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我紅五軍第一、三、四縱隊離開袁州，準備迂迴湘贛邊界再北上進攻江西的萬載、銅鼓，不料行軍途經蓮花縣路口鎮附近的一條山路上時，突然與增援袁州的國民黨朱耀華旅一部遭遇。軍部令我特務大隊迅速阻擊敵人，等待後續部隊趕到進行反擊。我和大隊長謝嵩立即分頭帶領部隊搶先佔領山路兩旁的高地，進行阻擊。
敵人憑藉兵力上的優勢，瘋狂向我特務大隊的陣地衝擊，企圖突破我阻擊陣地，迂迴到我軍側後，以便前後夾擊，消滅我軍於行軍途中，戰鬥異常激烈，傷亡在不斷增加。
我親自在第一線上指揮作戰，一面用我的馬槍向敵人射擊，一面指揮機槍排堅守陣地。機槍排長葉長庚打得十分頑強，他帶領機槍排的同志冒著敵人密集的槍彈，打退了敵人的幾次沖擊，陣地巋然不動。突然，我感到像被人當胸擊了一拳，忙用左手摀住胸口，低頭一看，血從右胸部上衣口袋上一個破洞裡湧出來，順著手指縫滴灑在草地上，頓時腦袋嗡的一聲，眼前景物一片模糊，我知道胸部已經掛彩。可是，大敵當前，身旁還有五名重傷員，責任感和理智使我鎮定下來，不顧個人的安危，也不聲張，照常指揮部隊抗擊敵人的進攻，掩護著重傷員。
正在這危急的時刻，忽聽背後傳來喊“殺”聲和槍聲，忙回頭一看，原來是後續部隊已經趕到，壓在我心頭上的一塊石頭落地了。這時，我才感到傷口疼痛，頭腦暈眩，沒有力氣站立起來，但還隱約聽得到槍聲逐漸遠去。
“狹路相逢勇者勝。”我後續部隊一陣勇猛反擊，敵人支撐不住，丟下輜重便倉皇潰逃，我軍尾隨追擊了幾里地，繳獲很多。戰鬥結束後，後續部隊才發現奄奄一息的我和我身旁的五名重傷員，馬上緊急搶救。當時醫療條件很差，軍醫很少，又沒有藥，護士只能用棉花、紗布沾上碘酒塞進傷口消毒，然後用繃帶把傷口包紮一下，就派民工用擔架把我抬送後方醫院。這時，我的傷口還沒有完全止血，加上擔架的顛簸，肺部槍傷的血水有的順著創口往外滲，滲透了紗布繃帶；有的血隨著呼吸進入支氣管，淤結成一小塊一小塊血塊，從氣管裡嗆咳出來，傷勢越來越重。據醫生後來告訴我，擔架的顛簸雖然使我不能盡快完全止血，而且不斷咳出淤血來，但在當時醫療條件不可能進行胸腔手術的情況下，把淤積在肺部的血塊通過氣管嗆咳出肺部，避免了胸腔淤血過多，造成“氣胸”，便於到醫院後搶救治療，反而挽救了我的生命，這真是“壞事變好事”了。
我們擔架隊一百多副擔架經過幾十里山路的顛簸，來到了蓮花縣城，民工們正在街上飯舖裡打“中伙”（吃午飯），突然，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槍聲，接著，國民黨蓮花靖衛團的一隊團丁衝進了街道。民工們聽到槍聲後，有的抬著擔架跑，有的撇下擔架四處逃散。這時，抬我擔架的兩個民工已不知去向，我掙扎著從擔架上坐了起來，呼喚民工來幫忙，正在這危急的時刻，從飯舖裡跑出兩個老百姓，他看到我負了重傷，便機警地連攙帶抬地把我扶進了店鋪後面的苧麻地裡隱蔽。苧麻有一米多高，我躺在地溝裡，敵人看不見。兩個老百姓剛回店鋪，敵人已衝到飯舖前，只聽一陣槍響，我知道，來不及隱蔽的傷員已遭敵人的毒手，心疼得咬住了牙，兩行淚水湧出了眼眶……我躺在苧麻地裡隱蔽了半天，忍受著傷疼、飢渴和悲痛的折磨，直盼著天快黑下來，好想辦法脫離險境。
天終於漸漸地黑了，還漸浙瀝瀝地下起了雨。因為蓮花縣城曾被我紅五軍攻占過一段時間，當時城內雖然沒有紅軍，但靖衛團怕遭到我地方游擊隊的襲擊也不敢久留，在城裡吃飽喝足之後，便吹起集合號，把隊伍拉到城外去了。我在苧麻地裡聽到敵人的集合號聲和腳步聲已經遠去，才掙扎著踉踉蹌蹌地走出苧麻地來到街上，敲開一戶老百姓的家門。
一位五十多歲的老漢出來開門。我對他說：“老表，我是紅軍的傷員，中午被白軍沖散，抬擔架的民工也找不到了，麻煩你帶我去找縣蘇維埃政府好嗎？”
