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利身材高大，紅光滿面，表面上盛氣凌人，內心卻隱匿著靦腆。他自從一九六〇年被提拔為C處的處長後就被人看作是一個潛在的局長。他年齡適當，四十多歲，有一個反應敏捷的文職人員的頭腦，因而博得了白廳對他的喜愛。此外他還有一副粗擴的軍人外表，這使得他在軍情五處的委員會中具有一定的聲望。 “哈里特”調查出現時，他正是王儲——肯定接替將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瓊斯。
對一個同事進行調查總是痛苦的，對霍利斯和米切爾則又不同，他們是遠離著的人物，對他們的懷疑加重時，他們已接近退休。可漢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們是同時代的人，雖然並沒有想入非非地想成為朋友，可我們一起在各種委員會中和諧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業擺在他面前，而他的未來卻在我的手裡。
帕特里克·斯圖爾特，D處一科（調查科）和我共同進行了調查。第一個任務是建立一個有關漢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們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後來的事業。對幾十個認識他的人都進行了採訪，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審查為藉口來完成的。
“哈里特”這件事最難的方面是，調查很快就揭示出，漢利在他的父母親的婚姻關係破裂後有過一個痛苦的童年。他的心靈烙上了強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療。從他的履歷看出，他當時是軍情五處的一個年輕的官員。這件事漢利在當時就告訴了安全局。
漢利找過精神病醫生，這本身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軍情五處的許多高級官員在他們的生涯中曾以各種方式徵得意見以幫助他們自己承受起職業機密的負擔。但我們的調查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漢利的舊創傷，也許它們能暴露出漢利從事間諜活動的動機。瓊斯、斯圖爾特和我討論了這個問題。瓊斯以個人的名義給漢利的精神病醫生寫了一封信，請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萊大街去拜訪了這位精神病醫生。他知道漢利的職業，毫不猶豫地宣稱漢利具有堅定強健的個性，並懂得瞭如何對付他早年的無能。我問他是否設想一下漢利是個間諜。
“絕對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說。
在漢利的早期生活當中，沒有任何當過間諜的跡象。大戰前，他在牛津是一個聰明而稍為左傾的學生楷模。戰爭爆發後為了拿學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後他參加了國內防禦部隊的一個探照燈團，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它並沒有使像漢利這樣才華橫溢的人大材小用。當時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有自尋煩惱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負。
他的生活當中引起我們感興趣的第一點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進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俄語速成班的決定。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戈利金都讓我們了解到這個學校是克格勃的一個招募場所（但根據我們的情報來源，並沒有一點點證據能證明漢利曾與他們有牽連）。俄語課使漢利第一次接觸俄國人。從那以後，他的經歷似乎不可思議地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達佩斯與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一起為盟軍聯合情報委員會工作過。這個克格勃官員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個招募中級間諜的人。後來，漢利回到倫敦，擔任了國防部與蘇聯武官之間的聯絡官，主要處理回國人員問題。在這段時間裡，他開始與軍情五處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後向軍情五處提出申請找個正式的位置，以後便作為俄國事務的研究官員加入了軍情五處。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編排“紅色樂團”間諜的索引。幾十年後，我才發現這些索引對我們D處三科的工作是多麼寶貴。
不到兩年，漢利被調到波蘭科（D處二科），他的事業騰飛了。他先到香港去了兩年半，後來又回到E處（殖民地事務處），以後又當了D處二科的科長，一九六〇年他作為C處的處長成了委員會的成員。他的事業出現了一個上升的勢頭，然而他的背景上卻有一個可能是間諜的剖面。這個遭受過童年苦難並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嶄露頭角的微妙時期，連續不斷地同俄國人接觸。也許他像布萊克一樣好鬥，俄國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著的仇恨情緒，直到這些情緒被激發成叛變行為。
問題在於，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這回事，儘管在紙上談起來好像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這與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們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紙上看起來卻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就漢利而言，“好鬥”這種理論有些過了頭。從他開始在軍情五處幹事業時，就被人們看作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儘管他的舉止常常很嚇人，但他的同級和上級都對他有很好的評價。他結婚後與妻子保持著一種親密而忠誠的關係。最後還有這個精神病醫生的證明。
間諜活動是一種幾乎不留證據的犯罪行為，因此不管是好是壞，直覺總是在成功的偵破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一個反間諜官員在碰到疑點時，往往需要掌握一個背景，一條線索和一系列巧合，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甚至像狄克·懷特曾說過的那樣，會導致上帝顯靈——即把各種事實匯集到一個結論上的時刻。可是漢利的線索把我們引向這一條路上，而直覺卻把我們引向另一條路上。解決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審訊。我們於是向瓊斯提交了報告。他同意了。
