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了，在25年前就已經走了，他走得那麼淒慘！那麼悲壯！他是被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迫害摧殘而離開人世的。哥哥過早的逝世，使黨失去了一位堅強的衛士，使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誠的兒子。他屬於黨，屬於人民，他把一切都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他光輝的一生，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25年來我是在深沉的悲痛中度過的。我們雖然是手足骨肉，但我對他了解的並不多。我不善於寫作，但我想寫，遺憾的是我寫得太遲了，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25年以後才撰寫紀念哥哥的文章，我還真是尷尬，無言以對。現在我強忍著悲痛，把點點滴滴的回憶紀錄下來，昭示世人，也告慰九泉之下我可親可敬的哥哥馬明方。
我的家和陝北黃土高原上千千萬萬的農家一樣，過著面對黃土背朝天，吞糠咽菜過半年的貧苦生活，先輩們是勤勞樸實，忠厚待人的農民，哥哥就是在這樣的家庭裡成長起來的。父母親經常說，我們家境雖然不好，可哥哥對這個家從來沒有過絲毫的抱怨，他從小就很懂道理，很體貼人。
哥哥8歲時，父母送他去離家二里路的王家灣私塾唸書。啟蒙老師王嘉仁先生教學認真，加上他刻苦用功，在這裡打下了較好的語文基礎。 12歲轉到離家十幾里的申家坪完小。常常交不起學費、伙食費，只好交些小米、綠豆。有時甚至連糧食也沒有，只好藉糧上學。哥哥既不抱怨父母，也不攀比同學，而是埋頭讀書，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高小畢業後，母親就不主張哥哥再唸書了。可父親還要他繼續上學。原來父親小時候很喜歡唸書，而爺爺就是不讓他念，為此父親和他鬧了一場，爺爺生氣了，抓起一塊石頭朝他打去，打傷了他的腿，父親心裡很不是滋味，狠下功夫認了不少字，可以寫一般書信，而且字也寫得不錯，逢年過節寫個對聯什麼的都可以。他暗自盤算，將來我要有兒子的話，一定要讓他好好唸書。他要實現自己的願望，堅持讓哥哥考入了綏德第四師範學校。
哥哥小時候，不僅刻苦學習，而且孝順父母。有一次看見母親挽起褲腳在腿上搓麻繩，把腿搓得通紅，他摸摸母親的腿問：“媽，看你把腿都搓紅了，疼不疼？”母親說：“疼哩嘛。”他一把把自己的褲子脫下來趴在母親身旁說：“媽，在我屁股上搓，我不疼。”母親看了他一眼，愜意地笑了笑，在他屁股上輕輕拍了一下，慈祥地說：“傻小子，屁股上搓不成，耍去吧。”在我六歲那年正月十五晚上，我跑去看秧歌，天很晚了還沒有回來，母親叫哥哥去找我，他找了一陣沒有找到，母親見他沒有把我找回來就很生氣，怒氣沖沖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沒有把娃尋回來，看你能做甚哩？”說著順手拿起個笤帚把朝他背上就是一把子，他見母親生氣了，趕緊跪下來認錯，母親見他認錯了也就沒有再打。母親氣消了說：“還跪著做甚哩，快尋娃去。”哥哥這才站起來。對待老人能做到如此地步，這在那個時候也是較為少見的，更別說現在了。
哥哥於1925年在綏德第四師範學校讀書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過學校黨支部書記，參加過反軍閥鬥爭等學生運動，1926年到西安國民軍聯軍做士兵工作，1927年返回陝北，先後任橫山、響水區、綏德北區、鎮川區區委書記，秘密發展黨團組織，籌建農會、婦救會等。
1930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哥哥在鎮川參加一個會議，會議在一個黨員家裡召開，參加會議的同志按照預定時間來到這裡，正準備開會，突然傳來敵人便衣隊進鎮的消息，明方說：“趕快分散轉移”。隨即他便抬起胳膊猛地一下砸破窗上的玻璃，拉了姜好興一把讓他先走，老薑二話沒說將明方按倒連推帶搡，把他送出窗外，然後緊跟著爬了出來，二人一前一後急速向鎮外跑去，跑出約四五里路，看看後邊沒人追來，兩人才停住腳步，這時哥哥才發現自己只穿了一隻鞋，胸前劃破了幾道口子，兩人相視笑一笑，擦去傷口上的血跡。稍事休息，老薑說，走吧！這地方不能久待，二人很快離開了這裡。
1931年哥哥在米脂、佳縣、鎮川等地組織游擊隊，進行武裝鬥爭，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糧物。三月的一天，他去米脂東區工作，路過家門順便回來看看。那天中午剛過，母親在嶮畔上巡哨時發現坡底下有兩個人急匆匆朝我們家走來，她看情況不對，趕緊回來給明方報信。這時哥哥正坐在隔壁鄰居家房檐下面，母親邊走邊指著明方說：“快走！來壞人了！”他剛站起身來，那兩個人已闖了進來，惡狼一般直向明方撲去，一個抓住他的兩臂向後擰，用繩子捆綁他的雙手，一個抓住他的頭髮使他不能動彈，父親抓住那個人的手腕不讓他捆，明方奮力同他們搏鬥，四個人撕扭成一團，激烈地打鬥著，母親機智地朝門外跑去，向鄰居們大聲呼喊：“哎——來壞人了！快！快來呀！王從（馬玉方）！快來呀！”鄉親們聞聲趕來，拉的拉，扯的扯，堂兄馬玉方在抓著哥哥頭髮的那人手腕上猛擊一棍，哥哥趁勢猛一擺頭，從那人的魔爪下解脫出來，此刻那人手中還捏著一束頭髮，從此哥哥頭上留下一塊不長頭髮的傷疤。哥哥脫險後由李祿喜陪伴經磧口到了山西。
