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兩個縱隊從井岡山返回湘贛邊與黃公略率領的湘鄂贛邊境支隊（即原紅五軍第二縱隊）會合；九月初，兩支隊伍又進行合編，仍稱紅五軍，全軍編成五個縱隊。合編後，我們仍為第二縱隊，縱隊司令仍是李實行，黨代表改由張啟龍擔任，還留在瀏陽、萬載、銅鼓一帶開展游擊活動；而彭德懷見丙子嶺一帶地理環境較好，根據地也比較鞏固，便將紅五軍隨營學校留在丙子嶺北面張家坊的小河地區進行訓練，自己和滕代遠、黃公略率紅五軍軍部和第一、第三縱隊往平江、修水一帶游擊。此時，紅五軍參謀長兼隨營學校教育長鄧萍可能從張啟龍那裡了解到我曾當過小學教員，是個“知識分子”，而隨營學校正缺一名黨支部書記，便將我調到隨營學校擔任黨支部書記。因為當時紅軍中的黨組織還是秘密的，所以對外稱為“文書”。
我一到隨營學校，鄧萍就親自同我談話，向我介紹隨營學校的情況。他說：“隨營學校是紅五軍軍委直接領導的干部軍事政治學校，主要任務是培養紅五軍的基層軍政幹部。這一期學員大多是參加平江起義的老戰士，還有一批從地方游擊隊、赤衛隊抽調到主力部隊來的骨幹，素質都比較好。”我說：“我雖然當過小學教員，但軍隊的學校工作沒有搞過，就怕搞不好工作，還是讓我回作戰部隊吧！”他又耐心地開導我說：“學校工作非常重要，澎老總一向很重視開辦學校培養幹部，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就任湘軍獨立第五師一團團長時，就向師長周磐建議創辦一所隨營學校，並推薦黃公略任校長（後由賀國中代理校長），把秘密士兵會的章程作為隨營學校的章程，在學校中發展秘密士兵會會員，積蓄革命力量，後來隨營學校全部參加平江起義，成為我們組建紅五軍的一支骨幹力量。平江起義後，彭老總還是堅持要把隨營學校繼續辦下去，培養部隊骨幹，他自己兼任校長，要我兼任教育長。我的工作很忙，現在你來了，負責黨支部工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面多負些責任，我的擔子就輕一些了。”
在交談中，鄧萍還告訴我：“彭老總講過，辦好學校，要捨得下本錢，學員要挑選好的，培養出來的骨幹能一個頂一個用；而要培養好學員，必須有好的干部、好的教員。他親自挑選了何時達當大隊長、黃世橋當副大隊長。何時達是個知識分子，長沙人，黃埔軍校的畢業生，有一套軍事理論，口才又好，他講的戰術、技術課很受學員的歡迎，副大隊長黃世橋是行伍出身，當兵多年，很有戰鬥經驗；他槍法很準，有一身過硬的軍事本領，藝高人膽大，作戰非常勇敢，負過十一次傷，闖過許多鬼門關；他給學員做示範動作十分利索，學員們都很敬佩。”以後的事實證明，何時達、黃世橋兩位大隊幹部表現都很出色。可惜一九三零年七月第一次進攻長沙時，在金井戰鬥中，何時達（當時任第八軍第三縱隊長）帶領縱隊沖在最前面，不幸中彈，壯烈犧牲；而黃世橋以後調到江西地方紅軍部隊工作，在一次戰鬥中，他第十二次負傷，因傷勢過重也光榮犧牲。
鄧萍的一席話，把我的心說動了。我想，隨營學校是個人才苔葷的地方，我在這裡既是工作，又可以學習；特別是對我這種缺少軍事理論知識的人來說，機會更是難得。我愉快地向鄧萍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邊學習邊工作，請你多幫助我。”
鄧萍同我第一次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後，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又進一步增強了對他的敬慕之情。論年齡，鄧萍比我還小兩歲，但他的學識和才幹，卻堪稱我的師長。他是四川富順縣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習，在學校參加共產黨，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彭德懷所在的湘軍獨立第五師一團從事兵運工作，參與組織領導平江起義，任紅五軍參謀長，是彭德懷的得力助手。他個兒不高，卻很壯實，性格剛直、豪放；雖然沒有上幾年學，但靠自學卻能文能武，不僅才思敏捷，寫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擅長書畫。