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會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繼“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三省之後，進一步又向華北發動新的侵略，企圖吞併華北五省；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繼續堅持其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北平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發起“一二九”運動，喊出的“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獲得了全國人民熱烈的支持和聲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在這個新形勢下，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在軍事方面，確定紅軍的發展方向應當向東，“準備直接對日作戰”，“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並指出了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的重大作用。為了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打通抗日路線”，準備對日直接作戰，並以此推動“一二九”運動在全國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決定以第一方面軍主力組成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挺進山西，準備奔赴抗日第一線。
抗日先鋒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王稼祥（後為楊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由第一軍團組成右路軍，下轄第一師、第二師、第四師和第八十一師；由第十五軍團組成左路軍，下轄第七十三師、第七十五師、第七十八師；由第三十軍組成中路軍，下轄第三十軍、第十五軍團第二二四團和第八十一師一個營。二月初，我調任第四師第十一團政治委員，同團長羅開桂一起率部參加右路軍的東征行列。
二月十九日前後，抗日先鋒軍右路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的直接指揮下，先後集結於陝西省吳堡以南的溝口一帶，準備東渡黃河。此時，山西軍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已將其兵力二十五個旅作了二線部署，以其第七十一師的三個旅在黃河東岸沿黑峪口至禹門口三百多公里的正面構築工事作一線防禦；其餘各旅分佈於臨汾、長治、晉城、太原和渾源、大同等地區作為二線機動；同時，還以其占據在黃河西岸的吳堡、義合和神木、府谷等地區的第一零一師四個旅牽制我軍兵力，以阻止我軍渡河。彭德懷為保證部隊順利渡河，親自帶領參謀人員到渡口察看地形，選擇渡口，組織動員皮筏子、木船等渡河工具，做好充分的渡河準備工作。二月二十日（農曆正月二十八日）晚上，利用月黑夜趁敵不備強渡黃河，一氣沖破敵人防線，迅速佔領山西省中陽縣的苗譽鎮、三交鎮一線。與此同時，左路軍亦從陝西省清澗縣的河口強渡，並迅速佔領了山西省石樓縣的義牒鎮、塘馬鎮一線。至二十三日，抗日先鋒軍已控制了黃河東岸南北五十餘公里、東西三十五公里的地區，站穩了腳跟。
閻錫山見紅軍已渡河，馬上將其黃河西岸的四個旅調到東岸的離石、中陽地區，令其同擔任河防的第七十一師，牽制我軍東進；同時，調動太原、臨汾、大同、長治的部隊向我渡河部隊反撲。面對多路前來圍攻的敵人，毛澤東、彭德懷仍採取集中兵力打敵一路至兩路的戰法，二月二十五日，左路軍於石樓與隰縣之間殲敵第六十九師先頭旅的兩個營之後，二十六日，我們右路軍又在中陽、隰縣、石樓、孝義四縣交界處的關上村殲敵獨立第2旅一個團，控制了這一作戰樞紐地帶。
閻錫山在丟失關上村這個要點後，立即組織十四個旅進行反擊。我們抗日先鋒軍又集中左、右兩路軍主力在孝義縣大麥郊地區的兌九峪將敵第六十六師、第六十八師擊潰，粉碎了閻錫山組織的第一次反擊。與此同時，守衛陝北根據地的紅二十八軍也乘敵第一零一師四個旅由黃河西岸調往黃河東岸之際，奪取西岸的吳堡、葭（佳）縣、神木、府谷地區，鞏固和擴大了陝北根據地。