哥哥被國民黨米脂縣政府的差役抓住，又被鄉親們從他們手里奪回來。他們眼看著到手的共產分子又跑了，十分氣惱，就把父親、堂兄馬玉方、甲長馬九貴等人五花大綁帶走了，臨行時還惡狠狠地對母親說：“老婆子聽著，要想讓你們的人回來，就叫馬明方來換，不然的話就把他們通通槍斃。”
父親他們被抓走後，母親就不敢讓我在家裡住，一段時間，晚上我就睡在李成元家裡。鄉親們對被抓走的人非常關心，馬富財大叔親自到米脂縣的班房裡看望他們，打探風聲，還有人四處尋找熟人設法營救他們，後來經過許多環節找到愛國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李先生思想進步，德高望重，同情貧苦人民，贊同共產黨的主張（後來當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出於正義感，親自到米脂縣同國民黨縣政府交涉，終於使父親、堂兄等獲釋回家。
1933年初，嫂子生了第二個孩子，害怕被敵人發現，長時間住在娘家，她娘家也是農民，在米脂羅家鹼，離我們家有六里地。由於敵人搜查日益緊迫，娘家也住不下去了，就回到我們家，回來的時候還不敢讓人看見嫂子有個小娃娃，就把孩子放在糞簍裡，她外爺把她背回來。回到家裡又怕敵人發現了孩子追問她老子，事情就麻煩了，左思右想沒有好辦法，後經父母和嫂子多次商量，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決定把這個孩子送給我村一家姓李的人家撫養，這家主人叫李紹業，在一個靜靜的夜晚，李紹業來我家把孩子抱走了。孩子走後，嫂子傷心地哭了許多次，哭是哭，可從未表現出絲毫的不滿，算得上是通情達理顧全大局的了。所幸的是李家為人忠厚，心地善良，一家人都很愛這個孩子，能夠盡心盡力地撫養她，我父親探視過幾次，情況尚好，這才使父母和嫂子稍稍得到土點寬慰。 1934年夏末時節，孩子由於拉肚子引起發燒，那個時候農村根本談不上什麼醫療條件，況且我們家又處在那樣的情況下，也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孩子高燒不退，半個多月後，連爸爸還沒有見過一面，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孩子雖然沒有長大成人，可是在那樣的情況下，鄉親李紹業敢於把官方整天捉拿的一個共產黨人的子女抱回自己家裡撫養，也實在是難能可貴的。這一方面說明父兄和鄉親們的關係是好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勞苦人民對共產黨的事業是擁護的，他們已經看到了共產黨是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能夠為他們辦事的。
嫂子失去了親生骨肉，內心十分痛苦，情緒非常低沉，她本來就是個性格內向的人，這一來更顯得抑鬱憂悶。母親、姐姐和鄰居們經常給她說些寬心話，幫助她排憂解愁，慢慢也就過去了。
1942年冬天，嫂子患了婦科病，出血不止，可能是屬於子宮瘤一類疾病，雖經多方治療，由於醫療條件的限制，到1943年5月就被病魔奪去了她年輕的生命，時年僅35歲。她留下兩個孩子，女兒馬銳13歲，兒子馬廣7歲，從此兩個孩子的撫養、教育就全部落在了我父母親的身上。這時哥哥還在新疆國民黨監獄中，直到1946年他回到家裡，當母親流著眼淚同他說起這段傷心事的時候，他才知道了一切。他心情沉重卻安慰母親說：“疾病嘛，這是不由人的事情，不要太難過了。”
嫂子是個純朴善良、忠厚賢惠、吃苦耐勞的農家女子，性格內向，語言不多，不論什麼時候總是悄悄地做著她做慣了的家務活，對老人至尊至敬，十分孝順，從來沒有過頂嘴爭吵的現象，對哥哥更是關心備至。他從事革命工作後，常年在外，漂泊不定，她在家裡牽腸掛肚，提心吊膽地生活著，只要哥哥一回到家裡，她除了殷勤照料他的生活外，還同母親徹夜徹夜地守候在門外，察看動靜，給他通風報信，深怕他發生意外。這一切是做得那麼自然，那麼周到。嫂子去世後，一家人深感悲痛，馬銳、馬廣很是失歡，整天圍在奶奶左右，寸步不離，我母親更是精神恍惚，念念叨叨，心情十分不好，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一家人的情緒才慢慢恢復過來。