當時紅軍中懂得油畫的人很少，他卻是個畫油畫的好手，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德懷在團部舉行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時，牆上掛的馬克思、恩格斯油畫相，就是鄧萍趕畫出來的。他到隨營學校後，也為學校畫了一幅馬克思相掛在“列寧室”（即俱樂部），並為“列寧室”的牆報畫了刊頭和插畫，使“列寧室”倍添光彩。他作為一名高級指揮員，每次戰鬥前都親臨前線觀察地形、敵情；戰鬥發起後，堅持到第一線指揮，這種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贏得了紅五軍指戰員一致的讚譽。
我剛當黨支部書記時，沒有工作經驗，鄧萍就親自召開“支組聯席會議”，要求每個支委、小組長根據自己工作的切身體會，談談什麼樣的人可以入黨，黨員應該具備那些條件，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當好支委、小組長，怎樣開好支部委員會、支部大會和黨小組會等等問題，每次座談討論一二個題目，大家充分發表意見，也可以進行爭論。在座談討論時，他自己做筆記，也要我認真記錄，會後加以歸納、整理，由鄧萍給學員上課，組織討論，再次聽取大家的意見，進行修改、補充，提高一步。最後，我將鄧萍講課的內容並參考座談會的記錄整理成文，編寫出“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當好黨支部書記、支委和小組長”，“怎樣開好支委會、支組聯席會”，“怎樣開好支部大會”等教材，經鄧萍修改、補充、定稿，再由我刻寫臘紙油印出來，發給學員作為教材，這對於提高學員的政治水平、加強黨的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期學員畢業後，都把教材帶回部隊，結合本部隊的實際去訓練黨支部書記、支委、小組長和黨的活動分子，或作為上黨課的教材，反映很好。以後，這些教材經過傳抄、翻印，逐漸在紅五軍各部隊推廣。在當時連隊缺乏教材的情況下，這些帶經驗性的教材很受歡迎，並在運用中不斷得到充實、提高。我通過這段工作，也逐漸學會了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總結、推廣先進經驗的工作方法。
鄧萍工作很忙，但精力充沛，處處以身作則，事必躬親。他每天都很早起床，第一個站在操場上，看學員集合、出操；學員上戰術、技術課，他也經常去聽課，現場指導、講評。他經過軍校的嚴格訓練，很有軍人的氣質和風度，對操場紀律要求很嚴。他常說：“操場就是戰場”，“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還常教育學員說：“你們畢業後要當乾部，要帶兵；常言道'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你們學習不好，不僅自己要流血，還會使部隊遭到不必要的傷亡。”在他的激勵下，學員學習都很刻苦，成績很好。我過去長期有晚上看書學習到深夜的習慣，早晨起床較遲，到隨營學校後，自覺向鄧萍學習，交代勤務員每天早早把我叫醒。勤務員是個五十多歲的老赤衛隊員，裁縫師傅出身，為人很忠厚朴實，對我們這些年青人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體貼照顧，我身穿的一套灰色軍裝，就是他親手為我縫製的。當時老百姓對軍隊的文書都稱“師爺”，這個老勤務員也跟著老百姓的叫法，每天清晨就來叫“師爺起床，師爺起床！”我便趕快起床跑到操場，跟學員一起出操；學員上課時，我也同學員一起聽課、演練，學會了一些戰術、技術的基礎知識。我從隨營學校開始養成早起床的習慣後，幾十年一直堅持下來，對身體健康確有好處。鄧萍對學員既嚴格要求又關懷備至。他平時很關心學員的伙食，當時處於戰爭環境，學校流動性大，不可能自己生產，又沒有打土豪的任務，經費全靠軍部供給，每人每天五六分錢的油鹽柴菜錢中，還要節約六七十文錢伙食尾子，月底分給大家作零花錢，困難很多。鄧萍為了搞好伙食，保證學員身體健康，經常找司務長商量改善伙食的辦法，比如到野外演習回來背些柴火燒，採集些竹筍、野菜等，真是精打細算，節省每一個銅板來改善部隊生活。他了解到我家中有老有小，生活困難，便從自己多年積蓄的四五塊錢中，拿出三塊錢給我，要我捎回家去。我同家裡已經幾個月沒有通信聯繫了，不了解家裡的情況，便託一個老鄉幫我捎回家去。當時分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大約只有五分七厘錢，最多也僅一角錢左右，這三塊錢要靠我自己省吃儉用積蓄得很長時間才夠，而鄧萍卻這樣慷慨無私地支援了我，這種階級友愛精神使我深受感動。
