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我調任紅二師政治部主任。因為我平時對師政委彭雪楓博學多才、文韜武略、運籌帷幄、英勇善戰而且待人誠懇、作風正派等優秀品質都十分敬佩，能到師部協助他開展政治工作，感到特別榮幸。但對師長郭炳生驕橫自大、魯莽粗野，有較嚴重的；日軍隊習氣和軍閥作風、與人很難相處也感到不安。
一九三二年四至八月，紅三軍團遵照臨時中央的指示和蘇區中央局三月中旬召開的贛縣江口圩會議精神，輾轉征戰於湘粵贛邊的上猶、崇義、桂東、汝城、文英、南雄、水口和樂安、宜黃等地，雖然全軍指戰員奮力作戰，打了一些勝仗，也有較多的俘獲，但大多是在強敵的隙縫中往返突擊，往往付出了很大代價才攻占一座縣城，攻占後也難以立足。事實上“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越深入地控制紅軍，就越削弱紅軍的戰鬥力；加之七、八月問正是南方炎熱的盛夏，幹部、戰士的體力消耗大，瘧疾、痢疾等疾病流行，非戰鬥減員劇增，部隊中逐漸滋長一些厭戰情緒；個別鬥志薄弱的人面對這嚴峻的鬥爭環境，逐漸喪失勝利信心，產生悲觀情緒，甚至動搖變節，師長郭炳生叛變投敵的樂安事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事例。
八月二十一日，我紅二師與兄弟部隊一起攻占宜黃縣城之後，三十一日敵軍反撲即被迫撤出，轉移到宜黃與樂安之間的山區休整。師部駐在官倉前村。九月的一天，師長郭煩生從軍團部開會回來，愁眉苦臉，心事重重。他對師政委彭雪楓說：“從贛州失敗之後，這幾個月又連遭敗績，聽說蔣介石還要組織第四次大'圍剿'，眼看大軍壓境，敵強我弱，摧毀蘇區，壓垮我們不成問題。唉，看來革命是完了。”說罷，還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彭雪楓聽到郭炳生這一連串洩氣話和看他那灰心喪氣的情緒，心裡很不高興，馬上理直氣壯地反駁說：“什麼，革命完了？胡說八道！革命象燎原烈火，風吹不熄，雨澆不滅，要燒掉地主豪紳，燒掉蔣介石和一切反動派，燒掉整個舊世界，革命永遠完不了！”
郭炳生不服氣，臉一沉說：“雪楓同志，革命不是靠呼口號取勝，不能光講大道理，要看到我們面前的環境確實是十分困難的。”彭雪楓看郭炳生沒有轉過彎來，也感到自己剛才講話太生硬，便耐心地擺事實說：“炳生同志，我們面前的確有不少困難，但比起平江起義，比起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時，我們的力量不是強大得多了嗎？這幾個月來我們幾次攻城雖然傷亡大一些，但還是攻下幾座縣城，打了勝仗的嘛，怎麼能說我們連遭敗績，克服不了目前的困難呢？”
郭炳生爭辯著說：“要知道，蔣介石的第四次大'圍剿'比前幾次的兵力更多，更厲害，帶來的後果會更嚴重。我看，我們打敗敵人的把握不大，還不如按過去的老辦法，把隊伍拉回湖南老家去打游擊好。”
彭雪楓知道郭炳生的牛脾氣，他想不通的問題一時很難扭得過來，想等待個時機再好好同他談一談，慢慢啟發誘導他認清形勢。於是，便對郭炳生說：“我們都是師的指揮員，有不同看法可以討論，但不管面臨什麼困難，都不能鬆懈鬥志，一定要挺得住。”
這句話象觸動了郭炳生的神經，他冒了火說：“哪個鬆懈了鬥志，我？笑話！我郭某人是從整個戰局考慮問題的。我當兵打仗從來沒有怕過死，怕死就不會來當兵！”
