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六月五日的軍事訓令，作出了《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中央蘇區紅軍，應迅速地求得贛江流域的連續勝利，以奪取贛州、吉安、樟樹、南昌、九江等城市為目的”；並要求閩西蘇區“應以主力向閩北發展，造成廣大的蘇區，與贛東北蘇區打通，成為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東方一翼”。由於決議通過後不久，第四次反“圍剿”已經開始，紅軍主力未能入閩去爭取江西“東方一翼”的勝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組成“東方軍”入閩。
與“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同，毛澤東同志根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救亡熱潮的新形勢，積極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應當開向閩浙贛邊區，通過援助上海抗戰來組織抗日力量，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的賣國陰謀，以推動全國抗計高潮的發展，同時打通中央蘇區和閩浙贛邊區的聯繫，擴大蘇區，擴大紅軍，為以後反“圍剿”準備條件。可是“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僅不採納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反而錯誤地給他加上“反對中央的進攻路線”、“游擊主義”、“右傾保守主義”等大帽子，不斷排擠毛澤東同志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他們藉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讓毛澤東同志到蘇維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銷他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下旬，在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蘇維埃主席的同時，免除了他的中革軍委主席的職務，只安排他為中革軍委十五名委員中的第十二名委員；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澤東同志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黨中央在白區難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蘇區。五月十二日，中革軍委加委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並以軍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軍在前方指揮作戰為由，委任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達八個月之久，指揮全國紅軍，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更直接地在蘇區和紅軍中得以推行。
“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被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儘管每次勝利都是在周恩來、朱德同志堅決抵制中央的“左”傾錯誤指揮的情況下取得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但他們卻盲目地鼓吹這次勝利是執行他們的“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的結果，從而更助長其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使“左”傾冒險主義在紅軍中氾濫成災。王明、博古和項英等人本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特別是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又絲毫不吸收粉碎敵人第一、二、三次“圍剿”的豐富經驗，更不重視戰場指揮者的實際經驗，不調查研究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具體情況，盲目地主觀地提出許多“左”的口號，確定了許多不能實現的緊急任務：什麼“籌款百萬，赤化千里”，“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打正規戰”，“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蘇聯的一套經驗。博古等人還竭力依靠、抬高其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曾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與王明關係較好。後被蘇聯情報機關派到中國東北做情報工作，因他在東北呆不住，轉到上海，被項英聘為軍事顧問），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之後，博古、項英更是放手讓他掌握紅軍的實際指揮權，使他成為包攬軍委一切工作的“太上總司令”，從而實際上剝奪了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軍事指揮權。
他們提出的所謂“兩個拳頭打人”，就是把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兩個主力部隊分開作戰，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本來從一九三零年八月組建紅一方面軍之後，一、三軍團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領導、指揮下，從來沒有分開過。兩軍團並肩作戰，互相配合，擰成一股繩，所向披靡，形成一個無堅不摧的拳頭砸向敵人。但是，在“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決策下，兩個主力部隊被分割，打擊敵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們害怕根據地的壇壇罐罐被敵人打爛，以一軍團為主組成中央軍，於江西的宜黃、樂安、南豐一線，正面牽制崇仁、金溪之敵，看守中央蘇區的北大門，使它失去機動靈活殲敵的機會，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又一度以一軍團為主改組為“西方軍”，節節阻擊“圍剿”中央蘇區之敵，同樣失去機動作戰的機會）。同時，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軍團（暫缺紅六師）為主，包括福建的紅十九師組成東方軍，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滕代遠為政治委員。為配合作戰，還命令紅三十四師及閩贛軍區部分分區的地方武裝亦統歸彭、滕就近指揮。東方軍組成後，七月二日，紅三軍團即率紅四師、五師由江西廣昌的頭陂地區出發，分兩路經新安、丹溪和驛前、石城向福建進軍，於七月五日到達寧化以西地區集結，執行收復閩西被國民黨十九路軍侵占的連城、新泉蘇區和開闢閩北新蘇區的戰鬥任務。實際上當時因為沒有紅一軍團的協同配合，東方軍雖然奮力苦戰，但孤軍奮鬥，搞得疲勞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東方軍雖然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但在紅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的正確領導下，在東方軍彭德懷、滕代遠和楊尚昆（滕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調離後，楊接任政治委員）等同志的正確指揮下，全體指戰員英勇作戰，艱苦奮鬥，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仍然打了很多勝仗，殲滅了大量敵人，打開了一些城鎮，擴大了政治影響，擴大了紅軍，籌集了大量物資，部分地解決了中央蘇區和紅軍的穿衣、吃鹽等等困難。