的戰鬥考驗與鍛煉，更加堅強了。
抗大十分重視氣節教育，要求人人樹立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高尚情操。一九三九年九月，總校挺進敵後通過同蒲鐵路封鎖線時，第三梯隊遭到日軍襲擊，少數區隊被敵人沖散，有的同志不幸被俘。在這生死考驗的關鍵時刻，同志們表現無比堅貞，指導員常柏等同志英勇地用磚頭砸死敵人哨兵逃離虎口；有的同志在被敵人押往太原的途中，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跳離火車脫險；趙德馨等六位同志被敵人殘酷地用鐵絲把雙手、耳朵貫穿在一起，押往太原，他們忍著鑽心的疼痛，傲視敵人，寧死不屈，壯烈就義。
一九四一年八月，日、偽軍對我晉察冀邊區進行空前殘酷、持久的秋季大“掃蕩”。抗大二分校決定孫毅校長帶領直屬隊和抗二團留在韓信台一帶山區與敵人周旋，由我帶領抗一團越過敵人平漢鐵路封鎖線到冀中地區與抗三團匯合，繼續進行教育訓練。我與抗一團團長唐凱、政治處主任傅崇碧率部冒著敵人林立的碉堡封鎖和鐵甲車日夜巡邏的危險，先後兩次試圖越過封鎖線均未成功，好不容易第三次才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入冀中平原。可是，隊伍剛到冀中的定縣“油味村”隱蔽休息僅半天，傍晚，哨兵突然來報告：敵騎兵向“油味村”方向逼近。我立即命令部隊分散隱蔽到附近的青紗帳裡，待部隊疏散開後，我才和唐凱帶著五六個機關幹部在離村莊不遠的一片玉米地裡隱蔽下來。不久，敵騎兵已分兩路從東往西逼近，把我們隱蔽的青紗帳夾在中間，兩邊的敵人距離我們都不足一百公尺，人聲、馬蹄聲聽得很清楚，在這萬分危險的時刻，不料，分散隱蔽在離我們不遠的冀中部隊騎兵連的一匹戰馬因受驚動而嘶鳴起來。敵人聽到馬鳴聲，立即停下腳步四外張望，有的還咋咋呼呼地喊叫：“哪里馬在叫喚？”“八路的，我們看見了，快快出來投降。不出來？開槍了，統統的死了死了的！”我心裡明白，敵人是在嚇唬我們，如果真發現我們，早就衝進來了；但是，目前的處境確實危險，如果敵人判定馬嘶聲的方向，闖進這片青紗帳，勢必有一場惡戰，由於敵眾我寡，犧牲在所難免。所以，我示意周圍的唐凱等幾位同志向我靠攏，壓低嗓門嚴肅地對大家說：“眼前的情況十分危急，敵人如果闖進青紗帳來，我們一定要堅決地打，能消滅他多少就消滅他多少，留下最後一顆子彈給自己，決不當俘虜，這是對我們每個黨員、革命戰士的考驗！現在，大家分頭先把文件堅壁起來，準備戰鬥！”同志們聽了我的話後，沒有多言語，只是堅定地點了點頭，向身旁的同志握一握手，以示“告別”，便分頭進行戰鬥準備去了，這時，我又單獨交代身邊的警衛員，要他多留兩顆子彈，檢查一遍是不是大家都犧牲了，萬一有負傷還沒有犧牲的，要補上一槍，最後再自殺。他會意地點了點頭，便深情地緊靠著我，臥倒在我的身旁。不一會兒，出乎意料之外，我們的戰馬嘶鳴引起了連鎖反應，南路、北路敵人的騾馬也此伏彼起地嘶鳴起來，片刻，青紗帳南北的馬嘶騾嘯聲便混雜一氣，分不清哪裡有馬嘶鳴。大概是敵人誤認為剛才第一聲馬嘶是自己部隊的騾馬在叫喚，也就不再生疑，放心地繼續向西而去，我們也才轉危為安。這次與敵遭遇雖然化險為夷，但在生死考驗面前，大家那種臨危不懼、不怕犧牲的精神和勇氣仍是十分可貴的。
一九四一年十月，秋季反“掃蕩”鬥爭勝利結束後，晉察冀軍區把“狼牙山五壯士”中倖存的葛振林、宋學義兩位英雄送到我們抗大二分校陸軍中學來學習。我們召開了全校人員參加的歡迎大會，宣揚他們的英雄事蹟，號召全校師生向“狼牙山五壯士”學習，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掃蕩”鬥爭中，抗大第二分校抗三團的同志們在日、偽軍的圍捕“清剿”中臨危不懼，餐風露宿，忍飢挨餓，頑強地堅持戰鬥，有的堅貞不屈，英勇犧牲。軍事教員崔家河被敵人包圍，堵在茅廁裡，他拉響手榴彈與搜捕他的敵人同歸於盡。學員王安福是黨支部委員，身負重傷後唯恐所帶文件落入敵手，便用自己的鮮血把文件浸濕搓碎，最後停止了呼吸。共產黨員董志森帶領文印組隱蔽在獻縣宋房子村，突然被敵人包圍，他掩護大家突圍，連甩出兩顆手榴彈，炸死三個敵人，自己不幸被敵人的刺刀刺中心臟，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此時，隱蔽在他身旁的炊事員老鄭怒不可遏，舉起大鐵鏟砍殺刺死董志森的日本強盜，自己也倒在血泊中、英勇犧牲。第三大隊二中隊趙副隊長和通信員小周在過鐵路封鎖線時迷失方向，不幸被捕，敵人嚴刑逼供大部隊的去向，他咬緊鋼牙，一語不答，寧死不屈，就義前還奮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必勝！”“中國共產黨萬歲！”抗大第四期女生隊學員、共產黨員張露萍（原名餘碩卿）在一九三九年秋被黨秘密派回四川工作。她與戰斗在國民黨“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的六個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不久，他們七個人不幸全部落入魔掌，先被囚禁在重慶“中美合作所”，後被轉送“軍統”的息烽監獄。張露萍身陷囹圄鬥志益堅，不管特務如何刑訊逼供或利誘收買，她始終守口如瓶，不洩露黨的一點機密，頑強地堅持鬥爭四年多，直至一九四四年冬英勇就義，年僅二十四歲。
