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多年的長期革命鬥爭中，馬明方將他的全部心血，無私地奉獻於黨和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奮不顧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在曲折複雜的鬥爭中，他自己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鍛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養成優良的工作作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馬明方對自己的要求是很嚴格的，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總是嘔心瀝血，晝夜操勞，為黨為人民而戰鬥，而工作。始終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力求把工作做好，做一個夠格的人民勤務員。
1950年1月，他在陝西省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就職典禮的講話中說：“我們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行政人員，是新型的行政人員。新型的行政人員必須要大公無私，不計較個人得失，能夠'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必須能夠'公而忘私'，能夠'甘為孺子牛'。我們如果能夠成為這樣一種行政人員，我們就可以大膽、勇敢，就可以無限量的增強行政效率。就可以朝氣勃勃'如日之初升'就可以頭腦清晰，就可以'日新''又新'，就可以獲得各種智慧而取得勝利，就不會'利令智昏'因而我們就可以獲得千百萬人民的愛戴和擁護，我們就可以永遠和人民堅固的結合在一起，從人民中獲得無窮盡的智慧和力量，我們就不孤單，更不會為人民所拋棄；我們就能和人民一起做好我們應當做好的一切事情，這是我們所應時刻深加警戒並努力以求之的”。這是馬明方的誓詞，也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馬明方的顯著優點和特點之一，就是勤奮學習，不斷進步。他在讀私塾、上小學、上師範學校的時候，就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受到同學和教師的稱讚，打下了相當的文化知識基礎，養成了酷愛學習的習慣，使他不斷進步，不斷獲取精神食糧，成為革命工作的動力。他在綏德師範上學期間，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長期革命鬥爭中，他總是擠出時間，認真的學習黨的理論、黨的政策和各種知識，不斷改造思想，提高認識，充實自己。
1942年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對全黨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馬明方當時雖然在新疆被盛世才軟禁，但他仍然堅持學習了整風文件，並對照檢查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和思想，分清了路線是非，提高了思想覺悟。他是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成員之一，自己努力學習，也指導同志們的學習，被同志們稱讚為學習的榜樣。他後來對熟悉的同志講，他在這次學習中，清算了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增強了對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正確路線的認識，對他後來的工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被關進監獄後，仍然利用一切可能，進行學習，並要求獄中的同志珍惜報紙，珍惜精神食糧。
1946年，他回到延安後，更加如飢似渴地學習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方針、政策，並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他經常講，黨的正確理論、路線、綱領、政策是指引革命走向勝利的燈塔，如果不認真學習、領會和掌握，就必然導致革命遭受挫折和失敗。在解放戰爭期間，他認真學習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報告和指示，在他領導的地區內，在土改工作中，整黨建黨工作和接管城市工作中，都能做出正確的決定，沒有發生大的偏差。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把黨中央關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學習的總綱，反复閱讀有關文件，力求學深吃透，把工作做好。
1951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後，他精心閱讀了每篇，並在《群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勝利的旗幟》的文章，詳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號召全體黨員和乾部開展一個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運動，要求大家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必須是嚴格的、認真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方法，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學習方法。”“必須屁股坐穩，逐句逐段地讀下去；必須有毅力，有恆心，煞費苦功地讀下去；必須開動機器，反复思考，領會其精神實質和相互間的聯繫”，“必須與自己的思想狀況、業務工作結合起來”，“必須與歷史和實際結合起來。”他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完整的、系統的理論科學，對於這種理論科學，只能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絕非僥倖可以獲致的”。他希望大家“經過三五年或五六年的工夫，在這方面做出最好的成績來。”