東方軍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東方軍向福建進軍之後，幾乎每戰都是經過週、朱、彭、滕諸同志與“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者，在往返電報中反复爭論，甚至激烈鬥爭才取勝的。入閩第一仗是拔除寧化縣的泉上土堡。泉上位於寧化縣東北，地處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建寧數縣毗鄰之處，是寧化到歸化的交通要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這個土堡牆高約二丈五尺，厚二丈餘，相當堅固；駐有國民黨軍閥新編第五十二師盧興邦部的第三零七團，並有寧化、清流、石城、長汀四個縣的殘餘地主武裝四百多人；儲有大批糧食、食鹽等物資，是周圍數縣逃亡地主負隅頑抗的反動堡壘，威脅著附近蘇區的安全，也是東方軍向東運動、擴大蘇區的極大障礙。所以東方軍決定首先拔掉這個釘子。
但是，“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者當時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時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縣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裡。所以，他們不顧實際情況，下令東方軍首先攻打清流縣城。
當時的爭論，給東方軍作戰造成極大困難。七月四日，彭、滕電請第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轉中革軍委項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為盧逆，共四團無變化。首先消滅泉上之敵，後再同時攻擊嵩口、清流之敵。此舉我有集結主力隨時打擊增援敵之便。”同時說明，清流城堡堅固，敵人利用天險加修工事，襲擊萬一不克，要延誤時間，再從火線撤下打增援之敵，將影響士氣。這些從實際情況出發所作的戰鬥部署，完全符合毛澤東同志的戰術原則，很快取得朱、周同意。七月五日，朱、週回電指出：“如敵情無變化，三軍團應首襲泉上，佔領後迅速取得歸化，以一部斷嵩口通永安聯絡，相機截擊永安或連城來援之敵。”但是，七月六日項英回電，卻極端主觀地認為：“對東方軍目前的行動，如就來電所云，事實上僅能消滅泉上、歸化之敵，即轉移北上，絕無可能打擊連城援敵。”“泉上、歸化均屬城圍，工事雖較清流易攻堅，則我意仍以流清為攻擊目標，堅決消滅三團人，連城敵有增援可能，若消滅援敵對東南、西南戰線有大影響。”
正當週、朱、彭、滕與項英爭論之際，七月八日，盧興邦派第一五六旅旅長張興隆率第三零九團從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懷、滕代遠根據原定的“圍城打援”的戰術原則，除令紅五師主力繼續包圍泉上，努力進行坑道作業準備爆破外，即令紅四師在離泉上三十餘里的延祥設伏，準備殲滅援敵。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兩旁均為高山峻嶺，中間是一狹長窪地，正是打伏擊的理想地點。
七月九日，敵一五六旅旅長張興隆與第三零九團團長盧勝斌（盧興邦之子）率部到達延祥石獅嶺，進入我伏擊圈。紅四師張錫龍師長、彭雪楓政委立即發出攻擊命令。紅軍戰士先是從兩側山上居高臨下以火力殺傷敵人，然後以猛虎下山之勢衝入敵陣，展開白刃格鬥，只一小時激戰，就乾淨利落地全敵敵人這個團，斃敵旅長張興隆，俘敵團長盧勝斌，無一漏網。接著，紅四師乘勝追擊，進占清流東北的重鎮——嵩溪；寧化獨立第七師進占清流西北的嶺下、田背一線；紅三十四師進占清流西南的霧閣等地，配合主力切斷清流與泉上敵軍的聯繫，對清流縣城形成包圍態勢，進一步孤立泉上敵人。與此同時，紅五師第十三團乘勝東進，殲滅歸化守敵第三零七團第二營，解放了歸化縣城。
延祥伏擊戰的勝利，為攻克泉上創造了有利條件，也證明“圍點打援”戰術的正確。但“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卻急於要進攻清流和連城守敵，七月十日又電令東方軍“只留一團圍攻泉上，並由該團抽出一連為基幹，領導歸化東北游擊隊，鞏固歸化”；同時命令主力部隊大部分立刻轉移到清流南面，準備消滅清流撤退之敵，或配合三十四師打擊連城增援清流之敵。
在此情況下，七月十一日，朱總司令、週總政委不得不給項英連發兩封電報。一封指出先襲泉上後逼清流才易於打擊敵人增援部隊，不能採取積極進攻清流城的辦法；並指出以三軍團主力過清流河及令紅十九師渡將樂河南下都是不妥當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時漲，閩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團運動不便，加以天熱多病，三軍團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員，請項英“決定部隊行動稍稍顧及此點”。在另一封電報中轉達了彭德懷、滕代遠的意見，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圍攻泉上鞏固歸化留一團兵力萬萬不足，因泉上敵之兵力超過八連人。我主力南移，連（城）敵如不動，清流敵可北向，解泉上圍，我成隔岸觀火，迂迴過河須三天行程，現三軍團每日搜山徵發，只吃兩餐稀飯尤不利這樣行動”；並明確表示已復電令彭、滕依預定計劃有步驟地爭取勝利，要求項英：“請勿急，尤請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們無所適從，時時請命，反束縛其不能機斷專行。”次日，彭、滕又將圍攻泉上、清流、連城的意見電告項英，強調指出：“泉上土圍敵八個步兵連，機、炮各一連，地主武裝百餘人（注：後查明有四百餘人），一團圍一團是不夠的。況反動的童子軍、大刀會在外面擾亂，因此再無力顧及歸化。”在朱、週、彭、滕據理力爭下，項英等人才緩和口氣，回電朱、週並轉彭、滕，解釋說：“我迭電你們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階段中作戰意圖。”但仍軟中帶硬，固執地堅持己見。
在東方軍主力圍攻泉上土堡，並接連取得延祥、歸化戰鬥勝利的有利形勢下，紅三十四師在清流與連城之間的安樂、霧閣一帶也積極開展游擊戰，配合主力切斷清流與連城敵人之間的聯繫，七月十日，於霧閣與馬屋附近擊潰從連城增援清流的敵十九路軍第七十八師一個團，乘勝進占上堡。七月十四日，敵盤踞清流的盧興邦部主力三個團，懾於我軍的威力，棄城向永安逃跑，我紅三十四師經安樂向秋口截擊逃敵未獲。十五日，紅四師第十團、十一團和寧化獨立第七師乘勝進占了清流縣城；紅四師第十二團亦向嵩口坪、秋口推進，牽制連城守敵。
此時，敵七十八師還有兩個團在霧閣附近的四堡。項英獲知這一情況，並得悉連城敵人還可能派出三、四個團增援四堡的情報，沒有通盤考慮整個戰局，七月十六日便匆忙以“十萬火急”電令東方軍放棄泉上，立即南下配合紅三十四師殲滅四堡敵人這兩個團，並準備殲滅連城援敵三、四個團，同時嚴令“部署中應注意不使該兩團撤回連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勢。”
周恩來總政委接到項英這“十萬火急”的電令後實在感到為難，馬上復電提出意見：“泉敵不應放走，圍攻至少要兩團（兩團無外圍敵有突圍可能），立即以四團兵力配合三十四師襲擊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隊則火力不足。”“調十九師接圍泉上，以三軍團全部南移則須延遲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敵情有變化。”但周總政委在提出意見的同時，為了執行軍委代主席項英的“十萬火急”電令，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命令在將樂縣白蓮地區的紅十九師迅即南下，兩天以後趕到泉上去接替三軍團圍攻泉上的任務，以便三軍團騰出手來，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時，命令三軍團除留足兵力繼續圍攻泉上，等待十九師來接圍外，其餘主力部隊立即集中清流，經安樂、霧閣之西，秘密運動，配合三十四師襲擊四堡。事實證明，不待我三軍團南下，四堡兩團敵人早已撤回連城，項英“十萬火急”電令只是主觀臆想而已。
