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戈利金不能對滲透問題提供進一步的資料，軍情五處因此陷入了迷津。從一九六六年開始，搜尋可能存在的高層間諜（因為“流暢”委員會認為羅傑·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動被擱置起來，以便集中註意力去獵取中級間諜。漢利的問題一經查實，就失去了明顯的前進目標了。我們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純屬虛構而放棄搜尋中級間諜呢，還是在類似漢利這樣情況的一些人中間繼續尋找嫌疑犯？如果我們假定戈林涅夫斯基關於中級間諜的故事是虛構的話，那麼我們假定的這個圈套是為了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其他中級間諜身上引開呢，還是從高級間諜身上引開？這兩種情況是都存在的呢，還是都不存在？什麼都不干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臘悲劇裡的演員那樣，我們沒有真正的選擇，只得繼續擴大調查範圍，四面出擊。
下面一個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一個性格外向、天資聰穎而又帶點惡作劇式的幽默的官員。史蒂文斯的情況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個比漢利更深的波蘭背景。他有一半的波蘭血統，而且他已爬到了漢利原先的職位上，成為軍情五處波蘭科的頭。在那裡，他對他母親的國家的語言、歷史、文化的廣博知識使得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諷刺意味，或許可以說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談話的官員，也是第一個聽說中級間諜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訪古曾科一樣，這是不是另外一個巧合？
和漢利一樣，史蒂文斯也穿過軍裝，也和克格勃的一個官員有過接觸。這個克格勃官員據戈林涅夫斯基的揭發進行了這次招募活動。漢利和史蒂文斯兩人都參加過一九四五年的加爾各答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史蒂文斯作為軍事翻譯派給斯大林，為他把俄語翻譯成英語，一直到斯大林對他講的俄語中所帶的波蘭口音不滿才把他撤換了下來。
和漢利一樣，史蒂文斯也接受過精神病治療，於是我再一次謹慎地去訪問哈利大街。但是漢利曾把他的職業的性質告訴醫生，而史蒂文斯則從沒有作過有關他在國家安全機關供職的任何暗示。
“我不會想到他有足夠穩定的精神狀態來幹這種工作。”醫生說。
“你覺得他可靠嗎？”我隨便問了一句。
“他非常聰明，”醫生回答說，“但是我認為他的聰明有時會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點'沃爾特·米蒂'，我認為你不能總相信他所說的話。”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懷疑當初是否應該把他招進來。這事看起來很難說清。他是一個很好的官員，對情報機構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歸根到底，仔細審查的話，這個人本來就不應該允許他進情報部門。精神病問題只是全部問題的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擔心的是他的波蘭背景。根據他的工作履歷可以看出，他在官方許可下定期去波蘭度假，並看望他的親屬。他的一個和他關係特別親密的舅舅是波蘭共產黨的積極分子，他們倆還偶爾在倫敦會面。軍情五處通常對那些家庭背景同英國共產黨略有牽扯的申請者一概不予錄用。對於這樣的一個組織，史蒂文斯的案子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而且，像他這樣一個人同中級間諜的調查有聯繫這個事實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為他為了洗刷自己，就必須通過一次徹底的審查來證明他是清白的。而由於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鐵幕後面，進行這樣一次審查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盡力進行一番調查之後，史蒂文斯被召喚來接受審訊。這次審訊由我和帕特里克兩人主持。帕特里克是個獨眼的廓爾喀軍官，是D處三科的審訊員。
自從他第一次聽到戈林涅夫斯基講的關於和波蘭人聯繫的中級間諜的事以後，史蒂文斯就對受傳喚有所預料。他在進攻和防守兩者中變來變去。他神經質地凝視著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他承認這種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有因，並且承認具有他這樣背景的一個人被像軍情五處這樣的組織錄用是件離奇的事。
“我老在想，總有一天人們會記起我是半個波蘭人，”他說，“我想這次審查我是過不了關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說，“不過，如果這可使你寬心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決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瓊斯。”
他明顯覺得，無論審訊如何進行，他是不可能取勝的。和漢利不一樣，他不能指望走過煉獄而不傷筋骨。
三天后的一個上午，他冷峻地走進房間，坐在對著我的那張桌子邊上。
“是我對你說些什麼的時候了，”他說，“我已經決定坦白……”
我給吉姆遞了個眼色，他立刻開始做記錄。這只是個附加的預防措施，因為所有的談話我們都錄了音。
“是的，”他繼續說，“多年來我一直想把這件事對什麼人談談。你是對的……我就是你們正在找的間諜。”
