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冬，我從高坪區游擊隊調到紅五軍第二縱隊二大隊四中隊任黨代表，仍以長坑、丙子嶺為根據地，開展游擊活動。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湘鄂贛邊區特委在平江東鄉八區召開特委擴大會議，選舉了王首道、李宗白、袁國平、張啟龍、黃公略、鄧湘君六人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特委書記。會議著重討論了工作計劃、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為了統一邊區革命武裝組織，決定將黃公略率領留在湘鄂贛邊境的紅五軍第二縱隊改編為湘鄂贛邊境支隊，由黃公略任支隊長，下轄三個縱隊，每個縱隊轄三個大隊，每個大隊轄三個中隊，每個中隊轄二至三個分隊。第一縱隊以平江西北鄉為根據地，向巴陵、湘陰邊境及通城一帶游擊；第二縱隊以瀏陽、銅鼓、萬載交界的大圍山為中心，向宜春、新昌及瀏、銅、萬邊境游擊；第三縱隊以修水、銅鼓、平江邊境為根據地，相機深入修水活動，向武寧、通山游擊，與鄂南革命武裝取得聯繫，同時決定給每個區增撥四支槍，以擴大游擊隊（赤衛隊）組織。在軍事策略上，要求統一指揮，實行化整為零，分散游擊，晝伏夜出，敵合我散，敵散我合的活動方式和採取暗襲而不與敵硬拚的戰術。
經過這次改編，我們第四中隊的番號不變，隸屬於湘鄂贛邊境支隊第二縱隊第七大隊。第二縱隊縱隊長李實行、黨代表餘伯堅，第七大隊大隊長周彩新（黨代表的名字忘記了），第四中隊中隊長仍是王炳良，我仍任中隊黨代表。
我們第二縱隊是以平江起義的部隊為骨幹，加上平江、瀏陽一帶的地方赤衛隊、游擊隊混合編成的。因隊伍剛組編不久，軍政素質都有待提高。我們第四中隊轄三個分隊，每分隊十人左右，僅三十多人，其中只有少數參加過平江起義的干部和老戰士穿著“國民革命軍”灰色的舊軍裝，戴軍帽，腰束皮帶，持有漢陽造七九步槍，比較威武，像個軍人的樣子；我和大部分戰士都是剛從地方游擊隊編到紅軍主力部隊來的，仍然穿著老百姓的黑色或藍色的漢裝衣褲或中山裝，戴著氈帽或扎條頭巾，腰間扎條布腰帶；有的年輕戰士為了顯得神氣一些，有意用長長的頭巾在頭上紮了好幾道，扎得像戴頂園形的帽子，也挺威武，只是武器還不夠，不能做到一人一支槍，現有的槍支也大多是雜牌步槍，子彈很少。雖然條件這樣差，但無論是穿軍裝或穿便衣的，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主力軍”了，不能再象游擊隊那樣“游擊習氣”，要有個“主力軍”的樣子，走起路來也都學老兵那樣挺胸闊步甩胳膊，無論戴不戴軍帽，一律行舉手禮。我看到干部、戰士這種積極上進的情緒，心裡很高興，認為雖然目前這支隊伍還處於從游擊隊向主力紅軍過渡的階段，但只要有這股旺盛的士氣，經過教育訓練和幾場戰鬥的鍛煉，一定會成為能征善戰、名副其實的主力紅軍。
彭德懷、膝代遠和黃公略等同志從領導平江起義創建紅五軍起就開始注意軍隊的政治工作，下決心要把這支來自舊式軍隊的隊伍，改造成為革命的新型軍隊。