七月十九日拂曉，圍攻泉上土堡的紅五師第十五團於昨晚挖通了直達土堡圍牆的地道，把裝滿土硝的三個棺材推進到圍牆底下，引爆了土硝，把圍牆炸開一個大缺口，趁硝煙瀰漫之際，勇猛衝入土堡與敵巷戰，在兄弟部隊配合下，乾淨利落地全部殲滅守敵。計斃敵團長以下三百餘人，俘敵九百餘人。捉獲寧化新舊縣長二人以及泉上周圍各縣逃亡地主惡霸和地主武裝三百餘人，繳獲步槍七百餘支，迫擊砲兩門，機關槍七挺，駁殼槍六十支，現款萬元及大批糧食、食鹽等物資，取得了人閩作戰的第一次大勝利。
東方軍首戰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歸化兩縣大片土地，軍威大震。為了總結入閩以來幾次戰鬥的經驗教訓，周恩來總政委幹七月二十日特地就“關於打泉上戰略部署的爭論問題”致項英代主席一封電報，批評項英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和可能，連日頻頻來電，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隊攻打清流及南下打連城，並嚴肅指出：“我們爭論並非意圖不同，更非不認識主要突擊方向或總攻下泉上即應北上與東向”，“我們不同，乃在我們判斷連（城）敵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張三軍團主力立刻過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張分兵南下，這是戰略實施在戰術上的問題，須估計到當時當地敵情、地形與我兵力、給養條件等，我堅持執行已定步驟（每一步驟是有前後接應的）達到勝利”。周恩來同志這些言簡意賅的活語，對“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主觀主義的指揮方式是個有力的批評。這些事實也足以說明周恩來同志軍事指揮的正確和英明，足以說明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
東方軍軍事上的勝利，為開闢新蘇區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但“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卻盲目要求擴大戰果。他們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蘇區中央局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紅軍主力'分散'籌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務，使紅軍用全力於決戰方面，到白色統治區域去開展勝利的進攻，連續的戰勝敵人，消滅敵人武力。”把古田會議確定的紅軍三大任務縮小成只有打仗一項。所以解放這些地方後，雖然各部隊都很積極主動地去開展群眾工作，但他們不待部隊深入發動群眾，鞏固新區，便匆忙命令部隊去進攻連城，限時限刻到達，並指定必須由北向南進攻。他們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連城的實際情況，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戰部署爭論的教訓，仍在那裡瞎指揮。
連城、新泉原為我閩西蘇區，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間被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侵占。所以，當我東方軍圍攻泉上土堡時，紅三十四師及紅四師一部分兵力已先後奉命進至連城周圍，準備待機收復。
當時十九路軍的第六十師沈光漢部駐在龍巖至新泉一線；第七十八師區壽年部駐在連城及四堡周圍；第六十一師毛維壽部則駐紮閩中的泉州、永春一帶作為機動。區壽年師是這次進犯我閩西蘇區的先頭主力師，轄兩個旅、六個團，師部還配有炮、工、輜重、特務等直屬分隊，總兵力約萬餘人。該師全系德國式裝備，武器精良，訓練有素，在國民黨軍隊中是數第一流的軍隊，戰鬥力較強，又據守著連城強固的野戰工事，確是易守難攻。但項英全然不顧這些實際情況，命令東方軍當即攻取連城，並按地圖所標示的位置，給東方軍劃定了由北向南進攻的路線。
那時正值七、八月天氣，閩西天熱如焚。彭德懷為弄清敵情，親自帶領偵察排到第一線偵察了一天，發現按項英的規定由北向南進攻連城，我軍完全處於仰攻地位，地形對我十分不利，連攻擊點也找不到，實在無法完成任務。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距離連城東南約七十華里的莒溪，駐有區壽年師丁榮光的第四六七團大部，另以該團之第二營（黃康營）駐守離莒溪西北二十華里的朋口，守衛龍巖至連城和龍巖至長汀兩條大路的交叉口要道，作為丁榮光團的前哨營。如果我軍選擇朋口作為突破口，必然可以調動莒溪及連城之敵出援，在運動中消滅它。但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給前線指揮員一點機動權，誰也不允許改變他們的作戰計劃。面對這種情況，彭德懷、滕代遠以革命利益為重，還是實事求是地將情況電告朱、周轉報項英，要求改變作戰方案，經過反复爭論，才獲得批准。
七月二十八日，我東方軍紅四師和紅十九師分別包圍朋口、莒溪守敵；紅五師和紅三十四師則在外圍擔負牽制連城敵人、打擊增援部隊的任務。三十日，我軍向朋口連續發起攻擊。朋口守敵黃康營雖只有四個連的兵力，但佔據險要地勢，工事堅固，我軍攻打一天，傷亡不小，未能攻下。傍晚，部隊撤出戰鬥，彭德懷召集軍事民主會，發動官兵出主意想辦法。我們教導營也討論得十分熱烈，大家獻計獻策，大多認為應發揮我軍善於近戰夜戰的優勢，進行夜襲。彭老總採納多數同志的意見，當晚採取夜襲，終於在天亮前攻克朋口，全殲守敵。
連城守敵區壽年聞朋口、莒溪告急，速派第四六六團鐘經瑞部前往增援。我紅五師第十三團早於二十九日清晨就搶占了朋口東側的貴仞山。三十一日拂曉，連城援敵趕到貴仞山前，企圖爭奪這個制高點。紅十三團立即以一營迂迴敵後，猛烈夾擊，殲滅援敵大部，敵團長鐘經瑞率殘部向連城方向逃竄。與此同時，我紅四師、十九師等部也設伏殲滅了企圖增援朋口的茗溪守敵第四六七團兩個營，俘虜敵團長丁榮光，乘勝佔領莒溪。
八月一日，東方軍所屬紅四師、五師、十九師、三十四師於連城東面的下堡勝利會師，歡慶建軍六週年。在慶祝大會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給紅三軍團各級部隊授軍旗；彭德懷軍團長和政治部袁國平主任先後講了話，鼓勵全軍指戰員繼續英勇作戰，爭取更大的勝利，為莊嚴的軍旗增添光采。當晚還舉行慶祝晚會，軍團和各師宣傳隊演出文藝節目，鑼鼓喧天，歌聲飛揚，全軍上下一片歡騰。
區壽年得悉其第四六六、四六七團全部被殲，急電請示漳州十九路軍總部。十九路軍總部恐區師被我全殲，八月二日即電令區師放棄連城撤至永安，並令駐閩中之六十一師毛維壽部派出一個旅趕到大田、永安，掩護區師撤退。八月三日，區師尚存的四個團及師直屬部隊剛撤出連城縣城到姑田鎮，我東方軍紅四師、十九師、三十四師追擊部隊已經趕到，一陣猛打猛衝，區師頓時大亂，紛紛丟棄槍械、行李、輜重，奪路而逃，我軍乘勝追擊。中午，逃敵至小陶用餐，我追擊部隊又趕到，敵丟下飯碗愴惶逃命，我軍再殲區師一個團，打得敵人驚恐萬狀、草本皆兵，一晝夜狂奔一百七十里，於次日晨逃進永安城，狼狽不堪。敵師長區壽年沮喪地說：“這次失敗是本軍最大的恥辱，尤其撤退時之混亂，更令人痛心疾首。”
敵六十師沈光漢部聞訊，恐被我殲滅，迅即從新泉一線縮迴龍岩；六十一師毛維壽部駐紮泉州、永春一帶，也不敢輕舉妄動。這一仗，我東方軍共消滅敵七十八師區壽年部一個旅三個團，俘敵官兵二千餘人，其中旅長一人，團長二人，繳槍二千餘支，軍糧一千五百擔，對國民黨十九路軍震動極大。這是七九路軍參加反共內戰史上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擊。從而使該軍認識到反共只有自取滅亡，也是以後該軍政治上從“反蔣反共抗日”轉變為“聯共反蔣抗日”方針的一個重要因素。