提到審問，大多數人的想像應是明亮的燈光下的殘酷場面：穿著襯衫的人們正用進攻性很強的問題折磨著一名被剝奪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後崩潰，倒在地板上飲淚，然後承認事實。實際生活當中的審訊要平常得多。軍情五處的審訊是很有步驟的，通常在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之間進行。中間有休息時間吃飯。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間諜會坦白？秘密就在於要以優勢壓倒你桌子對面坐著的那個人。這是斯卡登作為一個審訊員的成功之秘訣。儘管我們在若干年後嘲笑他為我們後來知道是間諜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倫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團”成員卻真正地害怕他。當然，他在審訊室的優勢並不是基於智力或體力，而主要是由於阿瑟·馬丁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提供給他的情況匯報，使像富克斯那類人相信斯卡登對他們的了解勝過他們對自己的了解。不僅是情況匯報幫助了斯卡登，監聽技術也同樣幫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當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無辜的，直到他們指出富克斯在說謊。這個信息使斯卡登擊敗了富克斯，當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舉止上，集中體現了通情達理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價值——午茶和花邊窗簾——以至於那些被他審問的人不可能把他視為資本主義罪惡的代表，因而他們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漢利是個間諜，這一切對他都不生效。他是一個內行，他太熟悉這些花招了。就像菲爾比一樣，他會眼看著打擊到來。唯一對付一個內行的辦法是對他進行一個極其徹底的審查。有關嫌疑犯的生活和經歷的完整材料已編寫好。把它用在審訊中，讓他把整個情況過一遍。如果有任何偏離，省略或不准確的地方，就追問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這種壓力常常會導致他進一步出現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開始顯露出來。
軍情五處的技術是一個不完善的系統，就像陪審團審判一樣，它仍不失為一種最好的辦法。它的優點是，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並具有承受緊張感的韌性，那麼他是能夠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點是，一個無辜的人往往在詳細的調查中暴露出他隱藏著的弱點，從而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下去。這有點像中世紀的審判：有時清白要用一生的代價來換取。
瓊斯選擇了自己來親自主持對漢利的審問，他知道這將是一次困難的遭遇，而最終漢利的命運是握在他這雙手中，他覺得把這項任務交給任何一個官員去執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證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萊肯菲爾德D處一科的工作間對整個審訊進行監聽。
一天早上，漢利被通知到瓊斯的辦公室去，並告訴他有人對他進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審訊。審訊是在局長辦公室裡進行的，桌子上公開地擺著一個話筒，記錄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監聽審訊的房間裡進行的。整個頭一天瓊斯都讓漢利談他的生活。漢利非常誠實，有時是痛苦地做到這一點。他沒有迴避問題，對他的生活和內心情緒的細節也不隱瞞。第二天，我們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細節告訴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動。他同意說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細節，但他平靜地聲明他不是一個間諜，從來就不是，而且從來沒有在任何階段被俄國人或其他什麼人拉攏過，儘管他在布達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個被指控拉攏過他的俄國官員見一次面。
對漢利的審訊證明了秘密情報事業是一種搞欺騙和陰謀的職業，許多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具有超乎尋常的性格。漢利就是這樣一個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將要到來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請去接受一次嚴峻的審問，讓逐年的盤問使其靈魂原形畢露。在整個過程當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著他，在他家裡竊聽，在辦公室裡竊聽，現在仍在竊聽。大多數的人都沒法承受住這種壓力，每一個在監聽的人時時刻刻都認為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漢利是個剛硬的漢子，我們現行的審訊系統是能夠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絲毫損害，從烈火中闖了過來。
那天晚上，瓊斯、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和我來到我的俱樂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討論這次審訊。瓊斯在一個角落裡坐下，端著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他雙眼疼痛。每當他一緊張，雙眼總要疼痛。
“你們滿意了吧？”他陰沉沉地問。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說。
帕特里克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你們要告訴'流暢'吧，當然……？”瓊斯說。
就在此時此刻，漢利自己意外地走了進來。他和我屬於同一個俱樂部，彼此常常碰見，但我萬萬沒有料到他在這次嚴峻的考驗剛剛過去就這麼快到這裡來了。我們坐在一個安靜的角落裡。他緩緩地拖著步子從我們旁邊走過，他沒有註意到我們，他看上去彷彿是受了一場巨大的衝擊，他那張平常紅潤的臉此刻卻像紙一樣蒼白。
“哈里特”調查停止之後，瓊斯讓我到中央情報局去，告訴他們軍情五處認為漢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問題上是清白的。這是一項極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報局對米切爾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擺好了進攻的架勢，他們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漢利差不多符合指控這一事實。與盟國保持著關係是最基本的，但這必須使他們對我們的結論的真實性毫不懷疑。