他扭彎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動著，好像在流淚。但這樣只持續了一小會兒，後來他抬起了頭，兩眼直視著我。
“你真是這個意思嗎，格雷格？”我問。
“你們有證人，不是嗎？”
“你知道你必須對處裡有個交待嗎？”
他點點頭。我斜過身去告訴吉姆，讓他去通知局長的安全官湯姆·羅伯茨，並安排特別處立即派人來。史蒂文斯和我相對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問題，剎那間都變得多餘了。
“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說，聲音非常清楚。
我告訴他，在湯姆·羅伯茨到達之前，最好什麼也別說。吉姆·帕特里克回來了，我們悄無聲息地坐了一會。然後，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開始抖動了。有一陣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許會一下子垮下來。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
“該死，”我對自己說，“我應該叫局裡的醫生來守在一邊的。”
接著，他突然爆發出了一陣大笑。
“你們真的相信我說的，是不是？”他說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難堪，只覺得臉上發燒。
“我不太清楚……”
“你們想要一個間諜，是不是？我想我能給你們一個。我知道，我總歸要給開除的。”他說著，突然間滿臉通紅，反正玩笑已經開過了。
“我想我們不應該在這兒討論這種事情，”我回答說，“湯姆·羅伯茨馬上就要來這兒，你可以向瓊斯解釋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況來看，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現在正在試圖撤回它）。我覺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這只是個惡作劇。可是他幹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這場調查中倖存下來的機會幾乎肯定是失去了。
瓊斯聽到此事後感到震驚。他是個律師，一向對軍情五處處理問題的圓熟手段十分稱頌。
“你認為怎麼樣？”當我回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問我，“是假供還是後來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觀點，”我回答說，“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為從一開始我就認為這個中級間諜的指控純屬捏造。我只認為他神經有點不正常……”
瓊斯咕嚕了一聲。對於他這樣一個穩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總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認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訴他我們在審訊前核對過錄音。
“我甚至也讓史蒂文斯核對過譯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這樣說的。”
“別指望我們再留用他了，”他咬著煙斗自言自語地說，“這個人顯然精神不健全。波蘭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這種事情要是上了報的話……”
他揮了揮手讓我離開。
不到一個小時，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職了。他和瓊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鐘，然後湯姆·羅伯茨把他帶到了萊肯菲爾德大樓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連他的辦公桌也沒來得及清理。
幾天以後，阿瑟來看我。自從他到軍情六處後，我們難得見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懷過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們過去在D處是好朋友，並且因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長許多，因此史蒂文斯對他幾乎是懷著一種父親般的感情。
“你們非得要這樣做嗎？”他問我。
我對他講了關於中級間諜、撤回供詞以及困擾著我們大家的種種混亂和懷疑。
“我們還能幹什麼呢？”我問，“我們怎麼能叫白廳去搞他們的審查，而對我們自己的問題卻視而不見呢？”
“我們大家都中邪了。”他輕聲說。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離職使辦公室籠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陰影之中。他是個受歡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責備。除了一小部分高級官員外，沒有人知道導致對史蒂文斯的調查的前因後果、懷疑軍情五處高層滲透的漫長歷史、布倫特的供認、“流暢”指向羅傑·霍利斯爵士的結論的可怕秘密、以及獵捕中級間諜等等。
