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陝北延川縣大相寺村召開了團以上乾部會議（即“大相寺會議”），總結抗日先鋒軍“東征戰役”的經驗。同時，為了鞏固陝甘根據地，向西發展，擴大紅軍和抗日根據地，並向南打通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聯繫，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五月十八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二十八軍、第二十九軍、第八十一師以及騎兵團共一萬五千餘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鶴亭任參謀長，劉曉任政治部主任，率部西征，向甘肅、寧夏進軍。
五月下旬，我剛參加“大相寺會議”返回紅四師十一團不幾天，就接到軍委調我任紅八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參加西征的命令。紅八十一師係原堅持陝甘根據地鬥爭的紅二十六軍縮編而成的，部隊成員大都是陝北的翻身農民，政治覺悟比較高，而且經過幾次反“圍剿”鬥爭的鍛煉，吃苦耐勞的精神很好，有一定的戰鬥力。師長賀晉年、政治部主任李宗貴都是陝北人；政治委員張明先是原紅十五軍團的干部。西征前夕，賀晉年、張明先都調抗日紅軍大學學習，李宗貴繼任政委。為了加強對八十一師的領導，軍委先後從第一方面軍抽調了文年生、李壽軒和我，以及幾個團級幹部到八十一師工作。文年生任師長，李壽軒任參謀長。
我接到調令時，八十一師已同十五軍團、騎兵團合編為右路軍，隨西方野戰軍指揮部從延川到新城堡集結。文年生和我一道連忙追趕部隊。我們剛到新城堡，李宗貴政委就熱情地向我們介紹情況，並親自主持召開了全師指戰員參加的歡迎大會。文年生師長和我都在會上講了話，整個會場充滿著團結戰鬥的氣氛。這個大會也可以說是一次西征的動員大會。
五月二十七日，右路軍紅十五軍團主力從新城堡出發。二十八日，七十三師襲佔寧條梁（今梁鎮）；七十五師攻擊安邊未克，繼續西進，由七十八師圍困安邊。這時，我剛到新城堡不幾天，八十一師又隨野戰軍指揮部進駐寧條梁待命。我們師就利用這個時機開展戰備訓練，並對部隊進行形勢任務教育，反复闡明西征的重大意義，鼓舞士氣。在教育中，我們根據安邊、定邊地區系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這個特點，以及長征途中經過回民區時的工作經驗，著重對部隊進行民族政策和群眾紀律的教育，重申“禁止駐紮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葷，禁止在回民中打土豪”等“禁令”；要求部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特別是要尊重回族同胞的風俗習慣，例如：不准在回民面前說“豬”字，不准借用回民的餐具，不准帶豬肉進入回民的家等等。部隊經過教育訓練，鬥志更加昂揚。
六月十日，西方野戰軍根據軍委指示，決定右路軍主力紅十五軍團（暫缺第七十八師）繼續向西南推進，奪佔小台子、萌城、豫旺縣城及其以北地區，並以一部分兵力進占同心城。另由紅二十八軍同我八十一師以及騎兵團組成中路軍（又稱北路軍），擔任奪取安邊、定邊、堆子樑等地，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邊、鹽池，北至綏遠（今內蒙）地界，東與老根據地連接這一廣大地區內進行赤化工作的任務，並準備消滅敵人的增援部隊。為加強中路軍實力，軍委決定我八十一師接替紅七十八師圍困安邊、打擊援敵的任務，令紅七十八師暫配屬中路軍向西發展，待完成奪取定邊、鹽他的任務後，再歸回紅十五軍團建制。
六月十六日凌晨，紅七十八師乘敵不備，一舉襲佔定邊城，全殲馬鴻逵部守敵；二十一日三時，又乘勝前進，在騎兵團配合下，攻占鹽池，全殲馬鴻逵部守敵兩個騎兵連和民團共二百多人，繳槍二百多支，戰馬二百多匹，給反共頑固派馬鴻逢以有力的打擊。在此期間，我師再次攻擊安邊又未奏效。