瓊斯同美國人的關係相處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傾向於把這些事讓邁克爾·麥克唐納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為對安格爾頓反感，部分原因是因為英國中上階層反美主義的殘余思想作祟。狄克·懷特也有一些這樣的偏見。他們都不富有，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並不隱瞞他們在類似的工作中享有豐厚的報酬這一事實。
他們兩人都有理由深感對美國人不可信。瓊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從未寬恕過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而狄克·懷特則是因為他在戰爭快結束時在歐洲負責反間諜工作中，與美國軍事集團屢次發生衝突而又從未得到美方的諒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時，美國人竟愚蠢地企圖在任命狄克當局長這件事上設置障礙。
歸結起來，他們在態度上有一個基本差別。瓊斯和懷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僕人，把他們的工作看作是白廳秩序井然而又永恆不變的結構的一部分。他們是內行，而赫爾姆斯、安格爾頓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國情報界有一種殘酷無情、無法無天的特色，它使英國情報部門的許多上層集團很不安寧。他們害怕將來會有什麼災難，想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這種聯絡重擔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這樣的一些官員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華盛頓向安格爾頓匯報“哈里特”案件的結果。我們舉行了一個公務式的會議，我概述了調查的過程，並告訴安格爾頓，我們一致認為漢利是清白的。安格爾頓隨後帶我去見迪克·赫爾姆斯，向他解釋我此行之使命。赫爾姆斯說他不希望再多聽了，如果我說漢利是清白的，他就毫無條件地接受我所說的。但是，漢利問題的澄清並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離開赫爾姆斯那里之後，安格爾頓說，他要同我討論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內線的問題。 “哈里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於它不必讓一個疑心重重的人來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劃了這起指控來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爾頓和赫爾姆斯已經懷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國人的控制之中。通過對他所提供的情報進行反复的分析，發現從波蘭事務到俄國事務，情報的特點有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彷彿是俄國人故意地把他們自己的情報拿出來餵“鋇餐”，以便杜絕洩密。軍情五處也同意這種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的故事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一直被忽視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哈里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級特務的真實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報的真實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後所提供的情報的真實性）產生了一個大問號。中級間諜的故事出現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為了像他們所做的那樣編造出故事的細節，他們需要得到漢利的履歷，惟一能夠利用職權搞到這個履歷的人只有羅傑·霍利斯。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經轉變過來，或者是一個不知不覺的假情報工具，那麼對於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在波蘭控制的其他間諜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呢？波蘭從大戰以來一直就是西方在東方集團的行動中最為持續有效的地盤。在“哈里特”的調查當中，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驚奇地發現，軍情六處控制的所有間諜，長期以來，在軍情六處華沙分站一位秘書所租用的一套公寓裡碰面，在那裡舉行了九十多次會議。我在推測，波蘭情報局和克格勃為什麼沒有察覺到這些次數驚人的會議，其原因是他們正在向我們安插假間諜。軍情六處又一次惱怒，就像他們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樣。
許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湧入，使我們所有的人都相信這些叛逃者是被送來欺騙西方的反情報部門的。戈利金的中心論點是，克格勃展開了一場系統的假情報戰役，他們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來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幾乎是在同時，尤里·諾森科出現在中央情報局的門階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關於蘇聯滲透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的線索有了出入。
諾森科使中央情報局陷人了混亂。他告訴他們，他看過被指控是刺殺肯尼迪總統的兇手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檔案。他聲稱克格勃沒有參與暗殺陰謀，並且在俄國沒有同奧斯瓦爾德有過接觸，儘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個絕密的UZ偵察機基地工作過。中央情報局的許多官員認為諾森科的故事當中巧合的色彩太濃了，特別是後來發現他對自己在克格勃的級別和地位上撒了謊。但為什麼要派他來？中央情報局使用了軍情五處從來不能容忍的監禁和體罰來試圖突破諾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們在解開這個謎上仍然沒有絲毫的進展。
對於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源“大禮帽”和“費多拉”的懷疑也在加深著，他們拒絕透露他們的身份，仍舊在自己的職位上傳遞著情報。他們對諾森科的問題表現出誠意，彷彿想使美國人確信他是真實的，甚至極力支持諾森科所聲稱的假級別。但是如果“大禮帽”和“費多拉”是冒牌貨，那麼他們所提供的關於英國安全部門滲透問題的線索又是些什麼呢？