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初創的紅五軍在撤出平江縣城轉移到平江東鄉龍門休整時，就進行了類似秋收起義部隊“三灣改編”那樣的近十天整訓，建立了政治部，由黨代表騰代遠兼政治部主任，張榮生任副主任，加強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從上到下建立健全黨代表制；連隊建立秘密黨支部，從起義前的秘密士兵會會員的積極分子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增強黨組織的力量；並繼續加強士兵委員會的工作，通過公開的士兵委員會開展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同時，明確規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對內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士兵委員會活動；對外開展群眾工作，組織領導群眾打土豪、鎮壓反動分子，並領導宣傳隊，開展宣傳活動（主要是寫標語、口頭宣傳）、動員青年參軍，擴大紅軍隊伍。龍門整訓，加強了黨的領導，建立黨代表制和連隊黨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就使起義部隊區別於舊式軍隊，使紅五軍沿著“政治建軍”的正確道路不斷地鞏固和發展。
紅軍初創時期黨代表制度的建立，徹底破除了舊式軍隊的“一長制”，確走黨代表（後改為政治委員）與軍事指揮員同為部隊的首長，而且黨代表對部隊有指揮權和對戰役、戰鬥的最後決定權，戰鬥命令必須經黨代表簽署才能生效，這就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正因為黨代表在部隊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級黨代表在幹部、戰士的心目中便成為黨的領導的化身，黨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無聲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負責任的重大，決心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團結、帶領部隊去沖鋒陷陣，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黨交予的各項戰鬥任務，奪取勝利。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色陰沉沉的，一朵朵烏雲象股股濃煙從天邊滾滾而來，預示著一場大雨即將來臨。我們四中隊正打完土豪返回駐地，走到橫叉山口以西的山間樹林裡休息。突然，警戒哨兵報告，前方五六百米處發現敵人，大約有二三十人，由東向西朝我們靠近。
敵情突然，沒有思想準備，不少新戰士一聽，騰地站了起來，顯得有些慌張，不知所措。我心想，要是這樣慌慌張張地投入戰鬥，仗肯定打不好，忙笑著說：“嘿，真巧，我們還缺幾條槍，敵人就送禮上門了。他送多少，我們收多少，還不要打收條呢！”沒想到一句笑話，等於一席動員，大家哈哈一樂，緊張的氣氛馬上就緩和下來。我也不多講，轉過頭去對中隊長王炳良說：“你佈置任務吧！”
王炳良會意地笑了。他從容地說：“同志們，我們在暗地，敵人在明處，這種仗好打，槍一響，敵人準亂成一鍋粥。大家不要太緊張，聽我的指揮，沒有命令不要開槍。”說罷，便指揮各分隊埋伏在敵人必經的橫叉山口兩側山坡的草叢裡，準備伏擊敵人。
原來這些敵人是高坪區民團“清鄉”回來的。他們走在山間小道上，有的把步槍當扁擔用，槍管上槍托上掛滿了搶來的雞、鴨、魚、肉：有的干脆大背槍，騰出兩隻手來拎著雞、鴨或扛著大大小小、紅紅綠綠的包袱，個個心滿意足地“滿載而歸”。他們見天快要下雨，正急忙趕路，對於我們的伏擊，毫無覺察。
