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的歲月流逝，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年成千上萬英姿颯爽的革命青年高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的嘹亮歌聲，仍常在我的耳邊縈繞；他們生龍活虎般的身影又在我的眼前浮現。
抗大這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來自何方？他們基本上來自三個方面：一部分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和長征戰鬥考驗的紅軍老幹部，他們是我軍的抵柱，抗大的棟樑；一部分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干部（包括一些白區地下黨組織的干部），他們經過抗大的培養提高後，又回到各部隊、各地區帶兵打仗，或帶領群眾進行抗日鬥爭和根據地建設，成為抗日戰爭中一支堅強的骨幹力量；再一部分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知識青年，他們在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推動下，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經過抗大的培養鍛煉，又播撒到全軍和全國各地，成為抗日戰爭中各條戰線一支朝氣蓬勃的生力軍。這三部分同志從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匯集於黃河之濱、寶塔山下，匯集於太行山上和各個抗日根據地，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擔負起抗日救國、人類解放的重任。他們都不愧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都不愧是勞動者的先鋒。
各部隊的干部到抗大學習，一般都是由各級領導選送來的，雖然有的也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跋山涉水，歷經艱辛，但他們都有各級領導統一安排，負責接送，少有像各地革命知識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那樣艱難、曲折。所以，這裡我著重記述各地革命知識青年進入抗大的一些情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我國的侵略。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迫害抗日愛國志士的罪行，激怒了迫切要求抗日的全國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廣大的革命青年。他們把驅逐日寇、拯救中華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和人民軍隊身上。一九三七年“六七事變”後，延安便成為全國人民矚目的革命聖地，抗戰的中心。抗大，也就隨之成為全國青年，特別是革命知識青年嚮往的革命熔爐。因此，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知識青年，不遠千里，衝破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層層封鎖線，來到抗大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參加抗日戰爭。據統計，僅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四個月時間，從武漢、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多達二千二百八十八人。當時毛澤東同誌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貼到西安，每根電線桿都貼上一張，向全國革命青年大開入學之門。那時候我們政治機關接待了許多革命青年，也看過不少他們寫的自傳，耳聞目睹了許多動人的故事，至今記憶猶新。
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先後把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本帝國主義。最早遭到日寇鐵蹄蹂躪的東北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東北青年從親身的痛苦經歷中，深刻體會到國破家亡、人如草芥的慘境。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用悲壯、嗚咽的歌喉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用歌聲抒發懷念故鄉的愁思，用淚水沖刷胸中的鬱悶，探索著救國救家的道路。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東北流亡學生從我們黨的《八一宣言》和紅軍東征、西征的積極行動中，看到了抗日救國的希望，陸續有人投奔陝北；“七七事變”之後，更是大批擁進延安，進入抗大。東北大學電機系學生李東野等十幾個同學，同數以萬計的東北流亡學生一樣，從東北流亡到關內，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和抗日宣傳工作，用耳聞目睹的事實，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喚起民眾的愛國熱忱。北平淪陷後，他們再次流亡到濟南、南京。其中有些學生，一九三七年冬在中共東北特委和東北救亡總會的教育幫助下，到山東和冀中參加游擊戰爭，李東野等一批同學則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投奔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學習。老家在黑龍江邊的女學生白竟凡，“九一人事變”後，為了不當亡國奴，年僅十五歲就獨自隨著逃難的人流到了北平，投考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北平淪陷之後，她跟著學校輾轉逃亡到國民黨的大後方，積極參加學校抗日宣傳工作。但那裡是“賣國有功，抗日有罪”的世界，她終於被學校當局開除了。在這最困難的時刻，東北救亡總會成都分會收容了她，留她在分會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東北救亡總會領導人高崇民把她帶回西安工作。不久，又介紹她到延安，開始在女子大學，爾後進抗大東北幹部訓練隊學習。