安邊位於陝北的西部，與寧夏、綏遠地區為鄰，它北緊靠古長城，西近定邊，是我西征軍與陝北老根據地往來交通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安邊城很小，城牆堅固，守敵國民黨第八十六師高雙成部約一個團，兵力充足；而我八十一師只有第二四二、第二四三團兩個團（欠第二四一團），兵力僅千人左右，又缺攻堅火器。而且安邊城四周都是沙漠，地勢開闊，不能構築工事。所以，安邊雖小，卻是一塊“硬骨頭”，非常難啃。紅七十五師和我八十一師先後攻擊兩次均未攻克，後來，野戰軍指揮部根據實際情況改令我師“圍城打援”。
六月二十四日，國民黨第八十六師高雙成部駐陝北橫山的一個團，奉命向西推進，企圖解安邊之圍，以控制我軍這條交通線。橫山距安邊不過二百多公里，按一般行軍速度，四五天就可以趕到。但高雙成部是一支地方雜牌部隊，軍事素質差；而且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已經伸向華北，危及了西北地區的安全，國民黨軍隊中一些稍有愛國之心的官兵，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已感不滿，對打內戰也已厭煩，所以，這個團在途中磨蹭了近二十天，七月十三日才到了安邊城外。
敵援姍姍來遲，我師以逸待勞。戰前，全師進行了充分的政治動員，提出了具體的戰斗口號。我們對圍城的連隊提出：“勇敢堅定，不讓敵人突圍！”對打援的連隊提出：“沉著應戰，堅決把敵人打回去！”“堅守陣地，一槍消滅一個敵人！”各黨支部、黨小組也召開會議，保證發揮模範作用，帶領群眾完成戰鬥任務。經過戰前動員，全師上下求戰情緒十分迫切，都要爭取戰場立功。
當時，安邊城四周雖是一片沙漠，無法構築工事，但從安邊城北轉向東南方向延伸的古長城，經過千百年的風沙侵蝕、掩埋之後，仍然依稀地露出一線古長城遺址，宛如一條長蛇般婉蜒起伏於沙漠之中，勉強可作為我們防禦的依托。戰鬥發起前，文師長考慮到，如果讓安邊守敵突圍，與援敵互相配合，我師將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因此，他部署小部分兵力，並配置了幾挺輕重機槍封鎖安邊城門，防止守敵突圍，前後夾擊我師；而以大部分兵力佔據古長城一線，抗擊來援之敵。
高雙成部開始發起攻擊時，來勢洶洶，從東往西進攻，企圖一舉沖垮我師防線，與安邊守敵會合。他們先以猛烈的人力向我射擊，接著，當官的驅趕著當兵的喊“衝”、喊“殺”向我陣地湧來。我師佔領有利地形，敵軍在沙漠中的行動完全暴露在我視線和射界之內。文年生師長平時老成持重，對人和氣，很受戰士們愛戴；打起仗來非常冷靜、沉著，經常親臨第一線，靈活、果斷地指揮，表現十分英勇。李宗貴政委是從連隊鍛煉成長的干部，平時練就一手好槍法，打仗時邊指揮邊參加戰鬥，經常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步槍，親自消滅敵人的指揮官和機槍手等重要目標，很有一股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文師長、李政委、李參謀長和我一起都在陣地上指揮，適時提出一些鼓動口號，激勵鬥志。表面看來，敵人火力雖猛，喊“殺”聲也大，但大都或疲憊厭戰、或貪生怕死，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前進速度十分緩慢。當他們接近我陣地時，我軍以突然而又猛烈的火力還擊，他們馬上掉頭往後跑。就這樣，我們從上午到傍晚，打退了援敵幾次進攻，安邊城內的敵人也不敢出城。晚上，援敵就悄悄地退回堆子梁去了。
擊退援敵之後，不幾天，我接到西方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劉曉來電，要我馬上到定邊野戰軍政治部去一趟。我催馬趕到定邊城。劉曉主任告訴我，我軍攻克定邊、鹽池以後，在這一帶宣傳抗日救國，政治影響很大。西北民族委員會蒙族工作部部長高崗在綏遠地區蒙族首領中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已取得成效。現在，蒙族首領派人來聯絡，要同我們結盟，聯合抗日。這是一個很好的統戰機會，今後，八十一師可能進入綏遠地區，開展赤化工作，所以特地請我到定邊，一起同蒙族代表結盟。