辦完嫂嫂的後事，就著手解決兩個孩子的上學問題。馬銳已超過上學年齡，馬廣也到了上學年齡，我們家在農村，附近又沒有合適的學校。後來在米脂縣委打聽到綏德地委辦了一所干部子弟學校，這裡學生的衣、食、住都由學校負責，明方的孩子就可以住這個學校，經商量我父母親同意他倆去綏德上學，他倆也願意去，這件事就算辦妥了。我們家離綏德有80里路，步行一天就到了。 6月的一天，我同堂兄馬玉方送他倆去綏德上學，找了一頭毛驢馱著簡單的行李，兩個孩子告別了爺爺奶奶，依依不捨地離去，兩位老人再三叮嚀他倆，到了學校要好好唸書，聽老師的話，要馬銳照顧好弟弟，就一直站在嶮畔上目送我們出了村，馬廣騎上毛驢，我們三個步行，就這樣上路了。走了一陣，馬銳走不動了，就讓他倆輪換著騎一陣驢，走一陣路。又走了一陣，兩個孩子都走不動了，我和玉方商量，讓馬銳騎驢，我和玉方輪換地背著馬廣走，這樣行進的速度就慢了，到綏德天已經很晚了，找個小店住下。第二天到綏德地委找到主管此事的地委組織部長白鳳章同志，白部長很是熱情，我們把情況一說，他當即就說：“這沒有問題，明方同志的孩子去幹部子弟學校唸書，當然是可以的。”隨即著人辦理了入學手續，從此姐弟倆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國民黨反動派沒有辦法抓住馬明方，就硬逼著向父親要人。最後，採取抄家封門的辦法，企圖讓馬明方自投羅網。 1934年3月間，駐米脂八十六師二五六旅副官孫紹山領著一幫全副武裝的軍警，氣勢洶洶地闖入我們家裡，孫紹山腰里別著手槍，凶神惡煞般地向父親吼叫道：“老東西！快把馬明方交出來，不然的話叫你們全家人都活不成。”父親又急又氣，雙目圓睜，嘴唇顫抖著，怒氣沖沖地說：“馬明方你們今天抓，明天抓，你們有兵有將都抓不住，我上那裡去尋呢？又沒有藏在我家裡，你看那裡有就抓去嘛……”孫紹山氣急敗壞，向前急走兩步，“老東西！你還嘴硬”，說著朝父親胸前就是一拳，“看你嘴硬，趕快把馬明方交出來！……”父親一個趔趄後退幾步，怒視著孫紹山，一聲不吭，孫紹山手指著父親，狼嚎般地向他那些爪牙們吼叫道：“把門給封了！讓他們都滾出去！”一群穿灰軍裝的士兵，就七手八腳地行動起來，有的鎖門，有的貼封條，不大工夫，我們家的三孔窯連同大門都貼上了寫有“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查封”並蓋有“米脂縣政府”印章的封條，每一道門上都用兩根封條交叉組成一個“×”。我們一家人都被趕出來，圍在院牆外邊，不知道等待著什麼。鄉親們圍了一大圈，有的說些寬心話安慰一下，有的長吁短嘆表示不平，但又無可奈何。也有人低聲說：“這算什麼世道！老馬家這麼正派的人，怎麼遭到這樣的災禍？……”另有一群人在馬富財大叔的帶動下圍著孫紹山說好話，請他給留下一孔窯讓我們先住下。馬富財大叔說：“孫副官，捉拿馬明方的事咱們繼續辦，這不能耽誤。窯洞麼還請你高抬貴手給他們留一孔，讓他們先住著，你看這一家老少六七口子當下就沒有個停站的地方嘛………”周圍的人齊聲說道：“老馬說的對著哩，給留下一孔，讓人家先住下”。還有人繼續高一聲低一聲地說著“對著哩！給留下一孔”。
“留下一孔。”
“……”
最后孫紹山說：“好吧，看在眾鄉親的分上，就給他們留下一孔，不過你們可要好好幫助政府捉拿馬明方呀！”
“那是一定的，沒有問題。”眾人高一聲低一聲敷衍著。
馬富財大叔又說：“孫副官，你看這大門就不要封了吧？”
“好吧，不封了”
接著，孫紹山又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特地把甲長馬九貴叫到他跟前，說了一陣馬明方的“共產罪行”。末了指著甲長說：“你這當甲長的就要帶領全村人做好防範共產黨的事情，馬明方一有消息就馬上報告政府，捉住馬明方，我們一定有賞。馬明方只有自首投誠，才是惟一出路，不然沒有好下場。”
第二天，孫紹山又在楊家溝開了保甲大會，殺害了共產黨員王仲高。王仲高有個綽號叫“撼不動”，孫紹山把他殺了以後，又在群眾會上狂叫了一陣，謾罵了一頓共產黨，胡說了一氣馬明方的共產罪，末了說：“馬明方至今還不悔過自新，昨天我把他家的門給封了，看他回頭不回頭，他若還不投誠自首，遲早叫我抓住了，王仲高就是他的下場。有人說王仲高'撼不動'，看老子把你撼動撼不動。哼！老子把誰也能撼動。”
這孫紹山曾經參加過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可恥的叛徒，現在又回過頭來殺害共產黨員，實屬可惡。
1933年，明方的岳父羅嘉福替他給一個人送信，路上被瘋狗咬傷，感染了狂犬病，年僅45歲就早早地去世了。內兄羅維慶一次陪明方外出辦事，途中跌了一跤，摔斷一條胳膊，成為終身殘廢。
自從我們家被查封後，哥哥再沒有回來過。 1935年秋季，突然有人來到我們家，交給父親一封信，信是明方兄寫的，主景內容是說：現在國民黨反動派對蘇區的圍剿日趨殘酷，這種局面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改變，你們住在蔣管區，隨時有可能發生意外，從安全方面著想，你們可以來蘇區住一段時間，待家鄉解放後再回去。如同意這樣辦，我設法去接你們。這時我們才知道，明方兄到了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工作。來的這位同志姓李，他把要去的地方，大體有多遠等情況給父親說了一下，父親看了信，聽了他說的情況，頓時亂了方寸，拿不定主意。一大家人，祖祖輩輩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猛然一下子離開去到他鄉異地，對於一個農家來說，確實是件大事，不能不慎重考慮。後來父親又和他的知心好友馬富財大叔商量，富財大叔是父親的同族兄弟，他們交往甚好，遇到什麼事情總是在一起商量，過去在我們家裡有困難的時候，他都積極熱情地幫助解決，經過一番認真細緻的思考，最後還是認為“三十六計走為上”。就在這個時候，堂兄馬玉方也跑來找父親，堅決要和我們一起離開米脂。父親答應了他的要求。
