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入黨後才一個多月的時間，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就在長沙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大肆搜捕、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是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又一個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湖南工農大眾奮起反抗。他們在中共湖南臨時省委的領導下，紛紛拿起武器，武裝保衛革命。長沙附近各縣準備出動十萬農民大軍，把許克祥一千多名反動軍隊包圍在長沙城內，一舉全殲。當時有這樣一首歌謠：“朝打鐵，晚打鐵，快打梭鏢送農協。梭鏢亮光光，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這說明覺悟了的農民已經開始認識武裝保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極端重要性。
五月三十日，瀏陽縣委根據湖南臨時省委的通知，組織了全縣工農義勇隊和農民自衛軍上萬人，集中於北盛區的永安鎮；張運鴻、詹連吾也帶著船倉區千餘自衛軍到永安鎮集中。第二天，他們便兵分兩路浩浩蕩盪向長沙進軍，先後佔領了敵小吳門等據點，顯示了農軍人多勢眾的威懾力量。可是，就在這關鍵時刻，佔據黨中央領導地位的陳獨秀卻害怕農軍的武裝反抗會破壞他的“統一戰線”，悍然下令不准圍攻長沙，並解散各地農民武裝。這時，各縣農軍有的已包圍了長沙，有的正向長沙進軍或正在集中隊伍，接到“不准圍攻長沙”的命令後，正向長沙挺進的農軍紛紛返回，已集中隊伍的農軍也宣布解散，使已經包圍長沙的例陽等地農軍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不得不撤離長沙。許克祥見農軍撤走，便乘機反撲，佔領、查封、搗毀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以及報館和革命團體。長沙“瀏陽門”外的識字嶺上，天天傳來槍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槍聲。僅二十多天，長沙市及附近各縣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就達一萬多人。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干擾破壞下，湖南轟轟烈烈的工農革命運動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在瀏陽，農民運動高潮時逃往長沙的西鄉團防局反動團總張枚村，乘縣工農義勇隊和農民自衛軍攻打長沙未歸的時機，偷偷潛回西鄉，暗地策劃，用威脅引誘手段，糾集了四支、仁美等六個已被農會沖散的小民團，計千餘人，自稱“農民軍”，深夜偷襲了普跡鎮，搗毀了國民黨普跡區黨部、區行政委員會和區農會、區工會等革命機關，殺害了區黨部常委務委員湯聘伊，製造了瀏陽第一起反革命事件。
六月四日，中共瀏陽縣委急派店員工會委員長王令德率六十四名武裝人員趕往普跡鎮處理反革命事件，沒料到反被張枚村的團匪包圍、襲擊，犧牲六十一人，遭到慘重損失。為了鎮壓反革命，瀏陽縣委立即派出剛返回的工農義勇隊四個中隊，分三路向西鄉進發，與張枚村團匪激戰於馬家灣，當場擊斃團匪近百人，打退了敵人的猖狂進攻。可是，此時縣工農義勇隊又奉省委之命開赴平江長壽街，準備與平江縣工農義勇隊合編為賀龍同志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獨立團，前往江西參加南昌起義，後因南昌起義提前舉行，瀏陽工農義勇隊沒有與平江工農義勇隊合編便撤至江西銅鼓休整待命，直至九月十一日，他們才在毛澤東同志親自率領下，與武漢警衛團一個營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從銅鼓返回瀏陽，攻克白沙，參加秋收起義的行列。
自瀏陽縣工農義勇隊開往平江後，反動勢力又乘機反撲。張枚村等反動頭目糾集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配合許克祥部共七千多人，分兩路向瀏陽縣城和東鄉進攻，揚言“寧錯殺三千，勿放走一個”，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農會、工會的干部及農運積極分子，進行殘酷的階級報復。東鄉各地遭到血腥的劫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上旬的一天，詹連吾和張運鴻從長沙返回後急急忙忙跑來對我說：“目前形勢很緊張，我們準備暫時離開此地，出去了解一下情況，以後該怎麼辦，我們回來再研究。”說完便匆匆地走了。他們二人走後，船倉區公所留下的還有我和李石麟、聶邦階、李秀松、貝銘圃等五個人。第二天下午，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聶邦階從區公所回冷水塘他家，在途中被人暗殺，遇害地點離區公所還不到十華里。傍晚，他家里人拿著血衣到區公所來報訊，我們都感到震驚。當時，由於消息閉塞，我們只聽到一些風傳，對外界急劇變化的形勢知道的很少，思想上、組織上對突然事變毫無準備；加之年輕幼稚，缺乏鬥爭經驗，碰上這種惡性事件自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鑑於嚴重的形勢，我們四個人商量決定，暫時各自回家，分散活動，由於走得匆促，而且想過幾天局勢緩和一些再回區公所辦公，所以除身上穿的單衣外，連當教員後好不容易購置的一床新鋪蓋和幾套換洗衣服，都留在區公所，隻身回到了西坑。