蒙族同胞長年的游牧生活，使他們猶如那無邊的草原，養成了坦蕩、豪放的博大胸懷和不畏冰雪、不懼風暴的堅強性格。蒙族的結盟同漢族“拜把子”的性質類似，一旦結為兄弟，就要一生同甘共苦，真誠相助。這次結盟，我軍方面有劉曉、高崗和我；蒙族同胞方面有蒙族首領的四名代表。
結盟儀式是按蒙族風俗隆重舉行的。首先每個人報出自己的生辰，然後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長者為兄，年幼者為弟。當時一位蒙族同胞年紀最大，尊為大哥：我年紀最小，排行老七。儀式開始後，由我用銅臉盆端來一盆清水，送到大哥面前，大哥從長袍裡掏出一塊銀元，輕輕地投入盆中，然後在銅盆中洗手。接著，從老二到老六依次洗手，但不再投入銀元。最後輪到我洗完手，又端著銅盆到大門口，把那塊銀元撈上來，揣進懷裡（銀元歸小弟所有），再把洗手的水潑到院牆上。大家都洗完手，表示身心潔淨，永結同心。
儀式畢，擺上酒宴，縱情痛飲同心酒。這次酒宴十分豐盛，不僅有牛羊肉，還有海參、魚翅之類的海味佳餚。聽說海參等高級海味是從馬鴻逵部隊中繳獲的勝利品，我第一次嚐到海參，感到特別鮮美。蒙族兄弟酒量之大確是驚人。我喝了幾口白酒，臉就通紅，而他們每人至少喝一斤多白酒，邊喝邊唱，手舞足蹈，似醉非醉，越唱興致越高，顯露出蒙胞豪放不驁的特殊性格。
這次結盟是我西方野戰軍統戰工作的成果。可惜不幾天，我八十一師即奉調甜水堡待命，我未能繼續與蒙族同胞聯繫。此後，戎馬倥傯，天各一方。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們進軍綏遠、解放包頭時，我也曾打聽過這幾位結盟的蒙族同胞的下落，但因事隔多年，名字也忘記了，無從查尋。
七月下旬，我師奉命將圍困安邊的任務移交紅二十八軍，西進至甘肅、寧夏交界的甜水堡休整待命，準備迎接第二、四方面軍會師。甜水堡顧名思義是該堡有甜水而聞名。黃土高原地區，許多地方山溝裡流出來的水，看起來清澈晶瑩，十分喜人，可是一喝，又苦又澀，還帶有一股硝磺味，根本入不了口；勉強喝幾口，過一會就拉肚子。所以當地老百性全靠挖水坑在雨季時積存點雨水、雪水吃用一年，真是滴水貴如油。部隊駐紮這些地區，為了不與群眾爭水，經常要派公差到很遠的山溝去找積水坑，舀點甜水回來做飯。現在進駐甜水堡，有了甜水，部隊情緒特別高漲。
八月一日，是建軍九週年紀念日，全師在甜水堡開了個運動會，有各連之間的拔河比賽，有跳高、跳遠、單雙槓等田徑比賽，有武裝賽跑、射擊、投彈、刺殺等軍事體育比賽，還有紅軍自己創造的“時事、政治問答，識字算術賽跑”，即運動員先跑一百米，再解答好幾道時事、政治題或寫好幾個生字、做好幾道算術題，最後再跑一百米到終點，把學習政治、文化與體育活動巧妙地結合起來。運動員們在競賽場上，像上戰場似地拼命爭奪冠軍，雖然場地不好，一些規則也不那麼嚴格，但大家表現的那種虎虎生氣，確是一次部隊戰鬥力的檢閱。
八月份，我師在甜水堡邊整訓邊開展群眾工作。八月三十一日，野戰軍指揮部發出了繼續向西發展的命令，九月上旬，我師又從甜水堡出發，向寧夏豫旺堡西南的李旺堡進軍。
李旺堡位於清水河西岸，當時正是枯水季節，河水很淺，河灘開闊；李旺堡的城牆又比較高，駐守在城內的國民黨馬鴻賓部第三十五師一個騎兵團居高臨下，守住這座小城。紅軍要攻城就必須通過幾百米的河灘開闊地，才能涉水按近城垣。所以，我師領導幹部察看地形之後，一致認為：李旺堡城堅兵力足，地形有利，而我處不利地位，且缺少攻堅武器，只宜智取，不宜強攻。
在作戰會議上，文師長、李政委談了智取的意見，我也談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孫子兵法》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不戰而使敵人屈服，才算得上高明中最高明的。我認為大家提出來的智取確是上策，因為馬鴻賓雖然聽命於蔣介石，反動立場比較頑固，但多數回族官兵的民族自尊心較強，傾向於抗日，不願當亡國奴；而且，在我西征軍剛進入寧夏時，馬鴻賓部曾在環縣、曲子鎮一帶遭到過我紅一方面軍的打擊，見我紅軍還心有餘悸。加之，他們現在困守孤城，孤立無援，惶恐不安，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彭德懷司令員指出的：'一句口號抵十顆子彈'。只要我們遵照中央關於開展敵軍工作的指示，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做好統一戰線工作，是可以化敵為友，爭取和平解放李旺堡的。”
