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馬明方是1946年在延安相識的。 1941年，馬明方等同志從蘇聯學習回國，途經新疆回延安，被國民黨反動軍閥盛世才軟禁，後被捕入獄。他在獄中立場堅定，經受嚴刑拷打，頂住威逼利誘，駁斥敵人謊言，始終堅持宣傳八路軍抗戰有功，表示信仰共產主義不變。他參與領導獄中黨的工作，發動組織獄中難友與敵人進行絕食鬥爭直到勝利達到目的為止。 1945年經周恩來同志與張治中的多次交涉，在1946年秋，國民黨才被迫將馬明方等一百多蒙難人員解除囚禁，並派劉亞哲護送回延安。
那年秋天，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速記組工作，得知他們回延安的消息，我隨同志們一道跑到西北局駐地山坡上歡迎。當看到那滿載英雄兒女的一輛輛大卡車浩浩蕩盪從山坡下駛過時，我們高興極了，不斷歡呼著，迎接這些堅貞不屈的英雄戰士。經過四年的鐵窗生活，衝破千難萬險，終於勝利歸來了。他們回到了黨的懷抱中，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熱烈歡迎和祝賀。
馬明方等同志回到延安後，組織上安排他們休養三個月。休養期滿後，黨中央決定馬明方同志留任西北局副書記。此值1946年冬季，延安的冬天是很寒冷的，我經常看到他穿著公家發給的灰色粗布棉衣，在住地附近散步。他相貌英俊，目光炯炯有神。遇到我們常常主動交談，問長問短，態度和藹可親。我心中對他很敬仰，也為我們米脂縣出了這樣一位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感到自豪。
四年多的監獄生活使明方同志的身體健康受到很大影響。出獄後得知結髮妻子早已病故，感情上又受打擊。因此，組織上也很關心他的婚姻之事。這期間有些同志在我跟前講了明方的一些事蹟，不時約我去明方的住處玩。我年輕、單純，不知其中用意。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同志派她的勤務員（那時叫“小鬼”）來找我，說讓我去幫她的孩子做點針線活。我二話沒說，跟著這位“小鬼”到了她們家。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熱情接待我，問長問短，卻隻字不提針線活的事。我心裡正在納悶，她們才說明了真實用意，是想為明方和我牽紅線。我雖參加革命工作已有幾年，但那時年紀尚輕，只想著怎樣干好工作，還沒有過多考慮婚姻大事，更沒想到對方是我們熱情迎接過的明方同志。突然聽了這些話，我自覺心跳臉燒，但我對他了解不多，一時不知該怎樣回答。她們可能覺察出了我的心思，側重講述了明方的情況，使我對他更為敬佩。想起他平日和藹持重，瘦弱的外錶帶著幾分英氣的樣子，心裡又增加了一種親切感，可他畢竟年長我許多，已有一子一女，當時還是心有顧慮。
後來我得知由於明方長期從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家中父母及一雙子女全由他的前妻操勞，她長期為明方擔驚受怕，積勞成疾，無錢醫治，才不幸英年病故。明方的這些不幸的遭遇使我的顧慮逐漸被同情所代替，於是我就同意了這門婚事。
我們很快便成婚了。婚禮簡樸而莊重，西北局習仲勳書記，馬文瑞組織部長，李卓然宣傳部長，曹力如秘書長以及其他一些西北局的同志都前來祝賀。桌上擺一盤瓜子，一盤糖，就算舉行了結婚儀式。把兩個人原來的被子放在一起，就算組成了新的家庭。婚禮雖然倉促簡單，但是我為能與自己既敬又愛的人結為終身伴侶而感到幸福。我們雖然沒有現代年輕人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我們是在為一個共同的崇高目標走到了一起。從此，我就把自己的命運與這位革命家的命運牢牢地聯繫在了一起。
婚後不久，國民黨反動派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我隨著西北局機關大隊經常日夜轉徙陝北，在黃土高原上行軍，有時要趟過沒膝的冰涼河水，黑揣暗摸，耳邊響著敵人的大砲和機關槍掃射聲，不顧安危緊跟著大隊行走，惟恐掉隊走失。有一次冒著大雨往前走時鞋走丟了還不知道。明方在各個方面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嚴格要求我，在那種惡劣的戰爭環境下行軍，我從未因明方是首長而享受特殊的待遇，我堅持步行，不騎馬。由於常常夜行軍過河，我患了婦科病，一直不能生育。北京解放後，我於1949年10月隨同明方去北京，住協和醫院經過林巧稚大夫的手術治療和調理，回西安後身體果然恢復健康。 （手術後林大夫才告訴我，我的一個輸卵管發炎、紅腫，並和子宮粘連，若不手術，會危及生命。）1950年10月的一天，一個健康、可愛的女嬰降生了，取名小芳，真可謂來之不易。