後來我才知道，張運鴻離開船倉後，輾轉於瀏陽東鄉、北鄉山區找到了縣委，化名劉大榮，在那裡堅持地下鬥爭；九月間，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曾參加起義隊伍進攻瀏陽城的戰鬥，爾後留在瀏陽東鄉長坑、丙子嶺一帶開展武裝鬥爭，擔任瀏陽縣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在“八七會議”後就曾以縣委的名義多次派巡視員同我聯繫，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長坑、丙子嶺一帶組建游擊隊時才又見到他，同他在一起戰鬥。可惜他在一九三零年七月紅三軍團攻占長沙時，組織上派他去湘西負責湘西特委工作，他不知道紅軍已很快撤出了長沙，行至長沙郊外朗梨市附近，被國民黨反動軍閥何鍵部隊抓捕，正氣凜然地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二十八歲。張運鴻（劉大榮）同志出身於船倉鄉冷水塘村一個中醫的家庭。他父親張保山為人忠厚老實，醫德高尚，給貧苦農民看病收費很少，有時甚至連藥錢也不收，所以雖一生行醫，家境仍很清貧。張運鴻從小勤奮好學，同我一樣也是得到了“祀會”的公費補助才得以升學，在長沙中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到瀏陽縣達滸區當小學教員。他學識淵博，頗有才智，曾被聘任為區學務委員。他於一九二五年參加共產黨，不久即接受黨的指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在高坪區一帶從事農民運動。由於他作風樸實，和藹可親，善於聯繫群眾，深受群眾愛戴。他立場堅定，言行一致，教育我要忠於革命，自己也身體力行，即使在“馬日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把他列為瀏陽縣著名“暴徒”之一，四處懸賞要緝拿他，他仍毫不畏懼地堅持鬥爭，直至獻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不愧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的共產黨員；不愧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是我終生難忘的良師和戰友。與此相反，詹連吾離開船倉鄉後，到長沙去打聽消息，感到時局緊張，被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嚇破了膽，便從長沙私自逃往上海，開始在一家書店工作，後來被捕叛變，出賣了同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解放後被我人民政府處決。他言行不一，貪生怕死，叛變革命，落得個可恥的下場。張運鴻烈士和詹連吾二人都是我入黨的介紹人，兩種品質，兩種結果。我每想到此事，更感到革命鬥爭如爐火煉鋼，既煉出好鋼，也出了一些廢渣，這也是客觀規律，可作鑑戒。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在農民運動高潮時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訟棍鄭寶道回到瀏陽東鄉。他從西鄉反動團總張枚村那裡借得三百多名團丁，組成“清鄉隊”，自封為團防局長，帶隊進駐高坪，拼湊了一個由地痞流氓參加的反動區政府，瘋狂進行敲詐勒索、燒殺搶掠。鄭寶道家住高坪馬鞍，外表看又矮又瘦，留著稀稀拉拉的幾根八字胡，像個大煙鬼。他原是甸溪高小的學生，比我高兩班，可以算是同學。但此人從小刁潑無賴成性，在學校不好好唸書，整天與社會上的流氓地痞鬼混在一起，鼠竊狗偷，喝酒賭博，甚至肆意撤野，打罵同學、侮辱師長，師生們對他都十分厭惡。鄧子封、貝星煌老師多次教育、批評他，他不僅當耳旁風，還記恨在心，揚言要與老師拼命，學校不得不將他開除。鄭寶道被開除出校後，更是變本加厲，組織流氓幫會，包攬訴訟，橫行霸道，在鄉村中聲名狼藉。農民運動興起後，群眾發動起來要找他算賬，他趕忙夾著尾巴逃到外地。 “馬日事變”後，他見時機已到，便帶“清鄉隊”返鄉進行瘋狂報復。七月八日，鄭寶道竄到高坪，第二天，首先就抓捕了他的老師、共產黨員、國民黨高坪區黨部常務委員鄧子封和國民黨左派分子、高坪女子學校校長貝星煌，並於十日，將他們兩人殺害，殘酷地暴屍街頭、梟首示眾；在抄家搶劫中，又殺害了高坪區平民銀行主任胡少武。接著，他便帶著“清鄉隊”四出“圍剿”革命幹部和群眾。