師黨委研究同意我的建議後，我便把第二四二團政委譚冠三、總支書記王學禮，第二四三團政委羅元忻、總支書記李漢生和師宣傳科長胡保順、破壞科長（即敵工科長）袁林找來，傳達了師黨委智取李旺堡的指示，要求兩個團回去發動群眾，積極開展對敵政治攻勢。
群眾發動起來，辦法就多了。一時間全師上下齊動手，有的做紙話筒、雕弓箭，有的紮風箏、糊“孔明燈”，有的寫標語，印傳單，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兩天便做好了政治攻勢的準備工作。戰士們紮好風箏，把傳單捆在風箏尾巴上，然後點上香火，當風箏順風飛到李旺堡上空時，香火燒斷了捆傳單的細絹子，五顏六色的傳單便“天女散花”似地飄落到李旺堡城內。不過，開始放風箏時由於經驗不足，香火大短，有的風箏還沒有飛臨李旺堡上空便中途散落了。第二天，我親自去察看傳單飄落的情況，指導各團改進操作，這種“政治砲彈”很快地就幾乎百發百中了。
更有趣的是放“孔明燈”。相傳三國後期諸葛亮臨終前唯恐自己死後“帥星”殞落，被魏國大將司馬懿發覺，前來進攻，就派人用竹蔑扎個三尺左右直徑的園圈，做個六七尺高封了頂的紙筒子糊在竹圈上，竹圈正中用鐵絲捆上一團破布，沾上油，然後點著火，利用油煙的上升力，使紙燈飛上夜空，就像天空中仍掛著一顆“帥星”一樣。當然，這是民間傳說，不一定是事實，但民間在中秋之夜燃放“孔明燈”的習俗各地都有。戰士們便利用“孔明燈”作為政治攻勢的工具，順風放到李旺堡城內去。馬鴻賓的官兵仰望夜空觀賞“孔明燈”，也就能揀到飄撒下來的傳單了！
我還通過師宣傳隊帶動各連隊宣傳組，白天深入周圍村莊宣傳抗日，夜深人靜時，則在武裝掩護下抵近李旺堡城外的清水河灘，對城內守軍喊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槍口對外，聯合抗日！”喊一會幾活，又唱幾首抗日歌曲。宣傳隊員劉占榮等同志都是一些十三四歲的“紅小鬼”，唱起歌來特別動聽。城內守軍屏息靜聽，句句撥動了他們的心弦，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有時宣傳隊還把傳單、信件扎在沒有箭鏃的箭桿上，射上城頭。
突然，城堞上傳下話來：“狗來了！”接著，又“叭、叭”響了兩聲清脆的槍聲，打破了深夜的靜寂。宣傳隊員們知道，國民黨特務機關為了加強對非嫡係部隊的控制，每個團都要派幾個“藍衣社”特務監視。下層官兵對這幫特務十分痛恨，背地裡都叫他們“走狗”。所以，當特務出來巡視時，城堞上的馬鴻賓士兵就這樣向紅軍報警。宣傳隊接到警報後，馬上暫停宣傳，就地隱蔽，待城諜上又通知：“狗跑了，再唱個吧！”宣傳隊才又接著宣傳。
我們接連宣傳了幾天。開始時，城內的守軍只有當兵的悄悄地聽宣傳、看傳單，後來，下層軍官和營、團長也來聽，越聽越感到紅軍講的話在理，對紅軍的態度也越來越友好了。
我將情況向師黨委匯報，大家都認為：是火候了，便由我執筆寫了一封致敵騎兵團馬團長和全團官兵的“公開信”，並交代破壞科長袁林派人把這封信送出去，再帶上幾頭羊作為禮物。第二天傍晚，袁科長派人牽了幾頭肥羊，帶著“公開信”送到清水河灘上，把栓羊繩壓在一塊大石頭下，再用一塊小石頭把信壓在大石頭上，就返回我們的陣地。
我寫的這封“公開信”大意是：日寇猖獗，生靈塗炭，中國人民正處於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我軍奉命西進，宣傳發動群眾一致抗日，希望貴軍以“兄弟閱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不要聽命於蔣介石打抗日紅軍，而應同紅軍一道聯合抗日。同時指出，李旺堡已在我抗日軍民的包圍之中，要求貴軍自動退出李旺堡，返回原駐地，我軍保證貴軍人身安全，並將熱烈歡送。果然，不一會李旺堡守軍就派人涉水過河灘來牽走了羊，帶回了“公開信”，第二天馬上派了代表過河同破壞科長袁林談判，同意撤離李旺堡。
