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我紅三軍團第五、八軍渡過贛江，進至新塗附近地區待命，抓緊時間做群眾工作，籌措給養。這時，國民黨江西省主席、南昌行營主任魯滌平奉蔣介石之命，率領先期到達江西集結地的七個師又一個旅的兵力，編成三個縱隊，採取“並進長追”的戰略，從上高、高安和樟樹、豐城兩個方向，分別向我紅一方面軍十月間原所在地的臨江至分宜段的袁水兩岸地區進攻，企圖以南北夾擊之勢，消滅我軍於贛江西岸，但因我軍已先期東渡而撲空。於是，其主力第一、二縱隊轉向贛江東岸推進，尋求與我紅軍主力決戰。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為了繼續誘敵深入和疲憊敵人，集中於有利地區殲敵，即令全軍離開贛江東岸地區，採取有計劃地逐步向南，實行“求心退卻”。
我們紅五軍從新塗地區向南經永豐朝東固方向行進，敵人不斷派飛機來偵察、投彈。開始時，部隊見了飛機並不害怕，因為八月間我們部隊向瀏陽永和市進軍時，敵人也曾派飛機尾隨偵察、投彈，但當時敵人在湖南沒有飛機場，飛機都是從武漢或南昌起飛的，距離遠，飛行員匆匆偵察一下，投幾枚輕磅炸彈就急忙返航，而且投彈技術太差，總是投不准，有時飛機飛得很低，迎著我們部隊前進的方向俯衝下來，連飛行員也看得到，部隊照樣整連整團集中在一起走，不去理睬它；看到敵機投彈，有些俏皮的戰士還取笑敵機投彈不准，拍手跳著喊著：“飛機屙屎羅，飛機屙屎羅！”並活靈活現地說，他看到敵人的飛行員也笑了。不管戰士是不是真的看到敵機飛行員也為自己投彈不准而失笑，但飛機確實飛得相當低，而且炸彈也小，威力不大，沒有人傷亡，部隊都不怕飛機。不過，部隊執行命令很堅決，不管敵機飛得再低，為了節省子彈，沒有指揮員的命令，都不敢亂開槍去打飛機。我們離開永和市第二次打長沙時，沒有見到敵機，這次過了贛江，敵機又來了，所以部隊仍然不怕它。大家還不知道，這次蔣介石部署大規模“圍剿”是作了充分準備的，特地調來三個航空隊，配備了新買來的飛機，下了大本錢。有一天部隊剛過了永豐不遠，敵機又來轟炸，炸死炸傷了幾個人，有的腳被炸斷，有的肚子被炸破，腸子流了出來，雖然只傷亡了幾個人，但看起來很慘，對部隊震動比較大，從此便開始注意防空，部隊沒有再遭到大的損失。
南方的初冬，不熱又不冷，氣候相當宜人，行軍不覺得辛苦。而且，此時永豐、南豐一帶正是聞名各地的南豐蜜桔收穫的季節，漫山遍野紅紅的蜜桔像一盞盞小宮燈掛滿了枝頭，發出誘人的芳香，更是令人心爽。我們有時走過桔樹林，壓彎了枝頭的桔子打在臉上、碰到嘴邊，香氣撲鼻，雖然行軍口乾舌燥，但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桔子吃，即使是掉在地下的桔子，也沒有一個人去揀了吃。大家都要等著到了宿營地之後，才湊十個八個銅板向老鄉買一筐桔子，痛痛快快吃一頓解饞。這種秋毫無犯的嚴肅軍紀，使沿途群眾都深深嘆服。
本來，江西地區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比較薄弱。因為江西生活富庶，老百姓習慣認為“好鐵不打釘，好崽不當兵”，除了種地就是做生意，很少人自願去當兵，不像我們湖南地方窮，沒有別的出路，當兵的人多，所以，舊社會常有“沒有湖南人不成兵營，沒有江西人不成商埠”之說。當時江西沒有本地的軍隊，魯滌平原是湖南的軍閥，後來調到江西當省主席的，他的部隊大多是湖南人，與本地的土豪劣紳沒有那麼多利害瓜葛，純粹是替江西的土豪劣紳看家護院的，並不那麼肯賣力氣。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秋收起義後，毛澤東同志可能是考慮到江西國民黨兵力薄弱這個因素，主張在這裡創建革命根據地，經過幾年的發展，中央蘇區日益擴大，群眾基礎也好，所以，這次他選擇江西中央蘇區作為反“圍剿”的戰場，是很正確的決策。可是，在我們向南作戰略退卻時，由於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某些領導人對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戰略方針抵觸較大，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他們“打到南昌去”的方針才是革命的進攻的路線，正與我們針鋒相對。他們利用根據地群眾俱怕敵人燒殺搶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騙、控制群眾，不讓群眾同紅軍見面，對我們進行封鎖。所以，當我們紅三軍團逐步向永豐以南的黃陂、小布地區收縮時，越向蘇區中心地區，越見不到群眾，有時甚至連帶路的嚮導也找不到。我們紅三軍團大多是湖南、湖北的人，越往東南方向走，離家鄉越遠，本來心裡就不痛快，見到中央蘇區的群眾對我們這種態度，不明真相，益加不高興，普遍發牢騷說，這是什麼根據地？不僅不如我們湘鄂贛、湘贛地區，甚至還不如白區群眾對我們熱情，今後這個仗怎麼打？而中央蘇區的群眾，在江西總行動委員會某些領導人的錯誤導向下，也不明真相，他們只看到敵人長驅直進，如入無人之境，紅軍主力不等敵人靠近就急忙轉移，一直向蘇區中心退卻，不像過去那樣就地分散打游擊，牽制、消滅敵人，更懷疑紅軍中是不是有人“叛變”了。由於部隊、群眾對毛澤東同志“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不理解、不相信，對粉碎敵人的大規模“圍剿”缺乏信心，思想工作特別難做。