我從船倉區公所回到西坑家中的第二天下午，鄭寶道便親自帶了二三十名“清鄉隊”團丁，還帶了幾條狗，氣勢洶洶地突然從西坑我家的後山包抄過來。幸好被鄰居堂親李鳳漢的母親發現，馬上來報訊，叫我趕快躲起來。正巧，這天清早李石麟從雙坑來到我家，告訴我外邊的風聲很緊，還聽說我的老師鄧子封、貝星煌正在高坪區公所開會研究對付時局的辦法，不料突然被鄭寶道率“清鄉隊”包圍抓捕，第二天就被殺害，所以他到我家躲避一下。我們正在痛惜鄧子封、貝星煌老師不幸犧牲，沒想到鄭寶道竟這麼快就來搜捕我了。於是，我和李石麟趕緊從側門跑出來，繞到房子東側的山溝里分頭找地方隱蔽起來。 “清鄉隊”在我家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沒有找到我、就轉到房子周圍的山上去搜。他們咋咋呼呼、罵罵咧咧地在竹林裡、草叢中瞎折騰。我隱蔽了一會，看到幾個外村的農民正要回家，就在他們掩護下，沿著曲曲折折的山溝迂迴到雙坑我的生父家中藏起來。可是，李石麟由於身材高大，又穿著白衣白褲，目標明顯，被鄭寶道抓到高坪坐了牢，打了屁股。幸虧他是個小康之家，鄭寶道勒索他家一筆錢，讓他保釋出獄。他出獄後就離家到外地去了。
我在雙坑生父家住了兩三天，正巧我家要為我外甥陳紹先祝賀滿月，生父就要我裝扮成送禮人，陪他挑著準備好的小孩衣服、鞋帽、搖籃、糯米糕等禮品，到文家市我大姐李桂華家躲一躲。當時，因為文家市的農會基礎比較好，土豪劣紳的階級報復沒有那麼猖狂，形勢相對比較穩定一些。我在大姐家住了近一個月，順便通過親戚找農會幹部了解一些情況。由於我急著同黨組織取得聯繫，而且考慮到姐姐家裡很窮，姐夫陳昌金以擔煤到文家市去賣賺點腳錢為生，增加我一個人吃飯，生活更加困難，所以不敢在文家市久住，又返回生父家中。
我回到雙坑不久，張運鴻就通過縣委派巡視員同我聯繫，我認得這個巡視員過去也是小學教員，但名字忘記了。他告訴我，他是“Cp”（即共產黨的英文COMMVNISTPAR-TY的縮寫），張運鴻要他找我聯絡。接著，他口頭傳達了“八七會議”的消息，指示我要轉入地下活動，組織秘密的赤色農會、赤色工會和赤色游擊隊，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我也簡單地匯報了這幾個月來鄭寶道帶道“清鄉隊”殘酷殺害革命幹部、群眾的罪行以及我怎樣逃脫虎口的情況。巡視員臨走時還交代今後縣委派人來聯絡的暗號：來人用左手在左耳輪外自上而下摸到耳垂，形成一個“C”字形的手勢，同時講：“CP找你說話。”我就可以同他聯絡。巡視員走後，我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同黨組織取得了聯繫，如同孩兒找到了親娘，今後有了依靠，幾個月來壓在心上的石頭落地了。可是，當時全區只乘下我一個共產黨員，單槍匹馬要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環境下開展工作，困難很多。回想農民運動高潮時期，我們有了強大的農會組織，又掌握了一支農民武裝，雖然武器很少，但土豪劣紳見了梭鏢、大刀也是要打顫的。為什麼現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如此囂張？為什麼農民兄弟象糯米糰子似地任人揉搓？當時雖然還不知道這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給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但總感到這裡有問題。憑個人直觀的認識，我想：關鍵是土豪劣紳有槍桿子，我們手裡沒有槍桿子，甚至連幾桿梭鏢也丟了。我們怎樣才能搞到槍桿子呢？這一系列的問題，一直纏繞在我的腦子裡。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同志領導了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九月十一日，他親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攻克了瀏陽白沙鎮；九月十六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王新亞在瀏陽縣委潘心源、劉大榮等同志的配合下攻占了瀏陽城。雖然由於三團團長蘇先駿、二團團長王新亞輕敵麻痺，不聽毛澤東、潘心源等同志的勸告加強戒備，很快便被敵人包圍、攻擊，遭到嚴重損失，但秋收起義的槍聲已震懾了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特別是九月十九日，毛澤東同志親率秋收起義的第三團與第一、二團部分隊伍在文家市會師，接著，向井岡山區進軍去創建革命根據地，燃起了武裝鬥爭的火焰，更使土豪劣紳感到心寒。所以，這段時間，我們高坪地區局勢有了一些緩和，我有時又回到西坑家中住一住，除了繼續與縣委的巡視員保持聯繫外，主要是在群眾中宣傳秋收起義的勝利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並通過秘密串連，組織赤色農會小組，為建立革命武裝、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創造條件。