李同志走後，我們就按他說的只能帶一些被褥和隨身穿戴的要求做離家的準備。我們家有三孔窯洞，中間窯有三個倉子，裡面放些糧食，倉子上面放些家具：就在緊靠倉子外沿砌了一堵牆，牆面用泥抹了一下，這個窯洞比其他窯洞明顯的淺了一截子，當時覺得這樣就很安全了，其實這是完全沒有用的。 8月23日李同志又來了，他拿了明方的一封信，要我們一切行動聽從李同志的安排。
那個時候老百姓都住在寨子上，我們家也不能例外，當時叫“上寨子”。因為寨子都修在山頂上，國民黨叫老百姓上寨子，美其名日為了老百姓的安全，其實是害怕共產黨把老百姓“赤化”了，因為寨子上外邊人來往不方便，老百姓就不容易被“赤化”，其實這是枉費心機，以後還不是都“赤化”了嗎？
8月25日這一天，我們家的女人、小孩都沒有上寨子，只是我隨父親和玉方上去應付了一天。 26日下午我就下山了，晚飯後關寨門前父親和玉方兄也陸續下來了。這天晚上我們一家人都聚在一起等候李同志到來。天黑以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睡覺了，李同志他們來了，早就有人在外邊接應，他們來也不要敲門打戶徑直就到家了。他們共來了五個人，因為我們早有準備，他們一來拿起行李就走。李同志對父親說：“讓老媽媽騎著家裡的毛驢走。”同時指著同他一起來的幾個同志說：“行李讓他們幾個背著，其他人走幾步，我們的牲口在村外等著，到那裡就可以騎驢走了。”我們一家人就這樣離開家門起程了。這天晚上送我們走的只有馬富財大叔一個人，父親流著淚依依不捨地同他說著告別的話，他說：“他大叔呀！我們這一去，吉凶禍福還不知道是個啥樣子，家裡這一攤子就全靠你照應了……”大叔說：“二哥！你放心走好了，家裡的事情有我哩，我等著你們回來，你會回來的，……”父親走兩步回頭望一望家門、窯洞，走兩步望一望，也不知望了多少次，直到什麼也望不見了才不再回頭。李同志攙扶著他慢慢走著，同時說：“老人家不要太難過，情況會好的，你們會回來的，你要多保重呀！”母親一聲不吭，只是不停地擦著眼淚，其他的大人們照護著娃娃靜悄悄地走著，到了村口都騎上毛驢，有四個小孩不會騎驢，分別坐在兩個籮馱裡（籮馱是陝北的一種運輸工具，即在兩個半月形圓木的兩端各固定著一個用柳條編成的圓筐，利用兩根圓木的半月形變曲度搭在鞍橋上，讓牲口馱著走，兩邊的筐子可以裝東西，也可以坐人）。我們一家人就這樣背井離鄉踏上了前往蘇區的道路。在萬籟俱寂的茫茫黑夜裡，惟有我們一家人行走在這黃土高原崎嶇的小路上，翻過一架山，越過一道溝，一晚上就這麼不停地走著，走著，天明以後到了綏德李家寨，老李同志說：“咱們已經到蘇區了，大家可以放鬆放鬆，走了一晚上都累了，咱們就在這裡休息。”我們在一家老鄉的窯洞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起程上路，第三天晚飯後李同志說：“咱們明天在這裡住一天，休息一下，下一站要經過折家坪，那裡有敵人的駐軍，晚上才能走”。第二天晚飯後，又等了很長一陣，路上沒有行人了，我們才出發，臨行時李同志說：“咱們走的時候前後照應好，把娃娃照護好，不要說話，盡量不要有響動，悄悄地走”。我們走過一條深溝，又上到山峁上，沿著彎彎曲曲的田間小道走著，走著，忽然間父親騎著驢掉到崖下去了，這一意外情況，使人頓覺十分緊張，李同志當即指派一位同志從父親掉下去的地方溜下去找尋，其他人繼續趕路，走了一會，父親又和我們走到一起來了，原來父親掉下去的地方是大田中間的一個塄坎，所以安然無恙，大家繼續往前走。過了一會，李同志說：“前邊就是敵人的防地，注意不要有響動，盡可能走快一些。”我們都靜悄悄地走著，走著，心裡急切地祈盼著盡快地越過敵人的防地，也不知道走了多長時間，突然聽見老李同志說：“馬老伯！大家可以放心了，咱們已經越過了敵人的防地。”大家頓覺輕鬆，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又走了很長時間，東方已經發亮了，正好到了一個村莊，我們就住下了。此後就是曉行夜宿，於9月初到延川縣永坪鎮，住在棗樹孤老鄉的窯洞裡，這時明方還在外地工作沒有回來。
