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失敗後，一面退守南豐、宜黃、樂安、永豐、吉安、泰和、興國等要點，構成弧形陣勢，防止我軍向外擴展，一面繼續調集兵力，積極準備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圍剿”。二月，蔣介石任命其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代總司令兼南昌行營主任”。他接受第一次“圍剿”的失敗教訓，確定第二次“圍剿”首先在蘇區周圍“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實行經濟封鎖，然後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企圖消滅我軍主力，摧毀中央蘇區。
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我紅三軍團根據方面軍總前委的部署，在宜黃、南豐地區休整，總結第一次反“圍剿”的經驗，進行第二次反“圍剿”的政治動員，並分兵開展群眾工作，籌糧，籌款，擴大紅軍，動員、武裝群眾，組織地方武裝和支前隊伍，作好戰前準備。三月下旬，敵軍集結完畢，已有進犯蘇區的徵兆，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同志仍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令我紅三軍團除留一個師於肖田繼續監視南豐、樂安之敵外，主力南移到於都河以北的賴村、澄窯、古龍崗一帶，與紅一軍團等兄弟部隊一起，在廣昌、寧都、石城地區集結，誘敵南下，繼續做好還擊敵人的準備。這時，為了更好地集中兵力，統一指揮，我紅三軍團撤銷了第五軍、八軍軍部的建制，紅五軍的第一、三師和紅八軍的第四、六師，直屬軍團指揮部指揮。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鄧萍仍任軍團參謀長，紅五軍政委張純清改任軍團前委組織部長，我改任組織部組織委員，紅八軍軍長何長工改任前委宣傳部長；兩個軍的機關幹部有的在軍團前委工作，有的充實基層，這樣部隊更加精幹，指揮更加靈活，幹部力量也加強了。
四月一日（農曆二月十四日）敵人集中二十萬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蘇區大舉進犯，至四月二十三日，敵先後進至江背洞，龍崗頭、富田、水南、招攜、廣昌一線，而我紅軍主力則秘密轉移到退卻終點龍崗、上固、東固一帶集結，待機殲敵。這時，面對強敵壓境，總前委和毛澤東同志胸有成竹，仍泰然自若。他們認真地分析了敵情，並考慮到粉碎敵人這一次“圍剿”後的行動，權衡利弊，決定先打進至富田之敵第五路軍王金鈺部，取得首戰勝利後，再由西向東進行反攻。因為進犯之敵第十九路軍蔣光鼐部、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第六路軍朱紹良部均是實力最強或較強的部隊，而第五路軍王金鈺部大部分是北方部隊，對我軍有所畏懼，而且他們剛到南方，人地生疏，氣候不適，水土不服，病號日漸增多，士氣不高，戰鬥力相對較弱。我軍避強就弱，先打這路敵軍，容易取得首戰勝利；同時，我軍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敵兵力薄弱的建寧、泰宁、黎川地區擴大根據地，徵集資財，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如果由東向西打，則西邊有贛江的阻滯，有敵人堅守的城市，直到廣東都有強敵，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沒有發展的餘地；若是向西打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因此，先打富田的王金鈺部最為適宜。