與此同時，高坪地區的鬥爭形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前面已經講到，在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間，自稱高坪區團防局長的鄭寶道率“清鄉隊”在高坪一帶血腥屠殺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義憤。因為鄭寶道本是個地痞、訟棍，秉性貪得無厭，他不僅殺害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也乘機四處濫捕濫殺，燒屋搶劫，勒索錢財，這更引起了各界人士包括一些豪紳在內的公憤，紛紛向國民黨縣政府告狀。由於土豪劣紳之間本來也存在矛盾和宿怨，加之國民黨反動政府恐眾怒難犯，遂於九月初將鄭寶道扣押，關進縣政府大牢。
恰巧，九月十六日秋收起義部隊攻占瀏陽縣城時，潘心源等同志為救出被關在縣政府大牢裡的慕容楚強等三百多位革命同志，沒有時間認真審查關押在大牢裡的是些什麼人，打開牢門把革命同志連同鄭寶道這個劊子手也一起放了出來。鄭寶道出獄後本性不改，繼續糾集一批流氓地痞為非作歹，高坪群眾再次控告，國民黨縣政府迫於民憤，又認為鄭寶道是秋收起義部隊放出來的，懷疑他可能投降了共產黨，便把他押到高坪槍斃了。鄭寶道惡貫滿盈，死有餘辜。群眾借國民黨縣政府之手除掉了鄭寶道這條害人蟲，也為犧牲的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報了仇，真是大快人心。鄭寶道死後，高坪地區少了一條地頭蛇，暫時又平靜了幾天。
一九二八年初，公立平安第二小學校教員劉德元因事請假，請我暫去代課。我看局勢有了緩和，便答應下來，搬到學校去住。沒想到剛到學校不久，二月下旬的一天拂曉，國民黨高坪區常備隊突然出動二三十人到西坑抓我。常備隊先是把我家包圍起來，進了門後便逐屋搜查。我母親還算機靈，發現敵人包圍我家，趕快告訴我堂兄李風流跑到學校給我報訊。因為我已在白色恐怖下經歷過幾次險境，有了鍛煉，所以聞訊後還比較沉著。我冷靜地想了一下，這次該躲到哪裡？我想起不久前回雙坑生父家，見到大哥風彝和二哥鳳廷，他們告訴我，生父、生母帶著小妹春香已搬到雙坑山頂的李大仙人廟去住廟念經了。這個地方山高路窄、林竹茂密，平時很少人去，是個藏身的好地方，便直奔李大仙人廟去了。
說起李大仙人廟還有段故事：李大仙人原也是雙坑鄰近一個山村的貧苦農民，少年時讀過幾年書，粗通文字，因天災人禍，受窮受苦，家里人先後死去，只剩下他孑然一身。他在悲觀絕望之中，遂信奉佛教，吃齋念佛，以修來世。我生父也是個深受苦難的人，晚年又體弱多病，看我哥哥己長大成人，也萌修來世之心，吃齋念佛，這樣，便與李大仙人熟識，結為朋友。一九二七年“馬日事變”後，李大仙人見壞人橫行，窮人被殺被關，受苦受屈，感慨自己無力反抗，便於雙坑山頂用柴草堆成一個祭壇，自己坐在壇上燒火自焚，祈求菩薩保佑百姓平安。待村里人看到火光上山去看時，他已燒焦了。不久，村里傳說他已成“仙”，還會“顯靈”，便湊錢在他自焚的地方修了一座小廟祀奉起來。他本來也有個名字（我已忘記了），既已成“仙”，老百姓就不能再叫他的名字，尊稱他為“李大仙人”，這座廟也就稱“李大仙人廟”。這座廟剛蓋不久，因我生父與李大仙人曾是朋友，鄉親就請他搬到山上，在廟旁給他搭了幾間土坯牆的草屋住，讓他早晚燒香念經，看管這座小廟。
國民黨高坪區常備隊沒有抓到我，便把我父親和香文叔父抓走。他們抓了人之後，生怕中途被秘密農會搶走，不敢沿著來時山路返回，而捨近求遠，繞道走雙坑山下的大路。上午九點多鐘，我因怕敵人跟踪追來，正隱蔽在李大仙人廟前的草叢中觀察四周動靜，突然看到山下大路上常備隊押著父親和香文叔父往高坪方向走，兩個年過古稀的老人被繩索捆綁著艱難地挪動著步子，心疼如刀絞，但也無能為力，只得含悲忍淚眼巴巴地看著敵人肆虐，心情非常沉重。後來聽說，父親和香文叔父被押送到瀏陽縣城，關押在囚禁重罪犯的縣政府大牢裡，遭到刑訊拷打，追問我的去向，兩個老人骨頭很硬，什麼也不說，反動派一無所獲，但也無可奈何。兩個老人被折磨了一年多，後來經過高坪開明紳士李漢平老先生保釋出獄。保釋時，縣大牢還要勒索父親交納什麼車馬費、伙食費、牢房費，真是豈有此理！父親一貧如洗，哪有錢交這些烏七八糟的費呢？家里東借西湊交了幾塊大洋的車馬費才出了獄。我家裡本來就窮困，這一年多時間不僅兩個老人吃盡苦頭，而且整個家庭生活重擔都壓在妻子劉民和母親、福文叔父身上。那時我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清啟四歲，二兒子興啟才一歲多，妻子又要種地、砍柴，又要照顧年幼的兒子，忙裡忙外，實在是太苦了。幸好我們客家人的婦女都是大腳板，從小就參加勞動，不僅會犁耙耕種，還能挑一百多斤的擔子，習慣於吃苦耐勞，才能苦熬過這段淒慘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三月，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清黨”之後，“清除”了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和左派進步人士，糾集起上豪劣紳、地痞流氓，湊合成立了所謂“新”的國民黨縣黨部、區分部和各級政府，加強了反動統治，便繼續搜捕、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白色恐怖又趨嚴重，開展秘密活動已日漸困難。鑑於這種情況，瀏陽縣委通過巡視員通知我轉移到湘贛邊的連雲山區長坑、丙子嶺一帶，開展武裝鬥爭。