流言開始在局里傳播，說是D處三科正在進行一種內部的審查清洗，像史蒂文斯這一類官員正是這種清洗的犧牲品，還有人把這稱為蓋世太保。一些年輕的職員開始在飯廳裡迴避我。同我的許多同事間的隨便交談也越來越少。我們這些和搞滲透問題有關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們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軍情六處，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後，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領導人克利斯托弗·菲爾波茨負責反間諜處的工作，那正是“流暢”計劃出台的時候。菲爾波茨大體上具有那種傳統英國情報機構裡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個有魅力的舊軍人，喜歡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圍巾和領花。他是個嚴於紀律的人，認為在菲爾比叛逃後，軍情六處的奧吉亞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掃。儘管狄克·懷特盡了最大努力，軍情六處還仍然處在由菲爾比、蘇伊士運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創傷的恢復當中。要在機構內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對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員作一番徹底的審查。那些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他們的背景情況的人必須離開，這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懷疑最終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菲爾波茨毫無保留地支持“流暢”行動，在“世紀大廈”內部積極實施自己的審查計劃。至少有八個高級官員在菲爾波茨上台後被迫辭職。比如說，有一個官員的被迫辭職，是因為他和麗棋·弗里德曼保持著長期的曖昧關係被發現，而又從來沒有對局裡說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爾比成為蘇聯間諜的。另一個被迫辭職的高級官員是由於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過共產黨。還有幾個曾經上過三軍語言學院的高級官員，也因為無法把自己的來歷交待得前後一致而決定離開。甚至尼古拉·埃利奧特也受到了審查，因為在他最後去貝魯特索取菲爾比的供詞前，他一直是菲爾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爾比曾設法從他那兒得到情報。但是經過長時期的審訊之後，埃利奧特向他的審訊人阿瑟·馬丁證實了他的清白。
沒有一樁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為情報部門中正常的審查規章在那麼長的時間裡被棄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諸實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們把對軍情六處內部清洗的罪名歸在軍情五處，特別是歸在像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和我這樣的人頭上，許多人覺得軍情五處借了菲爾比叛逃事件來算舊賬。
自從我審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後，我在軍情六處的某些部門內就不受歡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軍情六處那班老將結下不解之仇的還是埃利斯的案子，而這冤仇恰好是我獲得成就的標誌。
同菲爾比案件一樣，埃利斯案件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造成了長時間的摩擦。它一開始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的叛逃引起的。當時軍情五處著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爾特·克里維茨基提供的情報。克里維茨基的情報中有關於一個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爾·馮·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況。克里維茨基宣稱：彼得洛夫在戰前曾是格魯烏第四局的一個重要的諜報人員，在英國和德國都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他在這兩個國家活動，並作為雙重間諜同時為德國和俄國服務。
軍情五處對找出誰是那些情報的供應者產生了興趣。因此，他們研究了馮·彼得洛夫的檔案，並發現了一些戰爭結束時德國情報局官員所作的一些情況匯報。德國情報局官員證實了彼得洛夫作為他們的間諜受著他們的管轄，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樣為俄國人工作。有幾份報告提到馮·彼得洛夫在英國情報機關里有個內線，此人得到我們的作戰指令及重大行動的細節，如我們對連接希特勒和他駐倫敦大使里賓特洛甫的秘密電話的竊聽情況。有一個德國情報局官員甚至記得彼得洛夫的那個內線的名字，他是一個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亞人，一個出色的語言學家，有一個俄國妻子。
查爾斯·“迪基”·埃利斯當時是軍情六處的一個高級官員，剛從軍情六處遠東事務負責人升任為負責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動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軍情六處，當時，他以巴黎為基地，負責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間諜。就在這期間，他招募了一個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間諜。