馬鴻賓部騎兵團撤走的那天早晨，天空格外晴朗，初升的太陽映照著清水河和寬闊的沙灘，河水波光粼粼，河灘金光閃閃，使清水河兩岸更顯得寧靜、平和。我察看了一遍清水河兩岸的動靜，沒有發現異常現象，便派出一部分部隊徒手列隊在清水河東岸的沙灘上（另大部分部隊仍作好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同時，將各連的司號員都集中起來，臨時組成一支軍樂隊。當李旺堡守軍騎兵團大開城門整隊出城，沿著河西岸向南撤走時，我軍樂隊立即在河東岸吹起了友好、莊重的禮號；列隊的戰士們敲鑼打鼓、呼口號，表示熱烈的歡送。騎兵團的官兵見我紅軍真誠相待，很受感動，走出很遠還停馬回頭向我軍頻頻揮手告別。
我們送走馬鴻賓的騎兵團後，馬上集合部隊進駐李旺堡休整待命，並利用這個時機，深入市鎮和附近村莊，放手發動群眾，擴大紅軍。九月下旬已是深秋季節，秋風瑟瑟，氣溫日降，是到了應給部隊準備越冬被服的時候了。黃土高原雖不產棉花，但盛產羊毛，我們便根據指揮部的指示，就地取材，發動全師指戰員捻毛線，織毛衣、毛襪、毛手套，戰士們大都是陝北的莊稼漢出身，按舊的傳統觀念，紡紗撚線是婆娘們幹的活，所以，開始動員時都不願意幹；而且拿慣了鋤把、槍桿的手，幹撚線織羊毛的活也確實彆扭，笨手笨腳的，撚線粗細不勻，織毛衣針法混亂，摔紡舵、折毛針，罵罵咧咧的現象普遍存在。但是，經過反复說服教育，大家明白撚線織羊毛，暖暖和和過冬，保證身體健康，也是為了抗日，為了革命。大家思想通了，加之積極組織互教互學，開展革命競賽，便很快掌握了要領，越乾越熟練，越乾情緒越高，進度大大加快了。這時，同志們得悉紅二、四方面軍已從甘南向寧夏挺進，將要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消息，都很高興，醞釀著用什麼禮物送給兄弟部隊？大家想到，紅二、四方面軍的同志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現在寒冬將至，一定缺少禦寒的衣物，所以，大家又根據野戰軍政治部通知的精神，多打幾件毛衣，多織幾雙手套、毛襪，準備作為三大主力會師的見面禮。
十月九日，紅一、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過幾天，我師便派人給紅四方面軍的紅四軍轉送去一批毛衣、毛襪、毛手套，表示慰勞。當寒冬剛臨，紅四軍的同志穿上毛衣、毛襪，戴上毛手套禦寒時，都從心裡感念紅一方面軍戰友的階級深情。
十月二十二日，紅二方面軍又到達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同我們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我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於西北，給予全國人民極大的鼓舞，而對蔣介石反共的反動方針是個沉重的打擊。蔣介石暴跳如雷，親自飛往西安臨潼督戰，調兵遣將向我陝甘寧根據地進攻，妄圖趁我軍立足未穩之時，一舉將我軍消滅。
軍委為打破敵人進攻，鞏固陝甘寧根據地，決定集中兵力殲滅敵軍中最頑固的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師。我八十一師則奉命在李旺堡附近、清水河東岸待命，準備阻擊、遲滯東北軍的增援，以便主力更好地圍殲敵人。
十一月二十二日，兄弟部隊勝利攻克山城堡，殲滅敵第七十八師一個多旅，給了胡宗南當頭一棒，迫使他停止對我軍的進攻。早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來同志就開始與東北軍司令張學良將軍在陝北膚施（即延安）舉行聯合抗日的秘密會談。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同志代表紅軍，張學良將軍代表東北軍分別簽署了《抗日救國協定》。但是，這些秘密會談和協定，當時只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和東北軍少數高級將領才知道。