連雲山是湘贛邊幕阜山脈的支脈。這里山峰連綿，層巒迭嶂；林木蒼籠，茅草叢生，杉樹、松樹、翠竹遮天蔽日，是開展游擊活動的好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澤東同志率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之後，十月初，湖南省委為鞏固秋收起義的成果，派夏明翰來到瀏陽北鄉，與潘心源取得聯繫，在北鄉蕉溪正式恢復了瀏陽縣委，指定潘心源為書記，慕容楚強為組織部長，聶永暉為宣傳部長。縣委一恢復，立即由夏明翰、潘心源主持在北鄉蒿山吳王廟召開了有八十多人參加的黨、團骨幹分子會議。會議認真貫徹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決定組織武裝暴動，建立游擊隊，開展武裝鬥爭。會後，縣委在恢復和發展黨組織的同時，先後建立了郭祝霞、劉智領導的瀏北游擊隊，屈三畏領導的東山里游擊隊，劉少齡、陳碩英領導的例東游擊隊；此後又建立了我們高坪區游擊隊和王俊明領導的瀏西游擊隊。武裝鬥爭的“星星之火”又在瀏陽四鄉點燃了。
我到長坑時，瀏陽縣委、瀏東特委的王首道等領導同誌已經轉移到這裡，領導全縣人民開展反擊國民黨反動派血腥鎮壓的武裝鬥爭。縣委巡視員安排我在丙子嶺下一戶農民家中暫住了兩天，第三天清早，巡視員帶我到丙子嶺半山坳一戶基本群眾家中，張運沂（化名張維）和三個游擊隊員也先後來到。巡視員宣布縣委決定成立高坪區（第六區）游擊隊，由張維任隊長，我（化名李軒）任區武裝委員兼游擊隊黨代表，游擊隊就暫住在這戶群眾家中。歷經白色恐怖漫漫長夜的我，倍感掌握槍桿子的重要，現在組織上要我搞武裝，我特別高興。
游擊隊長張維（原名張運沂）是張運鴻的胞弟，一九零七年出生於船倉鄉冷水塘村一個貧苦中醫的家庭，比我小一歲。他從小個性倔犟，好勝心強，有人要欺侮他，他總以拳腳自衛，從不向人認輸讓步。他因受武俠故事的影響，不願默默地在山溝裡種地，幻想闖蕩江湖，殺富濟貧。一九二五年小學還沒有畢業便瞞著家庭，投軍到北洋軍閥吳佩孚部下當兵，想學一套軍事本領。一九二六年秋，吳佩孚部隊在湖南、湖北等地被北伐軍打敗，他覺悟自己投錯了部隊，便開小差回到家鄉。當時正值農民運動興起，他在長兄張運鴻的教育下，認識了革命道理，毅然投身革命，參加了高坪區工農義勇隊，不久任義勇隊長。 “馬日事變”後，瀏陽的反動政府把他們兄弟兩人都列為通緝的“暴徒”之一。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間，鄭寶道率“清鄉隊”到他家搜捕，張運鴻早已轉移，張維正好在家，他機靈地出後門越圍牆跑上了山，然後站在高地上對著“清鄉隊”高聲怒罵：“你們這些土豪劣紳的狗崽子，都是無用的飯桶，有本事今天就把我抓去；抓不到我，今後我要找你們算帳。”然後揚長而去，顯示了他膽大、無所畏懼和個人英雄主義的性格。他逃出虎口後，即秘密聯絡一些青年，以結拜兄弟為名，自發組織起來，採取夜間突然行動，暗殺為非作歹的土豪劣紳和反動分子，為死難的同志報仇。不久，他在張運鴻的幫助、教育下，參加了共產黨。因為他立場堅定，鬥爭性強，而且當過兵，懂得軍事，所以縣委決定成立區游擊隊時，就任命他當游擊隊長。他在當隊長期間，平時能吃苦耐勞，作戰異常勇敢，不怕流血犧牲，每次戰鬥都是身先士卒，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大無畏精神。但由於他闖蕩江湖多年，與他大哥相反，性格比較暴躁，常發脾氣，批評戰士不大講方式，就是對親弟弟也是如此。
一九二八年冬，他弟弟張凱（當時才十四五歲）來投奔他，在游擊隊當勤務員，張維也經常訓弟弟、罵弟弟，罵得弟弟哭鼻子。後來張凱不願在他手下當兵，找到張運鴻的老戰友、紅五軍二縱隊七大隊六中隊黨代表於定一，經組織同意，轉到六中隊當兵去了。因為張維脾氣不好，戰士們對他有意見，怕見到他，我經常要幫他做勸慰工作，解決矛盾。我在游擊隊時，因為我是他大哥的戰友，他對我比較尊重，兩人相處很好。一九二八年冬我調紅五軍部隊工作後，同他失去聯繫，直到全國勝利之後，在北京見到他弟弟張凱，才得知張維在我走後不久，也調到紅軍部隊工作，擔任過獨立營營長、支隊長，一九三二年肅反擴大化，他被無辜錯殺（已平反），犧牲時年僅二十五歲，實在令人惋惜。