四月下旬，我紅三軍團剛到東固不幾天，毛澤東同志即來到軍團指揮部，與彭德懷一起帶著團以上軍事指揮員察看了東固至富田之間白雲山一帶的地形，觀察富田敵王金鈺部構築的陣地，研究誘敵出擊和設伏的具體作戰方案，部署部隊在自云山區設伏，引誘王金鈺部脫離其富田的鞏固陣地，以便在運動中消滅它。
當時，我們軍團指揮部的干部經常到各師的連隊去檢查、幫助工作。開始設伏的頭幾天，部隊天不亮就上山隱蔽待機，晚上才下山回宿營地，情緒非常高漲，以為像在龍崗打張輝瓚那樣，等幾天就可以打個大勝仗。沒想到，五天、一個星期、十天過去了，敵人還在富田沒有出來，部隊開始滋長厭煩情緒；隨著設伏時間的延長，部隊的情緒就越煩躁，埋怨既不打，又不走，“活人等死人”，“要等到公雞下蛋、母雞打鳴”。那時候正是清明、穀雨的春寒、霪雨季節，又值青黃不接的春荒時節，我們退卻到了終點，剩下的根據地不多，老百姓很少，而部隊集中了三萬多人，比老百姓人口還多，每天需要大量糧食，加上敵人的經濟封鎖，曠日持久地等待敵人出來，糧食特別困難，油鹽更供應不上。雖然地方蘇維埃政府竭力做好支前工作，但一時要籌集那麼多糧食和物資，也是力不從心。當時，江西老百姓做飯有個習慣，他們把稻穀先煮熟，曬乾後用谷碧去掉穀殼，碾成糙米。這種糙米煮出來的飯粒很大，有點像“爆米花”，中心是空的，看起來出的飯數量多，但吃後不抗餓。
五月份白天漸長，夜間漸短，潛伏時間久了，體力消耗大，而且遇上連陰雨天氣，大家的衣服整天濕漉漉的，又冷雙餓，更加難受。為了解決肚子問題，部隊想了不少辦法，上山挖竹筍，下河捉泥鰍，摸田螺；山上還有一種叫蔽蔽的野菜，也採來充飢。本來肚子裡油水就少，吃了竹筍，更容易餓，但當時糧食這樣困難，凡能暫時填飽肚子的東西，都盡量採集來吃，渡過這個難關。迫敵而居的二十五天裡，思想政治工作特別艱鉅。我們政工幹部配合軍事指揮員有針對性地向部隊介紹敵情，分析敵我態勢，把敵人構築工事的情況，用沙土、石子在地下擺個“沙盤”給大家看，說明富田敵王金鈺部是北方部隊，他們不習慣爬山、跑路，但擅長構築工事固守。他們利用山勢構築了環形工事，塹壕聯碉堡，碉堡聯結塹壕，從半山坡直修到山頂，里外好幾層環形工事，四面八方都能打得到，工事十分堅固。而我們沒有重砲摧毀它的工事，盲目攻擊它的堅固陣地，必然會吃大虧。所以要避敵之長，克敵之短，把敵人引出來，讓它脫離富田堅固的“烏龜殼”陣地，在運動中把它消滅。同時，我們還引導大家回憶第一次反“圍剿”的情況，開始戰略退卻時大家心裡也不痛快，結果“誘敵深入”到龍崗，把它消滅了，大家也信服了。這次埋伏待機二十多天，雖然敵人還沒出來，大家肚子餓又挨雨淋，吃了不少苦，但我們要相信總前委，相信毛澤東總政委的指揮，總前委和毛總政委下了決心，敵人不脫離富田陣地堅決不打，今天挨餓受苦，是為了釣大魚，打大勝仗。經過反複動員，部隊情緒逐漸穩定下來，我們又深入進行潛伏紀律的教育，要求大家埋伏時一定不能暴露目標，萬一某個人暴露目標，讓敵人察覺，整個誘敵計劃就會被破壞，前功盡棄。
為了提高部隊的情緒，我們在動員教育中，除了呼口號外，軍團的宣傳幹部還編了一首《消滅何應欽》的歌教大家唱，記得其中有一句“何跛（指何應欽）跳跳，老鄉（指北方部隊）來了，殲滅它，殲滅它！”調皮的戰士還模仿何應欽跛腳一瘸一拐地跳著，維妙維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掃部隊沉悶、煩躁的情緒。
