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號囚室的馬明方，本是西北局和東北局書記，他和孟用潛先後被押進什坊院。
劉少奇被指責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頭號的走資派以後，馬明方和孟用潛被整得就更兇了。尤其是馬明方，被折騰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不死不話的樣子，使許多幹部戰士生出惻隱之心。因此，常常偷偷私下議論說，懷疑是叛徒也罷，修正主義也罷，反黨反毛反社會主義也罷，反對“文革”也罷，反對中央“文革”也罷，總之，在中央沒有正式通知之前，大搞刑訊逼供，殘酷的侮辱、毆打，這無論如何不符合黨的一貫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導，這是不人道的。即便是中央給他們定了性，這樣做也是錯誤的，也不是馬列主義的。可是，錯誤的，非馬列的行為，為什麼偏偏在全國風行，如此猖獗呢？
誰也找不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許多人心靈上難免罩上一層模糊的陰影。
我從小沒上過幾年學，大概是由於我很無知，使我對什麼都很好奇，好奇的東西弄不懂，我就難受，寢食不安。記得小時候在村里的一個皮作坊聽“洋戲匣子”，裡邊有人唱，有鑼鼓聲，有“洋人大笑”，我就納悶，那麼個小匣子，比我娘用的針線笸籮大不了多少，裡邊怎麼能裝那麼多人，那麼多東西？那裡頭的人得多小才裝得下？還有鑼鼓呢？放在哪？
我問大人們，他們誰也不給我解釋。我決心看個清楚。有一天，趁沒人，我就用改錐、鉗子，把個神秘的“洋匣子”全打開了，就像大卸八塊一樣。原來里邊既沒人，也沒鑼鼓，只有一堆破銅爛鐵舊螺絲釘，而且老得都長了銹。我在“原來如此”之後，反而更加奇怪了，“這麼多死玩藝怎麼叫喚得這麼響？”
破匣子被我打開了，但想裝上它可就難了，我又怕挨打，又怕人家叫我賠錢，急了一頭大汗，終於是沒有辦法，只好用一張爛羊皮，把這堆破零件蓋上，撒丫子跑了。
從此我也知道了，人原來有這麼大能耐，能耐得使死物說話。
我這種從小對什麼也好奇的劣根性，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到了部隊，劣性不改，於是，有一天我終於對馬明方刨根了。
那是快過年了，在一個吃罷大白蘿蔔餡包子的星期天下午，借查哨的機會，來到馬明方囚室。我像沒事人一樣在屋裡轉了兩圈，然後又像有事人一樣察看一下馬明方有沒有自殺的先兆。這些都做過以後，突然問道：
“你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是修正主義分子，又是出賣革命同志的叛徒嫌疑，你說真話，你究竟是不是，你承認了嗎？”
我雖然是指導員，但畢竟才20多歲，實際上頭腦還很簡單的，我真的自信，他會跟我說心裡話的。
以前馬明方不大愛說話，挨了鬥，挨了打，只是呆呆地在囚室待著，也不像彭德懷、黃克誠等發牢騷、罵街。這次他聽到我的話，似乎想到了什麼，居然慢慢地談開了他的身世，他的經歷，以及和他一塊做地下工作時犧牲的戰友。
他顯得很沉痛，似乎在慢慢的回憶中。過了一會，噓了口氣，慢慢說道：
“27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實行白色恐怖，到處殺共產黨員，他們搞寧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
他說到這裡停了好長時間。我不由得聯想，我們這裡是否也在鬧寧錯搞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呢？不然怎麼進來了這麼多人？
我說：“你那時在做什麼？”
馬明方道：“也像你這麼大歲數，1933年，我在陝北，代理特委書記。大約是7月下旬，我們開了個特委擴大會議，記得參加會的有畢維周、王兆卿、常學恭、崔逢運、馬文瑞等人；後來，常學恭叛變了。會上決定擴大武裝，建立三個支隊，開展游擊區，對抗白色恐怖。會後，特委委員和其他同志到各地傳達會議精神。畢維周等路過鎮川堡，晚上住在區委書記崔明道家裡。不料，有個特務混進黨內，就和一個叫高慶恩的黨員住一個院，這個特務探聽了黨的活動情況和行動踪跡，帶著敵軍先後逮捕了王守義、高慶恩、畢維周、王兆卿、崔明道、高祿孝。敵人對他們六人突擊審訊，嚴刑拷打，威逼利誘，他們都沒有屈服。後來就用烙鐵烙，槓子壓，灌辣椒水，跪火鐵棍，敵人用盡了酷刑，他們六人始終堅貞不屈，沒透露一點秘密。敵人沒有辦法，就在1933年8月3日把他們殺害了。他們臨死時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敵人把他們的屍體拋到了河裡，河水全被血染紅了。他們死得英勇壯烈。以前我很少想起他們，現在蹲了小黑屋，倒常常出現他們的身影，一想起他們，就非常難過，總覺著自己沒做好工作，對不起他們。”