怎樣使毛澤東同志“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深入軍心民心，打破疑慮，提高勝利信心，是擺在我們政工幹部面前緊迫而艱鉅的任務。我們軍部和師、團的領導幹部都深入連隊，幫助基層幹部做好思想動員工作。當時紅軍指戰員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而且行軍途中空隙時間很少，只能抓住早晚點名、行軍前及途中休息時間作簡短的動員，用通俗易懂的淺顯道理來解釋“誘敵深入”的方針。記得有一次我到一個連隊向戰士作動員時，就以我打“鐵骨樁”拳作比方。我問戰士：“伸開五個指頭打人有力氣，還是把五個指頭攥成拳頭打人有力氣？”
戰士答：“攥成拳頭有力氣。”
我說：“對，這就是集中兵力的道理。”接著，我又作了個打拳的姿勢問大家：“手臂伸直在面前搖晃這樣打人有力氣，還是把手臂收回來再用力出拳打人有力氣？”
大家看我在比劃、打拳都笑了，齊聲回答：“當然是手臂收回來，出拳打人力氣大！”我說：“對，這就是為什麼要誘敵深入，把敵人引進蘇區來打的道理。”戰士情緒活躍起來，我才把為什麼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不能同敵人硬拼，只能誘敵深入，迫使敵人疲於奔命，分散兵力，然後，我們才能集中兵力，揀敵人的薄弱部分打，大量消滅敵人的道理講一遍。使戰士逐漸理解誘敵深入的簡單道理。
當時，部隊根據戰士文化水平低的特點，政治鼓動經常運用呼口號的形式，把當前的任務、上級的號召，編成簡單易記的口號，寓教育於口號之中，在點名、整隊、集會、行軍途中，只要幹部或活動分子帶頭呼口號，便一呼百應，既鼓舞了士氣，又使教育的內容深入人心。在這次行軍途中，各部隊也是沿途都高呼：“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打倒蔣介石，消滅魯滌平！”“粉碎敵人進攻，保衛蘇維埃！”深入的政治教育與政治動員大大鼓舞了士氣。雖然廣大指戰員對“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但在“粉碎敵人進攻，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都能團結一致，戰勝困難，於十二月一日先後到達寧都的東固、小布地區隱蔽集結，進行臨戰訓練，待機殲敵。同時，利用這個時機向駐地群眾廣泛宣傳“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做好反“圍剿”的準備工作。
此時，蔣介石已匆匆趕到南昌，親自組織對中央蘇區的進攻，將“圍剿”的兵力增加到十一個師又二個旅，共十萬餘人，從西到東構成八百里半圓形的戰線，並在南昌設“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命魯滌平兼行營主任，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採取“分進合擊，長驅直進”的戰略方針，由北向南，向我根據地中心推進，企圖一舉消滅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其來勢之洶洶，可見一斑。
大敵當前，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民本應緊密團結，一致對敵，不幸的是在此期間贛南根據地內部發生了“富田事件”，而且“富田事件”的主要責任者叢永中還以卑劣的手法，印發所謂《告同志和民眾書》，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即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並模仿毛澤東的筆跡，偽造毛澤東給他秘書古柏的信件，派人分別送給彭德懷和朱德、黃公略，造謠毛澤東通知古柏，要古柏“在審訊AB團中，逼供出彭德懷也是AB團”，企圖挑撥離間，分裂黨分裂紅軍。幸好彭德懷和朱德、黃公略都及時識破了叢永中的陰謀。