“費多拉”曾提供過指向馬爾特里的情報，使馬爾特里受到了災難性的迫害，儘管後來被宣判無罪。 “大禮帽”曾向美國人遞送過有關美國武器製導系統詳細文件的複製件，他聲稱這些文件是蘇聯從一個英國間諜那裡搞來的。經過調查後，我們抓獲了弗蘭克·博薩德，此人是航空部導彈制導處的一個官員，他在一九六五年被捕，被判了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費多拉”和“大禮帽”是安插進來的內線，那麼俄國人為了保持他們組織的純潔，就要準備犧牲大量的間諜。還必須說明，如果沒有政府通訊總部的技巧，我們是不可能獲得證實博薩德在為格魯烏工作的證據的。
我們處在安格爾頓所說的“鏡中荒野”之中，在這裡叛逃者是假的，謊言是真理，真理卻成了謊言，反射出來的一切都使你感到眩惑迷亂。假叛逃者這種設想是一種難以接受的設想，除非你讀了許多歷史書並知道軍情五處在整個大戰期間是如何利用雙重間諜制度的，可現在它只是一種不時髦的理論了。在那些經歷過六十年代的情報官當中，幾乎沒有人不相信我們在那段時間裡成了蘇聯玩弄叛逃者花招的犧牲品。有些人會就這種花招是否成功或這種花招的規模限度進行爭執和辯論，可幾乎沒有人會懷疑這種花招正在被玩著哩！而且，俄國人只有在獲得了軍情五處對這種花招的可靠反饋情況後，才能再玩下去。
二十年以後，過去的真相仍然無法弄清。戈林涅夫斯基、潘可夫斯基、諾森科、“費多拉”和“大禮帽”——全都帶有不同程度的干擾痕跡。我並不是說每個人都是一個自覺的假叛逃者，儘管“費多拉”和“大禮帽”肯定是的，甚至聯邦調查局在我退休以後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結論。但我認為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時間裡都被利用過——用潘可夫斯基來影響我們對蘇聯導彈技術的看法；用諾森科來影響美國對肯尼迪刺殺案件的態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費多拉”和“大禮帽”是用來破壞最為重要的英美情報聯盟的一個系統預謀的一個部分，也是用來幫助蘇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製造有關洲際彈道導彈進展工作的假象。
我們來考慮一下這三個叛逃者所提供的關鍵情報的時間。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級間諜的情報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後三年這個時候。這正是霍利斯赴華盛頓向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匯報米切爾案件調查結果的時候。要在英美情報關係之間打開缺口，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軍情五處內部那名未被偵破出的間諜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爾頓對戈林涅夫斯基的懷疑使這個故事沒有造成那種可能會造成的激烈衝突，反而在事實上加深了英美雙方對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懷疑。
緊接著，“費多拉”與美國人取得了聯繫，並提供了一個線索，這個線索使我們的目光轉向了馬爾特里：對另一個核間諜的發現是在英美之間製造最大程度上的緊張氣氛的保證，儘管克格勃做夢也沒有想到軍情五處對檢舉揭發處理得像他們那樣拙劣。
數月之後，彷彿是一個配合默契的戰役的一部分，“大禮帽”把我們引向了博薩德。美國武器技術又一次被牽涉到，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國在抗議英國安全部門的弱點時利用美國軍事力量來起積極作用。當我們對博薩德所造成的損失進行估計時，我們的結論是，整個先進的美國製導系統實際上都已被出賣了。斯圖爾特事先給安格爾頓一本複製件，上面附著兩個字的備忘錄，內容很乾脆：“救命！”
對英國說來很幸運，安格爾頓能保護我們不遭殘殺。但這只是一件控制嚴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識到英美之間的情報交換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中斷。
我回到倫敦的那天晚上，安格爾頓和我到亞歷山大利亞區一家小小的中國飯館去吃飯，他的兒子常去那裡吃飯。當安格爾頓感到有必要進行談話時，這個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歡的場所之一。他告訴我，我們在這裡可以確保不受干擾，因為中國人不讓俄國人進來。
安格爾頓正處於他的權力的頂峰，儘管他已開始有了一種緊張感。多年來，他一直同中央情報局的蘇聯處展開著一場暗中的官僚戰，以便確保他的反間諜王國能夠獨立和擴大。出乎所有的預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並在中央情報局內部擁有對所有行動和人員安排上的實際否決權。他控制著以色列事務，使中央情報局的特拉維夫站機構膨脹，人員超編。他確保同英國情報部門來往的所有重要通訊都通過他本人，而繞開倫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報密碼，獨立於他認為不安全的中央情報局的通訊之外，雖然我們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王國。
卡扎布會議是他的傑出的成就。西方情報部門最出色、最顯赫和最高級的官員，每隔十八個月就要會聚到一起來討論他提出的議事日程——蘇聯的威脅，反情報的作用——並製定生死攸關的未來規劃。在安格爾頓的心目當中，卡扎布會議沒有什麼理由不可能成為創建一個西方聯合情報司令部的第一個決定性步驟，該司令部能夠向蘇聯集團進行挑戰。
卡扎布會議與安格爾頓的氣質十分相合。他在極其安全的經過電子技術清查的環境裡，抓住“鏡中荒野”無止境的疑難問題進行搏鬥時似乎顯得最輕鬆。我對這些會議非常支持，它們是十分重要的。
賭博是卡扎布會議的一個主要的特色。每天會議結束時都要打一回撲克牌。安格爾頓對這種遊戲非常精通，儘管我有時能夠讓他輸光。賽馬偶爾也被作為一種消遣。我記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紐約召開卡扎布會議期間，安格爾頓成了華盛頓國際賽馬活動卡扎布會議的賭注登記人，主要是猜測賽馬活動的第一天下午從世界各地來的馬的情況。會前，我讓安格爾頓給一匹英國馬押上一百美元的賭注。這匹馬的騎手是前一年的冠軍馬的騎手萊斯特·皮戈特。這匹英國馬並不很引人注目，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這幫人急於讓人看見他們在搖旗吶喊，甚至在最秘密的會議室裡也是如此。很快他們當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賭注。
那天下午，安格爾頓就蘇聯長期搞假情報技術問題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大多數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國人方面，都被牽到了賽馬場的跑道上了。一小時以後，安格爾頓的秘書走了進來，神情緊張地遞給他一疊紙條。她從中拿出兩張便條給他，第一張紙條上寫著：“你的房子要賣多少錢，吉姆？”第二張紙條上寫著：“英國馬贏了！”
“天哪！”安格爾頓罵道，“我忘了停下賭博活動了。那匹該死的英國馬以十一比一獲勝。”