全國解放後，明方先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書記、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財貿部部長，東北局第三書記等職。我們一家也先後從西安搬到北京，再從北京搬到瀋陽。過著忙忙碌碌又和諧美滿的生活。
明方非常喜歡孩子，對大女兒馬銳、兒子馬廣很疼愛，將他倆接到延安保育小學，接受良好的教育。小芳是他最小的孩子，瀋陽人稱“老疙瘩”，天真活潑，聰明漂亮，他更加疼愛，視同掌珠。他疼愛小芳的情況是身邊盡人皆知的，公畢回家，一進門總是先呼喚小芳的名字，和小芳親熱一陣，若一時未看見便到處尋找，直到見到小芳為止。小芳上初中時一度身體不好，明方非常難過，甚至偷著痛哭，說哪怕是賣東西也要想辦法給小芳治病。只要有空暇，他就給小芳講故事，講人生道理，解釋女兒理解不了的問題。還教她寫毛筆字、畫畫、打乒乓球和玩遊戲等。總之，千方百計讓女兒高興。功夫不負有心人，經他的精心呵護和醫生的治療，小芳心情好了，積極配合治療，很快恢復了健康。在老師的輔導下，僅用一個多月就補上近一年的數學和俄語課程，又回到了學校。明方真是一位好父親！
明方廉潔奉公，嚴以律己。解放初期，幹部原實行的供給制改為薪津製時，明方的工資級別組織上定為三級，他自己要求降為四級。記得1965年我幾次請假帶小芳到外地求醫治病，回來後明方說：“你在這一年裡沒怎麼好好工作了，就不要領工資了，還是把這一年的工資全部交黨費吧”。於是我當即將已經發給我的一年近一千元的工資全部交給了黨的小組長——強曉初的秘書孫煜同志收為黨費。此舉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辦事更加註意公私分明，嚴以律己。
明方在生活上十分節儉。他的伙食極普通，最常吃的是家鄉的粗茶淡飯，如面片之類。常常回家就到廚房幫大師傅做面片吃。他的衣著也極簡樸，從不講究，常常穿著我給縫的補丁襯衣和鞋襪。他以自己老母親的勤儉持家的美德教育子女，說老奶奶連一根火柴棍都不許隨意扔掉，從不浪費財物。他遵從母教和黨的優良傳統，勤儉節約，不搞特殊，發現有人浪費和毀壞公家財物非常生氣，當即給以批評指正。
明方組織紀律性很強。我1954年調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工作，後調中南海黨總支任專職幹部兼組織委員，可以說就在中央最高領導人身邊工作了七年之久。他對我工作上的事情從不打聽。凡他工作上的事，他也從不對家人談論，因此，我也從不詢問。
他工作作風民主求實，平易近人。他經常深入基層，慣於盤膝與鄉親、同志們交談。他從不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而且常對我們說，對待同志要多看優點、長處，少看缺點、短處。所以他與上下級和身邊工作人員的關係都相處得非常融洽。他善於思考，也善於做思想工作，說話幽默，以理服人。他很注意群眾影響，外出開會或視察很少讓家屬同行。他顧全大局，勇於自我批評並承擔責任，維護他人威信。
和明方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裡，我不僅體會到了家庭的幸福，還從他身上感受到許多優秀的品質和人格的魅力。
晴天一聲霹靂，雙重災難降臨到我們一家人的頭上。那是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這場災難對我們一家來說，更是毀滅性的大劫難。
1967年“文革”開始不久，明方即被林彪、康生、“四人幫”一夥誣衊為“大叛徒”。最先被遼寧和東北局機關的“造反派”抓起來掛牌遊街批鬥，後又送到北京被逮捕入獄。曾在敵人牢獄中英勇不屈的革命者，卻背著“出賣革命同志”的莫須有罪名，苦度比當年更漫長——八年之久的鐵窗生活。
明方1967年入獄，直到1973年我們家屬才被允許去探視。 1973年4月13日我第一次去探望他時，看到他衣衫襤褸，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就像變了一個人。當年在延安歡迎他們從國民黨監獄光榮歸來的熱烈場景還歷歷在目。我簡直不敢相信，轉眼間他就成為“大叛徒”，過著囚徒的生活。他對我說：“我絕對不是他們誣衊的那樣的人，我不會做那種傷天害理的事，如果那樣，我就不會回延安，我就沒臉見人，沒臉見毛主席，我就會一步一磕頭到延安去向毛主席請罪”。 “你們相信我，也要相信黨，最終會弄清我的問題的”。他是那樣痛苦，又是那樣堅定和充滿信心，使我也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勇氣。
同年10月16日我接到通知說明方病變，立即扔下小芳從遼寧農村趕到北京。那時我見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一身傷病，常常在吃飯、抽煙時覺得有人對他說：“大叛徒還在吃麵包！大叛徒還在抽煙！”於是他就氣憤地立即不吃、不抽了。