戰前的白俄流亡者社會是一幫靠不住的保皇黨人聚成的烏合之眾。當軍情五處提出對埃利斯的懷疑時，軍情六處否定了他是個間諜的任何可能性。他們堅持說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為保護他自己而撒謊。無論如何，埃利斯是自願選擇提前退休並打算返回澳大利亞去的。由於對菲爾比的懷疑逐漸增多，軍情五處和六處之間的關係已緊張到瀕於破裂。新任軍情五處局長的狄克·懷特，為了不再激化這種緊張關係，同意擱置埃利斯案件。於是這個案子就放在了檔案室變黴，直到我接手D處三科的工作為止。
在菲爾波茨當上了反間諜處的頭之後，我以一個“流暢”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問他是否打算支持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聯合調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終了結。他去找了懷特，懷特表示同意。於是，我就和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一個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輕反間諜官員一道開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難，是要想法確定他是為德國人工作還是為俄國人工作，或者是同時為兩國工作。早些時候，當我們追踪戰前竊聽希特勒同里賓特洛甫之間通話行動的記錄時，我們證實了德國情報局官員所敘述的故事。當時負責整理竊聽記錄的官員就是埃利斯。問題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報時，是否知道他是一個俄國間諜，還是以為他只是為德國人工作。
最初使我確信埃利斯始終是個俄國間諜的，是德國情報局官員分發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談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國情報機構裡的內線是埃利斯上尉。這份報告照常規送給了反間諜處的金·菲爾比。他在頁邊的空白處草草地寫下：“這個埃利斯是誰？NFA。”意思是“到此為止”，然後把它埋進了檔案夾。當時埃利斯的辦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幾個門。依我看，一向目光銳利的菲爾比發生這樣的疏忽，是最值得懷疑的。
在菲爾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經歷之間存在著許多有趣的聯繫，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爾比受到懷疑後的一年內，埃利斯申請由於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亞，擔任了澳大利亞秘密情報處——澳大利亞收集海外情報的機構——的顧問。一個澳大利亞人向他匯報，貝利亞的親信弗拉基米爾·彼得洛夫選擇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運氣，即將叛逃。一聽到這消息，埃利斯幾乎是立刻返回英國並和金·菲爾比接頭，儘管莫里斯·奧德菲爾德特別警告他不要這樣做。沒有人知道他們討論了些什麼。但從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亞受到了懷疑。當他覺察到他在蘇聯大使館的保險箱讓人撬開過之後，他立即把他預定叛逃的時間提前。在莫斯科派來的那兩個克格勃壯漢帶他回國的前兩小時，他機警地逃脫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離開澳大利亞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總是設想，他認為那個即將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個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馮·彼得洛夫，而後者知道他叛變的秘密。
我們查看了他的戰時檔案。他在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裡被稱為“無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國的“維諾納”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蘇聯操縱著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內部的一幫間諜。但儘管我們絞盡腦汁地試著把埃利斯和每一個代號對號，也始終無法確定他到底是哪一個。
我進一步回溯到戰前時期，搜尋埃利斯和蘇聯來往的更確切的線索。當時我正在研究戰前時期，把它作為D處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讀了伊麗莎白·普里茨基的自傳《我們的自己人》。這本書寫了她作為盧德維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經歷。盧德維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納斯·頓斯，是“偉大的非法者”集團中的一員。他曾在蘇聯格魯烏四局的指揮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過，在他拒絕前往莫斯科並且叛逃後被暗殺。我第一次讀這部書時用的是英文譯本，但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譯本上沒有出現的一段很不尋常的敘述。伊麗莎白·普里茨基說，在二十年代末期，盧德維克有一個位居英國情報部門上層的間諜。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訪普里茨基夫人。這位相當厲害的夫人，對關於她丈夫過去事情的回憶持相當謹慎的態度，並且，對所有西方帝國主義的間諜都心存懷疑。我繞著圈子說了一通之後，提起了她書中的那一段話。我壯著膽試探地說，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錯了，大概這個間諜是菲爾比吧？她變得相當惱火，吵吵嚷嚷地說我無知。