蔣介石得知我抗日先鋒軍已東渡黃河，三月上旬，急令陳誠率九個師增援閻錫山阻止我軍東進，開赴抗日前線。我抗日先鋒軍為了擴大戰果，決心在蔣介石軍隊入晉之前，向南向北發展勝利。三月十六日，我軍自兌九峪沿汾河、同蒲鐵路南下；三月十九日，右路軍到達霍縣，左路軍也進抵靈石附近掩護右路軍作戰。此時，閻錫山已集中了十二個旅的兵力在中陽、石樓、隰縣、孝義地區企圖尋找我軍主力作戰，毛澤東、彭德懷即利用此時晉東南敵軍減弱的時機，留下中路軍在這一地區與閻錫山十二個旅周旋，箝制敵軍主力；而左路軍於三月十八日從靈石北進，經文水、交城、晉祠，威逼太原；我們右路軍則繼續南下，佔領曲沃、襄陵、洪洞、趙城、臨汾、霍城等六個縣的廣大農村，破壞敵鐵路一百餘公里，並大力開展群眾工作。
當時，由於我軍剛剛結束長征不久，部隊指戰員的體力尚未很好恢復，武器裝備也大大不如閻錫山的部隊。所以，彭德懷在團以上乾部會議上反復強調，紅軍指戰員大多是經過長征鍛煉的骨幹，為了保存紅軍的實力，在戰鬥中主要應採取襲擊的手段，一般不採取攻堅戰，以減少傷亡，爭取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我們紅四師自霍縣南下後，首先攻打趙城。那天晚上，我們十一團擔任主攻任務，但趙城這座縣城很小很小，配合我們攻城的砲兵營瞄準要打東門，結果稍一誤差，砲彈飛到西門去了，鬧了個笑話。由於趙城縣很小，城牆又堅固，敵人集中兵力固守，我們打了一個晚上沒能打開，黎明時分就撤走了。接著，我們團又配合十團攻打洪洞縣城，仍未奏效，就轉移到洪洞縣城附近的曲亭鎮，在這一帶農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
我們在開展抗日宣傳活動中首先遇到一個所謂“主張公道團”（簡稱“公道團”）的反動組織問題。原來，我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後，陝北紅色根據地逐漸擴大，紅軍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日益增強，這樣，與陝北僅一水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便坐臥不安，惶惶不可終日，想出許多“防共反共”的辦法，有什麼“軍事防共”、“政治防共”、“經濟防共”、“思想防共”和“民眾防共”等等，花樣頗多。他一手組織的“主張公道團”即是所謂“民眾防共”的一大“傑作”。
閻錫山專為“防共反共”而組織的這個“公道團”是以地主、富農為核心的有一定社會基礎的群眾性組織，是閻錫山“自強救國同志會”反動骨幹組織操縱下的外圍組織之一。他們在太原成立“公道團”總團部，閻錫山自任總團長，並在各縣、區、村成立各級團部，由太原總團部派出經過專門訓練的骨幹到各縣、區“公道團”擔任團長、副團長，並由各縣“公道團”選拔訓練村團長，層層控制，組織十分嚴密。
“公道團”又稱“好人團”。閻錫山把這個反動組織冠以“主張公道”的名字，欺騙群眾說：“共產黨有共產主義，我們也有主義，我們的主義是'公道主義'”；“共產黨有組織，我們也有組織，我們的組織是'好人團體'。這是我們組織的宗旨。”他還欺騙群眾說：“共產主義不公道”，誣衊共產黨和工農群眾是“壞人”。他說：“今天我教你們組織'主張公道團'，就是教你們拿出力氣製裁壞人，消除社會不平，建立社會公道，消滅共禍。”一語道破了他組織“公道團”的反共目的。
閻錫山為了欺騙群眾，曾親自編了六首“防共歌”，普遍印發各村，強迫“公道團”團員及群眾學唱，在限期內不會唱者便當眾辱罵、罰跪、頂磚頭，因而不少人哭泣逃避，不願學唱。他編造的“防共歌”胡說什麼“共產黨共產共妻”，“共產黨殺人如割草”；土地革命是“先甜後辣”等等，使不明真相的群眾對紅軍產生恐懼心理，不敢同紅軍接近。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各部隊積極開展群眾工作，以實際行動揭破敵人的謠言。我們團住在老百姓家，都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幫助老鄉挑水、掃地、推磨拉碾，為群眾治病、理髮，有的還幫助窮苦群眾修補窯洞，以嚴明的軍紀和良好的作風說明我們是老百性自己的隊伍。同時，我們還積極宣傳紅軍的宗旨，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揭露蔣介石、閻錫山勾結日寇、出賣主權，阻撓我軍東進坑日的罪行。