彭德懷一方面迅速將叢永中的偽造信件和《告同志和民眾書》送到黃陂給總前委，明確表示他和三軍團的同志堅決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一方面召開三軍團前委緊急會議，吸收各團團長、政委、參謀長、主任參加，揭露偽造信件的陰謀，並一致通過宣言，號召一、三軍團在總前委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的領導。同時，彭德懷還親自到黃陂請毛澤東同志到軍團幹部會上來講話，使我們進一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認清當時的形勢，也進一步理解毛澤東同志“誘敵深入”戰略方針的正確性。由於彭德懷正確處理了這一事件，增強了內部團結，穩定了軍心民心，這就為粉碎蔣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彭德懷正確處理了偽造信件的事件之後，幹部、戰士的情緒很快就穩定下來，積極做好深入的動員和戰鬥準備工作。方面軍總前委在小布召開了有一萬多部隊、群眾參加的“蘇區軍民殲敵誓師大會”，大會主席台兩側掛著毛澤東同志親自擬寫的對聯。上聯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算”；下聯是：“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毛澤東、朱德同志還親自到會講了話，對蘇區軍民鼓舞很大。毛澤東同志這副對聯僅四十六個字，把他的戰略思想集中概括得這樣生動形象、通俗易懂，真是給我們各級幹部開了一劑治療“疑慮症”的靈丹妙藥。
大會之後，我們各師、團和連隊也先後召開了大大小小的誓師會、討論會，反复宣傳這副對聯提出的戰略思想，使它深深刻印在每個同志的心裡。同時，我們也將這副對聯的內容向群眾作宣傳。記得有一天我在小布街上見到了康克清，她穿著一身整潔的粗布軍裝，腰束皮帶，精神煥發，英姿颯爽，正向群眾作演講。她用堅定的口氣對群眾說：“我們紅軍從贛江西岸轉移到小布這一帶來，並不是害怕敵人，而是為了誘敵深入，攥緊拳頭痛打進犯蘇區的白軍。”她要求群眾不要驚慌，要積極配合紅軍反“圍剿”，現在先把糧食、衣服和貴重的東西埋伏起來，堅壁清野，敵人來了就躲進山里去，讓敵人進了村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睡不好覺，使敵人餓死、渴死、困死，沒有力氣打仗，等時機一到，我們紅軍一定會打回來的。她的話堅定明確，使群眾解開了疑團，提高了信心，推動了堅壁清野工作的開展。當時紅軍中有個好傳統，就是人人開口作宣傳，把向群眾宣傳當作自己應盡的義務，口才好的可以向群眾講演，多講一些道理；口才差的也能利用同群眾接觸，幫助群眾勞動的時機作三言兩語的宣傳解釋，這樣，部隊走到哪裡就宣傳到哪裡，發揮“宣傳隊”的作用。正由於部隊積極開展宣傳工作，軍民關係便很快地得到改善和加強。
在小布地區待機期間，毛澤東、朱德來到了紅三軍團，同彭德懷一起帶著團以上軍事指揮員，察勘了小布、黃陂、龍崗一帶的地形，分析敵人可能從哪幾個方向來，我們怎樣打法，具體作了部署，使指揮員心中有數。
十二月十六日，敵人分為八個縱隊由北向南對我根據地中心區大舉進攻，到二十四日，敵五個師已先後佔領了因富、南壟、源頭、洛口、頭陂一線。二十五日，我紅三軍團在小布附近設伏，但因源頭之敵五十師譚道源部固守陣地，兩天都沒有出動，我們遂撤回麻田集結待命。二十九日，敵前線總指揮、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該師第五十二、五十三兩個旅和師直屬隊，在第二十八師公秉藩部一個旅的配合下，由東固向龍崗前進，企圖與第二十八師、五十師、二十四師和第八師合擊我軍於小布、黃陂地區。由於敵十八師與二十八師素有矛盾，互不協調，失掉聯繫，使敵十八師張輝瓚部處於孤軍冒進的不利態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同志抓住這一有利戰機，決定由工農革命委員會政衛團佔領黃陂陣地，箝制源頭、洛口、頭陂之敵，而主力則利用暗夜分左、右兩路向西開進，準備在運動中殲滅敵十八師於龍崗地區，實行中間突破，在敵陣中打開一個缺口，將敵東西諸縱隊分割為遠距離的兩群，便於各個擊破。