彭雪楓看到郭炳生很不冷靜，不願再同他爭論下去，便把話題岔開，研究怎樣進行戰鬥總結的問題。第二天，彭雪楓找我研究工作時，把他與郭炳生爭論的事告訴我，徵求我的意見。彭雪楓和我都了解郭炳生的情況：郭炳生的父親郭得云是一九一六年彭德懷到湘軍當兵時的第一個老班長，參加過辛亥革命，很有正義感，彭德懷對他十分敬重。以後郭得云當了排長，因不滿國民黨軍閥的腐敗棄職回家當皮匠。一九二一年彭德懷當連長時，因為民除害殺了南縣惡霸地主歐盛欽，被湖南督軍趙恆惕通緝抓捕，幸被押解的士兵途中偷偷放跑，逃到郭得云家，得到郭得云的掩護，並一起秘密草擬“救貧會”章程。可惜不久郭得云便得傷寒病去世，臨終遺言，將郭炳生託付彭德懷照管，當時郭炳生才十一、二歲。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當營長時，郭炳生來投奔彭德懷。他便把郭炳生留在身邊，當了勤務兵。由於彭德懷與郭炳生的父親有這樣一段不尋常的交往，對郭炳生也特別關心，經常對他進行教育，帶他參加士兵會的活動，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二八年七月，郭炳生隨彭德懷參加了平江起義。在剛參加紅軍的一段時間裡，郭炳生表現不錯，作戰勇敢，指揮靈活、果斷，打了一些好仗，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同志很喜歡他，吸收他人了黨，提升他當連長、團長、師長。但隨著部隊的勝利發展和職務的提升，郭炳生逐漸居功驕傲，在舊軍隊裡沾染的壞習氣也逐漸顯露出來，愛吹牛，出風頭，繳獲財物有時還偷偷撈點“外快”去吃吃喝喝，拉攏少數落後的干部、戰士替他吹捧。有時又愛發脾氣，無端訓斥下級和戰士。他厭煩政治工作，自己不聽政治課還罵政工幹部是“耍嘴皮子”、“走江湖的”；埋怨政治教育影響他練兵、操課。因此，他常與彭政委產生矛盾，有時甚至頂撞起來，搞得關係很緊張。圍攻贛州城時，開始郭炳生帶領部隊負責在南門外挖地道搞爆破，但因地勢低、水位高，屢挖屢垮，未能挖成，便大發脾氣，指桑罵槐，說是彭雪楓抓了部隊政治工作造成的。當敵人增援部隊趕到贛州對我形成內外夾擊的態勢，我軍奉命撤圍時，彭雪楓同我們後衛部隊一起奮力苦戰，掩護兄弟部隊轉移，而往日標榜作戰勇敢的師長郭炳生卻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而且，從贛州戰役之後，郭炳生就沉默寡言，心事重重。
在我的印像中，郭炳生出身工農，性格豪爽，作戰勇敢，只是文化程度低，又不愛學習，容易固執己見。在峽江會議上，他對東渡贛江有意見，發了一通牢騷，受到彭老總的批評，此後，遇到不順利時，就埋怨是東渡贛江脫離老家根據地才造成的被動局面。我在七團工作時，常到師部開會，對郭炳生的言行時有所聞，到師部工作後，我也知道他與彭雪楓政委的矛盾較深。因為我與他是老鄉，又比他年長幾歲，有時我也勸說他並在黨的會議上對他進行幫助，希望他能搞好軍政幹部的團結。這次聽彭政委介紹他與郭炳生的爭論時，我仍憑印象判斷，認為郭炳生還是對東渡贛江問題不滿意，轉不過彎來，鄉土觀念重，遇到挫折就不冷靜，屬於思想認識問題，還是要多幫助教育他。
為了幫助教育郭炳生，彭雪楓政委向彭德懷軍團長反映了郭炳生的思想問題。彭德懷對這件事很重視，親自派組織部長黃克誠前來我們二師駐地召開團以上乾部會議，對郭炳生的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郭炳生最怕彭者總，一見黃克誠到二師來解決他的問題，知道彭老總一定很生氣，所以一反趾高氣昂的常態，變得“老老實實”，站在大家的面前象悔恨自己的樣子檢討對東渡贛江思想不通，對形勢認識不足，怕困難；還檢討自己私心重，愛嫉妒，無端打罵士兵，對彭政委不尊重，等等。黃克誠代表彭德懷對郭炳生提出要求和希望，郭炳生表示要吸取教訓，改正錯誤。會後，根據軍團首長的指示，二師領導幹部分別到各團參加整訓，幫助各團總結這一階段幾次戰役、戰鬥的經驗教訓。彭雪楓到七團，郭炳生到六團，我到五團。