我軍近敵而居二十五天，終於把敵人引了出來。五月十三日，敵王金鈺部所屬第二十八師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師上官雲相部的一個旅開始由富田分兩路向東固推進，十五日進到橋頭江、擇龍坑一線，脫離開富田鞏固陣地約四十里。我三軍團按方面軍《殲擊由富田出犯之敵》的命令，擔任左路迂迴包抄的任務，於十六日凌晨二時利用暗夜急行軍向敵側後隱蔽推進，於午前攻占固陂後，截斷了敵人向吉安逃跑的退路。當天午夜，突然向敵人發起攻擊，激戰至十七日凌晨，在紅四軍的協同下，殲敵四十七師近一個旅，俘敵三千餘人。與此同時，紅一軍團各部迅速殲滅了中洞和觀音崖、九寸嶺之敵，俘敵二十八師師長公秉藩，繳獲一百瓦大電台一部。當時紅軍報上曾刊登全殲敵二十八師的捷報，新聞的副標題極生動地標示出“大叫”公兒“不應了”，描寫我軍攻入敵二十八師師部時，王金鈺還通過無線電台與公秉藩聯絡，但師部已被我攻占，公秉藩不知去向。當時我們以為公秉藩已被擊斃，此後得知，他十分狡猾，化裝成士兵混在俘虜群中沒有被發覺，和其他俘虜一起，我們發了三塊錢路費，把他放掉了，真是可惜。
首戰告捷。指戰員們看到紅軍報上的捷報，士氣大振。我紅三軍團和兄弟部隊一起，乘勝追殲逃敵，向東橫掃。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殲滅了企圖北逃的敵四十三師郭華宗部大部和四十七師上官方相部一個旅。與此同時，紅十二軍攻占沙溪。各路敵軍聞風而逃，敵四十七師上官方相部一個旅和五十四師郝夢齡部連夜逃往永豐；敵十九路軍蔣光鼐部也由城崗圩撤回興國並向贛州撤退。
白沙戰鬥勝利後，五月二十一日，我紅三軍團第六師追到中村，偵察得知中村有敵二十七師高樹勳部一個旅據守，這股敵人是由南團向沙溪增援的部隊，在紅十二軍攻占沙溪後，倉皇退到中村，企圖掩護其乏力撤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三軍團的報告，於晚上七時五十分發出《攻擊中村的命令》，命我紅三軍團擔任左翼，沿地盤源、丁家嶺、西源壟三路攻擊中村之東北編；由紅四軍任右翼，攻擊中村南端；紅三軍、紅十二軍為總預備隊。
二十二日凌晨三時，紅三軍團由石馬附近出發，六時半到達攻擊預備陣地，與紅四軍密切協同，經過一個上午的激戰，於下午一時佔領中村，殲敵二十七師第八十一旅，活捉敵旅長王恩布，俘敵官兵三千餘人。殘敵竄回樂安。當晚，我軍追至南團，孫連仲率二十五師倉皇撤回宜黃。
二十三日，敵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懾於紅軍聲威，留第五師胡祖玉部四個團守衛廣昌，率第八師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師許克祥部向南豐撤退。方面軍總前委為擴大戰果，二十八日，一面令紅四軍第十師北上南豐，協同紅三軍切斷南豐與建寧之敵的聯繫，孤立建寧守敵；一面親率我紅三軍團及紅十二軍（欠第三十四師）突襲建寧城。紅三軍團為攻城部隊，紅十二軍為預備隊，於三十一日乘敵立足未穩，從敵左右兩翼發起攻擊。紅三軍團攻擊建寧西面和北面，首先攻克了建寧北門外的溪口和龍壁山高地，並派出一個師，從溪口塔下方向強渡濉溪，從建寧以東迂迴包抄，迅速殲滅了東山頭陣地守敵，繳獲山炮兩門，立即調轉砲口，封鎖東門外的萬安橋，此時，紅十二軍亦從南門插到城東包圍敵人。經過激烈戰鬥，於下午六時攻占建寧城，殲敵五十六師劉和鼎部三個多團。至此，我軍十五天橫掃七百里，連打五仗，消滅國民黨軍三萬多人，繳槍二萬多支，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正如毛澤東同志《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詞中所生動描繪的：“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位，為營步步嗟何及！”