我們問群眾：“閻錫山說他主張公道，你們看，閻錫山在山西稱王稱霸，橫行無忌，苛捐雜稅和各種差役多如牛毛；他公開販賣鴉片，百般盤剝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他的軍隊到處搶劫財物，敲詐勒索，濫殺無辜百姓；地主惡霸橫行鄉里，地祖高利貸象條條繩索捆綁著貧苦農民，這都是公道嗎？”
“我們紅軍積極東進抗日，經過山西，所到之處秋毫無犯，公買公賣，與老百姓親如一家，誰見過紅軍'殺人如割草'呢？而閻錫山才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現在，他還在大肆搜捕抗日愛國志士，甚至開展殺人競賽，多殺者有獎，少殺者受罰，並且通令各縣，捕殺一個共產黨員或紅軍偵察員者，賞銀洋一百元，各縣為了邀功領賞，在各要道口設關立卡，認為有嫌疑者，就抓去嚴刑拷打，然後加以殺害，這兩個月來，有的縣已殺害無辜百姓五六十人”我們堅持擺事實、講道理，群眾聽了都口服心服，稱讚紅軍是“仁義之師”，是老百姓自己的隊伍。閻錫山製造的謠言被粉碎了，他一手經營的“公道團”也隨之土崩瓦解；許多年青人還踴躍參加紅軍，紅軍的名聲到處傳揚。
三月下旬，我紅十一團奉命繼續南下，攻打浮山縣城，籌布籌款，以供軍需。浮山縣城雖是一座孤城，四周已為我軍包圍，但縣城又高又厚，易守難攻。我和團長羅開桂正抵近城牆觀察地形，選擇突破口，紅四師政治委員彭雪楓也已趕到前沿。他傳達彭老總的指示說：“近日獲悉蔣介石調集的二十萬兵力已陸續進入山西，妄圖配合閻錫山將我們消滅在黃河以東、同蒲鐵路以西地區，我們隨時都可能轉移。現在看來浮山城牆堅固，我們攻城的火力不足，時間又緊迫，所以，我認為：不能強攻，只能智取。”
我一向欽佩彭雪楓政委的足智多謀。他提出的智取方針與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贊同地說：“政委，智取的辦法好。這樣既可以避免攻堅的傷亡，保存戰鬥骨幹，又能達到宣傳群眾、籌布籌款的目的。你看這智取的方案怎麼實現呢？”
彭雪楓胸有成竹地說：“我們先從思想上、物質上做好武力攻城的準備，同時，大造輿論，主攻其心，使其驚慌，取而勝之。”
遵照彭政委的指示，我與團長作了分工，羅團長帶領部隊趕挖地道，準備爆破城牆，並紮製幾丈長的雲梯，準備攀登城牆，同時，加緊進行攻城、爆破的演習，製造攻城的戰鬥氣氛。彭雪楓政委則親自擬寫佈告和標語，由我和宣傳隊抄寫，分赴城外四周村寨張貼、散發，並組織群眾會、演講會，向城郊農村廣大群眾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政策，號召群眾支援我軍攻克浮山城，大造攻城的輿論，還利用夜深人靜時對城內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喊話，用弓箭發射給國民黨縣長的“公開信”，發出攻城的“最後通牒”。
在我軍兵臨城下和強大的政治攻勢面前，國民黨縣長和城內的土豪劣紳個個膽戰心驚，生怕城破之日丟了小命，財產被沒收，經過一番爭吵，最後公推國民黨縣長出面談判。國民黨縣長不得不拖著顫抖的身子親自爬到城樓上乞求不要攻城。
彭雪楓和我作為紅軍代表在城下同國民黨縣長談判。只見國民黨縣長戰戰驚驚地在城樓上向我們鞠躬作揖，有氣無力地乞求道：“紅軍長官，莫動干戈，有事好商量，鄙人願為貴軍效勞。”
彭雪楓政委氣宇軒昂地站在城下嚴肅地問道：“你是什麼人？”國民黨縣長怯懦地答道：“長官，卑職是浮山縣縣長。”彭雪楓政委說：“你是縣長？那好。你既然願意為紅軍效勞，就要答應我們兩個條件。”國民黨縣長馬上點頭哈腰地回答：“請長官吩咐，鄙人一定照辦！”彭雪楓政委示意站在身旁的我，代表紅十一團提出條件。我便把事先研究好的內容提了出來，亮開嗓門對城樓上喊道：“縣長，你聽好了！我們紅軍的條件：第一，從今天起，限你們三天之內，為我們紅軍抗日先鋒軍籌款現大洋五千元，土布三百匹；第二，所籌的銀洋、布正只能在富豪商賈中籌集，不准分攤給小商販和貧苦居民身上，否則，將加倍處罰！”提完了條件，我又提高嗓門嚴肅地警告說：“如果你們不實現以上兩個條件，三天后馬上攻城！”
國民黨縣長連聲應諾。果然，不到三天就將籌集的銀洋和布正悉數從城樓上用繩索墜下城外交給我們。我們團不費一槍一彈，既向城內的富豪商賈籌集了布、款，又在城外廣大農村發動群眾，擴充新兵六七百人，勝利地完成任務，滿載而歸。這種攻城辦法在當時紅軍中還屬一種創舉。城內外的老百性為此拍手稱快，當我們團撤離浮山縣時，城外的群眾都依依不捨，熱情送別。
四月初，蔣介石和閻錫山的部隊十五個旅已先後由隰縣、介休、霍縣、運城等地向我右路軍推進。毛澤東、彭德懷決定左、右路軍向中間靠攏，逐步收縮兵力，待機破敵。四月四日，右路軍開始向西北方向轉移，經襄汾的汾城、古城，九日到達河泮以北地區，十五日攻占吉縣，全殲守敵，俘敵三百餘人，接著，又先後掃除了大寧、永和以及永和平渡關至清水關四十餘公里的黃河沿岸堡壘，繼續開展宣傳發動群眾的工作。