老漢手持一盞小油燈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清我確實是紅軍的傷員，才細聲地對我說：“縣蘇維埃撤到城外去了，離城還有十來里。”
我愣住了。還有十來里地怎麼辦？我試探地問老漢：“老伯，我這里人生地不熟，能不能麻煩你給我帶個路？”
老漢沉思片刻，便爽快地答應：“好，你稍等一會，我帶你去。”老漢回屋裡向家里人交代幾句，馬上轉身出門，掩上大門，就領著我向北門走。路上，他見我行走艱難，看出我的傷勢比較重，便主動地攙扶著我。這時雨也停了，我們兩人出了北門，走了十多里地，來到一座山下，老漢停住腳步說：“你沿這條路走上山不遠就是縣蘇維埃的地方，我不再送了。”
我感激地握住老漢的手，從口袋裡掏出一塊銀元放在老漢的手心說：“老大伯，謝謝你救了我。我身上還有一塊錢，送你喝杯酒。”老漢把銀元又塞回我的手心，動情地說：“同志，為紅軍帶路是我應該做的，這塊錢你留下養傷用。”
老漢一再推讓，在我再三說服下，才收下這塊銀元，摸黑回蓮花城去了。蓮花縣蘇維埃政府把我暫時安頓在縣的臨時醫院裡，這裡名謂“臨時醫院”，實際上沒有一名正式醫生，只是一些群眾組織起來臨時看護傷員的地方，群眾看到我的傷口經過沾碘酒的棉花、紗布一次次“消毒”，燒得肌肉發白，像小孩子咀似地向外翻著，不斷滲出血水，很是心疼，第二天清早馬上四處去採草藥來給我敷上。經過兩三天的治療，總算止了血，縣政府又派了擔架把我連同近幾天收容的幾十個傷員一起，組成了一個擔架隊，向水新縣澧田南面山區裡的後方醫院轉移。在轉移途中，一百多里的崎嶇山路全靠江西老鄉抬著我跋山涉水，給我洗傷口、敷藥，照料我吃飯、喝水、大小便，才使我能安全到達紅軍後方醫院養傷，把生命保全下來。江西老根據地革命群眾的恩情，我終生難忘。
我養傷期間，一九三零年六月十日前後，紅五軍在湖北大冶、陽新邊界的劉仁八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由從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和紅軍代表會議歸來的滕代遠、何長工分別傳達兩個會議的精神。立三路線佔統治地位的黨中央提出紅軍的總任務是“配合工人、農民和士兵的暴動，爭取革命暴動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直到全國政權的奪取”，要求紅軍“要集中進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滅敵人主力”。為完成上述任務，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和第三軍團黨的前委，由彭德懷任總指揮和前委書記。紅三軍團下轄第五、第八兩個軍，紅五軍由原紅五軍第一、二、三、四縱隊改編為兩個師四個團，三軍團司令部兼紅五軍司令部；紅八軍由原紅五軍第五縱隊擴編為兩個師四個團；到了八月間，原紅五軍第一縱隊又與湘鄂贛邊境獨立師及平江、岳陽、修水、銅鼓等縣赤衛隊編為紅十六軍，也屬紅三軍團建制。其實當時紅五軍僅八千人，與三團建制的一個師人數差不多，這種所謂“擴編”，只是虛張聲勢，搞空架子，浪費幹部而已，並不能真正提高部隊的戰鬥力。軍委擴大會議後，七月三日，彭德懷即率紅三軍團主力乘岳州敵軍調往防守武昌，岳州城內守敵空虛之隙，攻占岳州，殲敵約二個營，繳獲大批彈藥、糧食和軍用物資，其中有75野炮四門，山炮十二門，自此，紅三軍團便有了砲兵。