十五天長驅七百里，從江西打到福建，又行軍又打仗確實很辛苦，但部隊迫敵而居二十五天，早憋了一肚子氣，所以，當敵公秉藩部脫離富因鞏固陣地四十里，部隊奉命出擊時，廣大指戰員熬出了頭，個個高興極了，真似猛虎下山，直撲羊群，打得十分勇猛。首戰告捷後，士氣更高，不待喘口氣就猛追敵人。在追擊途中，大家邊快步行進邊議論：
有的說：“毛總政委真是神人，神機妙算，料定敵人會離開富田'烏龜殼'！”有的說：“敵人是聽咱毛總政委指揮的，叫他入甕，他敢不來！”還有的說：“我真憋不住了，身上都長了蝨子羅。哈哈，這下可把公秉藩這小子逮住了，出了這口悶氣！”這種邊迫擊邊議論，實際上也是群眾性的戰鬥總結，一種群眾自我教育的方法，使“誘敵深入”的戰略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這種議論，不僅不影響行軍速度，而且無形中成為群眾性的政治鼓動，使鬥志更高，步伐更快，追殲敵人的信心和決心更大。
在追殲逃敵的進軍途中，由於敵人跑得快，敵情多變，我們惟恐失卻戰機，真是馬不停蹄地追擊。往往部隊剛停下休息做飯，接到上級繼續追擊的命令，連飯也顧不得吃又立即出發；有時炊事員做好飯送到指定地點，部隊已經出發，追也追不上，做好的飯沒有人吃，只好送給支前的民工、擔架隊吃，而部隊又得餓著肚子趕路，但大家毫無怨言。
我們在消滅公秉藩師時繳獲了一批他們作為乾糧的“鍋盔”，這種用面做的大餅，小的有茶盤大，大的有小園桌面那麼大，切成一塊一塊地發給我們的部隊作乾糧。可是，我們南方人吃不慣這種“鍋盔”，硬梆梆的啃不動，又沒有水喝，咽不下，許多人都把它丟了，寧肯餓著肚子趕路，也不吃它。當時，我們還繳獲了很多騾馬和少數駱駝，因為大多是第一次見到駱駝，都好奇地圍著瞧那“龐然大物”，既想瞧瞧又怕被它踢傷、咬傷，鬧了些笑話。這些駱駝因不適應南方氣候，不久都死了；北方的騾馬高大、膘壯，馱得多，跑得快，但都是釘了馬掌的，使了一段時間，馬掌磨壞了，我們南方人又不懂得釘馬掌，騾馬走不動，不好用了，只好殺肉吃，非常可惜。
在第二次反“圍剿”戰鬥中，由於戰鬥發展迅速，情況多變，當時軍團到各師、團還沒有無線電台聯絡，架設電話來不及，派通信員傳達命令又恐傳達不清楚，也沒有時間起草作戰文書。彭德懷急中生智，把軍團機關的師、團幹部派到各部隊去傳達命令。這些“幹部通信員”有戰鬥經驗，容易領會彭總的作戰意圖，到各師、團去，既可傳達軍團的命令，還可給師、團領導幹部當個參謀；而且，了解情況之後，還可以馬上回來向彭總匯報，真是一舉三得。當時我在組織部當組織委員，五月十六日，部隊在東固地區殲滅公秉藩師，立即向水南方向追殲逃敵。逃向水南之敵因其在瀟龍河上架設的便橋被我赤衛隊拆除，便折向東往白沙逃竄。
五月十七日，方面軍急令紅三軍團直插白沙，協同紅九師、十一師截住逃敵。彭總立即寫一紙條：“茲派李志民同志到你處傳達軍事任務。彭德懷。”派我到一、三、四師傳達。我騎上快馬追趕快速行進的部隊，先後向一師師長李實行、政委吳溉之，三師師長彭鰲、政委黃克誠，四師師長郭炳生、政委彭雪楓傳達了彭總的命令，部隊迅速直插白沙，消滅敵人。此後，打中村，打建寧，我也曾來回奔跑傳達過命令。這種“幹部通信員”的辦法是彭總的一種創造，在當時通信條件差的情況下，確實發揮了作用。
在五月三十一日攻打建寧的戰鬥中，紅二師第七團擔任尖刀任務，進攻時遭到敵人的瘋狂頑抗。七團是平江起義的老部隊，戰鬥力強，作風很過硬。在緊要關頭，七團陳政委親率“敢死隊”沖在最前面，突破了敵人的陣地，後續部隊迅速跟進，攻進城去，但陳政委不幸雙腿中彈，負了重傷。第二天，彭德懷得知七團陳政委負了重傷，馬上把我找去，命令我立即到七團去擔任政委，帶領部隊繼續完成戰鬥任務。