我到五團駐地不久，有一天下午正同五團黨委在團部開會，突然聽到西南方向傳來急促的槍聲。接著，偵察員急沖沖地跑來報告說，國民黨陳誠、羅卓英部由西向東突然插入我紅二師駐區，西南邊的師直和紅七團與敵人交火，邊打邊向西撤。當時由於部隊過於分散，全師來不及集中，霎時便被竄入駐區的敵人分割開，五團被隔斷在師部的東北邊，與西南方向的師部以及六團、七團失去了聯繫，情況異常危急。這時，我記起前幾天紅三師兄弟部隊駐紮在我們東北方向的黃坊地區，這一帶盡是深山區容易隱蔽，於是，我交代五團團長白志文馬上帶領隊伍向東北方向轉移，向紅三師靠攏。
傍晚，我和團長白志文帶著五團來到黃坊，部隊停止前進，休息吃飯，派偵察員外出調查，才知道紅三師已於當天下午向東南方向開走了。這時天已全黑了，團裡又沒有軍用地圖，只能找當地群眾了解一下周圍的簡單情況，便與五團的干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我提出：我們下午迅速轉移到黃坊，初步擺脫掉敵人，但大批敵人還在向東涌來，此地也不可久留。現在敵人是由西向東推進，根據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我們從東往西與敵人對進，利用黑夜從敵人側翼的隙縫中插過去，向西尋找主力，就能徹底擺脫敵人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見，團長白志文立即組織部隊行動。
部隊剛走出黃坊不遠，前哨部隊方向傳來了幾響槍聲和號聲，定神從號聲判斷是我們自己的部隊，雙方互相問答，原來前哨警戒部隊遇到師長郭炳生帶著師部特務連向東邊來。匯合後，我把同團里幹部商量的意見向他報告，他表示同意，便匯合一起按原定計劃西進。
黑夜山地行軍，伸手不見五指，山路崎嶇，已經夠辛苦了，半夜又下起了傾盆大雨，道路泥濘，象潑上一層油，溜滑溜滑的，摔跤的人很多。我摔了幾跤，把右腳腕摔傷了，越走越腫痛。我咬牙強忍，直捱到拂曉，隊伍到達巴山，因敵情不明，不敢貿然前進，部隊就靠山紮營，露宿在一片樹林裡。
宿營後，我交代白團長挑選幾個精明強於的干部、戰士分成兩個組外出偵察。第二天下午四點多鐘，偵察員先後返回駐地報告，四周沒有發現敵人。有一個偵察組報告說，他們到了鳳崗圩，見到了彭雪楓政委，據了解：我們二師遭到敵人突然襲擊時，彭雪楓政委帶著師直機關和七團邊打邊撤，甩掉了敵人後轉移到了鳳崗圩，在那裡找到江西軍區機關和陳毅司令員。在陳毅司令員的幫助下，彭政委就帶部隊在鳳崗圩暫駐，收容七團少數失散的同志。偵察員向彭政委報告，我已帶五團安全轉移到了巴山，在中途遇到郭師長帶著特務連向東走，差點發生誤會，後來匯合一起向西走到了巴山，但我在行軍中摔傷了右腳，傷勢比較嚴重。彭政委馬上請偵察員給我帶來一封信，大意是：他已將師直和七團帶到江西軍區駐地，得知五團安全到達巴山很高興，因我行軍中摔傷了腳，行動不便，請明早速到鳳崗圩，把師直和七團先帶回蘇區休整。他明早同時出發趕到巴山接五團到鳳崗圩，等與六團匯合後一起返回蘇區。
接到彭政委的信，我喜出望外，當時就把彭政委的指示向郭炳生和五團的干部傳達，大家都很高興，同意在巴山等彭政委來。第二天，白志文團長即派一個排護送我坐擔架到鳳崗圩。接著，我便帶師直和七團向南直奔東韶蘇區。到了東韶之後，我原以為五團在巴山已無敵踪，巴山離鳳崗圩約一天路程，彭政委一定很快可以把隊伍帶到東韶來，沒想到過了兩天彭政委和五團還沒有到，心裡著急起來，但腳傷很重，腳腕和小腿由紅腫到局部發紫，疼痛難忍，沒法走動，只好耐心地等著，過了四五天，彭政委才帶著五團、六團回到東韶。一見面，我急忙問他怎麼到現在才回來？
他氣憤地頓足說：“郭炳生這個混蛋叛變投敵了！”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一下子愣住了，焦急地詢問怎麼回事？彭政委告訴我：我從巴山往鳳崗圩走的當天早上，他也帶著十幾個警衛人員從鳳崗圩出發趕往巴山。我們走的是山間小路，他們騎馬走大路，所以途中沒有相遇。出乎意料，他們趕到巴山時找不到郭炳生和五團，四處打聽才知道郭炳生已帶著五團往北的方向走。彭政委頓時警覺起來，往北走不是往崇仁、撫州白區的方向去了嗎？難道郭炳生想帶著隊伍叛變投敵？想到這裡，彭政委心急火燎，帶著警衛人員就順著老百姓指引的方向追去。