七月十五日，紅三軍團回師平江進行休整，準備進攻長沙。二十二日，湖南軍閥何鍵調動三個旅的兵力，分為三個梯隊，擺成一列長蛇陣直犯平江，企圖一舉消滅紅三軍團，保住長沙。彭德懷聞訊即率部在離平江城三十里的甕江鎮設伏，因敵人未敢貿然前進，第二天，紅三軍團即向敵人發起反擊，於金井地區擊潰來敵，並乘勝推進，於二十七日攻占長沙，俘敵四千餘名，繳獲山炮二門、迫擊砲二十門，槍三千餘支，彈藥、物資甚多，取得了我軍八千人打敗三萬餘優勢敵軍的輝煌戰果。攻占長沙的勝利是彭德懷利用敵軍進攻部署上“長蛇陣”的弱點，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乘勝攻城而取得的勝利。這個勝利並不能掩蓋立三路線的錯誤，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線的失敗。
八月六日，敵人以五六個師的兵力對長沙進行反撲，因敵眾我寡，紅三軍團主動撤出長沙到平江、長壽街休整。紅三軍團佔領長沙十一天，籌款四十萬銀洋，解決了全軍的被服、醫藥等困難，全軍官兵都脫下破舊軍裝，換上了嶄新的軍裝、大蓋帽；破舊的武器、裝備也全部更新，並把多餘的武器武裝了地方部隊，部隊面目煥然一新，軍容更加嚴整，軍威更壯。在此期間，紅三軍團還將沒收帝國主義和土豪劣紳的許多財物分給貧苦群眾，放出了幾千名政治犯，處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眾熱烈擁護紅軍，許多工人、城市貧民和郊區農民踴躍參軍，俘虜兵經教育後也有一部分參加紅軍，共擴大紅軍七八千人，紅軍聲威大振。七月下旬，我在醫院聽到一個個勝利捷報，真是歡欣鼓舞，傷才初癒，就積極要求返回部隊參加戰鬥。當時，立三路線的錯誤領導者認為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要求組織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從中央到各省、邊區都將黨委和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所以，我要求歸隊時因部隊還在長沙，組織上就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動委員會去暫任幹部大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參加西路行委組織的攻打吉安的行動。
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零年八月下旬，先後對吉安城發動過八次進攻，每次進攻都動員地方武裝和群眾幾萬人至十餘萬人參加。但吉安位於贛江、瀟水之濱，三面繞水，有贛江、瀟水作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贛江流域一個中心城市，城牆既高又堅，守敵兵力充足，總是愈攻不下。一九三零年一月，毛澤東率紅四軍越過武夷山從福建進入江西境內，二月到達廣昌，也曾決定要攻打吉安，後來根據實際情況改變了計劃，僅留下《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詞“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的豪句。這次動員攻打吉安，可能是第七次或第八次的行動。我七月底到永新縣城的西路行委報到後，行委的領導同志告訴我，所謂幹部大隊大多是剛出醫院尚未歸隊的傷病員組成的，大約有一百多人，此時大部分已分散到群眾中去做宣傳發動工作。他們要我國在行動指揮部兼任秘書長，負責了解各縣動員情況和起草文書、電報等工作。
這次攻打吉安的行動，紅軍主力部隊很少，只有紅五軍第三縱隊三四百人作為骨幹，其餘的都是農民赤衛隊，號稱二十萬大軍，實際上只有十幾萬人。發動總攻這一天清早，十幾萬農民赤衛隊從永新、蓮花、安福、泰和等各縣革命根據地，打著大大小小無數紅旗，個個扛著梭鏢、大刀、鳥槍或擔架，浩浩蕩盪向吉安城進攻，但都被阻於瀟水和贛江岸邊。敵人在對岸固守，用火力封鎖著江面，使十萬大軍無法渡江。三縱隊雖然也在岸邊向對岸敵人打了一陣，但火力畢竟太弱，根本無法壓住敵人的火力，掩護大軍過江。十幾萬赤衛隊員只能在岸邊呼口號，搖旗吶喊示威，毫無用武之地。就這樣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揮部一起返回了永新。