在抗日戰爭中，抗大同志英勇犧牲、壯烈就義以及在艱苦鬥爭中鞠躬盡瘁，被飢餓、疾病奪去生命的烈士數以千計。為了紀念這些為抗戰勝利、民族解放而獻身的烈士，一九四二年夏天，我們抗大二分校在河北省靈壽縣韓信台與大莊之間的樹林裡修建了一座“抗大烈士紀念碑”，在高大的花崗岩石上鐫刻了二分校過去三年間在戰鬥中、工作中犧牲的烈士芳名錄；孫毅校長親筆題詞：“烈士之血，革命之花”；我也題下了“抗大之光，民族之光”八個大字，表達了我們緬懷英雄、敬仰先烈的心情。紀念碑落成那一天，全校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革區聶榮臻司令員還親臨會場，並向全校師生講了話，宣揚烈士的英勇獻身精神，號召全校師生向烈士學習。揭幕儀式十分莊嚴、肅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悲悼、痛楚的眼淚，因為在烈士芳名錄中鐫刻著一位我的親密戰友——我的妻子胡翼同志的名字。她出生於湖南省湘西永順縣一個土家族農民的家庭，自幼勤奮讀書，中學時接受黨的教育，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八年毅然跋涉千里投奔延安，進入抗大第四期學習，一九三九年四月畢業後與我結婚。她表面看來很文靜、溫順，待人也很誠懇，實則外柔內剛，內心頗為倔強。她對工作對事業兢兢業業，好勝心很強，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總校從延安挺進晉察冀敵後辦學，她雖已懷孕，仍不願留在校部機關行軍隊伍中受到照顧，甚至連背包也不肯讓我的騾子幫她馱，始終堅持與學員隊一起背著背包行軍，直到九月底到達河北省靈壽縣的陳莊駐地，歷時兩個半月，行程二千五百餘里，渡黃河、越封鎖線，都頑強地堅持下來。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調任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胡翼不願留在二分校工作，認為同我在一個單位工作，成了領導幹部的家屬，同志們處處會照顧她，自己工作也要謹小慎微，不敢放手大膽工作，還是分開為好。於是，請求組織把她安排到陳莊附近的農村小學當教師。她去農村既教書又開展群眾工作，頗得群眾的信任和愛戴。一九四零年春，我們生了一個男孩，她非常高興，給他取名“卜克”，這是英文“Book”的諧音，意思要他長大後好好讀書，為建設新中國貢獻智慧才華。她帶著小卜克住在農村，同群眾生活在一起，非常清苦儉樸，只有星期六放假時才到校部來。我們夫妻過著幸福、和諧的生活，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反“掃蕩”即將勝利結束的時候，她因懷孕第二個孩子將要臨產，隱蔽在群眾家中，分娩時沒有條件好好消毒接生器械，得了“產褥熱”，沒幾天時間就連初生女兒一起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當時我還帶著抗一團挺進冀中地區進行教育訓練，她臨產時我無法照顧她，甚至臨終前也來不及見她一面，直到我從冀中返回分校後才得知這個不幸消息。我真後悔，臨去冀中之前沒能把她安頓好，但是，在那戰火紛飛的環境中，醫療衛生條件那樣差，即使我在她身邊又能有什麼回天之術呢？不久，我的兒子卜克又傳染到白喉，也夭折了，真是雪上加霜，對我的打擊太大了。這時，我站在烈士碑前，悼念抗大的戰友，追思與胡翼的一段夫妻恩情，霎時，胸中燃起了對日本侵略者破壞我和億萬同胞幸福生活罪行的熾烈怒火，更下決心為報國仇家恨而狠狠地打擊敵人！
這座“抗戰烈士紀念碑”雖然在此後日、偽軍大“掃蕩”時被破壞了，現在僅留下一幅珍貴的照片，但那萬人敬仰的豐碑卻永遠聳立在我的心間，先烈們的英雄業績和革命精神將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