不出所料，我東方軍攻下朋口後，不費一槍一彈，就收復了連城、新泉、白沙、大洋壩等老蘇區，並乘勝開闢了泉上、清流、歸化、泰宁等新蘇區，赤化地域五六百里，使閩北、閩西兩塊蘇區聯成一片，完成了第一階段在閩西的作戰任務。東方軍利用這個時機在連城地區進行十天整訓，補充兵員，調整充實幹部，準備執行第二階段向閩北進軍的戰鬥任務。周恩來總政委盛讚東方軍“能適應情況變動，在不違反整個意圖下，發揚其機斷專行的能力”，“把十九路軍的七十八師追得潰不成軍了，這開創了我們中央紅軍的新紀錄，我們應向全體東方軍的戰士致熱烈的敬禮！”八月八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項英、張國燾聯名致電東方軍，熱烈祝賀東方軍“把頑強的敵十九路軍打得落花流水。這一勝利，表現我工農紅軍已更加壯健，更加無敵。”相信英勇的東方軍一定會“奮發更大的勇氣，向前消滅更多的敵人，取得更大更光榮的勝利。”
連城的十天整訓本是開展群眾工作的好時機，但因“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只讓部分地方部隊開展一些宣傳活動，仍不讓主力部隊分散做群眾工作，鞏固勝利成果，八月十三日即電令主力部隊立即北上進攻洋口、延平（今南平）。所以在閩西佔領的地區雖然不小，已有八九個縣，但都似猴子摘苞米，摘一個丟一個，一個也沒有鞏固下來。
八月十六日，東方軍除留紅三十四師駐守連城外，其餘部隊即揮師北上，開始第二階段的作戰。我們從連城出發，經清流、歸化到沙縣境內，解放了夏茂、高橋等廣大鄉鎮，於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攻占了閩江上游的兩個主要商埠——順昌縣的洋口和延平縣的峽陽，擊潰蔣軍五十六師劉和鼎部三個團，繳獲機槍四挺，火輪三艘，食鹽十五萬斤和大量其他軍用品，並籌款十萬元。接著，東方軍的紅四師、五師、十九師又將順昌、延平隔斷並圍攻兩城。紅六師（原興國模範師）及紅二十一師第六十一團也從江西黎川及福建泰宁南下，包圍將樂縣城。此時，第一方面軍指揮部已從江西東移，經建寧抵達泰宁縣城組織指揮。至此，劉和鼎之五十六師即被我分割包圍，如驚弓之鳥，在延平一面拚命加固工事，一面不斷向十九路軍發出求援急電。
東方軍為發動新區群眾支援紅軍作戰，不顧“左”傾錯誤領導者規定的條條框框，要求各部隊抓緊時機深入群眾做政治思想工作，適時提出了“要飯吃，要屋住，要工作，要自由”等符合群眾實際利益的口號，幫助群眾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黨、團反帝大同盟，工人聯合會等組織，廣大勞苦大眾熱烈支援紅軍，四天內就有五百多人參加紅軍。東方軍出色的政治工作成績贏得了方面軍朱德、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讚賞，《紅星報》以《把模範的獎旗贈給東方軍》為題發表社論，提出：“在爭取新區赤化和擴大紅軍方面，東方軍寫成了政治工作最光榮的一頁，是中央蘇區紅軍的光榮模範”，並號召把東方軍的政治工作經驗推廣到整個紅軍中去。
八月二十七日，彭德懷親臨順昌城外觀察地形，了解到順昌城三面環水，只有北面可以進攻，而北面炮樓卻很堅固，磚厚樓高，不易接近，且城外二、三十里房屋極少，不便於進行坑道作業接近爆破。同時，據偵察員報告，將樂縣城也是三面環水，西北面又有高山，可以憑險扼守；延平這座山城素有“鐵延平”之稱，城牆高大堅固，易守難攻。根據這三座縣城的地形和敵我態勢，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同志決定仍堅持採用“圍城打援”的方針，加緊佯攻延平，把水口、沙縣十九路軍這條大魚釣出來，消滅增援之敵。
可是，當時十九路軍蔡廷鍇與蔣介石的矛盾已日益尖銳，蔡廷鍇為保存實力，不願積極增援延平劉和鼎部。我東方軍在洋口、峽陽等地多次欲誘敵深入，殲滅其增援部隊均未能實現；我國攻將樂、順昌的部隊又久攻不克，所以整個戰局自八月中旬開始就一直處於僵持狀態。八月底，蔡廷鍇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才開始部署增援延平的兵力：令第六十師沈光漢部由龍巖進至永安，第六十一師毛維壽部由泉州經大田縣向沙縣集中，他親率補充師譚啟秀部進至水口、尤溪口兩岸地區，小心翼翼地向延平方向接近。九月三日，我東方軍一部沿閩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準備截擊援敵，行至夏道鎮北岸時，俘敵前衛排，從審俘中得知敵人分乘數艘汽輪，拖著十幾條木船到夏道碼頭，有的上岸做飯，有的還在船上。彭德懷、滕代遠聽匯報後，即令紅四師第十團從上游渡江，紅五師第十三團一部就地渡江合擊敵人。渡江部隊迅速搶占對岸山頭，然後兩岸部隊以機槍、迫擊砲猛烈夾擊，消滅敵人一個營，餘部向水口奔逃。我紅四師乘勝追擊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擊潰敵兩個營。這一仗我軍繳獲重機槍三挺，步槍百餘支，汽車二輛，汽輪八艘，子彈四輪船，食鹽七萬斤。
這時已到九月中旬，東方軍又轉到延平的西芹，待機殲滅來自沙縣的援敵。當時敵十九路軍最精銳的六十一師毛維壽部已經進駐沙縣，企圖以部分兵力先佔西芹，掩護其主力繼續增援延平，我東方軍聞訊即令紅五師第十三團連夜出發，截擊來敵。九月十八日晨，與敵六十一師第三六六團鄭為輯部及七十八師一個營、五十二師一個營共五個營在木芹山遭遇。木芹山是茅草叢生的大荒山，為搶占制高點，紅十三團不顧一夜行軍疲勞，奮勇搶占了木芹山主峰。敵人也拚命爭奪主峰，戰鬥十分激烈。最後在山巔上展開肉搏戰。在我紅色戰士勇猛衝殺下，敵人潰不成軍，一批批繳槍投降，我軍乘勝直追數十里。號稱十九路軍中最有戰鬥力、從未打過敗仗的“鐵軍”三六六團全部就殲。此次戰鬥，紅十三團創造了以一個團的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一個團的新戰績，被授予“英雄模範團”的光榮稱號。東方軍全體指戰員士氣十分高昂，熱烈歡慶胜利；蘇區群眾聽到捷報，個個喜氣洋洋。
一九三三年秋，正當東方軍頻繁作戰、連續取勝的時候，“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者不僅在軍事上繼續推行一套“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而且在組織上也竭力推行極“左”政策。他們在幹部路線上大搞唯成分論，過分強調紅軍領導骨幹必須是無產階級成分，無產階級分子，向各地區各部隊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搞亂了乾部隊伍。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只要是無產階級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長沙、安源的一些礦工外，手工業工人也照樣提拔起來，而且一下子就提為團、師政委，擔任高級領導職務，這樣，就大大削弱了部隊的作戰指揮和政治工作。同時，他們還大搞“查田查階級”運動，查到誰是地主階級出身，不問是否屬實，表現如何，鬥爭歷史多久，就說誰是階級異己分子，將他們開除出紅軍，摧殘了許多有用之才。
他們剛剛進行過“肅反”運動，又以反“右傾機會主義”、“游擊主義”、“富農路線”、“羅明路線”、“調和主義”、“兩面派”等各種罪名，大搞宗派主義，懲辦主義，對不堅決執行他們的錯誤主張，而擁護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的好乾部則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大批地進行懲罰和撤換，隨意提拔同他們氣味相投、只知隨聲附和的人，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作風。家長制橫行，一言堂成風。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紅軍中反對所謂“羅明路線”，打擊面更寬，影響更壞，危害也更大。