這次也可謂“十萬工農下吉安”的行動，表面看來轟轟烈烈，聲勢浩大，但實際上如同兒戲。因為沒有堅強的紅軍主力作為骨幹，沒有經過訓練的農民武裝，光靠搖旗吶喊是不能取勝的。這次行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眾革命熱情的可貴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線主觀主義、冒險主義的幼稚可笑。
我回到永新縣城後，聽說紅三軍團已經回師瀏陽，歸心似箭，便與傷愈出院的紅五軍第三縱隊司令彭遨相邀，向西路行委說明我們要回湖南找部隊，順路請個假探家。經行委同意後，我們一起離開永新返回湖南。我們到了瀏陽縣城後得知部隊在永和市，兩人便暫時分手，彭遨回平江探親後轉永和市，我也先回家看一看再去找部隊。我途經雙坑村時先去看望生父、生母和兩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老鄉們知道我回家鄉，都來看我，把一間小廳擠得滿滿的；我養父聞訊，也趕到雙坑來接我，那時他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一年多不見面，老人家顯得蒼老許多。他見了我的面，拉住我的手直掉淚。我吃了午飯，就同養父一起回西坑家，路上碰到高坪區的干部，大家都很高興，他們邊走邊談全區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翻身做主人的興奮心情溢於言表。
我剛從游擊隊調到紅五軍工作時，因部隊還在家鄉一帶活動，偶爾也回過幾趟家，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調隨營學校工作後，離家越來越遠，一年多沒有回過家，現在看到家鄉的山，家鄉的水，特別感到親切，幾天來旅途跋涉的辛勞早已忘掉了，真似腳底生風，很快就到了西坑村口。這時，在我家門前的池塘邊和大門口已站滿了鄉親，他們知道我已到了雙坑，都到我家門前等我，表示歡迎。我年邁的母親一手牽著我五歲多的大兒子清啟，一手牽著我三歲多的二兒子興啟站在門前；妻子劉氏懷抱著我遠離家門後不久才出生的小女兒站在母親的身旁，她們都為我突然歸來感到欣喜也感到心酸，在門前已經仁立凝望許久，激動的淚水沾濕了衣襟。一年多不見，兩個兒子都長高了，好像已不認識我，瞪大了一雙水靈靈的眼睛驚奇地瞧著我，我一把抱過二兒子興啟，親著他的小臉蛋，一種未能盡到父親和丈夫、兒子責任的負疚心情，促使兩行淚水順著臉頰滾落下來。這時，周圍的鄉親都圍攏過來問好，我忙轉過身來招呼大家進屋坐坐，感謝鄉親們對我家的關懷照顧。不久，鄉親們陸續散去，我和父母親、叔叔以及妻子、兒女才坐下來團聚敘談。由於“馬日事變”後我家被敵人抄了三次，父親、叔叔坐了牢，本來就窮的家更窮困了。這一年多來，隨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家裡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然很苦。我把身上僅有的三塊大洋交給了父親，看到家裡一把雨傘已破爛不堪，把我自己用的一把雨傘留了下來，我全身僅有這一點“財產”，全都給家裡了，算是盡了一點心意吧。
我在家住了三天，到高坪一次看望了親戚朋友，便匆匆趕到永和市找部隊，沒想到，這一次離家，競是我與全家人的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