北平、天津是我們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也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從一九三六年春開始，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地下黨員、學生抗日救國會主席彭友今、委員郭奇等一些平津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就陸續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當時還留在學校的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學生抗日救國會委員兼糾察總隊長牛克倫和他的同學劉唯寧以及國立師範大學學生宮剋非、郝仁初等許多積極分子，經過“一二九運動”的戰鬥鍛煉，政治上也逐漸成熟，在黨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的領導下，繼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占北平，他們流亡天津後又與天津的流亡學生一起，輾轉到了煙台、濟南、鄭州、開封等地，組織平津流亡學生會，接待、組織流亡同學，分赴各個抗日根據地。十二月初，他們也分批經過西安，到了抗大。牛克倫一到抗大第三期九隊學習，當天便被選為“救亡室”（即俱樂部）主任，不到一個月，就被吸收入黨，繼續發揮骨幹作用。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有許多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識青年，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來到抗大。這裡，我只講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袁世凱的親外孫、清朝兩廣總督張人駿的孫子張像耆放學回家，恰遇日軍一個大官進北平城，沿途日、偽軍警戒備森嚴，耀武揚威，把十六歲的張像耆堵在東四牌樓大街上，回不了家。張像耆年少氣盛，發了幾句牢騷，被一個日本兵聽到了，啪、啪兩記耳光就落在張像耆的腮幫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腮幫火辣辣地疼。他回到家去，蒙著被子大哭，屈辱、憤懣、惱怒使他幾天幾夜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日本兵的兩記耳光打醒了這位埋頭讀書的“小少爺”，使他親身嚐到當“亡國奴”的奇恥大辱。從此，他在“民先隊”和進步同學的教育幫助下，很快地覺醒。後來，他上了輔仁大學，參加了“民先隊”，積極投入抗日鬥爭。一九四二年八月，他與封建官僚家庭決裂，化名艾地（諧音：意即熱愛自己祖國的土地），逃離北平，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進入晉察冀抗大第二分校，入了黨，從“小少爺”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四十多年來，他經受了種種考驗，一直堅持革命，從事黨的教育事業，成為中央黨校的哲學副教授。
繼平、津淪陷之後，上海、南京、武漢等許多大、中城市又相繼淪亡。越來越多的知識青年流浪他鄉，無家可歸；即使隨著國民黨政府流亡大後方想為抗日盡點“匹夫之責”，也是處處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許多革命青年在到處碰壁之後，終於投奔了抗大。天津南開大學魯子敬、邢方群、丁志剛、陳健等青年學生，隨學校流亡到重慶，不滿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戰，就聯名寫信給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親筆給這些仿惶的年輕人回了信，熱情地鼓勵他們繼續發揚抗日救國精神，並向他們建議：畢業之後，繼續升學也好，到前線去也好，只要堅持抗日，到處都可以發揮青年的作用。他們收到周恩來同志熱情關懷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魯子敬、丁志剛、陳健等同學，通過地下黨的聯繫，介紹到延安，進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電報局的助理會計員石於、周榮國兩名知識青年，寫信給朱德總司令，要求參加八路軍上前線殺敵報國。朱總司令親筆給他們回信說：“只要你們有決心，能背著行李到八路軍總部來，我們表示熱烈歡迎。”他們收到回信後，十分高興，馬上準備行裝出發。但因當時臨汾失守，交通受阻，石於和周榮國便從成都經漢口到西安，然後背著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學習。
當時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青年要尋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幾經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門。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灘溪縣十八歲的知識青年戴著生想投筆從戎，獨自跑到國民黨一支“游擊隊”中去當宣傳員。開始時，他幹得挺帶勁，向群眾宣傳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過幾天他發現這支所謂國民黨“游擊隊”，不僅不打日本鬼子，還欺壓群眾。他一氣之下，跑回了家。不久，聽說新四軍游擊隊是抗日的隊伍，他就跑到新興集找到游擊隊，參加了工作。一九四零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渦陽縣北麻塚集成立，組織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學習，把他培養成優秀的游擊隊幹部。
抗戰初期，文藝界的革命青年是宣傳抗日、喚起民眾的一支輕騎兵。他們在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組織了許多“戰地服務團”、“救國演劇隊”。僅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就組織了十幾個“救亡演劇隊”。他們活躍在抗日前線，起了很大作用。後來，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工作很難開展，他們中間不少人都先後到了延安：有的是整個演劇隊的隊員一起投奔延安，進入抗大；也有單獨奔赴延安進入抗大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舉進攻上海時，上海青年學生方明便積極參加難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學會救亡演劇隊”的活動。上海淪陷前夕，她編入郭沫若組織的上海“救亡演劇隊”第十一隊，進行抗日宣傳。後來，他帶著才十一二歲的小妹妹方徵輾轉到了武漢，因處境艱難，便在地下黨的幫助下，隨著光未然帶領的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三隊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魯迅小學”讀書，自己進抗大第四期學習。