事實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羅明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並組織“中共前敵委員會”以指導前線的工作。他對閩西情況比較熟悉，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大膽地向黨中央提出了幾點建議。其中談到要積極堅持岩（龍巖）永（永定）杭（上杭）地區的游擊戰爭，這個邊沿地區條件比較困難，“赤化千里，籌款百萬”應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稅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國庫，應留一部分作為地方的機動費用，否則脫離生產的游擊隊等人員無法維持生活。還談到“創造百萬鐵的紅軍”也應從閩西的實際情況出發，除動員一部分兵員補充主力紅軍外，還應動員一部分兵員補充地方武裝，以鍛煉提高地方武裝的戰鬥力，更好地保衛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在“擴軍”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為蘇區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幾年來動員再動員，擴大再擴大，究竟要動員、擴大到什麼程度，需要有個限度，不能無止境地擴大。如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軍突擊後，鄉里只剩下壯丁七人，還要進行突擊，這當然不現實。羅明雖然一再寫信給省委轉告臨時中央，說明前線這些情況，但“左”傾錯誤的領導者根本不予考慮，仍堅持要邊沿游擊區上繳一切稅款和擴大百萬紅軍，並認為羅明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是對革命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是反對黨中央的“布爾塞維克的進攻路線”的。於是在組織上普遍開展反羅明線路的鬥爭，並錯誤地認為在紅軍黨內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尤為重要，只有肅清紅軍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鞏固與擴大鐵的紅軍，堅決執行黨的“進攻路線”。這樣就把地方上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擴大到紅軍中來，引起東方軍內部的嚴重混亂。當時，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傾空喊的口號所蒙蔽，認為羅明路線是“反革命”，更有認為羅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甚至羅明同志從前線回來，連炊事員也不給他做飯吃。他去理髮店理髮，剛坐下，理髮師傅聽說他是羅明，馬上把他攆走，不給理髮。羅明同志被撤了職，還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級幹部也受到誣害、牽連。如保衛黎川原是我們閩贛軍區一個五百人的獨立團，後因支援東方軍圍攻將樂、順昌，調歸前總直接指揮離開黎川，當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國民黨週渾元軍的三個師進攻黎川時，黎川城內只剩下一個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游擊隊，在敵我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我們放棄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根本不體察實情，為了在軍隊中反“羅明路線”的需要，硬是給閩贛軍區肖勁光司令員加上所謂“退卻逃跑”、“違抗命令”、“右傾機會主義”等罪名，撤銷職務，開除黨籍、軍籍，並拘捕交最高法庭組織的“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進行公審，判處五年徒刑（“遵義會議”上已澄清是非，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就是這樣大搞懲辦主義，以對罪犯和對敵鬥爭的方式來進行黨內鬥爭。在福建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的同時，在江西也開展反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使許多地方乾部和部隊幹部均受到打擊，搞得人人自危，黨內、軍內恐懼心理和社會不安現象十分嚴重，大大削弱了東方軍的戰鬥力。這場鬥爭的實質就是為了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進一步推行其“左順冒險主義”因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調動了五十萬大軍，分四路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其北路軍第八縱隊週渾元部已由南城、硝石向我黎川發動進攻，形勢十分嚴峻。
恰在此時，國民黨十九路軍正準備發動福建事變，主動派人與我東方軍進行談判，聯合反蔣抗日。閩北軍閥劉和鼎、盧興邦等部失去十九路軍的支持，頓時陷於孤立，這個新的形勢對革命十分有利。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卻震驚於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慮東方軍在閩北正值消滅孤立無援的劉和鼎敵軍，向無敵人堡壘區大力發展蘇區，粉碎敵人“圍剿”計劃的大好時機，急令東方軍立即從將樂、順昌北上就敵，企圖收復黎川，與敵在抗河會戰。
在“左”傾錯誤領導者的壓力下，十月四日，作為東方軍主力的紅三軍團只好從前線撤回泰宁集中，翌日向黎川北面的硝石前進。十月六日，當三軍團行軍到達洵口地區時，不期與敵遭遇，經過三天激戰，消滅了敵軍第六師趙觀濤部第十八旅（三個團缺一個營），生俘敵旅長葛鐘山，繳槍一千多支，迫擊砲二門。當時，敵第十八旅殘存的一個營據守在山頂土寨子，雖然山勢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無水，我們再圍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該營就殲。這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但“左”傾錯誤的領導者不待困死之敵被殲滅，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硝石進攻。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正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里，處在敵軍堡壘群中心。當我軍進入硝石時，發現已鑽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敵發現我主力在黎川方向，將向我泰宁進攻；黎川、南豐、南城之敵，亦向硝石增援企圖夾擊我軍。我軍連續攻擊硝石五天不克，處境日益危急，彭德懷當機立斷，連電陳詞反對繼續進攻硝石，十月十三日，敵軍四個師已由南城東援，進抵硝石，中革軍委鑑於東方軍已處於敵人包圍的威脅之下，才復電允許三軍團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蓮塘一線，避免遭受嚴重損失。
十月中旬，敵人為打通黎川與硝石的交通，以北路軍第三路軍第七縱隊薛岳部四個師由硝石附近進抵潭頭市；第八縱隊週渾元部兩個師又一個旅，由黎川附近進到資溪橋。這樣敵人在十公里距離內集中了近七個師的兵力，企圖完成構築黎川、硝石之間的碉堡封鎖線，吸引紅軍前去進攻，以消耗和消滅紅軍。中革軍委無視敵情這一重大變化，十月十八日，調集第一、三、五軍團等部隊，要求插到敵人堡壘地帶間隙中去，在資溪橋附近與敵決戰，以求牽動敵人到堡壘外戰鬥而消滅之。
彭德懷、滕代遠奉命指揮這次決戰。他們遵照中革軍委十月二十一日的作戰命令，以紅五軍團為主力，向資溪橋和潭頭市發起攻擊，力圖牽動敵人；同時，將紅三軍團部署在石峽、洵口之線；一軍團集結在湖坊地區，準備在敵人被牽動時對其猛烈突擊，殲滅敵人。可是，薛、週兩敵十分謹慎，步步為營，穩紮穩進，很少出擊。我軍對敵攻擊了四天，既未能牽動敵人，也未能佔領資溪橋和潭頭市。而我軍主力部隊卻擺在敵人堡壘周圍，白天遭敵機轟炸，晚上露天宿營，疲憊不堪。二十六日，中革軍委不得不放棄在資溪橋地區與敵人決戰的計劃。
