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神州大地黎明前的黑暗時期。我在黑暗中苦苦地追求、探索真理，尋求光明，正如屈原《離騷》中所寫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幸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和領導下，終於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然而，這是一條艱難而曲折的道路。
一九二零年春天我十四歲的時候初小畢業，考上了高坪區公立甸溪高等小學。高坪區離我家十多華里，要住校讀書。當時的學費很貴，入學第一年學雜費和膳費需大洋十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四年十四元，我們家這樣窮困怎能繳納得起呢！父親不准備讓我繼續升學，我面臨著失學的威脅，老師和同班同學都替我感到惋惜。這時，高坪區學務委員李石麟到我們學校，聽老師講我要輟學的消息，想起一年前作文考試那件事，對我的升學問題倍加關心，親自來到我家勸學。
李石麟對我父親說：“你家伢子很聰明，讀書又勤奮，在初小幾年，年年考第一，很有培養前途，應該讓他繼續升學。”
我父親解釋說：“不是我不讓伢子唸書，實在是家裡窮，出不起錢供他上學。”
李石麟又問：“你們'祀會'不是有幫助本族伢子升學的助學金嗎？你為什麼不去申請呢？”我父親嘆口氣說：“本族伢子那麼多，我又是參加'祀會'議事的人，怎好為自己的伢子開口呢？”
李石麟自告奮勇向“祀會”介紹了我的學業情況，並向“祀會”建議，今後凡是本族學業成績好，能考上高小的子弟，自家每年出兩塊大洋，其餘費用由“祀會”補助，作為助學金。
果然，經“祀會”議事，同意李石麟的建議，定下了助學金的新規矩，改變過去要逐個申請、逐個議定補助金額的老規矩。李石麟幫助我解決了助學金，升學的最大難題是解決了，但也還有不少困難。
首先，每年自家要出兩塊大洋，需要全家人節衣縮食才能省出錢來；其次，當時到學校住宿讀書都要有一付書擔子，一頭裝衣服、鋪蓋，一頭裝書籍和文房四寶。但從我懂事的時候起，我就從未見過我家裡做過一床新被子，所蓋的都是裝著黑棉花絮的又短又窄又硬的破棉被，晚上睡覺時到處透風，被邊、被角只有壓上些衣物才能保暖入睡，這樣的破棉被怎能帶到學校？李石麟知道我升學的這些困難，主動提出：他的侄兒李衍麟也到甸溪高小讀書，與我同班，可以同他的侄兒共用一個書擔子，合蓋一床棉被，這樣才暫時解決了入學的困難。一年以後，不知父親從哪裡買來了一付竹片做的舊書擔子，拾掇拾掇，給我使用，但還是沒錢購置棉被，讀四年高小都是同李衍麟合蓋一床棉被。
甸溪高等小學校設在區政府所在地的高坪，有校長、教員十人左右，學生一百多人，都是男生。我們剛入學的新生大約三十多人，分上、下兩班，每個班十幾個人。在那個年代，能讀到高小的大部分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家庭不是地主、富農就是商人，只有少數是窮人家的孩子；而且窮人家的孩子因家庭困難能堅持到畢業的又是少數。我們本村同時入學的共三個人，堂弟李鳳初和同族的李慶祥都因出不起每年兩塊大洋的學費，或家庭缺乏勞動力只讀了半年、一年便中途退學，堅持到畢業的僅我一人。
當時的讀書人很講究儀表穿戴，這對於窮學生來說便形成一種負擔。因為我們窮人家平日肚子都填不飽，那能顧得上衣著呢？俗話說：“笑破不笑補”，衣服破了，縫補洗刷乾淨，在農村里人家是不會笑話的。雖然我二叔福文是個裁縫師傅，但我們全家人穿的仍是補丁摞補丁的破衣爛衫。那時候我父親當家，新衣服買不起，只好買很便宜的舊衣服穿。父親已是六十開外的老人，也只有一套沒有補丁的衣服，每逢春祭或走親戚的時候才穿上，回到家馬上換下來，這套衣服幾乎穿了一輩子。我從小也都是穿大人衣服改制的補丁衣服，考進高小的第一年春天，家裡替我準備入學的衣服，按學校規定，學生必須穿黑色中山裝、戴黑色軍帽的製服，想買新制服是買不起的。母親就把我的破棉襖細心縫補起來，里里外外都是補丁摞補丁，而且找不到相近顏色的舊佈來補，只能是有什麼布就補什麼布，補得五顏六色。福文叔父過意不去，想辦法親手給我縫了一件黑色的新制服上衣作為罩衫，改了一條舊的黑色制服褲子配套，這樣表面看來還說得過去。可是，有一天全校集合上軍事操課，操練手持木頭步槍的隊列，操場在胡家祠堂大院，離學校近一華里。那天天氣特別暖和，我怕出操太熱，就把破棉襖脫下來，只穿罩衫。為了怕被別人看到，還把破棉襖壓在棉被底下。沒想到等我出操回來，不知是誰把我的破棉襖翻出來，掛在宿舍門口“示眾”，故意出我的醜。同學們看了這麼破的棉襖都取笑說：“這是哪個叫化子穿的？”當時我們宿舍有二十多個人，我又是室長，被大家取笑得抬不起頭來，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
還有一次，我父親到學校看我，帶來了一竹筒我很愛吃的辣椒、鹹菜和一捆小竹片。這種小竹片是我們山里人當手紙用的。我在學校只用了一次，就被同學發現了。他們紛紛議論：“是哪個窮光蛋用竹片揩屁股？真不講衛生！”當時我沒有勇氣承認是我用的，更不敢同他們辯論，心裡鬱悶。我真想不通：為什麼有錢的同學家裡那麼富，而我的父母親、叔父終年辛勞卻不得溫飽，世代受窮？
當時山區的經濟文化很落後，甸溪高小在高坪地區就算是“最高學府”了。它座落於高坪大“宗祠”的隔壁，校舍全是磚木結構的大瓦房，有禮堂、辦公室、教室、膳廳和教師、學生宿舍，設備比較齊全。全校師生大都在膳廳吃飯，有廚房師傅五六個人負責做飯炒菜，一天三頓大米乾飯，每餐六個菜，有葷有素，飯菜都很可口。此外，學校還雇了一個勤雜工，負責看學校大門，按時搖鈴上下課，開飯前到膳廳擺碗筷，飯後洗碗筷，打掃膳廳和周圍環境，還要洗全校一百多個學生的衣服。工友們基本上都要從拂曉忙到熄燈，非常辛苦。在這裡讀書，對我來講，簡直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但我對工友們的辛苦也深表同情，所以，我的衣服都自己洗，不麻煩工友。有的同學譏笑我是怕工友把衣服洗破，因為工友洗的衣服多，一般都挑到溪邊用木棍槌打，衣服容易破，這可能是個原因，但主要的還是同情工友的辛苦，想減輕一點他的負擔。