當時，到抗大學習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據我所知，他們中間有電影、話劇演員呂班（參加演出過電影《十字街頭》）、田方、孫維世，電影攝影師徐肖冰，作曲家賀綠汀、鄭律成，還有芢蓀、裴東籬、歐陽山尊、莫耶、史若虛、汪洋、張平、顏一煙以及林寒流（留日學生）、凌霞和嚴熹、範杏仙兩對夫妻等許多文化人。他們的到來，使延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大大活躍起來。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張際春主任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一篇《抗大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奮鬥的三週年》的紀念文章，描述當時革命青年熱切響往抗大、積極投奔延安的情景。他寫道：“他們，有的母女相約，夫妻相約，姐妹相約，兄弟相約，親友相約，師生相約，以至官長與部屬相約，結隊成群地來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萬水，不懼艱難困苦，千方百計，衝破一切限制來住抗大。他們的呼聲是：'國難嚴重，不可終日，救國無術，均欲來抗大以為快'（湘來信）；'我一定要來抗大學習'（奧來信）；'不到抗大誓不休'（川來信）；'無日不思想來抗大'（閩贛間來信）。”
事實確是如此。如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於一九三七年經周恩來同志介紹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延安抗大第三期學習，同她母親任銳同隊。浙江省上虞縣女學生傅涯年僅十八九歲，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攜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輾轉千餘里來延安抗大第四期學習。這些母女同學、姊弟同學的感人事蹟，一時傳為佳話。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國民黨軍政人員，有的還是國民黨員、三青團員、青年黨員或特工人員。他們激於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義憤，毅然脫離國民黨，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西北軍）官兵在“西安事變”之前，被蔣介石驅使向紅軍進攻時，耳聞目睹共產黨和紅軍堅決抗日的行動，早已傾心；“西安事變”後，又目睹蔣介石背信棄義，先後囚禁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千方百計瓦解、吞併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種種罪行，更加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面目，紛紛脫離國民黨軍隊，投奔延安。東北軍中有原東北抗日聯軍的軍長李延祿，原東北軍第一一二師中將師長張蔚九（原吉林督軍張作相之子），有張學良將軍的弟弟張學思，東北知名進步人士高崇民的兒子高存信，東北軍學兵隊學員陳劍飛（陳峰）、楊恬、韓復東等許多同志；西北軍中有馮玉祥將軍的侄兒馮文華（後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長），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趙壽山將軍的兒子趙元杰、兒媳羅蘭，一位軍長的兒子李偉；此外，還有傅作義將軍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學習或工作。鑑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來同志高瞻遠矚，及時提出了培養東北幹部的建議，於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後舉辦了三期東北幹部訓練隊，培養了二百多名東北幹部。這批幹部為收復東北和最後解放東北貢獻了很大的力量。還有不少國民黨的軍政人員衝破重重關卡投奔延安，他們報國之心和膽略令人嘆服。 “七七事變”後，青年學生周湘帆抱著抗日救國的理想，從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國民黨中央憲兵學校，在軍士隊受訓。開學不久，日寇向上海進犯，直逼南京，沒等南京聽到炮聲，憲兵學校便聞風而逃，一口氣從南京逃到長沙，還準備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剛從四川出來抗日，未放一槍就逃回老家，怎麼有臉見鄉親父老？正在憤懣徘徊之際，忽然在長沙街頭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簡章”，好像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便約好同學李哲，弄了一張空白介紹信，兩人穿著憲兵的黃呢子軍裝，大搖大擺地闖關過卡，經武漢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就這樣奔向了光明。國民黨中央軍校中尉教官黃烈也有類似的情況。他於廣東省立廣州體育專科學校畢業後，受聘到國民黨中央軍校廣州分校當中尉體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飛機轟炸廣州，軍官學校完全癱瘓。事實教育了黃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軍。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國民黨軍官制服，內襯印有“精誠團結”字樣的軍校汗背心，藤箱裡裝著印有蔣介石簽章的軍校教官“委任狀”，以這些“護身符”闖過了國民黨軍警的重重關卡，於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進抗大第六大隊學習。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車上，即興寫了一首抒志詩：“青年立志出鄉關，革命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粹地，人間到處是青山。”以此表達了自己革命義無反顧的誓願。
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隊第十隊是國民黨軍政人員比較多的一個隊，有六名國民黨縣長，其中國民黨延安縣長馬豫章是個地下黨員，其餘五個確是國民黨的真縣長，還有一名國民黨團長。他們自願放棄優裕的官場生活，到抗大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表現都不錯，畢業後，有的回原地做統戰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據地，那位姓張的團長，後來在抗日前線英勇地犧牲了。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當時抗大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了。