鄧萍同志是我到紅軍工作後遇到的第一個良師益友，他當時才二十一歲，以後擔任紅五軍軍長、紅三軍團參謀長也只有二十幾歲，真是個少年英豪，難得的好將才。可惜在長征途中，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紅三軍團第二次攻打遵義城時，他親臨遵義城下指揮攻城，英勇犧牲，年僅二十七歲。這是我黨我軍一個重大損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好首長、好老師。他的光輝形像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直屬隊和第一、三、四縱隊由泰和馬家洲一帶轉移到距永新縣城僅十五公里的安福縣洲湖地區整訓，進行攻打安福城的戰鬥演練，並準備攻下安福後向北發展，奪取袁水流域諸城。一天深夜，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等人匆匆趕到紅五軍軍部駐地，向彭德懷、騰代遠控告駐在永新縣城的縱隊司令袁文才、副司令王佐所謂“受編不受調”、“反對寧岡分田”、“破壞蘇維埃政府、攏害永新赤色政權”、“要叛變”等等“罪狀”，要求紅五軍立即解決袁、王問題。當時情況緊急，彭德懷急忙召開紅五軍軍委臨時會議，決定派第四縱隊黨代表張純清率部分隊伍進抵永新，再與袁文才、王佐談判。二月二十四日拂曉，當第四縱隊到達永新縣城，包圍了袁、王及其部隊駐地時，特委書記朱昌偕突然闖入袁文才的駐地，當場將袁文才打死；王佐慌忙逃出東門，在涉水時淹死在關東潭，造成了嚴重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當時，我們還在小河地區訓練不了解實情。三月初，隨營學校奉命從小河地區轉移到永新縣城與軍部匯合，準備接受新的任務。我們抵達永新縣城後，才聞知發生“袁文才、王佐事件”，但眾說紛壇，我們不在現場，也弄不明白真相。後來才知道這是由於湘贛邊界特委朱昌偕、陳正人等人以猜疑作為事實，編造情況，謊報軍情引起的。這個錯誤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令人十分痛心。
三月初，我奉命調軍部特務大隊任副政治委員。特務大隊直屬軍部領導和指揮，下屬四個中隊，其中三個步兵中隊，一個旱機槍（即輕機槍）中隊，每個中隊下屬三個分隊，一個分隊十至十二人，全大隊二百三十人左右。特務大隊的主要任務是隨軍部行動，保衛軍部並根據戰鬥需要擔任機動作戰任務。當時整個部隊的武器裝備都比較差，而特務大隊有個輕機槍中隊火力較強，戰鬥中經常擔負消滅敵人重要火力點、掩護部隊攻擊的任務；其餘三個步兵中隊，除固定一個中隊警衛軍部外，兩個中隊擔任機動作戰以及最後打掃戰場、繳獲敵人武器裝備和捕捉俘虜等任務，所以每次戰鬥都有不少繳獲。
特務大隊大隊長謝嵩是湖南邵東縣人，平江起義中士兵委員會的骨幹。他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小時當過學徒，有較高的階級覺悟和鬥爭精神，性格剛強豪放，英勇善戰，指揮果斷，且善於接近群眾，深受士兵的愛戴。我調到特務大隊不久，即與他率部參加了第二次攻打安福的戰鬥。
安福位於滬水之濱，城雖不大，但磚砌的城牆高且堅固；城北側的滬水，溪深流急，一下雨就不能徒涉，易守難攻。當時我們部隊沒有火砲，僅有幾挺輕機槍要封鎖住敵人的火力點確很困難，攻城全靠勇敢，利用黑夜攀登城牆，用肉搏與敵人爭奪城頭、展開巷戰佔領城區，所以攻城任務特別艱鉅。第一次攻打安福城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當時湘贛邊界特委召集聯席會議，特委書記鄧乾元提出，紅五軍應根據中央“向外發展”的方針，奪取安福，還說城內只有敵人一個營，兵力薄弱，奪城絕對有把握，彭德懷根據實際情況，力陳攻城的上述困難，並說明守敵決不止一個營，而且我攻城時，敵人肯定會從永新、蓮花、吉安三面來援，使我軍陷於被動。