永坪是去延安、瓦窯堡、延川縣的三岔口。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就在這裡。過了幾天，明方從外地回來，我們一家人就在這裡團聚了。多年了，我們一家人沒有聚在一起好好敘敘家常，今天是離亂後的聚會，更覺親切溫馨。明方一進門，玉方夫婦我們幾個就站起來表示禮貌和親情，他忙做個手勢讓我們坐下，快步走到父母跟前俯身說道：“爸！媽！你們好？一路上累了吧？”父母親幾乎同時說道：“還好，不累……”他又說：“好好歇幾天就好了”然後又向其他人打招呼，問玉方“你現在幾個娃？”玉方笑笑說“兩個”，同時用手指著他們，“這個叫興有四歲，這個叫尚有兩歲。”明方兄隨著他的手指看去，並說：“噢！兩個小子，好嘛”。他又問：“李台，你唸書了沒有？”我說那年在何家岔念了幾個月，後來再沒念。他又看著高台說：“高台的眼睛還是那個樣子？後來再沒治過？”父親說：“咱那個地方沒有人能治這病，以後再說吧。”高台是我三弟，當時八歲，兩歲那年有病，來了個江湖醫生說能治他的病，吃了些藥，病是好了，因為藥量過大，損害了視神經，致使雙目失明。隨後他問：“永寧（馬銳，五歲）認得我不？”永寧只是瞪著一雙大眼睛瞅著他，不吭聲，母親說：“永寧！叫爸爸，這是你爸爸，”她還是不吭聲。接著父親母親、玉方就說起這幾年家裡的事情，從孫紹山怎樣封門，父親和玉方等人被抓起來，關在米脂縣的班房裡，鄉親們怎樣找人營救他們，又說到家裡這幾年遇到這麼多麻煩事，前村後舍的鄉親們如何幫助咱們度過一個個難關，一直說到這次離家來到這裡一路上的風風雨雨。明方只是靜靜地聽著，不時地點點頭，嗯一聲。父親說：“唉！明方！，你說咱這事到底鬧成鬧不成？你在外面鬧了十來年，一家人常為你擔驚受怕，提心吊膽，連個囫圇覺都睡不成，到現在鬧的連個家也沒有了，你說咱還能回去不？”
稍停片刻，明方慢慢地說：“咱們一家人能在這裡團聚，也是一件幸事，家沒了有人就好嘛，當然搬家動戶也是很不容易的，剛到這里人生地不熟，要什麼沒什麼，什麼也不方便，不習慣，困難實在不少，咱們慢慢克服它，住一段時間就會習慣的。逸裡雖然沒有咱們老家好，可孫紹山他們是到不了這裡的，可以放心地睡個囫圇覺，”說得大家都樂了。他接著說：“我給你們說，咱們的事情是會鬧成的，不要擔心，現在沒有家，以後會有的，用不了多長時間，咱們就能回老家了，到時候咱們再建一個家就是了，我們不光是要使咱們自己有個家，還要讓所有的貧苦人和無家可歸的人都有一個安樂幸福的家，到那個時候，大家就都好了。”
在棗樹莊住了不長時間，搬到離永坪有二里路的石油溝。 10月2日紅軍解放了瓦窯堡，10月5日省政府搬到瓦窯堡。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家也搬到瓦窯堡。在這裡住了沒有多久，就傳來了米脂老家的一些消息，國民黨米脂縣政府得知我們一家人都走了，便很快來到我們家裡，把中窯的封牆挖開，挖出糧食，把所有的糧食、家具、壇壇罐罐和窯洞全部賣了個淨光，來了個徹底的掃地出門。父親知道這些情況後，簡直如同五雷轟頂，一下子氣懵了，整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恍恍惚惚，一心想著他省吃儉用辛辛苦苦熬了大半輩子掙下的一份產業，一下子弄得光光的，什麼也沒有了，怎麼也接受不了這個殘酷的事實。一天到晚走進走出，念念叨叨，一會說：“早知道這樣的話，再怎麼也不能出來嘛！”一會兒又說：“要不是明方這樣鬧騰的話，那有這些事情呢？我們不是好好地在家裡過日子嗎？咋現在弄成這個樣子，這是做甚哩？”看他這個著急的樣子，家里人都盡量勸他，有時哥哥回來也勸說一陣，叫他不要著急，事已至此急也沒有用處，還是順其自然保重身體要緊，到那裡說那裡的話嘛，這一說他倒越發地火了，怒氣沖沖地說：“還說甚哩，不是硬叫你折騰成這個樣子的？當初你要不那麼鬧騰，哪會有這些事情呢？”哥哥見他生氣，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此後哥哥每次回來，總要站在門外聽一聽，有幾次他聽見父親正在發火，他就在門外轉一轉又走了。他很理解此時父親的心情，他怕父親看見他會更生氣，他知道這個時候不能讓老人家再受刺激了，只有讓他慢慢適應這個無法躲避的殘酷的現實。由此可見他對老人是何等地的體貼和孝敬。
1935年，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紅軍來到陝北，中央機關於10月30日進駐瓦窯堡。當時已是初冬季節，中央機關的同志還穿著單衣草鞋。省政府機關上上下下忙著接待中央機關的同志，為他們安排吃住，準備衣物和各種日用品，同時還號召群眾捐獻錢物，我們家剛到這裡沒有什麼好捐獻的，就捐了兩條氈子。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蔣介石的圍剿重點也跟著轉到陝北。 1936年調東北軍進駐陝甘就是舉措之一。由於形勢變化，陝北省政府機關於6月間離開瓦窯堡，移駐譚家營（安塞縣境內）。我們家也搬到離譚家營20里路的雷嘴子河。這裡荒地很多，長滿了野草樹木，遍地的枯木朽枝，我們就把它撿來燒飯，省下了買炭的開支。
1936年7月13日，嫂子在這裡生了一個兒子。那個時候生孩子也不進醫院，就在家裡由我母親接生，這個娃生下來是爬著的，母親把他扳過來，於是就給他起名叫手扳，我母親特別愛他，常親呢地叫他手手。手手一出世，兩位老人可高興啦，情緒一下就變好了，家裡的氣氛驟然變得十分活躍有生氣，從此再沒有人提那不愉快的往事，反倒覺得壞事變成了好事，如果當初不來這裡，哪能生此一男兒呢？這個兒子長大起名馬廣。