那天晚上，當我們乘中央情報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回國時，安格爾頓在機艙裡慢慢地走來走去，從一大疊一百元的鈔票中拿出錢來付清賬務。
“這是我為西方作出的犧牲……”他在付錢時這樣說。
但是這種幽默沒能掩飾住他在中央情報局四處樹敵的事實——在蘇聯處，嫉妒他的權力的其他處長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壞的官員當中。赫爾姆斯任處長時，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戰爭迅速改變了中央情報局的面貌，要求緩和的日益濃厚的政治風氣已開始破壞他的王國賴以建立的冷戰懷疑的基礎。
冷戰老將比爾·哈維已經走了，因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爾頓也喝得過了頭，他的面色開始蒼白而憔悴。他的情緒也變了，他變得愈來愈內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來愈少了。他似乎很壓抑，好鬥，愈加對別人不信任，人們也愈加反對他。
飲酒、抽煙和釣魚是安格爾頓的主要鬆弛方法。巴里·拉塞爾·瓊斯驚奇地告訴我，說他陪伴安格爾頓到他在愛達荷擁有的一條小河去釣魚的途中，發現安格爾頓每隔一百碼就要在水下埋下傑克·丹尼爾牌啤酒，以便不會缺酒喝。回到華盛頓後，他的娛樂則是養珍奇的蘭花（他是個世界專家），皮革製作，金箔敲制，或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釣餌。
安格爾頓和我一直談到凌晨四點鐘。我們研究檢查了叛逃的每一種可能的情況。誰是真的，誰是假的？誰是叛逃的，誰是被派來的？這些線索就像銘記在兒童腦海裡的詩篇。我們兩人都憂慮不安。有許多事都得依賴於對叛逃者作出的正確判斷上——對他來說，總統被刺的事要在這種基礎上解決；對我來說，下一步行動是追捕老鼠，這也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最後我們從亞歷山大利亞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橋，安格爾頓把他的車停在靠近國家公墓的沖繩紀念碑後面。安格爾頓富有滿腔愛國情，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即崇敬國旗、民族傳統的象徵等，如沖繩紀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來遠遠地望著它。汽車一輛一輛地從我們旁邊唆唆而過。
“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說，這是我聽到他很少幾次談起他的老朋友菲爾比當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來欺騙西方的陰謀，那麼我們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個那幾年，為了盡全力吸引叛逃者，倫敦和華盛頓都有一項自覺的政策。他們被看作是能夠破壞捷爾任斯基廣場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機器的秘密武器。這項政策的一部分是由於內疚情緒而產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馮·彼得洛夫，他們的服務所得的獎賞是很可憐的，他們對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們得了一筆錢後就被趕了出來進了冷宮，只得指望自己竭盡全力來解決生計，大部分叛逃者都無法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內疚還由於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爾科夫和克里維茨基死去。我們擔心消息傳回東方會進一步阻止那邊的人來接近我們，除非我們做出自覺的努力來顯示叛逃的好處。
戈利金叛逃過來的時候，這種政策更加強化了。所有保護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這些措施首先是巨額報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記得有一個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別行動，牽涉到一個叫謝爾蓋·格里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級官員。這次行動表明了我們準備幹到什麼程度。格里高文在丹麥工作過，丹麥情報部門例行將他的身份告訴給我們，因此我們對格里高文這個人早就知道。他們還向我們提供了有關他個人的一些情況——尤其是他有喜歡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聲。情況報告分發到D處四科，即D處的間諜管理科，並指示他們對格里高文的不檢點行為加以注意，因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國人，尤其是一個克格勃的官員，在西方同女人接觸時，如果被克格勃安全處，即“SK”抓住了，那麼他就遭殃了。格里高文這起案件是完全有這種可能性的。一年以後，D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官員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報。他的一個間諜，《每日鏡報》的一名高級負責人，常常習慣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會上見面。這位負責人的女朋友說格里高文與一位朋友的關係曖昧，這位朋友是她介紹給格里高文的。 D處四科在同D處一科行動科一起開的周會上提出了這件事，會上同意對這件事的事態發展作進一步的監視。這位反間諜官員奉命鼓勵他的間諜注意這起正在發展的羅曼史。
最後，格里高文同那個姑娘結束了那種關係。當他再次碰到那個給他介紹女朋友的女人時，他問她是否還認識其他的女朋友。 D處一科立即意識到我們的機會到了。如果我們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紹給格里高文，那麼我們就會在一個非常合適的位置上來開始展開一次引誘行動。這個計劃呈遞給了瓊斯，他同意了，儘管這次行動對外交部也要保密，因為他們可能會找藉口把這次行動否定掉。 D處四科奉命找一個適合這項工作的女人。他們有一批高級應召女郎，專門用來引誘對方的，最後成功地在宴會上介紹了一個女郎給格里高文。他徹底地吞下了誘餌，並很快就同這位女郎發生了關係。
事情開始走向高潮。他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我們分析了各種可能性。從監視中看見，格里高文顯然純粹是為了性才對那個姑娘感興趣的，想動腦筋打動他的心弦是完全沒有機會的。這必須進行當機立斷的引誘行動。
一次叛逃的各種計劃是很複雜的，需要用若干星期來準備。首先要租一間房子，安裝上雙面鏡和照相設備，然後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證格里高文決定叛逃後的安全。他有一個家在莫斯科，我們對這些情況都進行了核實，以便在他跟我們講價錢時把他的家屬也偷運出來。
這一天終於來了。 D處一科的科長親自負責這次行動，格里高文和那姑娘來了。我們拍了十分鐘的床上鏡頭，D處一科的人和軍情五處兩名壯實的官員用萊斯利·賈格爾的一把鑰匙打開了門。