學校這樣優越的生活條件，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仍不滿足。有一次，因為物價上漲，伙食費不夠開支，學校決定每餐六個菜改成五個菜。為此，一些富裕的學生就鬧起風潮，把飯菜倒在餐桌上不吃，還打桌子摔板凳，把校長氣走了，學校只好停課。這些學生就趁停課的機會天天跑上街看大戲去了。這樣停了幾天課，紳士們聞訊趕到學校來，批評學生不該鬧事，勸說大家選派代表去把校長請回來，盡快復課，好好讀書。帶頭鬧事的學生也感到理虧，不敢吭聲，就由老師主持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推選我和五六個同學當代表到校長家，向校長賠禮道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情。我們請回了校長，學校才復課。
學校復課之後，有一個星期天我回到家裡，向父親談起學校鬧風潮的事。父親很關心地問我：“學校吃的不好嗎？”
我說：“學校伙食很好，一天三餐大米飯，開學時一餐六個菜，後來減少一個，做五個菜，有葷有素，菜也不錯，但有錢的學生還不滿意，就鬧事了。”
父親又問：“學校不吃紅薯絲嗎？”我說：“理科老師講課時說，紅薯絲大多是澱粉，沒有營養，吃了還拉黑屎。”父親聽了很生氣說：“這是什麼老師，我們山區人天天吃紅薯絲，不是一個個養得壯壯的嗎？你們這些少爺學生，讀書讀到屁股眼裡去了，讀這種書有什麼用！”
這次談話對我教育很深。我想，老師講的東西也不一定都對，古人提倡“多思”，凡事都要自己動腦筋多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此後，我常記住這件事，認為五穀雜糧都養人，吃飯從不挑食，粗糧細糧一樣吃。戰爭年代不用說，即使在全國勝利以後，條件好的時候，我還常吃窩窩頭，直到晚年仍堅持兼吃雜糧的習慣。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日益感到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倍加珍惜，想通過讀書來擺脫貧困，所以，十分用功讀書，而且能尊重師長，團結同學，遵守紀律，學業成績和“操行”（即品行）總評，每年都在前五名，幾乎年年都受獎。有一年，得的獎學金最多，有四十串銅錢，我非常高興，買了一本字帖和一些紙筆，剩下的大部分錢都交給父母親留作下學期的學費，老人家特別歡喜。我星期天很少回家，一般個把月才回去一趟。每次回家，母親都要把她織麻布、賣雞蛋攢下的錢，拿十個銅板給我買點心吃，但我知道父母親攢錢不容易，都捨不得花，讀高小的四年間，我只有一次和同學一起花了一個銅板買糯米做的糖粑粑吃，省下的錢，到放假時連同獎學金一起還給了父母親。
甸溪高小的學制四年，第一年是預科，課程有國文、算術、常識等；考試合格後，第二年轉入正科，課程也增多了，有國文、算術、歷史、地理、理科（物理、化學）和英文、修身等。國文、算術、英文三科是主科，每天都有一節課。當時學校對英文課很重視，不僅每天都有一節課，而且要求在課堂上以及在課後站隊進膳廳、日常活動中都盡可能用英語會話。第二年開始學英文時，單詞比較少，我學習也有興趣，成績還好，三年級時生了一場病，耽誤了幾個星期課，逐漸趕不上了，學起來很費勁，花的功夫最多，但學業成績不大好，影響了我的總評成績，爭不上第一名，使我常感遺憾。
算術也是一門主課，有整數、小數、分數的四則運算和比例、百分率等內容；高年級時還有簡單的幾何、代數、三角常識，此外，還學習珠算。我這些課程的成績雖然不錯，但當時並不那麼感興趣。沒想到參加革命以後，我學習軍事、政治理論，特別是搞調查研究時，卻常常要應用比例數、百分率，由於小時候學過就應用自如了。所以我經常教育戰士和年青人，不要認為“讀書無用”，年輕時多學點知識，對一生的事業都是有好處的。
國文這門主課學的都是古文，白話文只作為課外閱讀參考，連作文也都用文言文。我因從讀私塾開始就學古文，背過不少詩詞、散文，有一定基礎，對國文頗有興趣。我們一、二年級時的國文老師姓李，名字忘記了，是在長沙讀中學畢業後回鄉教書的。他為人和藹可親，讀過許多書，知識很廣泛，不僅課講得好，批改作文也特別好。他喜歡在學生的作文簿上用“頂批”，寫上詳細的評語，好的文章用珠筆劃上五個圈，表示“優等”，其次是四個、三個圈的，表示良好或及格；對寫得不好的文章，他很不滿意時，便寫上“空山滾鼓”四個字，即“卜通、卜通”的諧音——“不通、不通”。有一次，李老師講完陶淵明的之後，要求我們仿寫一篇遊記。我就學陶淵明的筆法寫自己劃著一葉扁舟進入一個山洞，出了洞口，“柳暗花明，豁然開朗”，進入一個“世外桃源”，這裡春光明媚，百花爭艷，蝶飛鳥鳴，景色萬千，令人心神頓爽；這個“世外桃源”風光好，人更好，男耕女織，同心協力，辛勤勞作，歲歲豐收，人人豐衣足食，處處道不拾遺，無貧富之分，無貴賤之別，老有所終，幼有所養，尊老愛幼，恬樂無窮。這篇遊記充滿田園風味，體現了我少年時期那種農民樸素的“空想社會主義”幻想。李老師看後，稱讚不已，就在作文上劃了五個紅圈圈，並寫上“頂批”：“文章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文中所敘世外桃源，誘人至深，吾願與偕遊。”李老師批改後，馬上將作文連同“頂批”貼在“格示”板上，給同學們作示範。第二天，李老師向全班同學解釋他的“頂批”說，他借用宋代文學家周敦頤《愛蓮說》中“中通外直”四句，批點作文的立題鮮明、集中，筆法清新流暢，“不蔓不枝”，不拖泥帶水，墨香四溢；而且看了作文，如親臨其景，愛上這個“世外桃源”，願同我一起去遊玩。李老師這些批語，給我很大的鼓勵，使我更發奮用功。可惜，李老師因家境貧寒，身患肺病無錢治療和營養，我上三年級時他便去世了。他死的時候才三十多歲，正是有為之年，全校師生都很悲痛。同學們為表達痛失良師的懷念之情，特地湊錢買一丈多白綢布寫了一副輓聯，送到李老師靈堂，出殯那天，全校師生都去送葬。李老師沒有子嗣，本來按族規他的牌位不能進祠堂，後來“祀會”看到那麼多師生去送葬，如此敬重李老師，才破例讓他的牌位擺進祠堂。