由於當時形勢在不斷地變化，省政府也隨著形勢不停地轉移。 1937年初，省政府又搬到蟠龍，我們家也搬到離蟠龍十里路的何家峁子。這里地勢比較平坦，山上沒有柴火，可田野裡有很多於牛糞，我們就在田裡撿幹牛糞當柴燒。經過兩年多時間五次搬家的遊蕩生活，到1937年10月又來一次搬家，不過這次同前幾次不一樣，這次是搬回老家，一家人都非常高興，歡歡喜喜地騎著毛驢往米脂走，經過五六天的長途跋涉，於10月29日回到離別26個月的老家，應了兩年前初到永坪時哥哥說過的“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回老家”的話。
老家的三孔窯洞依然如故，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一到家，左鄰右舍的男女老少一下來了許多，不大功夫，房前屋後擠得滿滿的，許多人幫助收拾東西，安排住宿，很快一切都安頓好了。兩年前那個晚上送我們走的馬富財大叔也來了，他和父親一相見，老哥倆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麼好，親熱地拉談著這幾年的變化情況，說東道西都是話題，鬧騰了大半宿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出現了一件沒有想到的事情。這天早飯後，來了一些原來買過我家東西的人，他們把當初所買的東西都原模原樣給我們送來了，而且還很客氣地說：“這些東西過去人家賣哩，我就買了，現在你們回來了，就還給你們，物歸原主嘛！”就這麼陸陸續續送了兩三天，我們家裡的東西基本上全部回來了。這是父母親很滿意的一件事情。
1937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中央決定明方為邊區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由於長期辛勤工作，他積勞成疾，經黨中央批准於1938年2月去蘇聯治病、學習。回國前季米特洛夫接見了他們。 1941年回國，路經新疆，暫住新疆八路軍辦事處。 1942年9月，反動軍閥盛世才捏造所謂“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事件，將我黨在新疆的150餘人全部拘禁，明方和張子意、方志純等人被關在八戶梁。 1943年4月又被投入監獄。面對反動軍閥的野蠻暴行，他義憤填膺強烈抗議，高聲喊道：“共產黨，八路軍抗戰有功，有什麼罪？”話猶未了，即被暴徒們五花大綁推上囚車，150餘人被分別投入迪化（烏魯木齊）市第一、二、四監獄，明方被關在第四監獄。在長達四年的監獄生活中，備受摧殘折磨，吃的是發霉的米，裡面有沙子、老鼠屎，住的地方陰暗潮濕，經受了各種酷刑拷打，監獄的刑法有120多種，如電刑、冰火刑、站炭渣、睡針刺床（把釘子釘在木板上，把衣服扒光，讓他睡在針刺上，獄吏就使勁搖晃木板，使他在木板上滾動），給他手指釘釘子等等等等，他被打得遍體鱗傷，人瘦得皮包骨頭，但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鐵骨錚錚，頂住了威逼利誘，與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他積極同獄中主要領導人張子意、方志純等同志取得聯繫，溝通各獄之間的聯絡，把獄中同志組成一個戰鬥的集體，積極組織和鼓勵獄中同志傳閱秘密傳來的報紙，傳唱《國際歌》、《囚徒歌》以激勵鬥志。當發現監獄裡混進來叛徒時，他及時傳出來有“臭魚”的警告，並組織同志同“臭魚”進行鬥爭，直至把叛徒趕走。敵人妄圖用填寫“志願回家，不跟共產黨走”的表格誘騙他們自首。明方兄面對敵人的卑劣伎倆，揮筆疾書：“信仰共產主義，志願回延安”。氣得敵人目瞪口呆，一籌莫展。在一次審訊時，敵人誣衊八路軍“破壞抗戰，挑動內戰，是土匪！”明方怒不可遏，痛斥敵人：“八路軍在前線堅持抗戰，你們在這里關押殘害八路軍，究竟誰破壞抗戰，誰是土匪？”當即遭到敵人的毒打。他們在獄中進行過兩次絕食鬥爭，每次都堅持到七天七夜。在絕食過程中，敵人強行給他灌食，他咬緊牙關將飯碗打掉。由於大家團結一致，堅決鬥爭，終於迫使敵人基本上答應了他們提出的條件。 1945年《雙十協定》發表後，經過周恩來同志的多次交涉與鬥爭，1946年6月國民黨被迫將新疆監獄中全體同志釋夠回延安。當他們回到延安時，受到了黨中央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熱情歡迎和祝賀。中央辦公廳舉行宴會歡迎他們。 《解放日報》發表歡迎他們勝利歸來的文章說：“活著的堅貞不屈，死了的視死如歸。”明方回延安後任西北局副書記兼中共晉南工委書記。
1946年11月，哥哥與馬淑良結婚，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
1950年10月4月，淑良嫂在西安生了個女兒，取名小芳，她方臉盤，大眼睛，白淨的面孔，看上去很是機靈，十分逗人愛，哥哥嫂嫂喜歡極了，真把她看作掌上明珠。
明方在各方面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事事以身作則，處處為人師表。他不但這樣做，對戰友、親屬子女也是如此。他總是諄諄教導我們，要老老實實地做人，老老實實地做事，一切都要按黨的政策、原則辦事，絕不能搞那些歪門邪道的東西。