“有一個是我們的人……”一科的人說，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門外。
格里高文在這一時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著鏡子，這個克格勃人員向鏡子裡盯著看了一會兒，然後他明白了。
“我是個外交人員，”這個俄國人說，“我要求同大使館聯繫……我有外交護照！”
他試圖伸手過去拿他的褲子，我們的一個人把褲子踩著了。
“這可不是外交人員的行為，”一科的人說，他彎腰撿起內褲，把它扔給那個赤身裸體的俄國人。然後他又談到正事上。
“讓我們面對事實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們發現了，會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於思考當中。
“你看來似乎更適合在西方。我們知道，我們調查核實過。在美國四年，在丹麥三年。現在倫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對嗎？你為什麼不投奔過來？我們會照顧你的。還有豐厚的養老金。你會很安全的。”
俄國人擺了一下手，拒絕了我們提出的條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館通話。
一科的人用了兩小時試圖說服他，並告訴他要考慮未來。他將被剝奪一切特權，丟人現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單調枯燥的西伯利亞邊區村落度過自己的生涯。再也沒有外匯收入，再也沒有海外津貼。
“我是個外交人員，”格里高文不斷這樣說，“我要求同大使館談談。”
他就像第二次大戰中被俘的飛行員，只會背誦他的姓名、級別和編號。他是一個第一流的士兵，最後我們意識到他不會叛逃。我們把衣服還給了他，然後把他丟在肯辛頓公園附近的人行道上。數月的計劃，數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費了。
第二天早晨，一個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國大使館，交大使親收。裡面裝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當天晚上，特別處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員被押送上了一架飛機。我們送了一份報告給軍情六處的莫斯科分站，建議他們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時候設法進行聯繫。但我們再也沒有聽到有關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總是夾雜著悲劇色彩。但最慘的案件要數年輕人納簡斯基的案件——一個改變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貿易代表團的船運組工作，我們早就識別出了他是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他是一個言語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與蘇聯政治局的一位高級官員沾了點親戚關係。他第一次引起我們的注意是因為我們的監視人員看見他在倫敦公園與一個姑娘見面。
起初，我們在姑娘身上花了許多功夫，監視人員跟踪到了她家裡，知道了她在一個並不重要的政府部門里當秘書，沒有接觸過機密材料。邁克爾·麥考爾去找了這個姑娘，問她為什麼要與一個蘇聯官員會面。她卻堅持說納簡斯基在她身上沒有間諜目的，他們是在談戀愛，她完全不知道他與克格勃有關係。她說他一點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國人，他是一個羅曼蒂克者，而且還很膽小，他常常談起要在西方為自己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D處一科（行動科）和D處四科又一次開會，考慮最好的行動方案。我們決定讓那姑娘繼續不動聲色地同對方保持著關係。同時，我們計劃了一個接近納簡斯基的方法。這項行動顯然不能長期拖下去，那個姑娘已經處在極大的壓力之下，似乎很快就會暴露自己。當然這還得有一筆相當可觀的賞金。雖然納簡斯基本人只是一個低級官員，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在倫敦任職期間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傳價值。當時正是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叛逃的時候，我們知道，一個俄國高級政治家的親屬向西方尋求避難會使俄國人非常難堪尷尬。
下一個星期天，納簡斯基將出差到哈爾維奇去。他要陪同當晚要起航的一些蘇聯海員回船。因此，他像平時一樣向外交部申請批准離開八十公里的限區，這一限區是針對所有東方集團的外交人員的。麥考爾帶了幾個監視員坐在哈爾維奇碼頭外面的汽車裡，等待著納簡斯基的出現。納簡斯基從車旁走過，麥考爾叫了他的名字，他遲疑了一會兒。
“我們知道那姑娘的事……”麥考爾低聲地說，“我們知道你想留下來。快上車，我們可以談談！”
納簡斯基向大街的兩頭望瞭望，抓緊機會鑽進了汽車的後座。麥考爾把車一直開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們請他喝茶，盡量不多談。我們已經逮住了鳥，重要的是不要使他驚慌。
“我聽說你想加入到我們當中來……”我開始問，納簡斯基已經對周圍的一切適應了，他點點頭，開始還有些緊張，後來又穩定下來了。
“我們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著茶。
“克格勃，你是指這個？”他用極好的英語問道。
“我們認為你是。”我繼續說。
“你沒有選擇，”他突然悲傷地紅了臉，“如果他們要你替他們工作，他們乾脆就命令你，你沒有選擇。”
我舉出我們能做的安排：會有安全保護措施，養老金，以後也許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進行短時間的會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幾個月。
“為英國安全局……我知道。”他說，面帶著微笑。他知道這種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們把納簡斯基送到溫布爾頓附近的一幢保安樓裡，裡面佈置了武裝保衛人員保護他。十二小時以後，外交部收到了蘇聯大使館提出的一項要求，詢問他們是否有某位低級外交官員的消息，說這個官員是在從哈爾維奇的例行訪問歸來的途中失踪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經由軍情五處瓊斯告知了有關納簡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對待這件事，就像他們對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國人的事件一樣，覺得應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避免。他們立即派了一位官員到那幢保安樓去與納簡斯基會談，問他是不是自願申請的，要不要同蘇聯大使館任何人談話。他肯定他的決定是自願的，並且說他不希望同任何一個蘇聯人談話。外交部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蘇聯方面。