“那不是菲爾比，”她急促不安地說，“盧德維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間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揮過這個間諜，那時菲爾比還在軍校唸書呢！”
“你能認出這個人嗎？”我問道，掩飾著我的興奮。
她開始推諉。她對我說，她現在仍然忠實於“自己人”，決不會告密。
“哦不，”我告訴她，“不是那麼回事，我們需要了解這事只是為了充實檔案。”
我從公文包裡拿出二十張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張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認識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她對我說，“但我肯定這是個熟人。”
我乘公共汽車離開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見一個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蘭人亨利·皮克的遺漏。亨利·皮克曾以一個蘇聯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動，戰前在英國招募了幾個間諜，其中包括在英國外交部擔任譯電員的約翰·赫伯特·金。伊麗莎白·普里茨基提議我去拜訪皮克太太，或許皮克太太能對她挑選出來的照片提供一點新情況。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屬於同一類型，並且顯然對我的倉促來訪已有戒備。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絕說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條線索了。伊麗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書中談到理查德·佐爾格在二十年代末到達英國的情況。佐爾格是蘇聯“非法者”的一個重要人物。二次大戰期間，他在中國和日本建立了一個歷史上最重要的間諜網，那次去英國的使命是非常危險的。但是她告訴我，她不知道更詳細的情況，並且明顯地試圖阻止我去訪問佐爾格的遺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紐約附近一所女子學校裡。我打電報給軍情六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史蒂芬·莫布雷，請他去拜訪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爾格雖給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後的一塊，但卻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畫面。她確實記得佐爾格的使命，說他是去同一個非常重要的間諜會面的，雖然她對這個間諜的身份一無所知。她回憶起了一個片斷——一次在倫敦的一個街角的會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個間諜會面，但是里基讓她遠遠地站在後面掩護他，以免遇上麻煩。那麼她能不能認出這個人呢？史蒂芬問她。她曾見過這個人，但沒有看得很清楚。他給了她那些照片。
“這個人看上去眼熟，”她說，“但我不能斷定，畢竟是過去那麼多年的事了。”
這張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後，我們審訊了埃利斯。他已經老了，聲稱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溫和的方式進行這次審訊。好幾天，埃利斯否認一切，大吵大鬧，指責所有這一切都出於同事間的嫉妒。但是，當我們拿出證據——德國情報局官員的報告和竊聽電話和訓誡章程時，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後，他回到了設在老國防部地下室、被稱為055號房間的審訊室，手裡拿著一份打好的文件。它類似於一份供詞。他聲稱他是早年在軍情六處供職時被捲進去的，他當時在既沒有受訓又沒有錢的情況下給派出去幹外勤的。為能夠得到更多的情報作為交換，他開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齊蘭斯基提供關於軍情六處工作計劃的零碎消息。而齊蘭斯基同馮·彼得洛夫有聯繫。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不久，他就受到了訛詐。他說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錢，所以他同意向齊蘭斯基提供更多的情報。
埃利斯的供詞避開鋒芒，小心仔細地掩飾了實質性問題，諸如他送了哪些情報，送到哪裡去了等等，因此，在審訊中我們要求他說清楚這些事情。他承認曾送出英國情報機構作戰指令計劃的詳細內容，並洩露過竊聽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之間專線電話的情報，儘管他知道這些材料將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國。 （德國情報局的情報，一部分是來自史蒂文斯和貝斯特。他們在荷德邊境中了蓋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國抓獲。我們一直到戰後才能同他們談話。他們在接受審訊時說，他們非常奇怪德國情報局怎麼會對軍情六處的情況知道得那麼多。）我們問埃利斯什麼時候中斷和白俄流亡者的聯繫的，他承認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戰爆發後。