明方在多年關押受審期間，也還是不斷翻閱毛選，翻閱得書皮都磨損了。他在獄中給周總理寫的長信，由於嚴密的監視，競不能送達。長期的凌辱和殘酷的迫害，終使明方於1974年8月13日在囚禁中含冤逝世，時年69歲。我們完全沒有想到他以血肉之軀抗住了敵人的鋼鐐鐵檻，而當他滿懷熱情建設社會主義美好家園之時，竟無端被奪去了生命。
“文化大革命”初，我家被抄劫五六次，書籍衣物被抄光，逼迫我和女兒小芳先是離開家過著躲避、流浪的生活，後被掃地出門，帶著戶口和糧食關係到農村——遼寧省盤錦地區胡家農場紅旗大隊插隊落戶，勞動改造七八年之久，被迫自籌資金自己動手蓋了兩間房棲身。
在我先後兩次到京探視明方期問，為了不讓他增加思想負擔，養好迫害之病殘，我從未告知他小芳被迫害的可憐情況和病情嚴重的程度。總是說些安慰的話，讓他放心，小芳的一切苦痛都由我一個人承受著。其實明方哪裡知道，他的愛女小芳在他被關押受審期間遭受的凌辱、欺侮和迫害是何等的淒慘和可憐啊！
1968年初，我被勒令去盤錦“五七”幹校勞動和接受審查，小芳獨自留在瀋陽。這時，“造反派”命令東北局機關的所謂“黑幫子女”集中住宿，逼迫那些剛十來歲出頭的孩子和父母親“劃清界限”，“揭發檢舉”父母親的“罪行”，按“造反派”的說法辱罵自己的父母，誰要不從，便挨批判。可憐這些孩子們，個個恐懼緊張到了極點。剛從疾病中康復的小芳，難以承受這種壓力，更難以接受對她最信賴、最親愛的父親的誣衊。可憐年幼而又單純的她才15歲競在“造反派”面前說出了真心話：“我爸爸是好人，你們把我爸爸害了……”。頓時，男女“造反派”暴跳如雷，手持棍棒鐵鎬等凶器，一擁而上，向小芳打來。並對小芳厲聲吼道：“你是現行反革命，你爸爸是大叛徒，你爸爸一輩子也翻不了案啦……”。一群成年暴徒向一個清白無辜、天真無邪的女孩施展威風，使小芳精神崩潰，失掉知覺，裸躺在水泥地上，不知吃喝，不會說話。為推卸責任，“造反派”把我從乾校叫回，還誣小芳“裝瘋”，是“現行反革命”。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才准許將小芳送到醫院看病，但因是“大叛徒”的女兒，竟不收留醫治。此時，我們母女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有家不能歸，任其欺辱。小芳有時清醒了，就哭著喊“爸爸，我想爸爸，我要爸爸”，令我心如刀絞。明方含冤去世，我一直瞞著小芳，沒敢告訴她真情。現在她的病已很難治癒了，她的健康已被徹底摧毀，她不知她爸爸的事，也不知周圍的事了。
小芳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遠遠不止這些。那些年我受株連，被遼寧和東北局機關的“造反派”關押、遊街、批鬥，集中辦學習班，下放到“五七”幹校勞改受審，無力照管小芳，無奈被迫將小芳送西安我奶媽家避難。沒料到在西安也同樣遭到那些壞人的歧視、凌辱、欺侮和毆打等刑訊逼供，受盡了折磨。小芳被毆打凌辱到衣不遮體，蓬頭垢面，一個人被關鎖在茅草房裡，過著連乞丐都不如的生活。可憐的小芳忍痛將自己的手腕咬掉一塊肉，以便永遠記住這刻印在她身心上的斑斑傷痕。每當想起這些，我的心如刀扎，萬分傷痛。
明方在北京關押受審期間，也特別想念小芳。在允許探望時，大女兒馬銳一家，兒子馬廣一家，弟弟馬正方和我，他都見到了，惟獨小芳他沒有見到，因為專案組不允許。有時他聽到窗外小孩的哭聲，以為小芳在哭；聽不到哭聲時，他又以為小芳被整死了。記得我第二次從農村來北京看望明方，他的身體很差，可能他也覺得自己無望出去了，有一天他對我說：“看樣子我等不到弄清問題那一天了，你的年紀還不大，要找一個好人做伴侶，這人要對小芳如自己的女兒，我就放心了。”我對他說：“你不要這樣想，我在農村蓋了兩間房子，你出來後我們一家人在農村過老百姓的日子也挺好的。”他說：“好呀！農村生活我過慣了，也喜歡種地，要是那樣就好了。”可惜明方只差一年，沒能等到粉碎“四人幫”那一天。他想見小芳一面的願望直到臨終都未能實現。
一個忠貞的革命者，一個純潔的小姑娘，一對深情的父女，結局競是如此悲慘。我家的災難竟然是家破人亡和病殘呀！這是我心頭永遠磨滅不了的傷痛。
光陰似箭，轉眼問，明方同志離開我們已整整26載，我和孩子們時刻懷念著他。我常想，如果明方還健在，小芳會重新恢復健康。因為我深有感觸，明方是一位特別有耐心、會做人的思想工作的人。他會細心地體貼和照料小芳，他還會給小芳講解人生，解釋小芳理解不了的問題；他會使小芳恢復愉快的心情，成為新時期有用之才。
我與明方同志並肩生活了28年。明方去世後，這些年裡我雖然苦辛多於快樂，但我對自己當初的選擇無怨無悔。明方的革命生涯是坎坷而又輝煌的，他的思想品德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他是革命前輩，又是我們的親人，我深愛他，敬重他，思念他。他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