當時，五四運動的浪潮已遍及全國，震盪著滯湘大地，學校校長陳心謀和七八個教員，大多思想傾向於進步，特別是國文課老師鄧子封、歷史課老師貝星煌兩人，更具有強烈的反帝反軍閥的愛國主義思想，講課也講得很好，在學生中有相當高的威信，我對他們二人也更加敬重。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畢業後，正值湖南農民運動高潮興起，鄧子封、貝星煌立即投入農民運動中去，於一九二五年先後參加國民黨，成為國民黨中的左派。鄧子封還被選為高坪區農會委員長、國民黨高坪區黨部委員；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一直致力於革命事業。可惜一九二七年“馬日事變”後，他們兩人都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英勇就義。這兩位老師都是我終生難忘的政治上的啟蒙老師，他們的教導至今仍記憶猶新。
記得當時歷史課老師貝星煌在講述中國近代史時，從一八四零年英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迫使清朝政府簽訂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講起，講到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依仗船堅砲利對我國的侵略、瓜分；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瘋狂進攻我國，侵城奪地、燒殺槍掠，帶給中國人民深重的災難，而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向帝國主義列強屈膝投降，簽訂了一系列賣國的不平等條約，把祖國的大好河山和領土、主權拱手讓給帝國主義；還講到竊國大盜袁世凱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二十一條”，企圖變中國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袁世凱死後，大小軍閥在他們投靠的各個帝國主義支持下，爭霸稱雄，連年混戰，使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地理課老師在講解中國各地的地理知識時，既講到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要熱愛我中華，復興我中華，也經常結合實際控訴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罪行。當講到香港、澳門和台灣、澎湖等地的地理時，就介紹這些地方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什麼時間被帝國主義霸占了；講到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城市的地理時，又講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中被迫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後來，帝國主義又進一步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設立了“租界”，無理踐踏中國的主權。歷史、地理老師每當講到國家在衰亡、民族受欺凌的時候，都悲憤交集，有時聲淚俱下。我和許多同學的幼小心靈深受觸動，也紛紛落淚，在心田裡播下了仇恨帝國主義、官僚軍閥，誓雪國恥的複仇火種。
國文課老師鄧子封、歷史課老師貝星煌和地理課老師在講課中，還給我們講了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具有反抗外族侵略、進行英勇鬥爭的光榮傳統；講了近代歷史上太平天國、義和團、小刀會和辛亥革命等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推翻清朝腐敗統治的鬥爭故事，講了洪秀全、林則徐、譚嗣同、孫中山、黃興等英雄人物的鬥爭事蹟，教育我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要繼承先輩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大業，毋忘國恥，振興中華。
在甸溪高小讀書期間，老師們還帶領我們參加集會、演講、示威遊行和宣傳“抵制仇貨”等愛國活動。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一九一五年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二十一條”時間）的“國恥日”，學校都舉行“國恥紀念大會”，並於會後到高坪、石灣等地遊行示威。遊行隊伍前面高舉著象徵“五族共和”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和白色校旗，接著，是我們軍樂隊；軍樂隊有大、小洋鼓和十幾把軍號，我是一名號手，能吹好幾曲號譜。隨後便是師生們組成的遊行隊伍。參加遊行的師生沿途高唱《國恥紀念歌》，手舉寫著標語口號的五彩小紙旗，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賣國賊！”“取消一切不平等的賣國條約！”“毋忘國恥，復興中華！”“抵制仇貨”等革命口號。當地群眾聽到軍樂聲、口號聲，都擁上街頭來看，有的還跟在遊行隊伍的後邊走，那個場面真是雄赳赳、氣昂昂，歌聲嘹亮，威武雄壯，十分激動人心。