我們當時僅學習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二十一位中央領導同誌公開發布的《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和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等有關文件的精神，明確“爭取東北軍到抗日戰線上來是我們的基本方針”，爭取東北軍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我們耐心的說服與解釋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正領導師直機關幹部在學習“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的形勢”和“爭取東北軍一致抗日”的有關文件材料，聽著幹部們熱烈討論、爭論的時候，突然接到指揮部的通報：東北軍王以哲部第一二九師正從西往東向我李旺堡方向推進，要求我八十一師做好阻擊，遲滯東北軍前進的行動準備。
我師的領導幹部開會研究，分析當前的形勢，一致認為：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紅軍主力發動山城堡戰役，進攻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隊時，東北軍按兵不動；現在山城堡已被我攻克多日，東北軍才柵柵來遲，目的可能不在爭奪山城堡，而是蔣介石逼迫他們向我軍進攻，奪回我軍西征時赤化的豫旺堡、環縣、慶陽這一帶地區。
這一仗怎樣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打政治仗，在政治上爭取東北軍聯合抗日，不打內戰；同時，做好阻擊的戰鬥準備，以防不測，並將戰鬥情況及時報告指揮部。
當時我師扼守在李旺堡東南十幾公里的山地一帶。這裡一道道山樑都是南北走向，我紅軍從西往東邊打邊撤，山梁便自然地成為我軍的一道道屏障，便於設防。所以，我們接到命令後，一方面文年生師長、李宗貴政委組織部隊在山頭上構築防禦工事，準備阻擊，並派人動員群眾把糧食堅壁起來，防備糧食被搶走，這樣也給東北軍的給養造成一些困難，以免他們彈足糧豐，長驅直進。另一方面，分工我重點抓政治攻勢的準備工作，發動指戰員寫標語，抄抗日歌曲，刻印黨中央《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等傳單。不論牆壁、木板、石崖、樹幹，凡是能寫上字的地方，都寫上標語或貼上傳單、歌紙，使東北軍所到之處，舉目就可以看到標語，隨處都可以揀到傳單、歌紙，猶如沉浸在標語、傳單的海洋之中，造成一種動員東北軍團結抗日的濃烈氣氛。
大約在十二月六日左右，東北軍第一二九師的先頭部隊開始接近我師陣地。文師長立即部署四個連的兵力據守四個山頭，兩側還派出小分隊作偵察、警戒，其餘連隊為後備隊，邊待命邊製作宣傳品，防禦正面比較寬。開始接觸時，雙方都很謹慎，東北軍打了一陣槍後，才慢慢向我軍陣地接近；而我軍一般不打槍，待東北軍靠近陣地時，才對空鳴幾槍，並大聲喊話：
“東北軍弟兄們，不要替蔣介石打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
不一會，東北軍便退走了。我們清點一下人數，發現東北軍雖然槍打得不少，但大都是朝天放或往地下打，我方無一傷亡。當天傍晚，我師奉命後撤七八公里。在撤離陣地前，我又佈置各連在陣地上留下許多標語、傳單。當晚，我們便派出宣傳隊到東北軍前沿開展政治攻勢。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宣傳隊員們唱起了《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悲壯、哀怨的歌聲在東北軍的陣地上空迴盪……當東北軍官兵聽到“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的歌聲時，有的傷心落淚，有的還嗚嗚咽咽地痛哭起來。
第二天，東北軍打的槍少了。他們“衝”到我陣地前，我軍戰士又喊話：
“東北軍弟兄們！蔣介石出賣了東北，現在又要出賣華北，有良心的中國人能答應嗎？”
“東北軍弟兄們！你們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現在在哪裡？打回老家去，拯救你們的父母兄弟和妻兒老小吧！”“東北三千萬同胞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拯救。東北軍和紅軍聯合起來，打回老家去！”