埃利斯是個貪財而狡詐的人。他坐在那裡，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蒼白，大腹便便，但我從沒有聽到過他表示一點歉疚。我能夠理解一個人可以為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而選擇蘇聯，但無法理解他在戰爭期間居然為了幾英鎊小錢而把自己的同事出賣給德國人。我告訴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間給抓獲的，他早就被絞死了。
埃利斯顯然以為審訊已告結束，但實際上還剛剛開始。我說，我們要知道有關他和蘇聯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們面前搖晃了一下，然後發起反擊。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和共產黨……”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們引導他回顧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亞之旅，他倉促返回倫敦，以及這些活動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時間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認，甚至在有關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動的謊話被一再戳穿時也是如此。同樣，我們對他說可以免於起訴，但也不能使他改變主意。儘管這樣，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國人有關係。
邦尼·潘切夫和我寫了此案的結案報告。我們的結論是，依我們看，埃利斯肯定為德國人做過間諜工作，包括在大戰期間；同時我們還相信，他還在一個長時期中充當俄國情報機構的間諜，直到他被從接近秘密的崗位上調離。克里斯托弗·菲爾波茨毫無保留地批准了這個報告，並把它提交給了狄克·懷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奧德菲爾德。
奧德菲爾德是個靦腆的好人，深諳反間諜工作的原理，但卻缺乏對人的品質的判斷力。起初他懷疑埃利斯的供認的真實性，直到最後潘切夫給他放了審訊時關鍵對話的錄音他才相信。儘管我們揭露了一個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時覺得好像受到責備的反倒是我。奧德菲爾德鄙視因菲爾波茨搞的審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氣氛，竭力敦促狄克改變主意。埃利斯已經供認，這個事實看起來根本沒有觸動他的思想。對他來說，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對調查的氣候有了轉變。我急切地想使“流暢”的某些結論在兩個情報機構內部得到更廣泛地傳播。我確信，這是我們能夠重新統一意見，繼續工作的唯一辦法。在當時，人們根本不了解這些案件。在他們眼裡，我們的活動就好像盲目的麥卡錫主義。 D處三科成瞭如此龐大的部門，包括了“流暢”和D處三科對三十年代的研究課題。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級官員對它在取得人力物力來源的優先地位產生了不滿。因為他們無從判斷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的重要性。這種不滿日益增長，他們指責我懷疑每一個人。如果這種攻擊是公開的，瓊斯則出面為我辯護。有一次他轉過身來對攻擊我的人說：“彼得的工作就是懷疑。”像安格爾頓一樣，我意識到我的仇敵正在成倍地增長著。這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感覺。在當了多年的獵手之後，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獵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寧代爾文官學院舉行的由軍情五處高級官員參加的年會上，積聚起來的怨忿終於爆發了。許多官員對我，對D處一科（調查）的有關人員，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發起了兇猛的攻擊。他們質問，D處三科幹過點什麼好事？他們說懷疑的空氣破壞了同事之間相互信任的紐帶。他們說無辜的人在受苦。
“誰是無辜的人？”我說，“那是撒謊。誰？你們說出名字來！”
我的手腳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說多了，又不能說少了。我只得強調我們所做的有關案子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經瓊斯親自批准的，以此來保護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對他們把追查滲透問題的歷史過程解釋清楚，他們是不可能理解的。
後來，我籲請瓊斯根據“流暢”的估計發一個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級情報官散發的綱要，其內容是：大戰以來對滲透問題不斷發生的指控；將這些指控和某個已知間諜（無論他在哪裡）對號；指出至今仍有大量無法解釋的指控。瓊斯甚至連想都不想就把它否決了。
“如果我這樣做，彼得，”他說，“那會毀掉我們的，我們將再也不能恢復了。”
“但是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倫特是間諜。如果不告訴他們某些事情，他們又怎麼能夠同情和支持我們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說，“沒有人知道還更好些。”