日寇的鐵蹄踏破了華夏金甌，也踏碎了海外赤子的心。抗戰爆發後，許多華僑抗日救國團體紛紛成立，許多華僑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進行抗日宣傳、募捐、義賣，成千上萬的愛國僑胞慷慨解囊，一筆筆捐款匯回了祖國，到一九四零年五月，華僑捐款己達六億元以上，而且還捐贈了大批醫藥、寒衣和各種物資。但是，許多華僑青年並不滿足於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支援祖國抗戰。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一批又一批的華僑青年組成“華僑戰地服務團”、“華僑記者團”，返回祖國，直接參加戰鬥；有些華僑青年則結伴回國，投奔延安，進入抗大。馬來亞吉隆坡華僑青年陳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告別了父母和未婚妻，與同學陳人頌一起回到祖國，投奔延安抗大。
林有聲、白刃、李金發、陳耕國等華僑青年學生，於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間，邀集了八個同學，從福建集美中學繞道香港到了廣州，找到八路軍通訊處，要求進抗大學習。開始時，通訊處的同志耽心他們吃不了苦，就把路途的艱險和延安的艱苦生活如實告訴他們，請他們考慮。其中三個同學猶豫了；而林有聲、白刃等五個青年很堅定，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步行八九天來到延安。當時到延安的知識青年很多，容納不下，抗大把他們分配到第五大隊，他們在延安只住了十幾天，馬上隨第五大隊行軍到了甘肅省慶陽鎮，參加修建校舍的勞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五大隊奉命挺進敵後創辦第一分校。他們又跟著行軍，冒著嚴寒，再次通過敵人的封鎖線，直到一九三九二月抵達太行山區的長治、潞城一帶，才停下腳跟開始學習。這五名華僑青年，出於抗日救國的熱情，又有了經受艱苦鬥爭鍛煉的思想準備，在這半年的行軍、勞動中，磨煉得更加堅強，勝利地完成了進入抗大的第一課。此後，他們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鍛煉成才，林有聲曾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白刃成為作家，是電影《兵臨城下》的編劇。
在投奔抗大的知識青年中，還有翟默然、霍丁、楊憲吾等一批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其中有一個名叫黃鼐的中國留學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黃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之一、武昌起義的革命軍總司令黃興的兒子。他於一九三六年東渡日本留學，參加左翼學生團體，其間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後經營救回國。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進抗大第四期學習。據不完全統計，到抗大學習的華僑、留學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為華僑青年大都在抗戰爆發一段時間，了解祖國情況之後才陸續回國的，由於戰亂和敵人封鎖，要到延安比較困難，所以，分散在各個根據地的人數比較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華中大隊”（第九分校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歸來的華僑青年，編成了一個隊。一九四二年四月畢業後，分配到新四軍部隊工作。海外赤子報效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歌頌的。
抗大不僅有中國的革命青年，還有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家的青年朋友。他們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以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中國革命；有的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畢生的精力，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和英雄業績，同樣應該載入抗大的光榮史冊。
抗大第一期學員中就有參加我國土地革命戰爭的朝鮮老同志武亭和越南老同志洪水，第四、五期國際友人更多，有朝鮮、越南和日本“反戰同盟”的國際友人二十六名，如第四期有張振光、李鐵重、鄭文珠等朝鮮同志；第五期有李根生、李維民和東北幹部訓練隊的幾位朝鮮同志；第六期有日本“反戰同盟”的日本友人吉田太郎。在這些國際友人中，朝鮮同志王信虎曾任新四軍的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長，他為五分校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朝鮮同志鄭律成以火一般熾熱的感情譜寫了《延安頌》、《延水灣》、《八路軍軍歌》等許多經久不衰的作品，鼓舞人們為爭取抗戰的勝利而奮勇戰鬥。他創作的許多節奏鮮明、威武雄壯的歌曲、樂曲，將永留人間，永留在抗大同志們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蔣介石、閻錫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發動了“十二月事變”，集中六個軍的兵力進攻我抗日決死隊，摧殘抗日民主政權，殺害大批共產黨員和抗日誌士，包圍、抓捕“民族革命大學”的進步師生。在此嚴重情況下，許多革命青年在黨的領導下，奮起反擊，經過頑強的鬥爭，奔向延安，進入抗大。如愛國青年林影等幾十個進步學生，在李伯天等共產黨員的帶領下，分成若干小組，化裝突圍，通過封鎖線到了延安，進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識青年崔光華、姚俊、楊季農等同志在山西軍政訓練班畢業後，分配到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工作，先後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在教導團團結了一批政工人員和士兵，後來，看閻錫山舊軍要對他們下毒手，他們毅然帶著二十幾名政工人員，突破封鎖線，強渡黃河，集體投奔延安，進入抗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打著抗日的旗號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識青年。一九四零年二月，當他們行軍到達洛川時，得知閻錫山發動了“十二月事變”，在王家廣、王仲時等青年秘密組織下，於鄜縣（今富縣）茶坊地區把特務控制起來，集體轉向延安，投入抗大。