東北軍不打槍了，都匍匐在陣地前聽我們用紙話筒喊話。我們趁這個短暫靜寂的時機對他們說：“我們還有許多話要當面談一談，今晚請到我們這邊來做客，喝杯酒，'打打牙祭'好不好？”
“好，今晚見！”他們欣然答應。這天下午，我們又後撤了十幾公里。因為晚上東北軍可能會來聯歡，我便佈置破壞科長袁林、宣傳科長胡保順做好準備工作。他們交代副官（管理員）買來豬肉、黃豆、白酒，把半山坳裡一座破廟收拾乾淨，借了幾張條凳，就作為聯歡交談的會場。黃昏以後，東北軍四五個士兵果然踐約而來。袁林、胡保順帶兩個乾事和幾個做勤務工作的戰士同東北軍士兵交談。他們用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蔣介石的賣國罪行；談到東北三千萬同胞淪落日寇鐵蹄的悲慘生活；歷數蔣介石一貫排斥異己，把東北軍當炮灰，驅使東北軍打內戰，使東北軍和紅軍互相殘殺，兩敗俱傷，以便他坐山觀虎鬥，以收漁人之利的陰謀。勸說東北軍弟兄千萬不要上當，要聯合紅軍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我們曉以大義，東北軍士兵深表贊同。有的說：“我們誰也不願意放著日本人不打而來打紅軍；只有'忘八羔子'才願意打內戰！”
有人說：“我們不打了，你們也別打，誰打槍，背什麼槍挨什麼'槍子'（即子彈）。”這是當時東北軍中流行的一句咒語。臨走時，他們表示明天要邀幾個長官也來參加聯歡。當時已是農曆十月下旬，“大雪”的節令已過，夜晚朔風凜冽，雪花飄飄。袁科長和副官因為經驗不足，炒的豬肉之類的菜餚肥油太多，一凍都成了一塊塊豬油疙瘩，很不好吃，幸好還炒了點黃豆，勉強可以下酒。我聽了袁科長的匯報，交代他們好好總結經驗，把聯歡座談搞得更好一些。
第三天晚上來聯歡的東北軍增加到十幾個人，其中還有兩個連排長、一個副官。這晚上袁科長接受教訓，多炒了一些黃豆，還炒了幾盤雞肉、瘦豬肉，鹵了幾盤牛羊肉，下酒的菜餚豐盛多了。東北軍見紅軍招待他們這樣好，也掏出幾包“三砲台”好煙卷作為回敬，雙方談得很親熱。臨別前，他們要求袁科長轉告紅軍首長說：“紅軍弟兄寫標語要求東北軍要愛護老百姓，我們不敢隨便拿老百姓的柴草烤火，小村莊又住不下多少人，露宿村外實在太冷。明天紅軍弟兄們轉移時，最好能讓出一兩個大一點的村莊給我們宿營。”
袁科長也向他們建議說：“今天你們打的槍太少，槍聲不很激烈，你們的上司向蔣介石交不了差。”東北軍官兵沒料到紅軍替他們考慮得這樣周到，感激地說：“對，對！我們每個團都設政訓處，蔣介石派來的特務都是一些走狗，他們會向蔣介石告密，給我們的上司為難。”果然，第四天開“仗”，東北軍打槍打得特別激烈，連水機關槍（重機槍）也“嗵嗵嗵”地打得挺歡。可仔細觀察，重機槍簡直成了高射機槍了。從遠處聽來，槍聲一陣緊過一陣，很像是一場激戰。
這天下午，我們又撤出十幾公里，留下兩個大村莊讓東北軍宿營。當時，我考慮到聯歡在村外破廟或破窯洞進行，天氣太冷，所以，請袁科長約定東北軍到紅軍駐地的村莊來聯歡，還邀請他們多來一些人。這一晚，東北軍來了二十多個人，其中還有個別校級軍官。袁科長把他們分散安排在幾戶老百姓的窯洞裡座談。在老百姓家有熱炕坐，酒菜也不涼，邊喝酒邊談話勁頭更大。有的老鄉在一旁也插插話，象拉家常似地問東北軍官兵家裡還有什麼人？一談到家，東北軍官兵就傷心落淚，有的還訴說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景，邊訴說邊嗚咽地哭起來。
有的老鄉還問東北軍官兵說：“紅軍是咱老百姓的隊伍，專打日本鬼子的，當官的咋叫你們來打紅軍？”
東北軍官兵馬上表白：“我們不願意打紅軍，我們東北軍大部分長官也不願意打內戰，是蔣介石這個老小子硬下命令逼著我們打的……”