當敵人進入我伏擊圈時，王炳良大喊一聲“打！”一陣步槍排射之後，戰士們便躍出草叢，喊著“殺”聲直向敵人猛撲下去，打得敵人措手不及。反動民團老團丁李桂生是高坪區有名的兵痞子，經常欺壓老百姓，但“惡人兔子膽”，一聽槍聲轉身就往路旁的梯田裡跳，沒料到跳進一丘種水稻的爛泥田，爛泥一下子陷到大腿，使勁拔腿也邁不開步，被我們一槍結果了性命。
我乘戰士們打死李桂生的時機，趁勢領頭高喊：“把槍丟下，讓你們活命！”戰士們也跟著喊了起來。這下團丁們象得了“大赦令”似地，把槍當扁擔的團丁趕忙丟下槍和搶來的東西跑了；大背槍的團丁邊跑邊卸槍，慌裡慌張怎麼也難卸下來，有的被打死，有的順著山邊的小河溝沒命往山下跑，河溝彎彎曲曲我們不好打，溝水又淺淹不死他，總算沒有喪命。這次伏擊戰打死了三四個敵人，繳了好幾支槍和一部分子彈。
瓢潑大雨下來了，大家衣服單薄確有點冷，但是有了繳獲，都忙於打掃戰場，心裡熱乎乎的。有的還笑呵呵地說：“老天爺就是下刀子，我也得把戰場打掃乾淨，一顆子彈都不能漏掉。”士氣之高，實在令人高興。
六月初的一天，我們第二縱隊第七大隊第一、四中隊正在瀏陽縣船倉鄉一帶山區活動。偵察員興沖沖地跑來報告：端陽節中午，永和市商會和鎮上的地主豪紳要大擺酒宴犒勞偽保安團。這確是殲敵的好時機。一中隊長彭紹輝、黨代表於定一、四中隊長王炳良和我四個領導同志馬上開會研究，決定聯合行動，奔襲永和市，出敵不意，打它個措手不及。
永和市是瀏陽東鄉的一個土特產集散市鎮，離船倉鄉僅十多華里。這裡是個山間盆地，地勢平坦，人口稠密，一條大溪河（此地盛產有名的“菊花石”，故又稱“菊溪”）由北向南繞城西去，水陸交通方便，商賈雲集，街道兩旁商店林立，市場十分繁華。國民黨偽保安團就駐紮在離鬧市不遠的菊溪小學內。我少年時常來此地賣柴，對地形、道路、民情非常熟悉。在研究作戰方案時，我考慮到大白天突襲敵人可能遇到許多困難，便建議選擇一條避開鬧市、隱蔽接敵的道路。
兩個中隊的干部研究後，都分頭進行戰鬥準備。我按照紅軍的規矩，首先集合部隊作戰鬥動員。那一天，我身穿一套黑色的粗布中山裝，腰間的皮帶上斜插著一支手槍，站在隊伍的前面，顯得格外振奮。由於平時我常同戰士談心，一起唱歌、做遊戲，戰士們對我既親近又尊重，所以，我每次站到隊前講話，戰士們都能聚精會神地聽著。今天，他們從我精神煥發的神采和閃爍著興奮、激動的目光中，猜測著這次講話不比尋常，可能會有什麼好消息，注意力更加集中。我掃視了戰士們一張張熟悉的臉孔之後，便開始簡要地訴說自“馬日事變”以來，東鄉的土豪劣紳組織民團、保安團殘殺共產黨員、革命群眾和橫行鄉里的種種罪行，激起了戰士們的階級仇恨，燃起了復仇的怒火。接著，我話鋒一轉，告訴大家我們兩個中隊決定聯合行動，奔襲永和市、殲滅偽保安團的戰鬥計劃。話音剛落，戰士們立即沸騰起來，個個磨拳擦掌，紛紛請求參戰。我抓住這股高漲的情緒，請中隊長王炳良佈置具體的戰鬥任務。最後，我向大家提出要求：馬上著手做好戰前的充分準備，一聽號令，立即行動。
這一年的端陽節是陽曆六月十一日。南方的初夏，氣候瞬息萬變。六月十日，永和市一帶還是大雨滂沱，激起大溪河水暴漲，水深流急；第二天早飯後，卻雨過天晴，藍天如洗，給這次奔襲增添了幾分喜氣。我們一、四中隊的紅軍戰士們精神抖擻，從船倉鄉山地輕裝出發。當時兩個中隊不過六七十人、四五十條槍，人數不多，卻很精悍。雖然我們隊伍中有穿軍裝的，也有不少仍然穿著便衣的，乍一看，好似一群莊稼漢，但從我們那雄赳赳的行軍步伐上，卻能顯示出紅軍隊伍的威武來。我時而同王炳良一起走在隊伍的前頭，時而插在隊伍的中間，邊行軍邊作簡短的鼓動：“同志們，消滅反動保安團，為死難的烈士報仇！”“沉住氣，聽指揮，這一仗一定打得好！”
我們的隊伍沿著梨樹嶺左側的山溝隱蔽急進。近午時分，驕陽似火，曬得大地蒸發出一股股熱氣，顯得格外悶熱。戰士們汗流浹背，口乾舌燥，但求戰的熱情使大家忘卻了口渴，忘卻了疲勞，一股勁快步向前。這時，在田間幹活的農民早已提前歇晌回家過節，我們紅軍隊伍如人無人之境，直插偽保安團的駐地——菊溪小學。