1959年夏，他帶領中央財貿部的幾位同志，到無錫用三個月的時間，學完蘇聯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邊讀邊議，寫出筆記，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深入地探討，並得出一些精闢的見解。例如關於生產——交換——流通——消費的關係。他多次在財貿工作會議上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提出財貿部門必須從生產出發，支援生產，為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組織安排人民生活，指導人民消費以促進生產，繁榮市場。 《毛澤東選集》四卷出版後，他精讀了全書的每篇，並作了很多筆記。他還購買了全套經史子集和二十四史，經常翻閱，從中吸取有益的知識和歷史經驗。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工作期間，他親自領導學習《關於黨的建設的幾個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強調提出，發揚黨內民主，使黨的生活正常化；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客觀規律，不能以主觀意志辦事。他閱讀了毛澤東推薦的《李固致黃瓊書》、《魏徵傳》、《海瑞傳》，常向周圍的同志們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警言和魏徵、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他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關押折磨期間，仍然帶病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史記》，準備出獄後寫黨史。他的一生，可以說工作與學習相始終，這是難能可貴的。
馬明方不僅自己努力學習，對他領導下的工作人員的學習也是十分關懷的。他在西北工作時期，有一個警衛員惠世恩，原是陝北的一個放羊娃，不識字。他每天教惠世恩認會5個字，每星期考試一次。有一次，考惠世恩寫42個字，7個字不會。馬明方嚴肅地說：“42個字，7個字不會寫，這怎麼行！沒有文化的人，是不能做大事的。”惠世恩不會寫“毛主席萬歲”的歲字，那時用的是繁體字。馬明方就在紙上寫了一個很大的“歲”字，要惠世恩照著寫，惠世恩深受感動，從此努力學習，後來就會看書寫信了，馬明方很高興，獎給惠世恩一支金星牌鋼筆。
馬明方在中央財貿部工作期間，親自組織和領導研究室的同志學習《資本論》。他指出：“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不行的。”
馬明方在東北局工作期間，十分重視在職幹部的學習，指示機關黨委認真組織幹部學習毛澤東著作，並親自作了動員報告，親自參加東北局召開的“毛主席著作學習積極分子會議”，號召大家學習、學習、再學習。並指出：學好用好毛主席著作是我們工作勝利的前提和條件。
馬明方是一個務實的人，腳踏實地，埋頭苦幹，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他為人深沉，平日不多言語，考慮問題深刻，發言、講話，實實在在，不尚空談。凡是聽過或看過馬明方報告或文章的人，都知道馬明方從來不講大話、套話、空話、假話，沒有浮辭濫調，不用華麗辭藻，沒有空乏的議論，不打斷引用“語錄”，二是不是無話，文如其人。馬明方的報告、講話大多都是他親自寫的，後者由他主持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意見，發表自己的簡介，然後由別人寫出初稿，他在通篇加以修改或重寫。他常說：“作報告，寫文章，要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風格。不能吃炒飯、剩飯。”1958年6月，在廣東新慧嫻召開全國財政貿易工作現場會議時，開始由以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代他草擬了一篇報告，洋洋萬言，從理論上闡述“大躍進”、總路線。馬明方看後，覺得議論太多，缺乏實際內容。於是他冒著酷熱，汗流浹背，重新親自寫了一篇報告，講了11個當時工作中急待解決的問題，話都不多，句句有所指。這就是1958年6月23日發表於《人民日報》上的題為《財貿戰線上的職工，鼓足乾勁奮勇前進》的那篇會議總結報告。其中提出許多重要觀點。如：“從生產出發，通過購銷活動，支援和促進生產”，“財貿部門要組織扶助副業生產”，“建立財政”，“開展技術革命”，“建立群眾監督制度”，“培養又紅又專的干部隊伍”等等，都是他聽了與會同志的發言，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來的，對全國財貿部門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去看，仍有現實意義。