游擊隊初創時只有五個人，三支漢陽造步槍、幾排子彈。槍少彈缺，力量薄弱，要擴大游擊隊、開展武裝鬥爭是很困難的。我心想，瀏陽是聞名遐邇的花炮之鄉，有著百餘年製作煙花、鞭炮的歷史，特別是文家市、永和市一帶的老百姓，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農閒時製作花炮，作為一項副業，所以瀏陽人大多學會配製火藥、導火線和製作煙花、鞭炮的技術。於是，我便發動游擊隊員自製土炸彈、手榴彈和土手槍。製造土炸彈、手榴彈比較簡單，用酒瓶或鐵罐子裝填好起爆藥、火藥和鐵屑，再插上導火線，用紅粘土堵上口，就可以引火爆炸；鐵罐子引火後還可以投擲，和手榴彈一樣。而土手槍的製作就比較麻煩，怎麼搞法呢？ “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我同游擊隊員反复琢磨、試驗，終於造出了土手槍。我們鋸了一小段曲尺形的樹枝，塗上黑墨作為槍身，下端是握把，上端前面挖個槽，把廢舊的步槍子彈殼用鐵絲捆紮固定在槽內當作槍管，然後在子彈殼內填上火藥、鐵屑，用紅粘土堵住封口，再在封口上穿一個小孔插上導火藥線。射擊時，用火柴或香火頭點燃導火藥線，引燃火藥，利用火藥燃燒的氣體膨脹力將子彈殼封口的紅粘土和裝填的鐵屑噴射出去，當即會發出很大的響聲，在一米左右的距離之內，能把人打傷；打在頭部等要害處也能打死人，用它來嚇唬土豪劣紳，確實能起作用。我們先後製作了一些土炸彈、手榴彈和幾支土手槍，基本上做到人手一兩件武器。
那時候土豪劣紳的活動還非常猖狂，反動氣焰甚囂塵上。他們大搞欺騙宣傳，造謠說：“共產黨是紅鬍子，綠眼眼，大鼻子（指馬克思像）”；“共產黨要共產共妻，上殺父母，下殺兒女”。鄭寶道橫行時還曾在高坪區編造過一套騙人的鬼話，造謠說他們“清鄉隊”在瀏陽抄了共產黨好幾個倉庫，裡面裝的都是斧頭、錘子、錐子這類東西，是共產黨準備在夜裡趁人家睡覺的時候，把門窗撬開、砸開，殺死父母、兒女的，這些謠言也四處流傳、擴散。當然，大多數群眾不相信那些謠言，相信共產黨是代表群眾的利益，同群眾心連心的，但也有少數農民因封建迷信或愚昧無知受到敵人的欺騙迷惑，害怕父母兒女被殺、共產共妻而不敢靠近我們；個別人受到威脅、利誘而“反水”，為土豪劣紳通風報訊，甚至出賣農會幹部和積極分子。
為了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我們游擊隊擔負起打土豪，除劣紳，鎮壓反動分子，保衛長坑、丙子嶺一帶游擊活動的根據地，以及搞宣傳，揭露反動派的欺騙、破壞陰謀，籌款、保障供給等任務。
開始時，我們游擊隊人少力薄，就採取晝伏夜出的方式活動。我們針對土豪劣紳的猖狂活動，每到一個村莊都公開貼出佈告：“土豪劣紳不要惡，紅軍一到殺腦殼！土豪劣紳不要兇，紅軍一到用槍衝！”還有一些屬於警告反動分子的告示，如：“造謠惑眾者殺！”“洩露本軍秘密者殺！”“出賣農會幹部、農會會員者殺！”等等。佈告上還公開署名：“紅軍游擊隊隊長張維、黨代表李軒”。為了威懾敵人，我們發揮游擊隊人熟地熟的特點，事先偵察好哪個作惡多端的反動分子的情況，夜間出動突然襲擊，把反動分子抓住處決，並貼出佈告，宣布其罪狀，殺一做百。這樣殺掉幾個反動分子，震動很大，土豪劣紳的反革命活動便大大收斂了。不久，反動分子就不敢公開活動，一般群眾晚上也很少出門，我們夜間行動路過村莊時，狗一叫，家家戶戶的燈火都趕緊熄滅，夜間便成了我們游擊隊的天下。
在懲治反動分子的同時，我們還有計劃地打土豪籌款。籌款有時比較順利，送封信去，土豪就把款送到指定地點；但有些土豪視錢如命，不肯輕易拿出錢來，我們就要用武力對付他。有一天晚上，我和張維帶著游擊隊到一個土豪家籌款，先通過內線打開土豪的大門，衝到他的房門口後，故意用土手槍對空放了一槍，先把他鎮懾住，接著，用手電筒往他眼睛上一晃一照。土豪大多是一些沒有文化的土財主，很少見過世面，有的連手電筒還沒有見過。當時的手電筒玻璃都用凸鏡，聚光性很好，一按開關，一道光束直射土豪的眼睛，照得他頭暈眼花瞇起雙眼，以為是什麼“新式武器”，忙用手摀住眼睛，連連告饒：“別打，別打，別把眼睛打瞎掉了！”我趁勢告訴他：“我們是紅軍游擊隊，你為富不仁，剝削農民，要罰款二百大洋！”土豪雖然害怕，但要拿出那麼多錢來像要挖他的心頭肉似的，死賴活纏也不肯拿出錢來。我們沒有時間同他糾纏，張維火了，拿出用鐵罐子做的土炸彈放在廳堂上就要引爆，嚇得土豪及其家屬屁滾尿流，叩頭作揖，趕快拿出錢來。似此情況，還有多次。
我們在打土豪、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於“馬日事變”後反動派瘋狂鎮壓革命群眾，游擊隊的同志也親身受到殘酷迫害，苦大仇深，報仇心切，所以，在斗爭中也產生一些左傾盲動的錯誤，燒了一些不該燒的房子。有幾次游擊隊在鎮壓了反動分子之後，還放火燒了他們的房子。這一燒，往往因火勢蔓延而禍連了左鄰右舍，使許多人的房屋也同時被燒，無家可歸。當時有個錯誤的論調，認為燒了祠堂或土豪劣紳的房屋，不留下房屋給反動分子和反動民團住，既報了仇，又可把反動派逐出村莊。其實，這樣做適得其反，反動派就利用我們的錯誤，誣衊我們是“殺人放火的赤匪”，使群眾產生疑慮，不敢靠近我們，不利於團結各階層人士，使自己脫離了群眾，陷於孤立。當時我對燒屋的錯誤行動是有些察覺的，感到這種做法不對，想辦法說服阻止，但在游擊隊和革命群眾激憤的情緒下，誰也難以阻擋。
