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親手製定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為抗大繼承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培養良好的革命校風指明了方向，它也成為抗大師生養成優良作風、抵制歪風邪氣的座右銘。
抗大師生來自四面八方，有老幹部也有新幹部，有工農幹部也有知識分子乾部，有本地干部也有外來幹部，但大家情同手足，親密無間，猶如一個團結友愛的大家庭。當時延安的機關、學校都有個晚飯後散步的習慣。每當夕陽輝耀著山頭塔影的時候，抗大師生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斜照的延水河畔，沿著蜿蜒起伏的山間小道和古老城牆，或指點江山，或縱情高歌；或談古論今，或研討切磋，到處充滿著戰友的溫情，到處是一派盎然的生機。特別是延水岸邊一處刻首“宛如雲霞”四個大字的長方形石窟，頂部岩石經過千百年風化，自然呈魚鱗狀，當它被落日的餘輝染紅，酷似晚霞，與延水氾起的粼粼波光相輝映，顯得分外絢麗。許多青年很喜歡攀上此處古蹟勝地，俯瞰如帶的延河滾滾奔流，心潮起伏，都情不自禁地吟詩作賦，抒發革命情懷，互相鼓勵，要攜手並肩為拯救中華而奮鬥。而今，許多抗大同志還經常追憶“宛如雲霞”古蹟上的激揚文字，懷念那豪情滿懷的如花年華。
抗大有著親密的內部團結，上下級關係十分融洽。當時各級領導幹部經常深入基層，找幹部、學員談話；學員們也經常到領導同志和乾部、教員的宿舍串門，大家促膝談心，談學習，談工作，談思想，都是赤誠相見，毫無拘束，不存戒心，可謂心心相連。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總校挺進敵後的征途上，每當過封鎖線時，羅瑞卿副校長總是走在隊伍的前頭親自指揮，組織人員扶助女同志和生病、體弱的同志。他那種關心群眾、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難忘。當時機關的作風也很好，基層幹部或學員到校部來，無論白天黑夜，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和機關幹部們都笑臉相迎，熱情接待，倒上一碗開水，請他們坐在炕頭上就談起來，能幫助解決的困難盡快幫助解決，使大家感到像回到家裡一樣溫暖。
“擁政愛民”是我軍的優良傳統，也是我軍建軍宗旨的具體體現。平時，抗大經常組織教職學員幫助群眾生產，抗災救災，防病治病；在反“掃蕩”勝利後，又幫助群眾修復被敵人燒毀的房屋，重建家園，在斗爭中建立了魚水深情。因此，群眾把我們看做自己的親人，積極支援我們作戰，使我們到處都有“堡壘村”、“堡壘戶”，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立於不敗之地。一九四一年八月敵人“掃蕩”冀中時，剛招生組建的抗大第二分校附設中學遭到敵人包圍，在危急情況下，領導決定把這些年僅十四五歲的學生化整為零，分散隱蔽。附中二隊的一百二十餘人，找到安國縣崔章村的干部，村幹部就把他們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中。鄉親們說，這些孩子就和我們親的孩子一樣，有我們在就有這些孩子，即使豁出命去，也要保全他們。直到反“掃蕩”結束，我們才把這些學生集合起來，沒有一個人受到損害。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掃蕩”時，抗大第二分校第三團（簡稱“抗三團”）的第二大隊，由武強縣向東突圍，要過津浦路，過運河，但運河溝深水滿，鐵路沿線敵人崗哨重重，鐵甲車來往巡邏，這道封鎖線難以通過。正在危難之際，一位老鄉挺身而出，冒著危險為部隊引路，安然通過了封鎖線，脫離了危險。抗三團團直機關女同志孫樹棠隱蔽在深縣護駕池村一位老大娘家中。一天敵人突然包圍村莊，把村民都集中到廣場逐個盤查，尋找八路軍。房東大娘怕孫樹棠的外鄉口音被敵人查出，急中生智，示意她女兒把懷抱裡的嬰兒推到孫樹棠的懷抱裡吃奶，掩護她脫險。抗三團政治教員衛民在敵人搜捕時，拉響手榴彈炸死了敵人，自己也身負重傷，昏迷中被群眾搶救，隱蔽在滄石路邊一位開飯館的老大爺家養傷。這位老人慷慨豪爽，每天給他吃雞蛋白面，直到傷愈歸隊。類似事例，不勝枚舉。這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抗大的團結並不是“一團和氣”，對於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對於一些同志的缺點、錯誤或不良傾向，大家都能站在黨性的立場上，開展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違法亂紀的行為，更不姑息遷就。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傍晚，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向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求婚遭到拒絕，竟開槍把她打死，犯下了殺人罪行。當時有的同志認為黃克功是個紅軍老幹部，長征中立過戰功，年輕能幹，應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但抗大領導和大部分乾部都認為，任何人都要服從法律，什麼才能、功勞、地位都不能阻擋依法制裁。校領導當即將案情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將黃克功開除出黨，並經法院判決，處以死刑。這件事從延安傳到西安、太原等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人們異口同聲地稱讚：共產黨、八路軍不諉罪，不枉法，公正無私，紀明法嚴！
抗大為了把學員培養成我軍的骨幹，模範的軍人，從學員入學的第一天起，就從嚴格軍事生活入手，培養他們雷厲風行的戰鬥作風。每天從起床到熄燈，出操、上課、討論、演習、晚點名，生活即緊張又有節奏。當時住宿的窯洞雖很簡陋，但內務衛生都搞得很好，使來校參觀的同志和國際友人都讚嘆不已。
抗大的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但抗大師生卻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朝氣勃勃，愉快活潑。當時抗大群眾性的文化體育活動是聞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從晨曦初照到星月當空，操場上、課堂裡、行軍途中、勞動工地，哪裡有抗大的隊伍，哪裡就有嚎亮的歌聲。每逢集會、上大課的休息時間，各隊拉起歌來，更是情緒熱烈，鬥志昂揚。戰鬥的歌聲此伏彼起，叫人熱血沸騰。各學員隊的“救亡室”（即俱樂部）經常出牆報，教唱革命歌曲，組織文藝晚會，開展球賽和軍事體育活動，搞得有聲有色，熱氣騰騰。總校文工團和各分校的文工隊、劇社，是一支支文藝輕騎隊，他們不僅為學校教學服務，還深入各部隊和根據地，創作並演出許多富有戰鬥性、藝術性的好節目，對普及文化藝術、促進根據地的文藝繁榮起了很好的作用。當年劉伯承同誌曾稱讚說：“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氣昂昂，又說又唱，歌聲嘹亮；走到哪裡，哪裡變了樣。”
良好的作風是戰鬥力的重要因素。抗大所以能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越抗越大，優良的傳統作風確是一股無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