遊行隊伍走到街頭鬧市就停下來，圍成一個半圓圈，進行化裝表演和街頭宣傳，先演出幾出鄧子封、貝星煌老師編排的活報劇、雙簧或舞蹈後，鄧子封老師或貝墾煌老師就站在高凳子上演講，控訴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號召群眾行動起來，抵制仇貨。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表演了鄧子封老師編寫的雙簧，記得其中有一句：“堂堂大中華，偏偏受人卡，卡我的是哪一個？啊依嗚哎哦！”當時因為縣、區政府不准公開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所以用“啊依嗚哎哦”幾個日語拼音符號的諧音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用“抵制仇貨”代表“抵制日貨”的口號，但通過演講、宣傳，老百姓都聽得懂，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這些愛國活動對我的思想進步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使我在學生時代就萌發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愛國主義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畢業了。區學務委員李石麟和鄧子封、貝星煌等老師看我的學業成績很好，都勸我考中學或師範學校。我自己也很想繼續升學，但讀中學要到省城長沙，每年需要費用八十多塊大洋，雖然李石麟很熱心地為我四出奔走，又在馬欄坳的李氏宗祠大“祀會”申請了一份助學金，但馬欄坳和雙坑、西坑大、小“祀會”的助學金加起來只能湊七十塊大洋，自己每年還要出十幾塊大洋，實在力不從心。加之我父親抱孫子心切，一九二二年我才十六歲時就匆忙給我與童養媳劉氏完婚；這時劉氏已懷了孕很快要臨產，我考慮自己已經成了家，不能再給父母親增加負擔，雖然我還處於風華正茂、讀書上進的年華，也只好忍痛輟學了。
失學回到了家鄉，離開了學校，離開了誨人不倦的老師，離開了朝夕相處的同學，頓時感到格外的孤寂和惆悵。我常坐在山坡上，仰望著蔚藍的天空，可惜那無盡的蒼穹被聳峙的一座座高山阻斷，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縫隙；朵朵浮雲像一葉葉小舟在那天河般的隙縫中悠然飄動；俯看坡下，銀鍊似的小溪河閃著粼粼的波光，正沿著蜿蜒的山溝緩緩地流淌，艱難地擠出眼前的山谷，又消失在群山之間。我熱愛自己的家鄉，愛家鄉的山，家鄉的水，家鄉的樹，家鄉的人，但也痛感到家鄉的山擋住了視野，家鄉的水流得那麼緩慢，家鄉的樹春夏秋冬清一色的翠，猶如石雕泥塑一般永不變樣；家鄉的人辛勞樸實，而祖祖輩輩卻匍伏在這高山狹谷，過著淒苦的生活。我幻想隨著那潺潺溪流擠出山谷，奔向大海，去追逐奔騰咆哮的浪濤；我嚮往駕著浮雲飛過那重重高山，到山那邊廣闊的天地去，尋求拯救自己、拯救家鄉、拯救中華的真理。
有一天，甸溪高小的同學李國文興沖沖地跑到我家，邀我一起去廣州投考黃埔軍官學校，我們早就听鄧子封老師說過，廣州是國民革命的中心，許多革命青年都匯集到了廣州，現在有這個機會可以到廣州的黃埔軍校學習，實在太高興了。可惜我們兩個人都沒有籌集到路費，不能成行，只能遙望南天而興嘆。
一九二四年春，我不滿十八歲就當初級小學教員。當時小學教員都實行聘任制，學校董事會（私立學校是“祀會”）聘任校長，由校長負責推薦、聘用教員，要當教員就要自己去找位置。我先後在高坪區公立平安第二初級小學、私立李氏沾潭初級小學、高坪區公立平安第一初級小學、私立李氏山棗初級小學當過教員。一九二六年秋，在擔任平安第一初級小學教員時，還被本村私立李氏愉興初級小學聘請當兼職校長。因為我是本村“祀會”供我升學的，所以兼任校長只盡義務，不拿薪俸。我開始當教員時年薪是三十擔谷了，大約折合六十多塊大洋；以後提高到年薪四十擔穀子，大約折合八十多塊大洋，生活雖不寬裕，但比一般貧苦農民要強得多。
農村教員的工作任務是很繁重的。一個教室裡有程度不同的四個班級學生，每個班級只有幾個人或十幾個人，有國文、算術和常識等幾種教材。上課時，一個班級上課，其他班級自習或做作業，要輪番上完四個班級的課，並輔導他們做完作業才能下課。更麻煩的是，有一年還增加個補習班，五個學生，年齡比較大一些，他們的課程都是由家長指定的，有的學“四書五經”，有的學珠算，五個人五種教材，每天講課真是講得口乾舌燥，十分辛苦。要是遇到下雨天，我還要背年幼的學生來上學，放學時再背著他們送回家，也很勞累。不過，農村教師很受農民的尊敬，他們請我代寫書信，代寫春聯，有的婚喪喜慶也要請我去幫忙。這樣，我與學生家長和群眾便很快熟悉，這就便於開展革命活動。
一九二五年春，我受聘到馬欄坳公立平安第一國民初級小學任教，當時正是青春年少，革命熱情很高，開學時，我就自己動手把學校大門兩側的牆壁刷上白灰，寫上“毋忘國恥，抵制仇貨”，一邊四個紅色大字十分顯眼，向學生和群眾宣傳反帝愛國思想。三月中旬的一天，從區公所傳來孫中山先生於三月十二日逝世的消息，全校師生都很難過，認為革命剛剛開始，孫中山先生就去世了，今後革命的前途怎麼樣？我和附近學校幾位教員聯繫，決定共同籌備召開一個追悼大會，通過追悼大會一方面寄託我們的哀思，一方面向群眾宣傳孫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會場設在馬欄坳墟場。會場上借門板搭了個主席台。主席台正中懸掛著孫中山先生的彩色遺相，遺相兩側貼著孫中山先生遺囑中的兩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主席台兩邊貼著各個學校、團體送來的挽詩和輓聯，顯得莊嚴肅穆。
那天到會的有學校師生和周圍群眾六七百人。追悼會由我主持。宣布開會後，全體向孫中山先生遺相三鞠躬，默哀。默哀畢，由我恭讀《總理遺囑》：“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
整個會場數百人都屏息靜聽我的誦讀，鴉雀無聲，好像都在沉思：孫中山先生逝世了，革命尚未成功，我們應該干些什麼？
追悼大會最後自由發言，各學校的教員、學生和區、鄉政府的代表都踴躍發言，表示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