菊溪小學原是東鄉著名的學校，在大革命時期，師生們為了發展農民運動，積極齊展宣傳工作，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同土豪劣紳進行鬥爭。 “馬日事變”後，白色恐怖籠罩著湖南城鄉，革命的教師有的被抓，有的逃跑，連學校也被偽保安團霸占作為兵營，成為保安團尋歡作樂和關押拷打革命群眾的場所。端陽節這一天，地主豪紳為了犒勞這夥看家護院的走卒，送去了雞鴨魚肉，讓他們大嚼大喝一頓。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大白天會遭到紅軍的襲擊，一個個忘乎所以，敞懷暢飲，吆五喝六，猜拳行令，喧囂之聲，溢於四野。除幾個站崗的以外，大都喝得酩酊大醉。
正在這時，我和王炳良率領第四中隊，彭紹輝和於定一率領第一中隊分成兩路以隱蔽、輕捷的動作，繳下了哨兵的槍。接著，我就帶頭衝進保安團飲宴的廳堂，大喝一聲：“不許動，誰敢亂動就打死誰！”一百多個團丁面對紅軍明晃晃的刺刀還莫明其妙，有的嘟吹著：“別別開玩笑！”有一個傢伙見勢不妙，拔腿想跳窗逃跑，被一槍結果了性命。
這一槍，把爛醉的團丁嚇醒了。這夥團丁本來就是些流氓地痞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當他們看到站在面前的是真格“從天而降”的紅軍，而不是他們的同夥在“開玩笑”時，便像被捅亂了的馬蜂窩，一哄而散，各自奪路逃命。我們馬上開槍追擊。這些傢伙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傷，剩下的都作鳥獸散，落荒而逃，僅十幾分鐘便結束了戰鬥，繳槍十餘支。
我和王炳良從俘虜口中得知永和市水府廟裡還駐紮著國民黨正規軍“週營”的一個連，真是喜出望外。我們四個中隊幹部立即決定，乘勝直搗水府廟，殲滅白軍這個連。
水府廟位於菊溪小學西邊的大溪河畔，與菊溪小學隔著一華里左右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二里多溪岸。狹窄的街道兩旁店鋪鱗次柿比，平時街上做買賣的人群熙熙攘攘，磨肩接踵，很是擁擠熱鬧。這一天是端陽節，許多人都在家過節，加上我們紅軍突襲保安團的槍聲驚動了居民，店鋪紛紛關門閉戶。所以，當我們一、四中隊通過鬧市時，街上已斷絕了行人。兩個中隊長和六個分隊長八個人手持八面指揮用的小紅旗，帶領戰士快步穿過街巷，通過溪岸，直插水府廟。當距離水府廟還有一百米左右時，我便高喊：“同志們，衝啊！”“消滅白狗子，活捉週屠夫！”接著，吹起了衝鋒號。
“嘀嘀噠噠嘀嘀嘀”的衝鋒號聲是那麼嘹亮，那麼激越，激勵著戰士們奮勇衝擊！我在讀甸溪高小的時候，曾是學校軍樂隊的隊員，練成為一名軍號手；到部隊後，也常拿司號員的軍號練習，學習幾節新號譜。這一天，司號員因病不能參加戰鬥，我便接過軍號，用號聲來指揮部隊，鼓舞戰士們衝鋒向前。我左手拿著軍號，右手舉著手槍，領著頭直向水府廟衝去。
大溪河東西兩岸駐著國民黨正規軍的一個營，河西駐著營部帶兩個連，河東的水府廟駐一個連。這個營的營長姓周，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在瀏陽縣四出“清鄉”，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欠下瀏陽人民許多血債。老百姓提起國民黨這個營就恨得咬牙切齒，所以也不管它的正式番號叫什麼，而給這個姓周的營長起個外號叫“週屠夫”，叫這個營為“週營”。端陽節這一天，當官的都到河西岸“週屠夫”營部喝酒去了，給當兵的放了假。