我們游擊隊遵照縣委的指示，在開展武裝鬥爭的同時，還積極宣傳、發動群眾，組織秘密農會、工會（工會人數很少，主要是農村中的鐵匠、木匠和土紙、鞭炮作坊的手工業工人），並在農會、工會的積極分子中培養、發展黨員，建立秘密的黨支部。那時候，我和張維經常帶著游擊隊到西坑、雙坑、冷水塘一帶村莊活動，有時游擊隊就在西坑我家中住幾天，以我家為據點四出做群眾工作。不久，就在雙坑發展了李子丹、李耀榜和我二哥李風廷、堂弟李鳳初入黨；張維也在冷水塘發展了李紹五、李紹七兩兄弟入黨，在雙坑成立了一個黨支部。支部書記李子丹是雙坑人，二十多歲，粗通文化，他仇恨土豪劣紳，不怕白色恐怖，積極要求入黨。記得我介紹他入黨時，他填寫“入黨志願書”化名李一，還開玩笑說：“我的名字最簡單，李一，只有一橫，橫下一條心幹革命，好寫又好記。”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他入黨後，工作一直很積極主動，後來當了區委委員，可惜在我離開家鄉後，一九三二年肅反擴大化時也被錯殺，損失了一個很好的同志。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不斷擴大武裝力量，僅靠三支步槍和幾支土造手槍是很不夠的。當時我們了解到，軍閥吳佩孚的部隊被北代軍打垮時，在湘贛邊區留下的散兵游勇手中有一批槍；秋收起義的第二、三團被反動派沖散時，又散失了一些槍，這一帶民間私藏的槍支還不少，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一支槍大約三四十塊大洋。於是，我在請示縣委批准後，便帶著從土豪劣紳那裡等到的款，化裝成商人到江西萬載縣的株潭鎮，通過地下黨的關係，買回來一支漢陽造七九步槍，一支俄國造的“九子連”（欲稱“九響梆梆”）老式步槍。這樣，游擊隊就有了五支步槍，隊員也發展到十幾個人，不僅晚上活動，有時白天也出來活動，長坑、丙子嶺這塊小根據地在縣委的領導下也日漸鞏固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懷、騰代遠根據湖南省委的指示，領導湘軍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在平江縣城起義，黃公略領導駐嘉義的第三團第三營、賀國中領導駐岳陽的該師隨營學校也先後舉行起義，並趕到平江會合，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我們瀏陽縣與平江縣毗鄰，平江起義的勝利給予國民黨反動派和土豪劣紳以沉重的打擊，給予我們瀏陽人民的革命鬥爭極大的鼓舞和支持。
九月初，紅五軍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轉戰之後，部隊從二千人減少到五百多人，遂折回平江、修水、銅鼓三縣交界的紙坊地區進行整訓，同時，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區、鄉蘇維埃，逐步開闢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九月十七日，騰代遠在銅鼓縣幽居主持召開了紅五軍和平江、瀏陽、修水、銅鼓、武寧等縣黨的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正式恢復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選舉滕代遠、彭德懷、王首道、李宗白、邱訓民為特委委員，滕代遠為特委書記、紅五軍黨代表，加強了黨的領導。會議還總結了平江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批判了亂燒亂殺的盲動主義錯誤，決定以修水縣台莊為中心，擴大革命根據地。會議還考慮到紅五軍多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而且幹部和士兵大多來自舊軍隊，政治素質較差，已經接連發生過雷振輝、李玉華等幾起重要幹部投敵叛變和逃跑的嚴重事件，所以，決定從各縣抽調一批幹部和赤衛隊員偏入紅軍，以提高紅軍主力的政治素質和適應游擊戰爭環境的戰鬥能力。王首道從幽居開會返回丙子嶺後，在幹部會議上傳達了黨的聯席會議精神，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鬥爭任務，提高了開展武裝鬥爭、擴大革命根據地的勝利信心。
當時，長坑、丙子嶺已成為瀏陽縣委領導群眾開展革命鬥爭的根據地。
各區黨委、游擊隊的領導同志經常到這裡開會或匯報工作。在這裡我見過二區（文家市）黨委劉書記和張良、李貞等負責同志。李貞當時還是個二十歲的年輕姑娘，中等身材，圓圓的臉龐上一對水靈靈的大眼睛，顯得聰明機靈。她性格直爽，待人熱情，口齒伶俐，舉止大方；特別值得大家稱讚的是她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立場堅定，勇敢堅強，團結了周圍的黨員，組成一個臨時黨支部，堅持鬥爭。臨時支部四個黨員，三個男同志，唯獨她一個女同志，大家還一致推選她當支部書記，可見她深受同志們的尊重和愛戴。
游擊隊久居深山老林，消息閉塞，同志們對形勢都十分關心。湘鄂贛特委委員兼瀏陽縣委書記王首道、紅五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領導同志都曾給我們游擊隊作過形勢報告。