彭政委在群眾的指點下追尋到第二天傍晚，終於在離崇仁縣城不遠的地方追上了五團。五團團長白志文和團部的干部高興地圍攏過來問候彭政委。彭政委追問白團長：“我不是寫信給李主任，請你們在巴山等我，我帶你們到鳳嵐圩，為什麼到這裡來？”
白團長支支晤晤他說：“李主任走後，郭師長說，敵人幾十萬大軍馬上要對蘇區進行第四次大'圍剿'，我們不能回蘇區，趁現在敵人還沒有合圍以前，設法西渡贛江，回我們湖南老根據地打游擊，保存革命力量。我們團里湖南人多，也都想回家”
沒等白團長再說下去，郭炳生就搶著辯解說：“東渡贛江的時候我就提過意見，不能離開我們老家到江西來打仗，這兩年事實證明，仗越打越被動，所以我想把隊伍帶回湖南。”
彭政委看出郭炳生是在強詞奪理，就反駁他說：“我們到江西來以後不是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嗎，怎麼能說越打越被動呢？再說，憑你一個團的兵力，能突破白軍的包圍西渡贛江回到湖南嗎？即使你想回湖南，也應該先到蘇區向彭老總報告以後再統一行動，為什麼你不僅不向蘇區、向主力部隊靠攏，反而向崇仁、撫州的方向跑呢？”
最後這句話觸到郭炳生的要害，他刷地一下臉色變得蒼白，可能怕彭政委當場拘捕他，便又裝出一付悔恨的樣子說：“彭政委，我組織紀律性不強，又想家心切，沒有請示上級就擅自行動，請組織上多原諒。我我回去一定好好檢討。”
彭政委考慮在當時的情況下，對郭炳生不能逼得太緊，防止事變，待部隊回蘇區後再請示彭老總、滕政委處理。所以，故意露個笑臉寬慰郭炳生說：“算了，郭師長，你認識錯誤就好了。現在我們一起把隊伍帶回蘇區去，作好準備粉碎敵人新的'圍剿'吧。”
當天黃昏後，彭雪楓就和郭炳生帶領五團南返，不料半夜裡狂風驟起，電閃雷鳴，大雨如注，伸手不見五指，加上山道崎嶇，路旁草深林密，郭炳生就乘機帶著特務連幾個親信溜走，逃往樂安投敵，墮落成了可恥的叛徒。我聽了彭雪楓的情況介紹，肺都氣炸了，後悔沒有看透郭炳生這個叛徒的真實咀臉。過去總認為他作戰勇敢，只是作風粗暴、思想方法上有偏激，是可以教育過來的；沒想到他在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威脅面前，竟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成了無恥的逃兵、叛徒。郭炳生的叛變激起了全師指戰員的極大義憤，大家同聲聲討郭炳生的罪行，也一致稱讚彭雪楓政委當機立斷、機智勇敢地粉碎郭炳生企圖欺騙、挾持紅五團叛變投敵的陰謀。後來，中革軍委為了表彰彭雪楓政委在樂安事變中英勇機智挽救部隊的功勳，特授予他一枚光榮的“紅星獎章”。
彭政委談完了“樂安事變”的大致經過之後，親切地察看我右腳腕的傷情，看到我右腳腕連同小腿腫得很粗，局部已化膿潰爛，非常心疼，馬上去找軍團衛生部醫療主任饒正錫商量，決定馬上給我動手術。
當時麻醉藥品很缺，但怕我在手術中受不住疼痛而休克，彭政委要求給我作全身麻醉。動手術那一天，他一直守護在手術台旁邊，看著饒正錫主任給我排除膿血，挖掉潰爛的肌肉，校正扭傷的腳腕關節，上了夾板。手術後，又守護在我的床邊等我甦醒過來，他才鬆了一口氣，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現在好多了，沒有手術前那樣揪心地疼。”他告訴我說：“動手術的時候，你睡著了，但割斷三條筋的時候，你的腳都會抽搐，跳一下，跳一下，可見腳筋這東西是很敏感的。”他連說帶比劃，說罷，哈哈地笑了。他這一笑，我的緊張心情好像也輕鬆了許多，跟著笑了。
彭政委這樣關心部屬，體現了我軍上下級的親密關係，使我終生難忘，當時要不是彭政委果斷地找人給我動了手術，讓傷勢再惡化下去，右腳可能要鋸掉，要是感染上“破傷風”更有致命的危險，是彭政委在危險中挽救了我。