這樣無拘無束地隨便交談，氣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通過談心把政治工作做到東北軍官兵的心窩裡了。這樣，我們師同東北軍一二九師白天“打仗”，夜晚聯歡，“激戰”五六天，雙方無一傷亡，真是一場奇特的阻擊戰。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軍前沿陣地發現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已經全部撤走，陣地上留下許多“紅軍弟兄們，再見！”“紅軍弟兄們，抗日前線再見！”的字條。不久，我們師就接到指揮部來電，得悉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扣留了內戰禍首、賣國賊蔣介石以及四十多名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好消息。全師指戰員個個精神振奮，營區內外歡聲雷動，比打勝一場殲滅戰更加令人歡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親日派何應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藉口“討伐叛逆”，調動大量軍隊，從東、西兩個方面向西安推進，企圖擴大內戰，並乘機奪佔蔣介石的統治地位。中共中央為了支援東北軍和西北軍粉碎何應欽的進攻，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決定紅軍主力第一、第十五軍團和第二、第六軍團等部隊由定邊、環縣地區南下，擬經長武、咸陽、興平進到藍田、商縣以南地區，協同東北軍、西北軍突擊敵東路集團軍劉峙部左翼，力求殲其大部或一部；以第二十八、三十三軍和陝甘寧獨立師留在環縣附近箝制敵西路集團軍的第一軍；以第二十九、三十軍在定邊、鹽池、吳起警戒寧夏之敵；調我八十一師開往延安地區機動。
十二月二十六日，當我紅軍主力進到慶陽、正寧地區時，蔣介石已被釋放，敵東路集團軍由潼關東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蔣介石被釋放以後，又背信棄義，令東面十個師、西面和北面十五個師向西安對進。紅軍主力奉命進到西安北的淳北、三原、耀縣地區，第十五軍團進到西安東南的商縣，第二十八、三十二軍進至崇信、靈臺地區。我八十一師進駐洛川，準備支援東北軍、西北軍作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也從保安遷到了延安。
由於我們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作了對付蔣介石“討伐軍”進攻的準備，加之全國人民同聲遣責蔣介石，反對內戰，“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從而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創造了一個必要的前提。此時，我紅八十一師改編為紅二十七軍，賀晉年任軍長，王平任政治委員，我任政治部主任，在洛川地區休整待命。不久，周恩來副主度從延安去西安，途經大勞山時遭到土匪襲擊，幸虧警衛人員英勇阻擊，保衛了周副主席的安全。事後，我紅二十七軍即奉命移防宜川縣東北的秋林鎮，邊訓練邊清剿宜川、延長、甘泉之間的土匪。這些土匪大多是經濟土匪，占山為王，打家劫舍、攔路搶劫；匪徒中不少是受生活所迫、挺而走險的農民。我們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很快便加以剿滅。
我紅二十六軍進駐洛川和宣川秋林鎮期間，為了同駐地周圍的東北軍搞好統戰工作，剿滅土匪，共同維護延安至西安的交通安全，軍的領導同志經常走訪東北軍駐軍長官，有時還帶著宣傳隊去慰問東北軍官員，為他們演出，宣傳我們黨團結抗日的主張，雙方關係日趨密切。東北軍駐軍長官也常有回訪。有一次，駐宜川縣城的東北軍派代表來到我們駐地，慰問我軍指戰員，並向賀晉年軍長獻旗。錦旗上寫著：“獻給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軍長賀公晉年”。當時我們軍的領導幹部都很年輕：賀晉年僅二十七歲；王平年紀稍長，才二十九歲；我的年紀最大，也才剛滿三十歲。東北軍尊稱賀晉年軍長為“賀公”，當然是舊軍隊官場上的客氣話，但也使我們這些年輕的軍的領導幹部大為驚訝，一時傳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