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間，彭德懷、騰代遠同志率紅五軍粉碎湘鄂贛三省白軍“會剿”的鬥爭時，也曾率部經過丙子嶺。那一天，秋高氣爽，萬里無雲，彭德懷、膝代遠在丙子嶺一片山坡上集合隊伍講話，我和在這裡堅持鬥爭的一些幹部也一起參加。彭德懷站在坡上，身穿一套灰色軍裝，領口上釘著一副紅領章，頭戴綴有紅布五角星的軍帽，顯示出一個軍人剛毅、威嚴的儀表。他亮開嗓子，用濃重的湘潭鄉音講述了湘鄂贛邊界農民發動起來後，紛紛舉行暴動，打土豪、抗租抗稅的大好形勢；這個形勢對紅五軍粉碎敵人的三省“會剿”非常有利。接著，他簡要總結了反“會剿”的經驗，指出我軍在反“會剿”鬥爭中，採取同敵人兜圈子、打“推磨仗”，經常繞到敵軍側後方，使敵人摸不著頭腦，弄得敵人疲憊不堪，不打死也得拖死，這個戰術是成功的、勝利的。最後，他要求大家說，我們粉碎敵人的三省“會剿”，對長沙、武漢、南昌的敵人是很大的威脅，敵人是不會甘心的，我們一定要做好一切準備，軍隊、游擊隊和地方的同志同心協力，隨時迎擊敵人，爭取反“會剿”的勝利。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彭老總——我們一些老同志這一輩子都是這樣親切稱呼彭德懷同志的。他的講話簡短有力，觀點明確，鼓動性很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過去，我們只聽說過彭德懷領導了平江起義，是個有勇有謀的戰將，這次親眼見到他，聽他講話，果然名不虛傳，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一九二八年十月，紅五軍在粉碎了敵人三省“會剿”之後，由湖北通城揮師南下，向江西挺進，在江西台莊召開了軍委會議，討論行動計劃，並決定按幽居會議的決議將紅五軍與平、瀏、修、銅的赤衛隊混合改編為三個縱隊、十個大隊，第一縱隊長李燦、第二縱隊長黃公略、第三縱隊長賀國中，另軍部直轄一個特務大隊。經過整編，紅五軍的力量得以加強，可是，整編後不久，由於敵人的封鎖，經濟供給狀況日益困難。為了衝破敵人的重圍，並求得經濟、物資上的補充，軍委會又研究決定：由彭德懷、滕代遠、鄧萍、賀國中、李燦、張純清率領五個大隊約八百人、五百支槍向南轉移；由第二縱隊長黃公略率領其餘部隊繼續留在平江、瀏陽邊境堅持鬥爭，並相機掩護主力部隊行動。
十一月十七日，紅五軍主力攻克萬載縣城，佔領一個星期，籌款萬餘元，補充了部隊冬服。這時，江西敵軍聞訊，出動三個團的兵力由南昌向萬載急進，彭德懷、滕代遠待敵軍離萬載僅半日行程時，才從容地率部主動撤離縣城，取道潭埠、株潭、宜春、萍鄉、蓮花，直奔井岡山。
紅五軍主力上井岡山後，留在湘鄂贛邊的紅五軍第二縱隊在黃公略率領下，在湘鄂贛邊的平江、瀏陽、修水、銅鼓、武寧等縣堅持游擊戰爭，並與地方黨委、游擊隊互相配合，深入發動群眾，開展以抗租、抗債、抗糧、抗捐、抗稅為內容的“五抗”運動，農民的革命鬥爭又日益高漲。這時，紅五軍第二縱隊的一個大隊由李實行、餘伯堅帶領來到丙子嶺一帶活動，我正高興我們高坪區游擊隊有了主力紅軍作靠山，今後配合主力部隊作戰一定可以打更多的勝仗，沒想到十二月初的一天，縣委委員劉大榮（即張運鴻）到游擊隊來找我，告訴我說，“縣委根據幽居會議的決議，決定抽調你到紅五軍第二縱隊去當中隊黨代表，你有沒有意見？”由於決定來得突然，我思想上沒有準備，一時拿不定主意，我既嚮往到紅軍主力部隊去，跟著彭老總南征北戰，實現為窮人打天下的夙願；又考慮到主力部隊之後，要背井離鄉，丟下年邁的父母和妻兒老小一家人，遠走他鄉，怎麼辦呢？我沉思片刻，想到自己從小立志“毋忘國恥，振興中華”；參加農民運動時，決心致力於國民革命，為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而奮鬥；入黨時也曾莊嚴宣誓“服從組織，犧牲個人，努力革命”，為了革命大業豈能留戀故土，留戀家庭？我下定了決心就向劉大榮表示：“我服從黨的決定，明天就去紅五軍工作。”劉大榮知道我很孝順年邁的父母親，便關切地問：“你的家怎麼辦呢？”我堅決地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為國為民盡忠就不能盡孝了。我走了以後，我的家特別是我七十多歲的父母親，就拜託地方黨組織和戰友們照顧一下了。”
劉大榮點點頭說：“沒問題，你放心走吧！”接著，他又問我：“你在東鄉一帶活動很長時間，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和現在李軒這個化名，今後你到紅五軍去工作，為了保密，最好再改個名。你看改什麼名字好？”
我心想，我們山溝裡的老百姓與財主打官司時常說一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改名換姓，遠走他鄉。”我相信革命一定會打贏，不必改名換姓，但為了革命需要，改個名字還可以，不必換姓。可是，改什麼名字好呢？我斟酌了一會，便回答說：“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為人民謀福利，投身革命事業，就改名為'志民'——立志終身為人民吧！”
劉大榮欣然贊同，便從口袋裡掏出個小筆記本，撕下一頁紙寫了一封簡短的介紹信：“王炳良同志：茲介紹我縣CP李志民同志到你中隊任黨代表。劉大榮。”
第二天，我向張維和游擊隊的戰友們告別，一年來朝夕相處、並肩戰鬥結下的戰友情誼，使我們大家都依依不捨，再三互囑珍重。他們送我上了路，我便帶著劉大榮寫的介紹信到丙子嶺另一條山坳裡，找到紅五軍第二縱隊第二大隊四中隊（一九二九年四月改編為紅五軍湘鄂贛邊境支隊第二縱隊第七大隊四中隊）中隊長王炳良，就任四中隊黨代表。從此，我開始了一生的革命戎馬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