十二月三十日五時，敵十八師開始由龍崗向君埠進犯。九時，敵先頭第五十二旅進到小別山西側，正要登山時，當即遭到於凌晨即搶先佔領了山頭、埋伏待敵的我紅三軍第七師的迎頭痛擊。此時，我正面陣地只有紅七師，敵人為搶占高地擺脫被動局面，拚力向紅七師展開瘋狂反撲，中午，紅三軍全部投入戰鬥；紅十二軍則向龍崗西南迂迴到敵之側後，佔領了表湖及附近各山頭；我紅三軍團和紅四軍一部亦沿龍崗北側迅速插到張家車，截斷了龍崗同東固等地敵人的聯繫，並發起猛攻，迅速佔領了龍崗西北至上固一線的有利地形，把敵人緊緊包圍。下午二時，紅一軍團首先從正面突破，以優勢兵力將敵十八師兩個旅分割包圍，四時發起總攻；與此同時，我紅三軍團利用打長沙後新建的山砲連摧毀敵迫擊砲和重機槍陣地多處，打死打傷幾百個敵人，緊接著，又以重機槍集中火力猛烈掃射，將敵人隊形打亂。紅軍各部立即從四面八方向敵猛撲，敵全線崩潰，雖多次反撲突圍，並以它留守東固的第五十四旅向龍崗增援，均未能得逞。我軍與敵人激戰至黃昏，全殲敵第十八師師部和第五十二、五十三兩個旅近萬人。敵前線總指揮、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化裝成伙夫，帶著一個護兵躲在黃竹嶺山腰的“屋簷洞”中，被我搜索連隊活捉；該師代參謀長周緯黃、旅長王捷俊、團長李月峰等亦被我軍俘虜，繳獲各種武器九千餘件，取得反攻第一仗的勝利。
張輝瓚師主力被殲，對敵人震動很大。敵第五十師譚道源部聞風喪膽，倉惶從源頭向東韶方向逃竄。方面軍總前委立即命令分左、中、右三路乘勝追殲譚師。我紅三軍團為左路軍，經頭陂直向東韶追擊。勝利之師，士氣特別高漲。當我們途經黃陂一處山坡時，見兄弟部隊的一群戰士正押著張輝瓚在山坡上示眾。我近前一看，張輝瓚，中等個子，肥頭大耳，留著八字鬍鬚，挺了個大肚子坐在山坡上，頭上戴著寫有“張輝瓚”三個黑色大字的紙糊高帽，見了紅軍部隊經過他面前時，便尷尬地苦笑，又點頭又哈腰。指戰員們見了張輝瓚這副狼狽相、滑稽相，笑疼了肚皮，更增添了勝利後的歡樂，個個加快步伐，奮勇追擊。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敵譚道源師正向洛口方向逃竄，我紅三軍團追上了逃敵，由西北方向展開猛攻；中路紅十二軍也由西向東攻擊，互相配合，激戰到下午三時，分別突破了敵軍陣地，殲滅該師一個旅，俘敵三千餘人，繳獲兩千多支槍。此時，其餘各路敵軍都紛紛潰退，五天之內，我紅軍連打兩個勝仗，殲敵近一個半師，約一萬五千人，繳獲各種武器一萬二千餘件，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
戰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氣壯山河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詞一首，詞中“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生動地寫出了當時我軍以泰山壓頂之勢，從四面八方把敵人包圍、殲滅的壯觀場景，確是鼓舞人心。但是，我們身經這場戰鬥的同志都知道，取得“活捉張輝瓚”的輝煌戰果並非易事，這是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結果，是毛澤東、朱德等總前委領導同志精心運籌、精心指揮的結果，是全軍指戰員英勇奮戰的結果。最後，我同李聚奎一起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戰鬥，李聚奎告訴我，他當時擔任主攻部隊紅三軍第九師二十七團團長，由於敵人的垂死掙扎和瘋狂反撲，紅九師傷亡很大，該師李聚奎、王玉洪、李介思三個團長和二十七團政治委員賀水光都負了傷；二十七團除第二連連長逃跑投敵之外，全團的干部都或傷或亡，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當然，從全局來看，我們是以最小的犧牲換來了大的勝利，但從局部來說，戰鬥還是十分激烈、十分殘酷的。我們今天還倖存的同志想起這場戰鬥，仍然深深地懷念著為取得這場胜利而英勇獻身的烈士們。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我軍乘勝轉入戰略進攻，在廣昌、寧都、永豐、樂安、南豐等縣境內消滅一些地主武裝，新解放了幾十萬群眾，鞏固和擴大了中央蘇區。我們政治工作幹部就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召開軍民慶祝勝利大會和各種座談討論會，教育部隊和群眾。部隊在討論中發言很熱烈，有的在行軍途中還邊走邊討論，異口同聲地說，這一仗打得真過癮，誘敵深入才能打大勝仗；對總前委、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戰略方針從心裡信服了。這時，蘇區群眾的情緒也很高，紛紛傳說“紅軍裡頭有能人，毛澤東賽過諸葛亮，能掐會算，把敵人裝進蘇區的口袋裡來打，真了不起！”多數群眾慶幸自己聽紅軍的宣傳堅壁清野，損失很少，而少數不願堅壁清野或堅壁清野不徹底遭受損失的群眾，對比別人，自己也吸取教訓，受到了教育。