這樣，當兵的有的喝完酒就睡大頭覺，有的賭錢鬼混，有的三五成群地在河邊閒溜，成了一群散兵游勇。剛才隱約聽到菊溪小學方向傳來的槍聲，他們以為是老百姓過節放鞭炮或保安團打槍玩，不大介意；這時，突然聽到槍聲、號聲、喊殺聲，嚇得不知所措，亂成一團，東躲西藏，南竄北突，走投無路，不少人狗急跳牆，卜通卜通跳進了大溪河，妄圖泅渡到西岸逃命。可是，河面有近百米寬，當時洪水又正在猛漲，白狗子一跳下河便被洶湧的洪水席捲而去，淹沒在滔滔的波濤之中。河西岸的“週屠夫”及其走卒聽到槍聲，摸不清紅軍的虛實，只能隔岸觀望，不敢輕舉妄動，眼巴巴地看著我們衝進了水府廟，殲滅掉它這個連。這一仗，我們兩個中隊共殲敵數十人，繳獲了不少槍支彈藥，特別是成箱成箱的子彈，當時還是罕見的。這一仗，也算為我少年時在水府廟被軍閥部隊搶去兩擔柴火還挨了打這段積恨報了仇，心情格外舒暢。我們一、四中隊一天兩戰皆捷，聲威大震。革命群眾聽到捷報都奔走相告，被白色恐怖壓抑了一年多的憂鬱心情開始消溶，從心底里迸發出希望的火花。
奔襲永和市的勝利給予我們第二縱隊全體指戰員極大的鼓舞。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的一天，二縱隊縱隊長李實行、黨代表餘伯堅把我找到司令部去，向我了解馬欄坳的情況。
馬欄坳是個山區小集市，位於我的家鄉西坑村西南方四五華里處。我曾在這裡的公立平安第一國民初級小學讀過書、教過書，從事革命活動，對這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瞭如指掌。當時，國民黨高坪區聯防隊長黃成帶領一百多人正駐紮在馬欄坳。黃成是個反動傢伙，整天帶著聯防隊員橫行鄉里，敲詐勒索，魚肉百姓，群眾恨之入骨。我二縱隊領導同志決心要消滅這股敵人，拔掉這顆“釘子”。我聽說要消滅高坪區聯防隊，非常高興，詳細地介紹了馬欄坳的地形、道路等情況，並建議說：“馬欄坳位於雷公嶺的半山腰，我們如果能夠在拂曉前潛伏到雷公嶺上，趁破曉時敵人還沒起床，出敵不意發起衝擊，就有把握消滅這股敵人。不過，馬欄坳北邊有一條東西流向的小溪河，河水不深，可以徒涉：河北岸向西有一條大路通向高坪，我們一打，敵人可能涉水過河向西逃跑，如果派一個小分隊守住馬欄坳西邊的河岸，切斷敵人的退路，不讓敵人過河跑掉，這樣就可以逼著敵人向東進入山區，在山里一個個收拾它。”我又沉思了一會，補充說：“我在馬欄坳住過，這里夏天清早常有大霧。這幾天天氣比較熱，地面水蒸氣多，說不定那一天清晨會有大霧，這就更便利我們隱蔽接敵了。”
李實行、餘伯堅採納了我的意見，八月十六日（農曆七月十二日）晚上，二縱隊經過了充分準備之後，除留下一小部分人守衛丙子嶺外，二百多名紅軍戰士便整裝出發了。
盛夏的月夜，月光似水，皎潔明亮，使出征的兒郎倍感涼爽，盡失倦意。我和王炳良帶著四中隊與縱隊一起沿著蜿蜒起伏的羊腸小道，加快了行軍步伐，第二天拂曉，便到達了預定的進攻出發地——雷公嶺。
這時，果然不出我所料，從山谷裡升騰而起的一股股霧靄，與山間村莊里升起的裊裊炊煙溶匯一氣，瀰漫開來，猶如大海的波濤，翻騰起伏，頓時籠罩了整個山川，也擋住了聯防隊哨兵的視線，造成了更有利於隱蔽偷襲敵人的好天時。戰士們興奮地議論說：“當年三國有個諸葛亮借東風，今天可算是我們紅軍借大霧了。”
部隊在雷公嶺上隱蔽待命。李實行、餘伯堅和我、王炳良等各級指揮員都細心地靜聽嶺下的動靜，辨認清楚進攻的方向和各自隊伍的進攻路線。片刻，一切準備停當之後，縱隊長李實行便下達了出擊的命令。
按預定方案，部隊分成兩路，一中隊長彭紹輝帶領一小部分戰士向西佔領河岸邊的高地，李實行指揮部隊向聯防隊駐紮的一座祠堂包圍過去。