馬明方對待工作也是實事求是的。例如，在“大躍進”年代，報紙上常常發表某某地方放了衛星，畝產超萬斤等等，他就不信。他說：“我種過地，每畝增產一二十斤，都要費很大的勁，一要糞多水足，勤鋤多鋤，二要風調雨順。現在即使有了機器耕種，有了化肥，興修了水利，有了優良品種和新技術，也不能一步登天，一下子畝產就增產幾千斤以至萬斤。千萬不可吹牛，自己騙自己。”1958年，他奉中央指示，到陝北視察工作，對於各地群眾反映的砍倒樹木大煉鋼鐵一事，很不贊成。他對糊旨縣委書記說：“陝北沒有大煉鋼鐵條件，弄得不好，恐怕鋼鐵沒煉出來，樹就被砍光了，後果不堪設想。”他對大辦公共食堂也是不贊成的。他到農村調查時，老漢、婆姨向他訴苦說：“老漢沒牙娃娃小，同吃一鍋飯，實在沒辦法。”“冬天冷，缺柴禾，一辦食堂，柴禾歸公了，炕頭燒不熱，怎過冬？”“豬狗連泔水也吃不上了，怎辦？”馬明方回到北京後，如實向譚震林、李先念作了報告，並講了自己的意見。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意見是符合實際的。 1959年3月，馬明方到貴州視察工作時，在遵義縣城看見一家飯館牆上寫著“吃飯不要錢”的標語，當即找縣委財貿部部長說：“在飯館吃飯哪能不要錢？農村吃飯不要錢也未必是長遠之策。”這年九十月間，中央在天津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上，有些同志主張趁窮之勢，過渡到大隊或公社核算。馬明方參加了這次會議，在發言中表示不同意這種意見。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因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而受到批評。馬明方對身邊的同志說：“我沒有看出問題。”所以他在會上發言很少。 1964年，林彪在一次幹部大會上，公開誣衊“朱德有野心”。馬明方憤然作色說：“朱總司令德高望重，哪裡有什麼野心！”
馬明方為人公道正派，忠厚老誠，從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從不邀功諉過。他很少向別人講他過去的艱苦鬥爭的歷史，從不誇耀自己的功績，從不掩飾自己的缺點過錯。 1931年春，他被敵人捉住掙脫後，曾到山西找到劉天章，要求將被捕經過轉告中共陝北特委並被中共山西特委委任為巡視員。在當時白色恐怖下，這是常有的事，但後來他在自傳中檢討了當時去山西是不對的。 1951年春，有個叫“李萬銘”的人偽造第二野戰軍某首長給馬明方的信，要求分配工作，馬明方的秘書王禮請示馬明方如何處理時，馬明方問王禮有何意見，王禮建議交民政廳優撫局處理，馬明方表示同意。 1955年查明此人是個政治騙子，《人民日報》於1956年3月1日發表了《一個大騙局的前前後後》一文，說李萬銘偽造的信件，陝西省委秘書王禮本來應該看出，但沒有看出，擅自作了處理。馬明方看後，向中央組織部寫信作了說明，並轉告陝西省委組織部。信中說：“此事王禮同志請示了我，過錯是我的，不應該由王禮同志負責。”1954年8月馬明方到中央組織部任副部長。他在西北局工作時，行政工資級別被評為三級，但當他得知張鼎丞等同志被評為四級時，就向中央寫報告，請求將自己的級別由三級降為四級。 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中央財貿部對三位同志作了錯誤的批判和紀律處分，一位同志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62年，他與白潛、黃植等同志研究後，對在東北地區工作的同志平反道歉。對在其他地區工作的同志，由白潛寫信說明情況，後來也都平反糾正。馬明方對此事耿耿於懷，認為當時把問題看重了。
馬明方對一起工作的同志是很尊重很關懷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和大家住在一個炕上，經常談心交心，打成一片，被同志們稱之為“老馬”或“馬大哥”。解放以後，他歷任重要領導職務，沒有一點官架子，對待同志推誠相見，暢所欲言。有的同志因病住院時，他常親自去探視，問寒問暖，慰勉有加。
馬明方為人端莊恭謹，嚴肅正直，即使盛夏，衣服也總是穿得整整齊齊，開會時總是坐得端端正正。說話做事，本本分分，不露鋒芒。在工作中，他善於傾聽別人意見，從不自以為是。他在被林彪、江青、康生一夥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時候，還多次向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審訊人員刑訊逼供的惡劣行為，但在當時情況下，未能送到中央。但他並不灰心，堅信終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他還向前往醫院看望他的女兒講了一個謎語：“紅燈籠，綠寶蓋，姐姐提，妹妹愛。”他的女兒猜不出，他意味深長地說：“這是辣椒。謎語有個外殼，把外殼剝去，就露出本質。為人也要像辣椒那樣，越紅越辣，永不變味。”他在臨終之前，還教導兒女說：“一個人不正派，活著沒意思。做人做事，一定要老老實實，一是一，二是二。這是做人的起碼道德。”
馬明方一生艱苦樸素，自奉節約。他吃的基本上是陝北的家常便飯，小米粥、錢錢飯（將黑豆壓扁和小米合煮的一種稀飯）、飴鉻、麵條，逢年過節，吃頓油炸糕。來人待客時才多炒幾個菜。有時，炊事員切白菜，把白菜幫子扔了，他又揀起來說：“這是好東西，過去連這個也吃不上呢！”他平時穿的衣服也平平常常，但整整齊齊，這和他愛好整潔的習慣有關。那時候，用俱全是公家發的，他只有幾個大書箱，在“文革”中全被沒收了，至今沒有下落。他原先是抽旱煙、吸紙菸的，1949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時，看到許多比他年紀大的人不抽煙，就下決心戒掉了。
當然，人無完人，馬明方也不是完人，他有自身的缺點和弱點。正如魯迅說的，完整的蒼蠅終竟是蒼蠅，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林彪、江青、康生一夥“蒼蠅”在馬明方的身邊嗡嗡了一陣，但絲毫無損於他的光輝一生。他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風，是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光輝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