在殲滅敵十八師張輝瓚部的戰鬥中，我軍繳獲了敵電台一部，報務員王諍、劉寅等人經過動員教育參加了紅軍，毛澤東、朱德同志很高興，親自接見他們，表示歡迎。從此，紅軍有了自己的無線電台。不久，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又繳獲了一部一百瓦的大電台，建立了我軍第一個無線電隊，王淨任隊長，劉寅等任教員，不僅可以及時抄收國內外的新聞電訊，供領導幹部分析形勢、敵情的參考，而且溝通了與上海黨中央無線電台的聯絡，擺脫了以往消息閉塞的狀況。以後，王掙先後擔任了紅軍無線電台大隊長、軍委通信聯絡局局長，為創建通信兵隊伍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第一次反“圍剿”期間，政治工作方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沉痛的教訓；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誤殺和傷害了不少好同志，教訓尤為深刻。當時敵我鬥爭十分尖銳、複雜，國民黨特務機關通過各種渠道派遣特務對紅色根據地進行滲透、破壞，這是客觀事實，但黨中央“左”傾錯誤領導者過分誇大了敵情，把“立三路線”盲目進攻大城市、組織全國性的武裝起義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以及乾部、戰士對錯誤路線表現的不滿情緒，都歸咎於敵人的破壞，要求各革命根據地從軍隊、地方到群眾，普遍開展肅反運動。當時在中央蘇區內，雖然有以英文Anti-Bolshevek（反布爾塞維克）的縮寫“AB”團為代號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活動，但“AB團”的人數並不多。可是，面對敵人大規模“圍剿”，贛西南根據地內部又發生“富田事件”，部分指戰員對“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不理解，牢騷較多等情況，一些領導同志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一時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加之缺乏正確的政策和方法，因此，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我們紅三軍團到達小布進行整訓時，在開展反“AB團”的肅反工作中，一開始便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傾向，而且逐步升級，越搞越擴大化。
那時候抓“AB團”的做法，完全憑主觀想像和猜測，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講事實，採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列長隊，首先宣布“AB團”是反革命組織，“AB團”特務必須自首才有出路，然後察言觀色，看有膽怯、畏縮或臉變色的人，就命令出列帶走，進行誘供、刑訊逼供。刑訊完全採用對付敵人的辦法，除了吊打還有一種刑法，就是把被審人的雙手大拇指用鐵絲紮緊，然後從兩拇指中間打進一個木楔，問一聲：“是不是AB團？”不承認，再往裡打一下。俗話說“十指連心”，受審人疼得鑽心，有的便昏迷過去，非常殘酷。
因為“AB團”出在江西的富田、東韶一帶，而紅五軍中多數是湖南平江、濟陽一帶的人，所以抓“AB團”的重點對像大多找我們東渡贛江以後在江西參軍的新戰士，而這些新戰士根本不知道什麼叫“AB團”，他們聽說要抓“AB團”，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當刑訊逼供時，都用江西土話大哭大叫“唉嗯敵喲（我不知）”，“唉嗯曉鴨筆團喲”（我不曉得“AB團”），但經過誘供逼供後，大都屈打成招，招供自己是“AB團”，接著，又逼他交代“同黨”。新戰士入伍不久，認識的都是同鄉，於是，抓到一個“AB團”就供出一大片同鄉、同學，象滾雪球似地越供越多。不僅如此，有時還把自供是“AB團”的人帶到隊伍面前，指著隊列裡的人逐個向他提問：“這個是不是？”“那個是不是？”只要他說聲“是”，或者一點頭，當即就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再進行誘供逼供。經過刑訊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認是“AB團”，不幾天就槍斃了。當時紅五軍全軍不到一萬人，肅反就誤殺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嚴重地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