高坪地區多少年來從未開過這樣的大會，這次追悼大會是破天荒第一回。進步的老師和同學都很興奮，既看到了群眾嚮往革命的熱情，也意識到反帝反封建鬥爭任務的艱鉅。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日本、英國等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於五月十五日、三十日連續兩次開槍打死、打傷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和數十名學生、工人的暴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各地群眾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長沙市的學生同工人一道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活動之後，七月問，為了聲援上海人民的鬥爭，利用暑假組織了許多宣傳隊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我們瀏陽縣到長沙讀書的學生組織了“瀏陽縣旅省同學會宣傳隊”，由我在甸溪高小的同學詹連吾負責帶隊來到高坪。
詹連吾來到高坪以後，馬上同我聯繫。我和學校幾個教員正在討論怎樣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旅省同學會宣傳隊的到來，給我們明確了鬥爭的方向。當時學校正放暑假，我們立即動員一部分師生參加他們的宣傳隊，深入到高坪、沾潭、石灣、馬欄坳一帶，組織群眾集會、街頭宣傳，表演活報劇，講演，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罷工鬥爭。我們表演的活報劇都是根據宣傳內容自編自演的，形式很簡單，幾個演員戴上紙糊的圓頂高帽，帽子上畫著“米字旗”、“太陽旗”和“星條旗”象徵英、日、美等帝國主義者，穿著西裝，一手拿文明棍，一手拿木頭手槍或大刀，面目猙獰，凶神惡煞，殘暴地欺壓、屠殺中國人民；另一些演員化裝工、農、兵群眾，手拿鐮刀、鐵鎚和木頭步槍，高呼鬥爭口號，反抗侵略壓迫。演員演出很認真，維妙維肖，觀眾看後情緒激動，常常和演員一起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
宣傳隊所到之處，深受群眾歡迎。我們向群眾講述“五卅慘案”的經過，控訴帝國主義的罪行。我在講演中慷慨陳詞、大聲疾呼：中國之所以遭受帝國主義鐵蹄的蹂躪，任人宰割，是因為中國的大小軍閥封建割據，像一盤散沙。要解救中華民族出苦難，工農大眾就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進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列強，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我為了表達自己熱愛中華的拳拳之忱，還特地買了一把素白折扇，一面畫著中國地圖輪廓，兩旁寫上“毋忘國恥，復興中華”；另一面抄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用以時時提醒自己也教育學生和群眾。
我們在演講的時候，宣傳隊有人帶領群眾適時高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撤退一切外國駐華軍隊！”“為死難同胞報仇！”口號聲響徹雲霄，更增加了群情激憤的氣氛。
我們在宣傳中還散發了《為何要募捐？ 》的油印傳單，告訴群眾：現在上海工人正在舉行大罷工，工人的生活很困難，我們捐一點錢，為的是支援他們堅持罷工鬥爭，爭取勝利。群眾雖然大多是貧苦農民和手工工人，但都能慷慨解囊，儘自己的最大能力捐獻，錢雖不多，卻很感人。我們有的負責收捐款，有的在一旁唱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激昂的歌聲使捐獻活動更熱烈，也更鼓舞人心。
這次宣傳活動持續了十多天，我們幾乎跑遍了高坪區的大小村莊，實際上這是一次對農民群眾進行反帝愛國鬥爭的教育活動；對我來說也是一次開展群眾工作的鍛煉。
“瀏陽縣旅省同學會宣傳隊”在高坪區打開工作局面之後，共產黨員張運鴻、詹連吾就留下來在這個地區開展農民運動。他們是根據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決走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新三民主義精神，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組織，同時，擔負在沒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為之建立國民黨組織”的任務。其目的是為了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並保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外的領導作用。當時農村中的革命群眾主要是廣大的貧苦農民，所以，他們就把發動貧苦農民參加國民革命，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作為中心任務。
一九二六年初，高坪區成立了國民黨區黨部，詹連吾任常務委員，張運鴻任組織委員。因為在“瀏陽縣旅省同學會宣傳隊”工作期間，張運鴻、詹連吾對我的革命熱情和工作情況都比較了解，有一天，他們兩個人特地到學校找我，要介紹我參加國民黨。他們告訴我：國民黨在共產黨幫助下，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改組，明確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任務，並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領導國民革命的統一戰線組織。現在高坪區已經成立了國民黨區黨部，主要任務是開展農民運動；如果我參加了國民黨，就可以同他們一起工作。當時我對他們兩人很信任，一心想同他們一起幹革命，經他們勸說，沒有過多的考慮，便憑一股革命熱情答應了。第二天，我就由張運鴻、詹連吾二人介紹，填表參加了國民黨。不久，張運鴻考慮到高坪區黨部要領導好幾個鄉的農運工作，面很廣，照顧不過來，又佈置我們成立國民黨高坪區分部，在高坪、船倉（包括馬欄拗、雙坑、西坑等村）一帶開展農運工作，由李石麟任常務委員，我任組織委員，還有一個叫劉紹珊的小學教員任宣傳委員。