當我軍在資溪橋地區進行消耗戰時，彭德懷、滕代遠鑑於在中革軍委錯誤的戰略方針指導和錯誤的軍事指揮下，部隊反“圍剿”戰鬥步步被動的局面，於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內連續三次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其主要內容是：在敵人大舉集中、並利用堡壘掩護謹慎穩進的情況下，我軍能在敵運動中將敵各個擊破的機會減少。因此，紅軍應充實和集中主力，離開敵人堡壘地帶，在戰略上向東北之金溪、貴溪、東鄉、景德鎮一帶挺進，首先消滅浙贛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部，建立東北作戰區，進而威脅江蘇、浙江、安徽等敵人心臟地區，調動敵主力部隊北進而離開中央蘇區。當前，在敵人碉堡林立、工事相當堅固的情況下，我軍切忌將主力部隊擺在敵壘周圍。彭、滕還提出，要使群眾了解戰爭的意義，廣泛動員起來配合紅軍，封鎖擾敵，截敵捉敵，夜間襲敵，使所有男女、老少都為保衛蘇區而戰，為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而戰。從而使紅軍能夠集中兵力，機動秘密，出敵不意地打擊消滅敵人，奪取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最後，他們懇切希望中革軍委領導“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這些意見。但是犯“左”傾錯誤的中革軍委領導人認為彭、滕的意見肯定“目前是不能實行的”。十月二十七日，項英電告朱德、周恩來：“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停止建議。”不久，滕代遠被調出紅三軍團，彭德懷的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免去。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軍團奉調返回江西之後，東方軍在福建的部隊沒有主力的支撐，發揮不了作用，無法打擊、殲滅陷於孤立的軍閥劉和鼎、盧興邦部隊，而三軍團在“左”傾錯誤領導者的指揮下，雖奮力苦戰於黎川周圍的硝石、資溪橋地區，並一度轉戰於滸灣、瑯琚、琅玕一線，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戰，不僅沒有在根據地之外殲滅和阻止敵人，反而丟失了若干地方，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在實行冒險進攻遭到失敗後，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畏敵如虎，既不敢向敵人無堡壘的地區打出去，又不敢實行“誘敵深入”的方針，把敵人放進根據地內各個殲滅，而是實行處處設防、節節抵禦的保守主義戰法。從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起，在廣昌至泰宁一百多公里的寬大正面上，構築防禦工事，進行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企圖以此消耗敵人的力量，阻止敵人的進攻，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恰在此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因不滿蔣介石對外賣國投降、對內排斥異己的政策，於十一月二十日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同蔣介石決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對於我們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極為有利。可惜當時“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同樣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沒有積極支援十九路軍，坐失一個打擊、消滅蔣介石反動軍隊、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大好時機。
這裡要簡單回顧一下，我們與十九路軍通過鬥爭求得聯合的一些歷史情況：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發生了淞滬戰爭。駐上海的國民黨十九路軍官兵在共產黨的影響和全國抗日救國浪潮的推動下，違抗蔣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奮起應戰。從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勝利。但在戰鬥中，由於蔣介石駐蘇浙嫡係部隊六十個師的兵力皆按兵不動，坐視十九路軍孤軍苦鬥，且剋扣其軍餉及海內外同胞捐贈的款項物資，使十九路軍的抗戰更陷於困境。三月三日，國際聯盟決定要中日雙方停止戰爭，蔣介石求之不得，馬上逼迫十九路軍撤離陣地，在英美帝國主義的策劃下，與日本侵略軍和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將上海變為“自由市”，不設防，不駐軍，不抵制日貨等等，實際上出賣了上海，犧牲了國家主權。
停戰後，蔣介石決心對“違令”抗日的非嫡係部隊十九路軍加以整肅。他本想把十九路軍先調離寧滬，然後進行肢解，未達目的，乃改令十九路軍到福建打紅軍，陰謀以十九路軍消滅紅軍，或假紅軍之手消滅十九路軍，或使兩敗俱傷，他好一箭雙雕，坐收漁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間，十九路軍調到福建之後，背靠大海無處可走，面向蘇區進退兩難。當時十九路軍廣大士兵要求抗日，不願打內戰。十九路軍領導人蔣光鼐、蔡廷鍇也知道“剿共”不能取勝，但從保存並發展自己的實力出發，還妄想排除共產黨和紅軍勢力出閩西，在福建搞個“模範省”，統一全國政權，聯絡廣東、廣西新軍閥，在福建造成割據偏安之勢。所以，他們在漳州、廈門登陸立足後，仍然服從蔣介石的調遣，利用我主力紅軍在江西進行第四次反“圍剿”戰鬥、閩西武裝力量薄弱的時機，以七十八師區壽年部為先頭部隊，六十師沈光漢部後續，並調動閩西、閩南的土著軍閥雜牌部隊和反動民團，採取步步為營的戰略行動，不斷進犯、蠶食我閩西蘇區和閩南游擊區，於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間侵占我龍巖，四、五月間又占我連城、新泉等大片蘇區，並積極準備進攻我汀州城。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東方軍圍攻泉上，威逼清流盧興邦部時，駐連城的七十八師區壽年部派出一個團增援清流，被我擊潰；八、九月間，我東方軍圍攻延平國民黨五十六師劉和鼎部時，十九路軍又令六十一師鄭為輯團前往增援，蔡廷鍇還親率補充師譚啟秀部進至水口、尤溪口一線待機增援，均被我擊潰。由此可見，當時他們雖有反蔣抗日的願望，但在實際行動上仍然是反共與屈從於蔣介石的。經過我東方軍消滅其區、毛、譚師各一部後，鐵的事實教育了十九路軍領導人，使他們認識到繼續反共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而要反蔣抗日，只有聯合共產黨才有可能，遂決定把“反共反蔣抗日”的方針改變為“聯共反蔣抗日”。事實說明，東方軍對十九路軍作戰的勝利，是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東方軍進軍福建後，連戰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勢，蔣光鼐、蔡廷鍇害怕十九路軍被消滅，於九月二十二日親自寫信並派過去曾是共產黨員的陳公培為代表到前線找東方軍聯繫，表示願意和談，共同抗日，雙方先行停止戰爭行動。陳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見到了東方軍司令員彭德懷，表明他們要反蔣抗日，不反蔣就不能抗日。彭德懷接待了陳公培並向他指出：十九路軍抗日是對的，來閩“剿共”是錯誤的。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抗日必須反蔣。我軍願意在我黨提出的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民主權利、武裝民眾等三項條件下，與十九路軍共同抗日。談完話請他吃了飯，留宿一晚。翌日，彭德懷、滕代遠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回信，答复他們：“為了擴大民族革命戰爭，實踐蘇維埃中央政府之屢次宣言，紅軍願與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的談判基礎上，訂立共同作戰協定，以首先打倒蔣介石為惡魁的南京賣國政府，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出中國。”彭、滕還請十九路軍派代表到瑞金同我們中央正式談判。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彭、滕致電項英、朱德、周恩來匯報雙方談判的情況。二十五日，蘇區中央局電示朱、週、彭、滕，提出軍事方面：“十九路軍應撤退水口、尤溪口之線”，劃延平、沙縣為“緩衝區”，當我軍在必要時對劉和鼎、盧興邦、周志群等非十九路軍部隊“進行軍事行動時，十九路軍應取善意中立的態度。”在反日反蔣方面，我們可聲明當蔣介石進擾福建時，紅軍準備實力援助十九路軍之作戰。