手術後不久，我從東韶軍團衛生部被轉送到寧都後方醫院繼續治療，不料十月間又傳染上瘧疾、痢疾，傷病交加，使本已虛弱的身體更加衰弱，由於當時醫療條件不好，藥品少，營養也差，一度病情十分嚴重，幸好寧都醫院盡一切努力搶救，才從死裡逃生。十一月間的一天，我在醫院裡突然遇到一個患瘧疾的病號，他是不久前從我的家鄉逃出來參加紅軍的新戰士，見了我特別親熱。他告訴我，自從一九三零年冬紅軍主力過贛江之後，長沙的國民黨軍隊就經常下鄉“清剿”游擊隊，土豪劣紳又猖狂起來。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軍官湯文燕帶兵到大溪源抄燒共產黨的地下石印局（即印刷廠），路過雙坑村將我二哥鳳廷抓到永和市殺害。反動派還殘無人道地把風廷的心臟挖走，聽說是挖去炒了吃，屍體在圩場上暴露好幾天，沒有人敢去收屍。聽了這不幸的消息，我既悲痛又憤恨，誓為二哥報血仇。
接著，我又問起我家裡親人的情況，開始他吞吞吐吐推說不大知道。我想，他是雙坑人，怎能不知道我雙坑生父和西坑養父家的情況呢？在我再三追問下，他才告訴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家鄉流行瘟疫，有的說是瘧疾，有的說是傷寒，死了很多很多人，我在雙坑的生父母、大哥鳳彝，在西坑的養父、兩個叔叔和我的妻子劉氏以及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在這場瘟疫的三四個月內先後死去。因為村里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染上瘟疫就逃了出來，想到江西來找當紅軍的叔叔，可是，他流浪討飯到了江西，找到了紅軍後才知道他叔叔已經犧牲了，他便參加了紅軍。
這突如其來的噩耗是晴天霹靂，是一場惡夢！當晚，我通宵不能入眠，想起了生我養我的父母親，在他們臨終前我不能侍奉湯藥於左右，沒能盡一點做兒子的孝心；想到從小同我一起長大、結婚十年的妻子劉氏，她溫柔賢慧，勤勞儉樸，從進我家門就辛苦勞碌，侍奉老人，撫養兒女，含辛茹苦一輩子，才二十八歲便過早地離開人世，沒有過一天吃飽飯的日子，怨恨自己沒能盡到做丈夫的責任；想到我兩個聰明伶俐的兒子和天真可愛的女兒，從哇哇墜地就一直過著淒苦的日子，小小的年紀便夭折了；怨恨自己沒能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想起家裡只剩下養母一個老人，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今後怎樣過日子？悲痛、自責把心都絞痛了，絞碎了。淚水湧泉般地流淌在作枕頭的包袱上。
可是，黎明時分我轉念一想，自從參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決心為革命事業不借犧牲，貢獻自己的一切。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有國才有家”，許多同志的親人在敵人的屠刀下犧牲了，許多烈士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為革命作出犧牲的何止我一人一家？作為一個革命者，為了革命事業，以“小我”的犧牲，換取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這個“大我”的解放、幸福，這是值得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央蘇區軍民都行動起來，加緊準備粉碎敵人第四次反革命“圍剿”，我很想能參加這場戰鬥，可是腳傷尚未痊癒，每走一步都要依靠拐杖，真是惱人！這時，為了做好戰前的準備，醫院把我們一大批傷病員分別疏散到群眾家中隱蔽，繼續進行治療。