當時我們都比較明確，國民黨區分部的任務就是要發動、組織農民，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所以，區分部一成立，就通過宣傳、串連，積極發展農民協會會員。二月間，我到高坪參加區農民協會成立大會，會上，區農民協會委員長張運鴻授予我一面綴有“耕犁”的船倉鄉農民協會紅色會旗，我回馬欄坳後同李石麟等人經過幾天籌備，便在雙坑村私立李氏山棗初級小學校召開船倉鄉農會會員大會，成立船倉鄉農民協會。在農會會員大會選舉時，選舉出農會委員十多人，其中我得的票數最多，但我考慮到李石麟的社會經歷多，經驗和學識都比我豐富，在第一次執委會上，便推薦李石麟為鄉農民協會委員長，我和李秀松為副委員長。
農民運動的興起，勢如急風暴雨，迅猛異常，特別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伐軍葉挺獨立團進入瀏陽縣城，掃除了北洋軍閥趙恆惕的反動勢力，土豪劣紳聞風而逃。八月，正式成立了國民黨瀏陽縣黨部和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這些組織的骨幹，大多是共產黨員。在他們的領導下，瀏陽的農民運動更加熱火朝天。我們鄉農會經常召開大會，宣傳國民革命，號召農民團結起來，支援北伐軍打倒帝國主義列強，打倒軍閥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求解放。每次召開大會，農民都踴躍參加。會前，我負責教唱《打倒列強》、《工農兵聯合起來》、《少年先鋒隊歌》等革命哥曲。農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一掃鬱結在心中的悶氣，放開喉嚨高唱，心情格外舒暢。特別是青年、婦女、兒童，對唱歌尤感興趣，會上唱，回家還唱，歌聲使千百年來沉悶的農村活躍了起來，顯露出生氣。不久，我們又組織起婦女會、兒童團，把婦女和兒童也組織起來，投入革命鬥爭。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把農民的權力長上來。因為農民運動一興起，大的地主和土豪劣紳聞風喪膽，紛紛逃到省城、縣城，小的地主和地痞流氓也四處躲藏，反動勢力迅即土崩瓦解。農會領導農民推翻了土豪劣紳把持的區、鄉政權機關，宣布“一切權力歸農會”，推翻了幾千年來壓在農民頭頂上的封建統治，使農民掙脫了枷鎖，翻身做了主人。農會會員個個興高采烈，歡欣鼓舞，真是換了人間。
為了鎮壓地主和土豪劣紳的反抗，保衛新生的農民政權，我們很快地組織起農民自衛軍，把農民武裝起來。農民自衛軍和農會會員、婦女會員、兒童團員經常在開完大會之後，就高舉綴有“耕犁”的農民協會會旗，佩帶紅袖章，背著鳥槍或手持大刀、長矛、梭鏢遊行，個個威風凜凜，揚眉吐氣。農會組織之後的第二個行動，就是反對高利貸，進行平祟和減租減息鬥爭，從經濟上打擊地主。當時地主大多囤積許多糧食，青黃不接的季節再抬高糧價出售，牟取暴利。農會就貼出佈告，限定糧價，並明令禁止地主把糧食運到外地去賣。各鄉農會都派出兒童團、自衛軍在交通要道的路口站崗設卡，發現地主豪紳偷運糧食出境，立即沒收，並將地主豪紳抓出來游鄉。觸犯農會禁令的地主豪紳被押著遊鄉時，一邊敲鑼，一邊自己喊：“我是土豪劣紳，偷運積穀，該死該死！”農民一旁圍觀，笑罵土豪劣紳，使他們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農會經過會員大會討論通過，還貼出告示宣布：禁止賭博吸毒、偷盜搶劫、亂砍山林、破壞水利；禁止嫖妓宿娼、虐待婦女、納妾、娶童養媳；提倡男女平等平權，宣傳婦女剪短髮、放腳；還有，不准演壞戲，不准搞迷信活動，不准坐轎子，等等。對於違犯禁令者，區別情況進行批評教育和必要的處理。這些禁令絕大部分是針對千百年來農村的封建陋習和為了發展生產提出來的，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有些禁令也有過激的地方：例如，“不准坐轎子”，說是“人不能抬人，人的肩膀不能給別人當路走”，見了坐轎的既打坐轎人，有時也打抬轎的，一起抓了遊鄉；甚至連一些老中醫坐轎子到鄉下給人治病也挨打，這就失之過激。但是，儘管這“農民諸禁”中還有不妥之處，在當時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些惡習，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僅幾個月時間，農村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尊老愛幼、家庭和睦，生產發展、社會安定，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新風尚、新面貌。
農民運動的興起，使農村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也使我認識到農民確是國民革命的一支生力軍。農民運動好得很！