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收到彭德懷、滕代遠的回信後十分高興，隨即又派陳公培與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到瑞金正式談判。陳、徐到瑞金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他們，曉以抗日救國大義，進一步堅定了他們反蔣抗日的決心。由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滕代遠等同志對十九路軍採取了聯合、教育的正確方針，促使蔣、蔡、陳等人進一步醞釀抗日反蔣的實際行動部署。在十月二十六日與我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之後，他們更感到無西顧之憂，遂於十一月二十日揭起義旗，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
舉事後不久，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聚會，感到放棄了國民黨，沒有個組織，處境不利，於是另行組織了“生產人民黨”。原在十九路軍中有活動、有發展的“第三黨”隨即聲明解散，很多第三黨人也參加了“生產人民黨。”
無疑的，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滬抗戰後，抗日派和親日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的一場鬥爭。他們的反蔣抗日行動對我們十分有利，我們完全應該利用他們的矛盾，支援十九路軍，一面發展抗日力量，一面牽制蔣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對我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鑑於這種新的形勢，為了不失時機，十一月二十日，彭德懷致電周恩來總政委轉臨時中央，建議留第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第一、三、七、九軍團出蘇區，向閩浙贛地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並打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但是“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者卻以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待福建事變，錯誤地認為“第三黨”與“生產人民黨”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國民黨、蔣介石還壞、還反動，更帶欺騙性。武斷地認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來一個月多的事實，證明它的一切空喊與革命的詞句，這不過是一部分以前國民黨的領袖及政客們的一種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並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為了要維持這個統治，為了阻止和妨礙中國民眾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和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進。”（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就這樣輕率地否定了福建事變反蔣抗日的進步作用。基於這種錯誤認識，臨時中央當然不會採納彭德懷的建議，博古還批評這個建議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其實彭德懷這個建議和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毛澤東同志說過：“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19頁）毛澤東、彭德懷等同志提出的集中紅軍主力出蘇區，威脅寧、滬、杭敵人的根本重地，掩護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和打破蔣介石第五次“圍剿”計劃的正確建議均未被採納，失去了有利的戰機。
福建事變發生後，十二月初，蔣介石害怕紅軍主力入閩支援十九路軍抗擊蔣軍，急派第八縱隊向黎川東南進攻，目的是佔領我閩贛邊界的蘇區，隔斷江西主力紅軍與福建十九路軍的聯繫，保障其進攻十九路軍側翼的安全。十二月十二日，紅三軍團得悉敵第八縱隊以一個師守黎川，三個師向閩贛交界的德勝關推進，彭德懷預先將部隊埋伏在敵人必經的團村以東之長豐源、大原附近，待敵進至我伏擊圈時，一聲令下，我主力部隊同時猛烈地突入敵陣，敵軍大亂，向黎川城內逃竄。我方四個師共約一萬二千餘人，擊潰敵三個師十五個團共約四萬餘人。戰鬥雖獲勝利，但殲敵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個擊潰戰。這一仗，從戰略上看，“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實際意義並不大。據彭德懷同志以後回憶：“如果當時一軍團在，我一、三軍團靠攏作戰，敵三個師十五個團當能全部殲滅；加上洵口殲滅之三個團，就是十八個團；再尋機殲敵二十個團左右，敵第五次'圍剿'就可能被粉碎，歷史上也就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了。”
福建事變後，我紅軍未積極主動支援十九路軍，而陰險狡猾的蔣介石卻看準了這個時機，在團村戰鬥之後，對中央蘇區暫取守勢，從“圍剿”蘇區的北路軍中抽調九個師，由江西沿光澤、邵武、順昌一線進入福建，並從寧、滬、杭地區抽調兩個師，由浙江進入福建，集中力量先對十九路軍實行全面進攻，使剛剛誕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面臨覆滅的危機。當時，蔣介石的嫡係部隊第三十六師自撫州出發，到金溪停留兩天，準備糧食，並規定每個官兵必須自帶五天的糧食，非萬不得已時不准食用，準備對付紅軍的襲擊。自金溪到邵武都是崇山峻嶺，坑深路險，敵人行軍二十天，天天提心吊膽，對紅軍十分害怕，但紅軍始終未攔腰截擊，沒有發生什麼戰鬥。之後，蔣軍嫡系第十師、八十三師又沿著三十六師的行進路線到達順昌，紅軍也同樣未予襲擊。這樣好的殲敵戰機都被“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喪失了。