馬明方說到這，不禁流出熱淚，60多歲的老頭子，像個小孩子一樣哭著說道：“可是我還不如他們死了好呢！他們死得壯烈，我死也不怕，受委屈也不怕，可死了算什麼？”
他怕我聽不明白，又說道：
“他們受刑是受的國民黨的刑，我受的刑算是誰的刑呢！我是叛徒，千刀萬剮活該。我不是叛徒，中央也清楚，也早就調查作過結論，馬文瑞他們都是知情人，都可作證……”
我心裡說：你到哪裡去找馬文瑞呢！你找到又有什麼用，馬文瑞他不能自身有保呀！
“那次我沒有被敵人抓住，敵人抓走了王兆卿等幾個同志以。一後，又到處抓我、馬文瑞和常學恭等。那天我們正在一個姓薑的家裡清理文件，敵人偷偷進了村。由於有在門口放哨的薑媽媽報警，我們才逃出村脫了險。我身為特委書記，對六位烈士的死是有責任的，我們防奸不夠，又出了叛徒……”
我看著他那長長的鬍子、憔悴蠟黃的臉和深凹下去的雙眼，有氣無力地勸慰說：
“你要想開點，你看孔原和榮高棠，不管怎麼鬥，堅持活著，而且把自己收拾得乾淨利索，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嗎：留得青山在……只要不是叛徒……”
他像天問，也像自問道：
“可是，我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死又活不成，死又不甘心，想不到到頭來死活都難啊，還不如戰死在沙場呢！”
我想弄個明白，可我越弄越糊塗了。糊塗的問號更鮮明了：政策和策略不是黨的生命嗎？馬明方講的六位先烈所受的刑，他馬明方所受的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前者是國民黨整共產黨，後者又是誰在整誰呢？那革命的人道主義呢？毛主席的話不是說一句頂一萬句嗎？為什麼就不能製止這絕大多數人都感到痛心的法西斯現象呢？
我不知道這根本原因在什麼地方，這問號像千斤土，壓著一個身為看押連隊指導員的沉重的心。
走出馬明方囚室，我不禁想起賀龍的話。
那天賀龍一邊看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邊像自言自語，又像給哨兵說話：
“不對頭啊！這不是洪洞縣里沒好人了嗎？要是都按書上說的去做就好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錯誤的道理都不懂了嗎？命這樣革下去，黨怎麼辦？人民怎麼辦”賀龍的自言自語，也有點像“天問”，問蒼天，問大地，問不出答案。
我不由聯想到，鄧潔被逼得說因出賣共產黨有功晉見過日本天皇，那麼，馬明方這樣被逼下去，可能也會被逼得無中生有地說晉見過希特勒呢！
圍繞著鄧潔和馬明方受殘酷的肉刑，戰士劉桂賢和外號小諸葛的宋根利還進行過一場“地下辯論”。
宋根利說：“要是我，我沒幹，打死也不會說；寧可讓他打死也不會自殺！自殺是軟弱的表現。”劉桂賢說：“不見得，我先把你兩個耳朵提起來，像鄧潔那樣，揪成胖蛤蟆一樣；你試試，我也像專案組和造反派整鄧潔、馬明方一樣全面整整你，到那時叫你怎麼說你就得怎麼說，你小子要不順竿爬，我劉桂賢就姓宋。要說自殺是軟弱的表現，魯迅說過：'你把自殺看得那麼輕易？你也自殺一次試試？'你以為馳騁疆場的羅大將就那麼輕易跳樓自殺？這不是骨頭軟硬問題，這是人受不了侮辱。”
宋根利說：“照你這麼說，過去在敵人監獄里至死不屈的烈士又怎麼解釋？”
劉桂賢說：“過去是過去，那是面對國民黨、日本鬼子、法西斯，死而無憾；現在面對的是共產黨、毛主席。你怎麼把國民黨法西斯和共產黨等同而論？照你這麼說，那光榮呢？英明呢？正確呢？偉大呢？政策呢？誰偷吃了？！”
他倆的辯論被我和老連長撞見，臭罵一頓打住了，老連長說：“不許放屁！”
我也說：“你們聽見了嗎，連長說，不許你們放屁，要著了涼快去暖暖肚子！”
是啊，老連長夠得上愛兵如子了，這樣的“屁”放出來，傳出去，再想收回來就難了，在這種年月，想當個反革命、反黨、反毛分子，只一句話幾個字就綽綽有餘了。
兩個人挨了罵清醒了一點，每人給老連長敬了個禮跑了。
老連長摘下眼鏡，一邊擦一邊對我說：“你這指導員，在上課時該重申一下紀律了，就是：不許放屁！'不許放屁'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然，咱們倆可對不起這些階級小兄弟了，他們好登高爬梯，摔著他們可沒法交待……”
我說：“是啊，我也預感很危險，聽說要換咱們連，可後來又聽說是換下來整訓，再後來又聽說咱們甚至整個中央警衛部隊不得力。”
我們只有拭目以待，聽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