毛澤東、朱德同志很快發現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於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給黃公略同志一封信，信中寫道：“富田事變實為黨內少數分裂分子所為，被國民黨特務利用蘇區的廣大干部、群眾和紅軍戰士是好的，少數同志對戰略退卻一時轉不過彎來，是可以理解的。要勸說肅反委員會的同志停止過火行動大敵當前，務必保持部隊內部的團結穩定，前委要求全軍同志，消除隔閡猜疑，把我們的精力用到反圍剿上來”毛澤東、朱德同志這些指示精神傳達到部隊後，加之反“圍剿”的反攻階段即將開始，肅反工作才暫告停止，挽救了一些尚在審訊的戰士，也沒有再禍及到團以上乾部，所以這一次肅反在紅五軍中沒有誤殺到團以上乾部還算萬幸。
我們紅五軍根據上級指示，當時也成立了肅反委員會，主要由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軍政委張純清負責；我是軍黨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也是肅反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參加過審訊，領導叫怎麼搞就怎麼搞，當開始審出“AB團”成員時，我曾大吃一驚，認為自己過去思想麻痺，敵人已經鑽進我們軍部來了還沒有察覺。可是，過了幾天，“AB團”越抓越多，我便逐漸產生了懷疑，不相信會有那麼多“AB團”；特別是對刑訊逼供的做法看不慣，心想：古代小說中寫過許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們怎麼能搞這一套呢？但在當時的形勢和政治氣氛下，誰也不敢提意見，誰提了意見，輕者說你“右傾”，重者會引火燒身，也被當成“AB團”抓起來，招來殺身之禍。所以，我只能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審訊時埋頭記錄，不發言或少發言，現在想來，真感到內疚，愧對慘遭冤屈的好同志。可是，當時有的同志並沒有認識到肅反擴大化的危害，在總結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時，還提出“肅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勝仗”。實際上，因為肅反擴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時，大家怕別人講自己不勇敢，是“AB團”；而打仗犧牲了，總比當作“AB團”被槍斃好。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們的戰士是多麼忠誠老實，多麼好呵！他們雖然害怕被打成“AB團”，但他們不消極、不逃跑，更不投敵，寧肯戰死沙場，也不願被人誤解為“AB團”，這種精神實在感人，也促使我們曾盲目執行過錯誤路線的同志深刻反思！
回顧這次反“圍剿”鬥爭，還有個教訓是值得記取的。就是活捉張輝瓚後，將他戴高帽示眾已經不太妥當，但在農民運動高潮時期已習慣於捉土豪劣紳遊鄉，戰士出於對敵人“圍剿”的氣憤，將張輝瓚戴高帽示眾也情有可原。更不應該的是有的同志出自對敵人的仇恨，未經報告總前委批准就擅自將張輝瓚殺了，並把他的頭割下來，裝在一個木匣子裡，用木排順流漂往潭頭的方向去，說是“叫張輝瓚去南昌給蔣介石報喪”（後被敵人打撈取走）。這種極“左”的做法是十分幼稚和魯莽的。我後來才聽說，張輝瓚是湖南人，曾在湘鄉任湘軍第二區司令，參加過北伐戰爭，與黃公略還有過私交。黃公略曾書贈張輝瓚一對條幅，抄錄屈原詩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張輝瓚頗有感觸，回贈黃公略衡山石硯一方。 “馬日事變”後，張輝瓚追隨魯滌平反共，曾對他的朋友說過，當年投身北伐革命，所到之處，盡受民眾擁戴；自從“馬日事變”後，到處受到老百姓的反對，內心感到惶惑與苦悶。所以，他被俘虜後，對紅軍的情緒並不太對立，如果加以教育，也有可能轉變立場，可惜當時就把他殺了。後來，張輝瓚的老婆跑去找她堂弟朱耀華，藉著朱耀華旅的兵力，在我中央蘇區大肆燒殺報復，朱耀華也成為反共的死硬派，欠下蘇區人民一筆筆血債。這也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執行俘虜政策造成的後果。毛澤東同志對這件事批評多次，此後就很少發生殺害俘虜的事，更沒有發生殺害敵人高級將領的事，挽回了殺掉張輝瓚這件事的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