“可是我們怎麼開展工作？”我問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來我們情報部門工作。他們聽錄音，看工作檔案。但是他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而這又是我們這裡最重要的課題。你怎麼能指望他們靠謊言過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對它，否則你也無法去幹這個工作。應該向人們說明情況，解釋清楚我們的工作來由。對他們說：'瞧，有這麼多缺口，這就是我們要繼續工作的原因。'”
瓊斯根本聽不進去。他有時會像這樣固執，雖然並不總是這樣，但這一次確實無法通融。
最後我問他：“那我怎麼辦？面對這樣的敵意，我怎麼在這兒繼續幹下去？”
瓊斯突然變得冷酷：“這就是你坐在那裡評判別人的是非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九六八年，漢利的問題澄清後，他被任命為反間諜處的處長。自從上一年那件傷感情的事件之後，漢利和我幾乎不說話。他雖然從沒說起過，但是我能看出他為我作出調查他的決定而責怪我。他一上台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起初是公開地給我難堪。
“哦，彼得，”他用一種嘲弄的口吻說，“又來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論。”
但是後來他的攻擊越來越劇烈。他開始處心積慮地把人力和物力從D處三科調開。開始時我被迫反擊，到瓊斯那裡去告狀，把人重新要回來。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這樣鬥。 D處三科的研究任務行將結束。唯有高層滲透問題懸而未決，擱在一邊已經三年多了，而且沒有跡象表明要重整此案。連年的緊張工作損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該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愛好——務農。
我決定在我退卻之前至少應該和漢利來一次正面交鋒。我去見他，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麼要想方設法把我擠走。他聲明不存在故意為難的問題。只是因為D處三科太龐大了，並且指責你們的呼聲也在日益高漲，說你們忽視了像對大臣的安全狀況作出估價這一類雖不起眼，但又相當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給我一個人來做這些案頭工作吧。”
但漢利卻拒絕了。
“我知道我是個蹩腳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認，“但是你能肯定這樣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你忌恨這類工作嗎？”
他的臉唰的一下紅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但是否認個人經歷影響了他的判斷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幹的吧？”我說，“你看過那份檔案沒有？”
窗紙給捅破了。我回到辦公室找出調查哈里特案件的檔案，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漢利看：“流暢”報告引起的對中級間諜的搜捕；獵取高層間諜一案的擱置；D處三科的調查；沃森和普羅克特案件；有關的調查；訪問他的精神病醫生等等。
“真沒想到，”他一邊翻看這些檔案一邊說。
“我們這些人只是受命幹這種骯髒的工作，”我滿腹酸楚地對他說，“如今事兒快乾完了，他們卻想把當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們，忘掉我們做過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機密的沉重負擔只由區區幾個人肩負著，這件事給了漢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識到他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而且他對D處僅有的知識還是出自他五十年代處理波蘭事務的那段經歷。為了把D處的工作搞好，必須有人給他指點。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明了他面臨的問題。他非常直率，我為此而敬重他。他還是想要拆散D處三科。他對我說，D處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時，他正計劃全面改組D處，無論如何，他要我當他的有關此項工作的私人顧問。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觸處裡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來所熟悉的情況給予他指導。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D處。正如狄克·懷特找我談話時所約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會被調來調去，每過一年，從一個部門換到另一個部門。 D處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個案子和卷宗，漢利的提議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滲透的問題仍然還懸在那兒。