納簡斯基的妻子動身去莫斯科馬上就被人發現了。第二天，蘇聯大使館要求外交部為納簡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蘇聯能夠通過電話同他談談。起初，納簡斯基不希望同她談話。我們對這種企圖使一個已經非常緊張的人受到更大的壓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堅持外交禮節。
這次通話是在以後四天裡俄國人堅持要求的許多次通話當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納簡斯基的妻子，當然還有其他的親屬，他們輪番地哭泣著請求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
“想想我們，”他們告訴他，“想想將落到我們頭上的毀滅和恥辱。”
納簡斯基開始明顯地動搖了。在白廳、外交部和軍情五處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外交部要允許通話。俄國人卻從不允許我們接觸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們的人，如格雷維爾·溫。可外交部根本不考慮我們的優勢和納簡斯基的利益，只堅持外交往來上的一些細節。
“我們不能拒絕家庭人道主義的接觸。”他們說。
第四天納簡斯基告訴我們他決定回去。這件事給他的家庭帶來了太多的麻煩。麥考爾試圖指出各種危險，但都沒有用。他就像一個在手術台上的病人，在生與死之間徘徊。現在我們能感覺到他在悄悄離去。
“你堅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問他。
“我要幹什麼已經不再重要了，”他毫無表情地說，“我已經為我的家庭盡到責任了。”
宿命是納簡斯基惟一的庇護所。他是冷戰當中許多不露面的犧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東西方面對面的兩支秘密大軍毀掉了。
但是，如果我們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報迷宮中，那也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迫切需要有一條出路。安格爾頓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帶，他選擇了對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條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宮的建造者請來，幫助我們尋找一條出路。雖然，我開始時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論的狂熱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開始對這一切產生了懷疑。
問題是戈利金對他的“方法論”的迷戀。他聲稱，如果讓他接觸西方情報部門的檔案，那就會在他的記憶裡觸發聯想，這種聯想會引導他發現間諜。他的這個理論是，他在捷爾任斯基廣場看到的情報有許多是刪改過的，換句話說，這就是用偽情報源來保護為克格勃提供情報的間諜的身份，如果他閱讀西方情報部門的檔案時，他就可能抓住與他在克格勃檔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點。
利用戈利金有兩種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論，允許他支配反情報政策的整柄劍；二是繼續從事那種試圖從他那里淘出事實的金屑來的惱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報告裡的情報，一個間諜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後再用反情報的正統方法對它們進行調查。
戈利金是極有用處的，西方反間諜機構成功地從他那裡獲得了這些有事實根據的線索。這就是我們怎樣抓到瓦薩爾，怎樣使馬塞爾·查利特發現了喬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報也是一樣。凡他堅持的所看到或聽到的東西總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實可信。例如，毫無疑問，他參加過謝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會，會上建立了負責假情報行動的D處。但是，他根據自己知道的一點東西來推斷並發展廣泛的理論時，或企圖把在他叛逃後發生的事與他的理論相吻合時，那麼他的這些情報就是災難，例如他那關於搞四十年假情報的偉大計劃以及中蘇分歧的說法就是這樣。
戈利金在軍情五處的支持者佔大多數，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廣泛的理論決裂了，也不再嚴守他的方法論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樣的低級官員還在相信他的理論。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擔任軍情六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時，負責同戈利金聯繫。
但在華盛頓，情況就完全不同。安格爾頓把“方法論”的鉤、線和釣絲錘都吞了下去，允許戈利金自由翻閱中央情報局的檔案，胡亂指出叛徒。這樣做常常使他的決定站不住腳，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此外，還導致反情報工作出現極大的錯誤判斷。一大批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受到了不公正的懷疑，其事業遭到了毀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蘇聯處處長戴夫·墨菲。由於戈利金的線索，如此之多的各種官員受到懷疑，到頭來，情況愈來愈糟，以至於中央情報局決定用解散蘇聯處來作為排除這種懷疑的惟一辦法，並用一批全新的官員來重新開始工作。顯然，這是一條走出迷宮的路，但這並不能彌補全局士氣風貌上的損失。
雖然軍情五處避免了中央情報局的過激做法，但戈利金還是很不好對付的。他過分自大，認為對所有的叛逃者都要遠遠保持著距離，讓他們自食其力，盡可能少地給他們反饋，使他們不能夠對自己在情報部門活動中的意義作出評估。自從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來英國時，我們就向他敞開胸懷，我同別人一樣對此負有責任。當米切爾案件開始時，經霍利斯和瓊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麼事都告訴了他。他甚至按照一個著名的契卡情報官員的名字，為米切爾案件選了一個代號“斯皮特斯”。他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在追捕一個高級間諜，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給我們的情報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緊張，而且幾乎是歇斯底里的氣氛中度過的，到處都瀰漫著叛變的腥味。我們是怎樣靠著他的理論帶來了恐懼，這是顯而易見的。
但毫無疑問，他對西方的滲透情況是知道的。英國、挪威和法國的記錄都證明了這一點。但由於我們太性急，以致沒法得到他所有線索的一個完全沒有訛誤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