我和王炳良帶領四中隊的戰士快步沖在前頭，兄弟中隊緊跟在後。我不僅道路熟悉，而且從小生長在山區，翻山越嶺如履平地，真如猛虎下山，一直沖在隊伍的最前頭，撲向敵人。當我接近祠堂時，馬上舉起剛從永和市戰鬥中繳獲來的新手槍喊道：“同志們，衝啊！”隨著喊聲，我一槍撂倒了敵哨兵，率先沖進了祠堂大門。
這時，敵聯防隊員還在鼾睡，突然聽到槍聲四起，殺聲震天，都從睡夢中驚醒。因為是盛夏季節，祠堂的門窗都敞開著，驚恐中的敵人摸不清發生了什麼事情，顧不得穿上外衣，就各自跳窗或奪門往外跑。有的剛出祠堂就被打死，有的發現已被紅軍包圍，不敢抵抗，趕忙順著山溝向東沒命地奔跑；幾個想過河順大路逃往高坪的敵人，都被撂倒在河灘上。
我和王炳良帶領四中隊的紅軍戰士和兄弟中隊一起沿著山溝追擊逃往山里的敵人，象獵手追趕兔子一樣，見一個逮一個，逮不住就用槍打，在追擊中又殲敵幾十人。這一仗，殲滅敵聯防隊過半，繳獲了一批槍支彈藥和三匹馬。可惜頭天晚上，偽聯防隊長黃成這個反動傢伙到外頭鬼混，沒有回馬欄坳，被他漏網了。
清晨，一輪紅日從山巔冉冉升起，驅散了雲霧，映照著巍峨的群山，使蒼松翠竹掩映下的馬欄坳顯露出一派生機。我們二縱隊的紅軍指戰員結束了戰鬥，整隊經過馬欄坳的小街道凱旋而歸。三個戰士騎著剛繳獲的三匹驃壯的棗紅馬走在隊伍的前頭開路，威風凜凜，嚇得土豪劣紳打著哆嗦，喜得貧苦群眾眉飛色舞，噴噴稱讚說：“紅軍的馬隊都開來了，難怪那'灰狗子'（聯防隊穿灰色軍裝）跑得比兔子還快呢！”
過了兩天，潰散躲藏在山上的敵聯防隊員陸續回高坪偽區公所報訊。他們膽戰心驚地說：“紅軍紅盔紅甲騰雲駕霧從天而降，誰能阻擋得住呢？”這些“灰狗子”繪聲繪色的描述，使紅軍這次偷襲更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此後多年，“紅軍紅盔紅甲紅戰馬騰雲駕霧襲擊馬欄拗聯防隊”的故事，一直在瀏陽東鄉一帶流傳。
偷襲馬欄坳的勝利，使紅軍的聲威大振，也使土豪劣紳大為驚恐，惶惶不可終日。八月中旬，我二縱隊乘勝進攻高坪區團防局。團防局長聞風帶著團丁倉惶逃跑，我們撲了個空。
團防局設在高坪“祠堂”。祠堂內有一個“義倉”，祀會把歷年來收的租谷都囤積在“義倉”裡，青黃不接時再藉給本族的貧苦農民渡荒。因南方氣候春季潮濕、夏季炎熱，所以，用木料構築的糧倉要架離地面一米多高，留下這個空隙春季可以隔潮，夏季保證通風降溫，防止積穀霉爛變質。團防局佔據祠堂後，就利用這個“義倉”下面的空隙作為牢房，關押抗租抗稅的群眾。我們二縱隊沖進團防局後，抓住了幾個看管牢房的團丁，把被關押的群眾釋放出來。有的戰士一氣之下，一把火就把“義倉”和倉裡的糧食全燒掉了。
燒了團防局還禍連了毗鄰的甸溪高等小學，把甸溪高小的全部校舍也埋葬在火海之中。我曾在甸溪高小讀過四年書，在這裡接受過革命教育，對母校有很深厚的感情，眼看著作為社會慈善機構的“義倉”和母校都焚於一炬，心裡很難過，但這次戰鬥是幾個中隊的聯合行動，我也無力製止。這種盲動主義的錯誤使紅軍在群眾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許多群眾特別是貧苦農民第二年春荒時藉不到“義谷”，土豪劣紳不僅乘機抬高糧價，還煽動群眾說：“紅軍故意燒了義倉，要餓死百姓”；“紅軍故意火燒學校，不讓伢子上學”，造成一些群眾對我們產生怨氣，使我們脫離了群眾。對於盲動主義的錯誤，直至一九三零年春學習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之後，全軍對其錯誤的性質、根據和糾正辦法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才逐步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