但鄧乾元不聽彭德懷的意見，強行表決通過要求紅五軍攻取安福的決定，彭德懷只好服從多數的意見，率三個縱隊向安福進發，在距城十五公里處與敵人一個營遭遇，雙方一接觸，敵人即詐敗向安福撤退，我軍追至安福城邊，發現守敵有一個團以上的兵力正嚴陣以待，知道中計，立即撤退，果然途中遇到永新、蓮花、吉安三路敵人的伏擊、包圍，幸好第九大隊大隊長黃雲橋率部勇猛衝人敵陣，我後續部隊趁勢一齊猛攻，將敵陣打開一個缺口，殺出一條血路，才衝出重圍，退回永新根據地。這一仗紅五軍傷亡三百餘人，縱隊長賀國中、軍參謀長劉志治在阻擊敵人的戰鬥中英勇犧牲，縱隊長李燦負了傷；十一個大隊長，也有九個負了傷，損失慘重。我們第二次攻打安福是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日，這時敵我態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聯軍之間的大規模軍閥戰爭即將爆發，蔣介石正在抽調兵力對付馮閻聯軍，湘贛兵力減少，據偵察員報告，安福城內僅有敵人一個營和靖衛團約六七百人；同時，永新、蓮花已相繼解放，吉安守敵兵力也減少，輕易不敢增援，安福已成為孤城。而我紅五軍接受第一次打安福的教訓，經過一個多月的攻城訓練和戰前準備，戰術技術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隊要求為賀國中、劉志治報仇心切，士氣十分高昂。所以，戰鬥發起後，四縱隊八大隊在我們特務大隊火力掩護下，一鼓作氣率先爬上城頭，後續部隊高呼“為賀國中、劉志治烈士報仇”的口號，勇猛地攻入城內，抓到了安福縣偽縣長，全殲守敵和從永新、蓮花、安福各地逃來的地主武裝六七百人，解放了安福城。接著，乘勝揮師北上，攻克了新余、分宜縣城，直逼袁州（今宜春）城下。
袁州是袁水流域的府城，不僅城大，城牆更堅固。我們要攻城，除了武器裝備差，沒有火砲等攻堅武器，火力掩護薄弱等困難外，袁州城四周有護城河，又給架設雲梯增加許多困難；加之當時對守敵兵力不很了解，取得攻城的勝利還把握不大。為了弄清情況，彭德懷親自帶著各縱隊領導幹部到四城門外察勘地形，向老百姓作詳細調查，初步弄清城內守敵中國民黨正規軍很少，大多是各縣逃到袁州的靖衛團和警備隊等地主武裝。彭德懷這時才心中有數，擬定了作戰方案，召集大隊以上乾部會議進行具體部署。
彭德懷不僅有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而且有豐富的天時、地利、人情等方面的知識。他平時對周圍事物的觀察非常細緻，考慮問題也很周到。當時正是農曆二月下旬，下半夜後下弦月才升上來，所以，他就部署半夜趁月黑爬城牆，當月亮露出東山頭時就爬上了城頭，藉著依稀的月光與敵人拼搏、巷戰，天亮時全殲守敵。果然，三月二十三日戰鬥發起後，部隊按照彭老總的部署互相配合，在月亮初升時，突擊隊已在我特務大隊火力掩護下攻占了城頭，打開了城門，後續部隊一湧而上，進展很快，全殲了國民黨正規軍一個連和靖衛團、警備隊等反動武裝，俘敵一千多人，其中國民黨第十八師剛從湖南征集的一營新兵全部被俘，經過教育，大部分參加了紅軍。
袁州和安福、新余、分宜位於羅霄山脈北麓，我紅五軍在半個月內連克四城，使湘贛邊區的革命群眾大受鼓舞，這對深入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擴大紅軍隊伍都起了很大作用。這時，湘贛邊界已有永新、蓮花、寧岡、泰和、遂川和安福、新余、分宜、袁州等九個縣，還有茶陵、酃縣、萬安等各半個縣的革命根據地，這一大片地區可以往返馳騁，迴旋的餘地大了，大家的心情更加舒暢。連克四城，對部隊鍛煉很大，對我也是一個很好的鍛煉，過去我們打的都是偷襲、奔襲的游擊戰爭，現在是一千多人一起打仗，打的又是攻堅戰，戰場上熱火朝天，士氣特別高漲，政治鼓動工作也非常活躍，積累了一些戰場鼓動工作的經驗。同時，我們通過總結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安福的經驗教訓，比較深刻地理解“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和“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的道理。連克四城，在全軍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後，軍委的前委把紅五軍作為一支能攻城、善攻堅的部隊，有攻堅任務大多交予紅五軍。