1947年明方隨西北局轉移到子洲馬蹄溝。早年曾同明方一起工作過的郭洪緒同志，想讓應徵入伍的兒子回家，請明方幫助解決。明方誠懇而嚴肅地說：“你兒子當了兵，家裡有困難，這個我能理解，但是現在國民黨幾十萬軍隊打進來，咱們沒有自己的武裝能行嗎？現在我叫你兒子離開部隊，那我今後的徵兵工作怎麼做呢？家裡有困難想辦法克服，兵都走了，邊區保不住了，那你的家不是也保不住了嗎？”
1948年冬天，哥哥、嫂嫂和隨行人員乘坐卡車從延安經米脂去晉南工委。這天天氣很冷，到米脂已是下午七點多鐘了，米脂縣委已安排好讓他在米脂休息，可他想趁此機會回家看看父母，又不耽誤明天的活動，飯後稍事休息就騎著牲口上路了，鄉間小道路面很不好，牲口走不快，索性就徒步行走，米脂縣城離我們家有30里路，到家裡已是半夜時分，父母起來做了點家鄉的錢錢飯隨便一吃就休息了。 。哥哥和兩位老人拉話時間很長，睡得很遲，第二天一早起來就又上路了，臨行時隨行人員把明方的一件灰色棉襖搭在馬鞍上，母親說：“明方，把這件棉襖留給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說：“媽，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我爸的棉襖我另想辦法，反正一定讓他穿上就是了。”母親很理解自己的兒子，揮揮手說：“那好，你們走吧。”哥哥、淑良嫂和隨行人員一一向父母親告別離家走了。
1950年父親來西安住了一陣，一天警衛員惠世恩看他有些悶悶不樂，就說：“淑良、正方他們都忙著上班，沒有功夫陪你出去，我今天沒事，咱們出去轉轉。”他讓司機開車去臨潼玩了一趟。此事讓哥哥知道了，把小惠批評了一頓，又對父親說：“在家里呆久了就到附近走一走，沒有什麼要緊事，不要叫他們陪你……”
1952年春天，政治騙子李萬銘拿著偽造的第二野戰軍某領導給明方的信，找到省委要求分配工作，秘書王禮同志請示了明方，他同意王禮的意見，讓民政廳優撫局處理。後來李萬銘的騙局被揭穿，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的《一個大騙局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說：這個騙子的偽造信件，陝西省委秘書王禮應該看出，但是沒有看出，擅自作了處理。明方看後，當即給中央組織部寫信，並轉陝西省委組織部，信中說：“此事王禮同志請示了我，過錯是我的，不應該由王禮同志負責。”王禮同志看後很受感動。
在西北局工作時，開始實行工資制，中央給他定為行政三級調中央工作後，當他看到中央各部負責同志的行政級別比他低時，就主動申請把自己的行政工資級別由三級改為四級。
1954年明方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同時任副部長的還有安子文同志。 1955年底中央決定成立財貿部，他主動向中央寫信，申請到財貿部去工作，他認為安子文同志留在組織部比他更合適。
在那“史無前例”的年代裡，明方兄遭受“四人幫”誣陷，於1967年11月被關押進行所謂“監護審查”。在長達七年之久的監獄生活中，他受盡了摧殘折磨，諸如捆綁吊打、噴氣式、燕兒飛天、拳打胸脯、卡脖子、一日三審的車輪戰、晚上不准睡覺等等，各種非刑拷打無所不用其極。由於長時期的摧殘折磨，他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害，於1973年2月病倒住進工農兵醫院。 9月21日我收到馬銳的電報，得知哥哥病情嚴重，這是自“文革”八年來第一次得知他的消息。這時我正在陝北的黃土高原上接受再教育，我當即就去北京看他，我們已經有十個年頭沒有見面了，不知他被“四人幫”折騰成什麼樣子了，一心只想能夠很快見到他。不料，當我匆匆趕到北京的時候，並不能馬上見到他，還要經過有關部門批准。為辦這樣一個手續就等了三天，到9月25日才被批准，並且規定一共只可探視三次。 26日一大早，戒同馬銳和她丈夫戰式印到了醫院，一位看守人員把我們領到病房，他躺在床上，我們輕步走到床邊，馬銳指著我對他說：“爸！你看誰來了？”我接著說：“認得嗎？”他凝視片刻，驚喜地說：“正方！你來了！誰叫你來的？”同時吃力地往起坐，馬銳趕緊把他扶一扶，我說：“我自己來的。”
“人家批准了？”
“批准了。”
他緊握我的雙手，嘴唇顫抖著淚如泉水般滿臉直淌，這是我第一次見他流淚。當年，他告別親人出生人死鬧革命的時候，沒有流過淚；在敵人監獄裡，遭受嚴刑拷打，他沒有流過淚；妻子、女兒親戚被死神奪去生命的時候，他沒有流過淚；可在新中國成立二十幾年後的今天，他流淚了，可想他的冤情有多麼的深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儘管嘴裡說著“不要難過！不要難過！”眼淚卻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情緒才慢慢平靜下來，開始說些家常話，說了一陣，他一手指著自己掉了一顆門牙的牙床，一手在我的手上寫了一個“打”字，原來牙是被專案組的暴徒們打掉的。我頓覺毛骨悚然，心如刀絞，“四人幫”太殘暴了！
他又說：“我沒有病，只要回到馬銳家裡一個星期就好了。”