一九二六年暑假，我被選送到設在古港“獅山書院”的國民黨高坪區暑期政治講習所學習了一個月。同時選送去學習的還有李石麟和劉紹珊、劉紹元兩兄弟（他倆都是教員）等人。這個講習所是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的國民黨瀏陽縣黨部籌辦的，實際上是共產黨組織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班。參加學習的有瀏陽東鄉各地選送的學員一百多人。所長李九鳴雖是清朝末年的老“秀才”，而且年逾花甲，但思想很進步，早期參加了共產黨，在瀏陽東鄉一帶有很高的威望；由他擔任所長，更能取得社會上各界人士的支持，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講習所的教員有中共瀏陽縣委籌備組負責人、國民黨瀏陽縣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潘心源，中共瀏陽縣委籌備組成員、國民黨瀏陽縣黨部執行委員張啟魁，中共瀏陽縣委籌備組成員、瀏陽縣農民協會委員長羅納川和中共瀏陽縣委籌備組的幾個乾部，他們都有較高的理論水平。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黨實行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共產黨有遠見地利用這個革命形勢高漲的時機，幫助國民黨組建基層組織，組織農會、工會，掌握農民運動的領導權，並抓緊對國民黨左派中的先進分子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使其成為共產黨員的培養髮展對象，這是很正確的決策。
講習所的課程有：《馬克思主義淺說》、《共產主義ABC》、《唯物史觀》、《社會發展簡史》和《職工運動》等，此外，每人還發了幾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書作為自修之用。過去，我雖然在《新青年》和“瀏陽旅省同學會”出版的《瀏陽旬刊》等一些革命刊物上讀到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但僅是一鱗半爪；這次學習，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對於這些課程，我都感到非常新鮮，如飢似渴地學習。上課時，老師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我聽得幾乎入了迷；討論時，我認真思考，積極發言，有時還爭論一通；爭論不清時又找教師講解，直到把問題弄通。學習時間雖短，收穫很大。特別是通過《社會發展簡史》的學習，使我懂得勞動創造世界、人民是歷史的主人的道理；懂得勞苦大眾受窮受苦不是命苦，而是地主、資本家剝削的結果；懂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帝國主義本性決定的；嚮往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工農大眾奪取政權、當家作主的幸福生活。總之，通過學習使我懂得為什麼必須進行革命和社會發展必然走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的光明前景，從而明確了要革命就要跟著共產黨走，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學習期間，潘心源告訴我們，為了聯絡感情，中共瀏陽縣委籌備組的負責人張啟龍要來看我們。那一天，張啟龍來到講習所同我們親切交談，鼓勵我們好好學習，並同我們二十多個學員合影留念。
一九二七年初，我受聘到雙坑我的母校——私立李氏山棗初級小學當教員，年薪提高到八十塊大洋。可是，開學不久，國民黨高坪區黨部又調我到瀏陽縣黨務研究所學習。我覺得學習機會難得，毅然辭去了這個高薪職位，請別人頂替，按時到縣城報到。
國民黨瀏陽縣黨務研究所設在瀏陽縣城孔廟的禮樂局內（現為瀏陽縣第一中學校址）。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共瀏陽縣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就在這裡召開，成立了中共瀏陽縣地方委員會，選舉潘心源為書記，張啟魁、羅納川等七人為委員。這里基本上是中共瀏陽縣委活動的地方。這個黨務研究所同高坪區暑期政治講習所一樣，也是共產黨培養訓練幹部的學校。研究所由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和縣委委員張啟魁、羅納川負責，教員還有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員和瀏陽縣委的干部，師資力量更強。課程內容與高坪區暑期政治講習所相同，只是增加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二七年三月剛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新的內容。毛澤東同志在報告中分析了農民運動的形勢，列舉了農會做的十四件大事，闡明了它的意義，批駁了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和誹謗，熱情歌頌了農民運動“好得很！”我雖然親身參加過這場運動，也深切地感受到農民運動給廣大農村帶來翻天復地的變化，但它還僅僅是感性的認識。學習了毛澤東同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才進一步認識它的偉大意義，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和鼓舞。
學習期間，我們還參加了在瀏陽縣城召開的數万人的群眾大會。會上，縣特別法庭公審處決了東鄉永和市反動頭子肖芳庭、普跡反動分子李正益，北鄉連溪反動團總尋藕耕、西鄉鎮頭反動團總盧銘德、南鄉文家市反動教主肖紹榮等九名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狠狠地打擊了封建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我們在會上聽到農民對土豪劣紳所犯罪行的控訴，看到處決土豪劣紳時農民揚眉吐氣、拍手稱快的熱烈情景，使我進一步看到了農民運動的強大威力，進一步增強了搞好農民運動的決心和信心。