一九三三年底，蔣介石部隊逼近延平，並以狂轟濫炸威脅十九路軍官兵，用金錢、地位收買十九路軍中一些將領，加劇了十九路軍的內部分化，有的部隊自行潰散，有的部隊投降叛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繼續建議組織部隊入閩援助十九路軍。這時，“左”傾錯誤的領導者也開始有了“唇亡齒寒”之感，恐蔣介石消滅十九路軍後，會加緊對我進行“圍剿”。因此，他們為了掩護在閩西的紅三十四師和福建蘇區，並吸收被蔣軍打垮的十九路軍的士兵到紅軍中來，一方面按《反日反蔣的初步協議》派張雲逸到福州與十九路軍領導人聯絡，一方面再以紅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第二次入閩，但這時援助十九路軍已為時太晚。由於“左”傾錯誤的領導者遇事不是主觀武斷，就是優柔寡斷，而且不給前線指揮員臨機應變之權，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每次戰鬥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一份很不精確的作戰地圖進行部署，甚至有時連一門砲、一挺機槍應配置在什麼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電話裡按地圖標定。正因為他不了解情況，經常朝令夕改，來回折騰，搞得前線指揮員手足無措，往往延誤戰機。周恩來總政委對此十分氣憤，不得不給博古、項英發電，請求在相當範圍內給予部署命令之全權。電稱：“連日電令屢更，遲在深夜始到。使部隊運轉增加困難。請在相當範圍給予我們部署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這才為東方軍和其他部隊爭取了一些主動權。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軍團指揮機關奉命回師福建建寧，紅四師、五師、六師亦於二十七日先後到達江西廣昌的頭陂集結。同時，軍委令七軍團指揮機關與紅十九師指揮機關集中福建泰宁進行整編，合併為七軍團，並將紅三十四師劃歸七軍團建制，全部撥歸東方軍指揮。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東方軍編組就緒後，彭德懷司令員、楊尚昆政委發布“向東突擊動作的命令”，一月四日，三軍團各師由頭陂一帶出發，經安遠、泉上、歸化、夏陽，於一月十日到達沙縣的富口地區待機。七軍團的紅十九師、三十四師也先後從泰宁南下配合行動。一月十一日，東方軍開始包圍沙縣城。此時，蔣介石慌忙派其主力第四師由延平前來增援，我東方軍紅四師馬上奔赴青州附近迎擊敵人，將該師擊潰，斃敵團長二人，營長四人，斃傷敵軍二百餘人，取得第二次入閩的初戰勝利。
打沙縣是一次攻堅戰。沙縣城牆很厚，守敵新編五十二師盧興邦部兩個團的兵力防守嚴密，火力很強。我軍決定爆破攻城。彭德懷司令員、楊尚昆政委和鄧萍參謀長親自部署並指揮工兵連挖坑道。彭德懷還親手教戰士們用土硝、硫磺等配製好炸藥，又帶領戰士們潛伏到城牆附近運送炸藥進入坑道。一月二十五日拂曉總攻開始，一聲巨響，把西門城牆炸垮了一角，我英勇的紅軍戰士趁勢衝進城內，勇猛衝殺，到早上七點鐘沙縣城就被我佔領，守敵全部被殲，共消滅敵人兩個團及師直屬隊，斃傷敵軍七百餘人，俘敵一千三百餘人，繳獲步、機槍一千四百餘支（挺），火砲八門，子彈十萬八千餘發，砲彈二萬餘發，無線電台一部。我軍攻占沙縣的當天，馬上利用繳獲的敵電台和密碼，以盧興邦的名義要蔣軍指揮部空投彈藥、物資增援。果真第二、三天，蔣軍連續派飛機空投了大量彈藥和鈔票，均為我繳獲。同時，我軍乘勝攻占尤溪縣，繳獲盧興邦的一個兵工廠。紅軍戰士邊忙著運送繳獲的物資和兵工廠的機器，邊興高采烈地唱起軍團宣傳部長劉志堅編的《打沙縣》戰歌：“紅軍向東行，圍攻沙縣城，積極進攻敵人！沙縣有個盧興邦，兩團殘兵守孤城，哎嘿喲！工農紅軍真英勇，堅決奪取沙縣城，乾淨消滅兩團兵”個個眉飛色舞，笑聲朗朗，這歌聲笑語沖開了縈繞在沙縣上空的硝煙，驅散了壓抑在人們心頭的悶氣，使整個沙縣城更充滿著勝利的歡樂。這次繳獲的兵工廠機器搬回瑞金後，為部隊修好了不少武器，翻造了大批子彈，在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此時，敵人有兩個縱隊已向我泰宁、建寧方向運動，似有襲取我建、泰的意圖，因此，一月二十五日彭、楊即令紅四師以三天半至四天的行程先趕回泰宁，配合一、九軍團阻擊南進之敵；一月三十日，紅五師、六師亦撤回歸化待機，僅留下七軍團的紅十九師、三十四師駐守沙縣。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東方軍紅六師攻克將樂縣城，十一日西撤泰宁待機。二月十八日，為阻擊進犯中央蘇區之敵，三軍團又奉命返回江西廣昌的頭陂一帶，準備投入反“圍剿”新的戰鬥。至此，以紅三軍團為主的東方軍兩次入閩作戰，勝利結束了。
但是，東方軍第二次入閩作戰的勝利，對於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對於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都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蔣介石迅速擊敗十九路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失敗。
一九三四年四月，蔣介石回過頭來，又重新佈置了對中央蘇區的“圍剿”，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東方軍兩次入閩的勝利成果不僅未能鞏固下來，而且被全部葬送了。但是東方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戰鬥，周恩來總政委、朱德總司令的正確領導，彭德懷、滕代遠和楊尚昆等領導同志遵照毛澤東同志的作戰原則，嘔心瀝血卓越指揮的功績，將永遠為人民所讚頌。東方軍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蔣介石重新部署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者仍然不吸取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經驗，也不總結東方軍兩次入閩作戰及第五次反“圍剿”第一階段作戰的經驗教訓，在反“圍剿”的部署上繼續犯了嚴重錯誤。他們在政治上過分誇大自己的力量，輕視敵人的力量，忽視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的特點，堅持他們提出的“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的決戰”和“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冒險主義口號。在軍事戰略上，當第一階段實行冒險進攻遭到失敗後，又畏敵如虎，既不敢向敵人無堡壘的地區打出去，也不敢實行“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打殲滅戰”的方針，而採取的堡壘對堡壘、主力對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擊的“消極防禦”方針，同敵人打陣地戰、消耗戰，使自己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就以一九三四年八月的高虎腦、萬年亭兩次戰鬥來說，當時我紅三軍團扼守著地勢險要、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軍團首長彭德懷、楊尚昆親臨一線視察陣地，特抽調我們教導營有野戰經驗的干部去參加修築防禦工事，把工事構築得十分堅固。戰鬥發起後，守備部隊指戰員雖然據險頑強抗擊敵人，給予敵人很大的殺傷，但再堅固的工事也抗不住敵人飛機、重砲的連續轟擊和六個師兵力的輪番攻擊，工事都先後被打塌，最後不得不撤出陣地。高虎腦戰鬥，敵人攻占我軍不到三千米水平距離的地區，花了整整三天時間，死傷兵員約三千人，其中團以上軍官五人，傷亡數倍於我軍。在我軍說來，可以算是一個勝仗。但我軍傷亡也很大，陣地也沒有守住。
由此可見，當時敵人掌握著整個國家的政權，動用五十萬軍隊“圍剿”，還有帝國主義的幫助；而我中央蘇區只有二十一個縣，中央紅軍只有十幾萬，加上赤衛隊才近二十萬人，武器、彈藥則更不如敵人。總之，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與敵人拚消耗、打陣地戰，正暴露了我之短處，發揚了敵之長處。雖然我英勇的中央紅軍給了敵人以不少打擊，但自己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而且完全陷於被動，不能自主地消滅敵人。戰爭形勢的發展越來越對我不利，最後只剩下一條路，不得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戰略性的大轉移——被迫長征。
回顧東方軍兩次入閩作戰這段歷史，我深深地感到：東方軍廣大指戰員英勇善戰、所向無敵的戰鬥精神，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和發揚，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給我們黨和軍隊造成的嚴重損失和深刻教訓，我們也決不能忘記。一九八五年夏，中共寧化且委和縣人民政府要求我為東方軍入閩和寧化縣蘇維埃政府成立五十五週年題詞。我有感於東方軍的經驗教訓，揮筆寫下了一首《憶東方軍入閩並賀寧化蘇維埃政府成立五十五週年》詩，表達了我當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