下午，我趕到七團駐地，團長龍昌漢很熱情地接待我。這個團原屬紅八軍第六師，我與龍昌漢不大熟悉，這次見面，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出生於貴州省苗族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原在國民黨軍隊中當兵，後來當了排長；一九二八年，他所在的部隊駐紮在江西萬載縣，他受到紅軍的政治影響，毅然率領一個排起義，參加了紅五軍，由於他作戰勇敢頑強，善於帶兵，打了很多仗，身上多外負傷，一直帶傷參加戰鬥，很快就當了連長、營長、團長。他雖然很能打仗，在戰士中也很有威信，但為人卻十分謙虛、謹慎，對人坦誠；善於團結同志，我們一起工作、戰鬥了二三年，結下了深厚的戰鬥情誼。可惜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中，英勇犧牲了。那一天，我們在建寧城初次見面後，他簡要地向我介紹了七團的情況和這次進攻建寧的戰鬥情況，接著，就帶我到附近的連隊去看望幹部、戰士。
粉碎了敵人的“圍剿”，幹部、戰士個個興高采烈。他們自動湊錢，一個人三毛、五毛錢，湊起來打“平夥”（即會餐），買來了雞、豬肉、粉條等菜餚，打來一兩斤酒，以班為單位，借老百姓家的鍋、碗，炒起菜來“打牙祭”，邊吃邊談，非常熱鬧。大家有限制地喝一點酒，但不敢多喝，怕有戰鬥任務誤了事。建寧城小，店輔不多，食品也不豐富，先去買菜的可以買到雞、豬肉，後去買的買不到好菜餚，就買雞蛋、花生或豆腐、豆腐乾、筍乾，凡能買來下酒的都可以，大家開懷“暢飲”，慶祝勝利。我和龍昌漢也與戰士們同樂，這個連隊吃一點，那個連隊吃一點，喝杯酒，表示個意思。我主要是同大家見見面，互相認識一下，便於今後開展工作。晚飯後不久，我們剛回到團部，師裡就來了命令：“明天清晨出發，轉移到寧化地區開展群眾工作。”
第二天清早，我們紅七團離開建寧向寧化進發。雨後初霧，藍天如洗，山區的空氣濕潤而又清新，大家心情格外舒暢，邊行軍邊唱歌，談笑風生，也不覺累。兩天后，到達寧化城郊進行戰鬥總結，慶功表模。
紅五軍初刨時期，因為部隊和地方武裝都急需大量武器，所以就承襲舊軍隊的慣例，繳獲武器都獎賞大洋，步槍獎十元，輕機槍獎五十元，重機槍獎一百元。打仗時帶著繳獲的槍支不便於行動和作戰，因而規定繳到槍以後，可以把槍機卸下來，揣在身上或放進包袱裡，待戰鬥結束後，按槍機的數量獎錢。開始時打的是小仗，每次繳獲不多，打掃完戰場，拿著槍機去認槍，大多能對上號；以後，仗越打越大，繳獲越來越多，矛盾就出現了。當時槍的牌號很雜，有的槍機和槍對不上號，都報廢了。這種獎勵辦法漸漸不適應形勢的發展。到了第一次反“圍剿”時，繳的槍、炮成千上萬，不僅難以對號，而且也沒有那麼多大洋來發獎，獎金便減少了。第二次反“圍剿”，繳槍達兩萬餘支，需獎金二三十萬大洋，哪來那麼多錢呢？所以，只能是像徵性地每支槍獎勵二三元，以示鼓勵。此後，方面軍總前委正式宣布取消繳槍的獎金，用開慶功會、戴紅花、發獎章的精神獎勵代替物質獎勵，革除了“卸槍機”的弊端。這樣，不僅沒有影響部隊殺敵繳槍的積極性，而且通過慶功活動，表彰英勇作戰的勇士（當時還沒有建立正規的評功制度），對特別突出的戰鬥英雄，授予一、二、三等“紅星獎章”，從而掀起了殺敵繳槍的革命競賽運動，更好地完成戰鬥任務。
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六月三日，紅三軍團第六師乘勝攻克泰宁城，軍團總指揮部率主力攻克黎川，而後，與兄弟部隊一起，轉向蔣介石和兩廣軍閥威脅較小的閩西將樂、順昌、沙縣、歸化（今明溪）、永安、寧化、清流、長汀等廣大地區，分散開展群眾工作，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中央蘇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