黨務研究所的領導同志還帶領我們參加一些實際鬥爭，使我們能理論聯繫實際，在斗爭中增長才幹。當時瀏陽城關有一座遠近聞名的“麻衣廟”，又稱“孝子廟”，供奉著古代幾個孝子的神像，四鄉農民經常來此燒香許願，香火很旺。土豪劣紳為了破壞農民運動，便利用農民的迷信思想，故意造謠縣政府和農民協會要拆毀“麻衣廟”，搗毀菩薩，煽動上萬名不明真相的農民包圍了“麻衣廟”，並揚言要搗毀縣政府、且黨部和縣農會。那時候，潘心源等中共瀏陽縣委的領導同誌已經發動群眾，從二十一個民團手中奪取了七百餘支槍，組織了農民武裝，以縣政府的名義成立了工農義勇隊，並進行了一定的訓練，成為我們共產黨直接掌握和領導的武裝力量。這支七八百人的農民武裝在鎮壓反革命和保衛縣城的治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後來成為秋收暴動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
中共瀏陽縣委負責同志面對一觸即發的嚴重局勢，馬上佈置工農義勇隊加強對縣政府、縣黨部和縣農會、工會的警戒，並發槍給我們研究所的學員保衛中共瀏陽縣委，協助工農義勇隊晝夜站崗放哨，防止敵人發動突然襲擊。同時，他們帶著農會的干部到附近鄉村進行宣傳，揭露土豪劣紳散佈的謠言，動員群眾到“麻衣廟”把參加鬧事的人找回家。不幾天，受矇騙的農民陸續散去，事態很快平息下來，土豪劣紳的陰謀被挫敗了。
學習結束後，我返回西坑。這時，國民黨瀏陽縣黨部、縣政府決定把原高坪區劃分為高坪、船倉兩個區。我們西坑、雙坑和船倉、馬欄坳、冷水塘等村劃為船倉區，單獨成立國民黨船倉區分部、區行政委員會（即區政府），詹連吾任區分部常務委員，我任組織委員；張運鴻任區行政委員會主任，李秀松、貝銘圃、聶幫階為副主任，李石麟任學務委員。這時，我同張運鴻、詹連吾又在一起工作，同住在船倉一座作為區公所的祠堂裡，朝夕相處，關係更加密切。有一天，他們問我參加暑期政治講習所和縣黨務研究所學習有什麼體會？我如實以對。他們才告訴我，他們是共產黨員，是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的，過去先介紹我加入國民黨，是要在政治上幫助我進步，經過這一年的考驗、鍛煉，我的進步很快。接著，他們又向我：“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我堅決地說：“在縣黨務研究所的時候，我就決心要參加共產黨，但那時候同潘心源、羅納川等同志還不大熟悉，不敢貿然提出申請。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我當然願意參加！”
四月初的一天，張運鴻、詹連吾二人介紹我加入了共產黨。因為我是貧農出身，沒有候補期，經瀏陽縣委批准為正式黨員。入黨宣誓儀式是在船倉區公所所在的祠堂正廳裡秘密舉行的。那天晚上，區公所其他幹部都已經回家，參加儀式的只有我們三個人。儀式開始時，詹連吾拿著一本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像的小冊子對我說：“今天我們介紹你加入中國共產黨。共產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領導窮人鬧翻身求解放的組織。它的最終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土豪劣紳，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大家都過好日子的共產主義社會。入了黨就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黨。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不怕流血犧牲，英勇奮鬥。”接著，張運鴻也講了話，他說：“共產黨員同勞苦大眾心連心，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死對頭。為了打倒這些害人蟲，把民眾從苦難中解救出來，我們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象誓詞說的那樣，做一個好黨員。”
他們兩人講完話後，詹連吾把封面上印有馬克思像的那本書恭恭敬敬地豎立在一張方桌上，讓我向馬克思像行三鞠躬禮，然後進行宣誓。我莊嚴地舉起右手，握住拳頭，跟著詹連吾一句一句地誦讀誓詞：“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犧牲個人；嚴守秘密，永不叛黨。”
宣誓儀式後，張運鴻宣布成立黨支部。當時在船倉區包括我在內只有三個共產黨員，成立一個黨支部，由詹連吾任黨支部書記。當晚，我的心情非常激動，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我從到甸溪高小讀書時，聽老師講國恥、淚漣漣，開始尋求救國的道路；畢業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運動，在斗爭中學習、探索，終於在共產黨的指引下，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救國救民的真理，這是我的幸運，我人生道路新的開端。我決心一生都要為共產主義這個真理而奮鬥，拋頭顱、灑熱血，萬死不辭，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
“世界觀的轉變是根本的轉變。”我加入共產黨後，思想上發生了一個飛躍的變化：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隨著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逐步地將個人的命運、前途同黨的事業的成敗聯繫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