我說道：“誰來繼續幹這工作？我們不能讓這件事再滑過去了。否則，其它拖下來的未結案件會堆積起來的。”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需要某種正式的機制來通盤考慮內部滲透問題。六十年代的問題是局裡沒有一個部門負責調查有關滲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臨時性的處理。 “流暢”沒有正式的地位，只是個工作小組。這項工作交由D處一科（調查）來做並不合適，因為他們的本職工作是調查發生在情報部門外部的滲透。正是由於缺乏這樣一個正式機制，才導致了局裡出現指責“蓋世太保”的情況。人們認為我們是在正常渠道之外進行調查活動，在軍情五處這樣一個等級意識濃厚的機構中，這自然是個大問題。有一個適當的部門專門從事這項工作，人們就會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這項工作的。換句話說，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還考慮了另外一個問題。我了解到，要使高層滲透的問題得到解決，只有讓新人來著手對這個問題進行處理。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個課題變得和某些個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們被看成是心懷惡意的偏執狂，除了認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釋。我竭力遊說漢利和瓊斯，說服他們建立這樣一個部門，在給這個部門配備的人員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關的人，也不要與十年間的可怕事件有關的人。
漢利表示懷疑，但是瓊斯馬上接受了這個想法並勸說漢利把它合併入他的計劃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組完成了。 D處變成了K處，K處分成兩個單位：KX，處理所有的調查工作，上頭有自己的領導；KY，負責作戰指令和行動，也有它自己的領導。 KX合併了D處一科（調查）和老D處三科的大部分，由三個科組成：K處一科和K處二科，即蘇聯和衛星調查科；K處三科，是從原D處三科分出來的研究科室，為調查科服務；另外還設了一個新單位即K處七科，專門負責調查對英國情報機關滲透的指控。 KY包括K處四科，即作戰指令科；K處五科，即指揮間諜和行動科；K處六科，負責安全情況估計和彙編專家記錄、部長級匯報、特種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記錄等，這項工作由我原來管轄的D處三科負責。
鄧肯·瓦格是K處七科的第一任科長。他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一個敏銳的、頭腦冷靜的官員。他善於辭令，一旦他想法形成，總能辯得讓人對他的建議心悅誠服。在十年前他在聽了霍頓妻子的怨訴後為霍頓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錯誤而使事業受挫，但是靠了踏實艱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轄屬的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組裡的工作，他贏得了重要機會，即這次到K處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約翰·戴的剛強的前海軍軍官。我極力提議，在此以前曾同滲透問題有牽連的人一律不得在K處七科工作。
我和鄧肯·瓦格會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險箱里和“流暢”有關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給他。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調查霍利斯的背景情況的全部記錄；我對朗斯代爾案件的分析；有關中級間諜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資料。僅僅當他接過這些東西時，我才意識到：在那過去的年月裡，這些小小的綠色的帶有號碼鎖的箱子曾經是我的多麼沉重的負擔。
我說：“現在都歸你了，謝天謝地！”
開頭幾天，我極少過問K處七科的事情。鄧肯·瓦格和約翰·戴兩人也不想讓我站在旁邊，怕這樣會給他們自己的行動自由和聲譽造成損害。我理解他們，我把約翰·戴介紹給了布倫特，並且再一次談起為什麼一九四五年俄國人允許他離開軍情五處的整個問題。布倫特總覺得這個事情有點奇怪。
“我想如果他們逼迫我的話，也許我會繼續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時間。我熱愛我的工作，敬重蓋伊·利德爾和狄克·懷特。同時我希望還能再搞我的藝術……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我這樣做。”
對於是否有人代替他在軍情五處的位置這個問題，布倫特提不出什麼線索，儘管他知道這正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我給他看了上面有八個匿名的“維諾納”電文，但他一點也看不出其中的含義。他提供的僅有的零星片斷是他和蓋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爾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午餐會。這很顯然是另外的一次碰頭會。但是有關蓋伊是否實際上進行了聯繫，布倫特說他不知道。過了一段時間，我聽說約翰·戴最後審訊了米切爾。他們很滿意他被證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測的那樣，矛頭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聽到什麼消息。有一天，約翰·戴跑來見我。他帶來了K處七科有關高層滲透的第一份報告。報告明確地得出結論說，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議立即對他進行調查和審訊。
“過去我一直以為你是捕風捉影。”我讀完報告後，約翰·戴說，“但是我要告訴你，現在我認為你一直是對的。”
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對我，對瓊斯，或是對那個悄然安居在加爾各特的薩默塞特別墅度過他的退休生活的、穿著黑色衣服打高爾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