記得一九三二年初攻打贛州前後，有一次前委決定打江西寧都的賴村一個土圍子，這個土圍子雖然不大，但龜縮在土圍子裡的上豪劣紳及其反動武裝十分頑固，土圍子四周又都是水稻田，很不好接近，兄弟部隊打了三次都沒有打下，傷亡很大。後來調我們紅七團去打，軍團首長又調一門山炮支援我們，這是我們團第一次使用山炮，結果山炮轟了兩炮，打開個缺口，我們團一鼓作氣就衝了進去，拿下這個土圍子。當然，這是後話；不過從連克四城開始，我們紅五軍逐漸積累了攻堅經驗，有了攻堅的信心和決心，一般小城鎮的攻堅戰就打得比較順利了。
紅五軍攻占袁州城後，在城內休整十大，慶祝勝利，總結經驗，準備再戰。這時候的宣傳工作特別活躍，各大隊都挑選了兩三名學生出身、會寫字的宣傳員，到大街小巷去寫大標語，這樣，三個縱隊就出動了二三十名宣傳員，寫遍城區的各條街巷。他們沒有錢買紙，都買石灰或到老百姓家刮一兩桶鍋灰調上水，用棕刷或掃帚在牆上、柱子上寫“打土豪，分田地”，“紅軍萬歲”和紅軍宗旨、紀律等大標語，有的宣傳員還去挖些紅土或到中藥舖買一點“土紅”（即加工過的紅土）作顏料，畫上幾幅“工農兵聯合起來，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蔣介石，打倒新軍閥”的漫畫。軍部也利用袁州城有石印局（即印刷廠）的條件，印刷了一批佈告和宣傳品，讓宣傳員帶出去張貼。這些佈告、標語使袁州城面目一新，增添了幾分喜氣。有一天上午，我到軍部匯報工作，走到街上看到滿街的標語心里挺高興，想起這些宣傳員大多是士兵委員會的活動分子，士兵委員會在開展宣傳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匯報工作後，就順便到軍的士兵委員會找當士兵委員會副委員長的湖南老鄉張平凱聊一聊。老鄉見面，分外親熱。攀談中，很自然地談到士兵委員會的工作問題上來。當時紅軍中的黨組織和黨員還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員會是士兵的群眾性組織，其中的領導骨干大多是黨員，所以，黨組織的一些宣傳、教育工作，開展政治、軍事、經濟民主的活動，大多通過士兵委員會出面組織實施，因而上兵委員會在群眾中就有較高的威信。我到特務大隊後對士兵委員會的工作很重視，抓的比較緊，對士兵委員會的工作也有些體會。我說：“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黨支部有了好的助手，工作比較容易開展；士兵有了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就感到自己是連隊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話敢說，有意見敢提，民主空氣很濃。特別是經濟公開，每個月還可以分一點伙食尾子，利益與人人有關，這樣，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積極性都能充分調動起來，平時完成任務好，打仗時士氣高昂，人人奮勇爭先，多殺敵人多繳槍，又有獎賞又光榮。尤其是剛從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的士兵，對紅軍中的士兵委員會感觸更大，認為這是紅軍區別於白軍最明顯的一個特徵。”
張平凱問我對士兵委員會的工作有什麼意見？我很坦誠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說：“現在連隊士兵委員會有一種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比如，軍官在行政管理上嚴格一些，操課的時間長一些，有的士兵委員會就提意見；個別連隊甚至有士兵委員會舉手通過決定打連長、排長屁股的事，這樣下去會使連隊幹部不敢大膽管理，把連隊的正常秩序搞亂，削弱黨的領導。我想，士兵委員會應在黨代表、政治委員，也就是黨組織的領導下，幫助連隊首長管理和教育好士兵，有組織有領導地開展三大民主，活躍連隊生活，不要過多地干預行政領導的工作。”張平凱同意我的看法，兩人談得很投機。
部隊在袁州休整後，繼續揮師北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