四月中旬，蔣介石、閻錫山糾集二十五個旅從北、東、南三麵包圍過來，企圖殲滅我軍於黃河東岸；在陝西的國民黨東北軍和西北軍也奉蔣介石之命進至宜川、韓城一帶，從西面封鎖黃河。在敵人後追前堵的情況下，我軍東進抗日前線已不可能。為了避免全面內戰的爆發，保存抗日力量，爭取國民黨政府共同抗日，促進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五月一日，中共中央決定抗日先鋒軍回師陝北。
五月二日，抗日先鋒軍開始西撤，我紅十一團奉命在黃河東岸永和關扣山的東面擔任後衛任務，掩護部隊西渡黃河。五月五日凌晨一點多鐘，我突然接到電話，說毛澤東同志就在離我駐地十余華裡的山頂大廟裡，要我馬上趕到那裡去領受任務。我向羅開桂團長簡短地交代幾句，請他掌握好部隊，加強觀察、警戒，隨時準備阻擊敵人，掩護全軍安全渡河。說罷，立即帶幾個警衛戰士一起策馬直奔山頂大廟。在馬背上我心想，現在部隊絕大部分已經過了河，敵人的追兵也快趕上來了，毛主席為什麼還沒有走呢？現在已過半夜，毛主席會有什麼急事需要找我當面交代任務的呢？我的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裡似地，真為主席的安危而揪心啊！
當我趕到大廟廂房的時候，只見毛主席身邊的秘書、參謀還在忙著收拾文件和炕上的書籍、鋪蓋，毛主席安然地站在一張長方桌前，聚精會神地看著軍用地圖，正在思考什麼問題。他那魁偉的身材、沉著冷靜的神態，顯得那麼從容不迫，我那顆懸著的心才算平靜下來。我在門口喊了一聲：“報告！”向主席敬了個軍禮。主席抬起頭來和藹地對我笑了笑，招呼我坐下。
毛主席看了看表，大約下半夜兩點左右，輕輕地噓了一口氣，親切地對我說：“我們主力部隊已經過河，估計敵人八九點鐘才能趕到這裡。現在還有點時間，你們後衛團過河之前，要在沿途行軍路上，仔細檢查一下前頭各部隊執行紀律的情況，借的東西還了沒有，房子打掃得乾淨沒有，門板上好了沒有，損壞的東西或踏壞的青苗賠償了沒有，買的東西給錢了沒有？真正做到秋毫無犯。同時，還要檢查一下，在村莊里，在行軍路上，有沒有丟下東西，留下路標？發現破布、碎紙、紙菸頭、破草鞋等等，都要統統銷毀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跡。我們長征過金沙江的時候，敵人還撿了我們一隻破草鞋，這次過黃河，任何東西也不要給敵人撿去。”
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深刻認識到這次東征是我們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次入晉，紀律的好壞，直接體現了紅軍的性質，關係著紅軍的聲譽。所以，我告別主席後，匆匆返回駐地，三點多鐘時召集各連乾部和各級紀律檢查小組成員開會，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並進行簡短的政治動員和組織分工。拂曉，部隊出發。我帶領各級幹部和紀律檢查小組，沿途分頭到村莊、田野和山問小道，認真檢查群眾紀律，該付錢的付錢，該賠償的賠償，該清掃的清掃，把一切破爛東西和路標都收拾銷毀，一路之上，象未曾經過大部隊一樣。
上午八點多鐘，當全團撤離永和關，我帶領的最後三條渡船剛剛劃到河心，敵人的先頭部隊已趕到永和關的山上。他們用機槍掃，迫擊砲轟，砲彈和於彈紛紛落人河中，激起一股股水柱。先頭渡河的師長陳光、政委彭雪楓都為我們的安危捏一把汗，命令西岸后防警戒部隊的火力壓制敵人。我們的戰士個個勇敢沉著，很快地衝破敵人的火力封鎖，勝利地回到了西岸。當渡船靠上岸時，師首長已在岸邊等候我們。陳師長、彭政委熱情地握住我的手，表揚我們全團指戰員任務完成得很好。
後來我聽說，我們走後，敵人闖進了東岸的村莊，抓丁拉夫、派糧派款、姦淫婦女、翻箱倒櫃搶劫財物，鬧得雞飛狗跳，老百姓怨聲載道。兩種軍隊兩種作風，誰好誰壞，誰“公道”誰不“公道”，人民群眾心中自然涇渭分明，形成強烈對照，從而為此後我軍在山西開闢抗日根據地創造了一個好的條件。
這次東征戰役，歷時七十五天，殲滅敵人七個團，俘敵四千餘人，繳槍四千餘支，炮二十餘門，在山西二十幾個縣做了大量的宣傳發動工作，擴大紅軍八千人，既增強了我軍的戰鬥力，鞏固和發展了陝北根據地，又進一步擴大了紅軍的影響，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可謂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