並於二月十四日在《新中華報》上聯合發表給閻錫山的公開信，披露他們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閻錫山說：“因為你們開倒車，我們青年就不得不離開你們。如果你們還要青年的話，你們只有回去趕快再進步”。義正詞嚴，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蔣介石、閻錫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國民黨頑固派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交替使用軟硬兩種手段，但革命青年還是源源不斷奔向延安，他們就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後設置了咸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攔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的畢業學員，把他們送往集中營監禁殘殺，或者強迫他們充當特務，手段十分卑鄙惡劣。一九三九年六月間，陝西省國民黨省黨部詭稱“招待赴陝北公學、抗大青年，幫助青年赴陝北求學”，派出特務在咸榆線上，綁劫了二百多名革命青年，在咸陽北門外成立所謂“幹四團特訓總隊”，公開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十一月問，“特訓總隊”擴大為“西北青年勞動營”，成為直屬重慶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教育機關”。營本部設在咸陽，直轄第一總隊，並於洛陽、蘭州兩地各成立一個獨立大隊。一九四零年，營本部和第一總隊從咸陽遷到西安市西關外東北新村，綁劫的革命青年也增加到七八百人。所謂“幹訓隊”、“勞動營”，實際上都是法西斯集中營。 “學生”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輕者關禁閉，重者打死或活埋。有一位姓朱的青年，因在閉禁室內唱“義勇軍進行曲”，即被吊打致死。對於蔣介石這些暴行，我們黨中央於一九四零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的大會上發出《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嚴正地提出了“保護青年”的要求，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營之設，將西北、中原各省之進步青年七百餘人拘系一處，施以精神與肉體之奴役，形同囚犯，慘不忍聞。青年何辜，遭此茶毒？”（《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82頁）在黨中央的抗議、全國人民的聲援、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營救和勞動營內部革命青年的鬥爭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脫虎口，到達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神經失常或光榮犧牲。
毛澤東同志對革命青年從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這種精神給予很高評價。他說：你們到延安找共產黨、方向是對的，很不容易，這是很大的考驗。進抗大沒有考試，大家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延安來，這是最好的考試。他對來抗大的知識青年特別關懷，每到一百多人，都要親自接見，並與他們親切交談。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接見了從北平來的一批知識青年，向他們表示歡迎之後，接著說：延安的抗大和你們北平的大學生不一樣，北平的北大、清華、燕京大學，有禮堂，有教室、實驗室、圖書館，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他指著露天會場說：這就是教室，你們看，沒有桌椅板凳。我們抗大的物質條件是比較差的，同志們要準備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點我們不同於別的軍事學校的，就是我們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學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大學校。我們人很多，一兩千人；我們的理想大，奮鬥目標大，我們這個大學校，在中國過去是沒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還有一次，毛澤東同志知道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北平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委員、地下黨員郭奇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便到旅社看望他，向他了解當時青年學生的思想情況和北平學生運動的動態，直談到深夜。
朱德同志對革命青年也是關懷備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時機，親自去看望抗大四大隊第十隊的學員。他聽指導員雷欽介紹，這個隊有六個國民黨縣長、一個國民黨團長，還有華僑青年，非常高興，就到窯洞裡一個一個找他們談心，問他們到延安來生活習慣不習慣，有什麼困難？他見了從馬來亞口國的華僑青年李泅美時，很親切地拍拍李的肩膀說：“你們遠涉重洋回祖國參加民族解放戰爭，很不容易啊！我們的華僑都是熱愛祖國的，這種精神很可貴！”朱德同志走後，那位姓張的國民黨團長對雷指導員說：“朱總司令那樣大的干部，走那麼遠的路來看我們，見了我們連坐也沒坐，站在那裡就和我們談開了，那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怪不得紅軍過去打仗那麼英勇，官長就像親兄弟，誰不拼命干呢？”他還說：“聽總司令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我這次到延安，算沒有白來，還見到朱總司令。我畢業以後能當八路軍的一員就心滿意足了。”果然，這位“張團長”畢業後分配到前線，他英勇戰鬥，犧牲在戰場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朱德同志在太行山區接見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的畢業學員時，了解到他們中間全國大多數省份的人都有，興奮地說：“全國革命青年都匯集到抗大來了。你們代表著全國青年，代表著全國人民。”這幾句話闡明了一條真理：黃河之濱集合著這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他們代表著全國青年、全國人民的意志，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設嶄新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