一九三三年一月，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了中央蘇區，進一步貫徹“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排斥毛澤東同志在紅軍中的領導，要求紅一方面軍採取“先發製人”的方針，進攻敵人重兵設防的南豐城，企圖以此來破壞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二月十二日，當強攻南豐不克，得知敵人重兵增援南豐時，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毅然改變“先發製人”的錯誤方針，仍採取毛澤東同志在三次反“圍剿”中採用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和打運動戰、打殲滅戰以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中央蘇區軍民同心協力作戰，先後取得了黃陂、東肢戰役的勝利，殲敵三個師，俘敵一萬餘人，於三月下旬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我每次聽到勝利捷報，都高興得手舞足蹈，更積極地鍛煉身體，練習走路，想爭取早點恢復健康，返回部隊參加戰鬥。有一天，彭雪楓派人到我住的群眾家裡來看望我，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叛徒郭炳生投敵後，從樂安到了杭州，敵人委任他一個“擔架師”師長的職務，實際上是當民夫頭子。冤家路狹，在黃陂戰鬥中被我紅二師的戰士發現，戰士們怒火萬丈，用“步槍排射”集中火力把這個可恥的叛徒郭炳生亂槍擊斃，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的腳傷初癒，可以不拄拐杖走路，即積極要求出院，經寧都後方醫院檢查，認為仍有殘疾（建國後評定“三等殘廢”），建議回部隊後邊工作邊休養，我便回到軍團部駐地樂安的大湖坪。六月七日，中革軍委發布改編紅一方面軍的通令，要求撤銷軍的建制，將方面軍所屬的小軍小師改編為“三三製”的大師大團，決定原紅三軍、四軍、二十二軍和瑞金模範師改編為紅一軍團第一、二、三師；原紅五軍、七軍、二十一軍和興國模範師改編為紅三軍團第四、五、六師；與此同時，紅五、六、七軍團也同樣進行改編。大湖坪整編後，彭德懷仍為紅三軍團軍團長，滕代遠仍為政治委員，鄧萍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紅三軍團直轄三個師，由原紅五軍第一、二、三師合編為第四師（原紅一師為第十團，紅二師為第十一團，紅三師為第十二團）；由原紅二十一軍一部、紅七軍一部和軍團特務營一部合編成第五師；由興國模範師改編成第六師。每師編三個團，每團編三個營，每營編三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我因行走不便，分配到軍團教導營先任黨總支部書記兼政治教員，不久即任教導營政治委員。
教導營直屬軍團領導，營長先為段連喜，不久由彭紹輝接任。教導營主要擔負培養營、連、排級軍政幹部的任務，平時，各部隊將優秀的基層幹部和士兵選送到教導營培養訓練，戰鬥中基層幹部傷亡較大，缺額時由教導營選派幹部補充，這就發揮了儲備幹部的作用。
我剛到教導營時，教導營在寧都的賴村一帶根據地進行訓練，一九三三年七月後，我和彭紹輝營長即率教導營隨“東方軍”兩度入閩作戰，隨後參加第五次反“圍剿”戰鬥，邊戰鬥邊訓練，通過總結作戰經驗和政治工作經驗，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