他也問了我在“文革”中的情況，我說：“我是三年牛棚生活，四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現在還在接受教育中。”
他還問了我家里和孩子們的情況，我都一一告訴了他。
9月29日，第三次去看他，臨行時我說：“你好好養病，明天我就回去了……。”
他說：“好嘛，回去吧。你們放心，好好工作，不要為我操心，我沒有問題，在新疆我身體受了嚴重損害，我保持了政治上的純潔，沒有給黨中央毛主席丟人，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正確處理的。”我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他一個人被關在一間大約七八平方米的小屋裡，門口有人監視，每次去看他，到大門口，都由看守人員先進去看一看，再出來打招呼，我才能進去。進去以後，再要出來，不論辦什麼事情，都要在房子裡邊敲敲門，看管人員聽到敲門聲，問清緣由，再去外邊察看一番，得到許可，才能出去，因為我沒有在房子裡敲門的習慣，有兩次貿然開門出去，當即遭到看管人員的訓斥。後來我們才明白，這是不讓我們看見其他被關的人，也不准被關的人互相見面。所有被關的人都編了號，一律不准叫名字。有一次明方火了，大聲喊道：“我馬明方不是叛徒，是共產黨！”被看守人員狠狠訓斥了一頓。這哪裡是醫院，比當年在新疆盛世才的監獄裡還不如，坐監獄每天還可以放放風，曬曬太陽，在這個“醫院”裡，一年四季見不到太陽。
明方兄自從患病以來，就在這間小屋裡，整整關了18個月。
在醫院裡，他用顫抖的手，在碎紙片上給周總理寫了一萬多字的申訴信，囑咐馬銳、馬廣把信交給孫維世同志，請她轉交週總理。可是這時孫維世同誌已被“四人幫”殘害離開了人世。這封用血淚寫的信，始終沒有能夠讓總理看到。
後來他的病情逐漸加重，在已經不能行走的時候，還不給最起碼的護理，他只好艱難地爬進爬出，膝蓋磨得傷痕斑斑，血肉模糊。在他彌留之際，還不停地喊著他心愛的小女兒“小芳！小芳！你在哪裡？你怎麼不來看爸爸呀？！”他哪裡知道，他心愛的小芳早已病了，病得連媽媽都不認得了。自從明方兄被監護審查以後，淑良嫂整天被掛牌批鬥，家也被抄了，後來她們母女又被遣送到遼寧農村，接受監督勞動。害病的小芳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更加嚴重，後來雖然多方求醫，已經無法恢復了，一個好端端的聰明伶俐、活潑可愛的姑娘，活活地變成了一個廢人。
由於長期的摧殘迫害，再加上嚴重的疾病得不到治療，明方兄與“四人幫”堅持鬥爭了八年，於1974年8月13日含冤懷憤與世長辭，時年69歲。
1975年9月，中央準備給明方兄開追悼會，同時對他的冤案平反昭雪，通知家屬去北京參加追悼會。會前中央組織部的同志把他的病情給家屬介紹了一下，並且把他的病歷給我們看了，病歷上寫著：“由於肺部感染髮燒而死亡。”用過的藥除了四環素，再沒有任何治療記載。由此可見“四人幫”是何等的惡毒！手段是何等的殘忍！就連這次追悼會也由於“四人幫”的干擾沒有開成。他們這些罪惡行徑，理該昭告天下，讓善良的人們知道世間還有豺狼。
馬明方同志是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中央委員，是我黨久經考驗的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是紅軍時期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陝西省委書記，西北局第三書記，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央財貿部部長，東北局第三書記等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中國人民，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不朽的光輝業績，將與世長存。
今天我們紀念他，應該繼承學習他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無私無畏，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百折不撓的革命鬥爭精神；學習他孜孜不倦刻苦學習，理論聯繫實際，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作風嚴謹，注重效率的工作態度；學習他顧全大局，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勇於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我們要以明方同志的模範行為為榜樣，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努力奮鬥，以慰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