一九六七年，潮頭終於沖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會議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召開時，他應邀去講話。所有到會的人都迫切期待著他的出現，因為在過去的五年裡，有那麼多的東西是從他那兒來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樣趾高氣揚，他很快就西方情報部門沒有正確地理解他的材料這個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
“我知道更多的間諜，”他叫喊道，“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同我合作呢？”
他著重談了英國，他聲稱許多滲透還未被發現，只有他才能找出來。瓊斯臉上帶著微笑，這種笑是他專門用來對付那些討厭的人的。他一貫憎恨在大庭廣眾當中張揚家醜。他最後終於耐不住了。
“你要什麼？”他問道。
“檔案……接觸你們的檔案。”戈利金回答說。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歡看的任何檔案。我們倒要看你是否能給我們點什麼東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過來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過來，當時倫敦正是冬天。他陰鬱地告訴我，他一生當中見到的風雪實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萊頓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裡。麥考爾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為他理家並與他作伴。每個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裝一包檔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送到他那裡，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給他時，曾警告他不要做筆記。瓊斯和我都擔心，在他的“方法論”背後的部分動機，是從西方情報機構裡收集盡可能多的情報，為了某種未知的將來的目的。
“當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個行家，我懂這些。”
戈利金鑽到軍情五處最秘密的檔案裡過了四個月。邁克爾·麥考爾到格林·米爾斯銀行取出了一萬英鎊的現款，裝在一個小手提箱裡，帶去給戈利金。
雖然花了這麼多的錢，但戈利金給我們提供的東西卻少得可憐。瓊斯曾要他攤牌。當然也有些有用的東西。他研究過“維諾納”，並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時間的知識，補充了幾組。他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的檔案，查看入學者的各種材料，看看有沒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們甚至還搞了一次聲音測試，參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興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從他們所用的習慣用語中發現他們有沒有克格勃指揮官的俄語詞彙。這個辦法雖然很高明，但從未收益。最後，我們決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關閉這所學校。
然而，在關鍵的領域裡——他能否在滲透問題上弄點眉目出來——他完全是個失敗者。他對斯克里普金的指控補充了一些細節。他的確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論。他花了若干個星期研究“維諾納”通訊，看看能不能幫助我們識別出未知的匿名者。有兩個人特別使他感興趣——戴維和羅莎——根據已破譯的電文，這兩個人顯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許是兄長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參與“維諾納”通訊工作的軍情五處的官員的檔案都給他看。一天他宣布他有了答案。
“你們的間諜在這裡。我的方法論發現了他們。”他陰沉地說，像法師一樣用手指指著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兩份檔案。我對這兩份太熟悉了，是維克托和特斯·羅思柴爾德的。
“別荒唐到了極點，阿納托爾，”我說，“維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麼扯到這種結論上去的？”
“他們是猶太人。戴維和羅莎是猶太名字……”
在我聽來這就像克格勃的反猶太主義，我不禁想起如果這裡是中央情報局，我是安格爾頓，那麼維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經根據戈利金毫無根據的解釋被列入間諜名單了。
戈利金“方法論”的主要問題是他解釋檔案時彷彿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樣。他查找搞錯了的行動，或個別官員的錯誤。
“這個人現在在哪裡？”他會問。
“還在原來的地方。”我會這樣回答。
戈利金好幾天都不說什麼了，然後又宣布他敢肯定哪個人是叛徒。
“但為什麼，阿納托爾？”
“因為在克格勃裡，失敗是一種嚴重的罪過。你不會再獲得信任，這使人不快，也許這時他就想到轉變。”
他從來不懂西方文化，由於未能一帆風順地見到斯大林，他的事業失敗了，因此被驅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測西方的任何一個人都會以同樣的方式採取行動。
“但在西方不是那樣，”我常常告訴他，“我們在這裡不會那樣幹——只是在聯邦調查局才會發生這種情況。”
戈利金會顯得惘然若失。他是一個幾乎沒有幽默感的人。
“瞧，阿納托爾，我們在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們還不知道誰是間諜，你的猜測對我們一點兒幫助也沒有。”
他看著我，又看看檔案，彷彿要讓我因為懷疑他而感到內疚。
“你知道什麼，彼得，”他叫喊起來，“你沒有像我那樣在捷爾任斯基廣場上呆過。”
如果不是他的虛榮和貪婪，他會是個真誠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國人那樣會有突如其來的悲傷。我記得，有一個下午，我把沃爾科夫的檔案拿給他看，當他知道這個企圖叛逃的人的檔案最終落到了金·菲爾比的辦公桌上的故事後，他開始哭了起來。
“你們怎麼能這樣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問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的。
麥考爾和我顯得慚愧，但卻沒能辯解。
在他的停留期間快結束時，我們談到了假情報以及我們檔案室裡千篇一律的情報。戈利金是一個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和對細節的準確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報界的出類拔萃之輩。他離開之前，交給我們一份厚厚的打字稿，這是他親自用一個手指頭在一台老式的奧利維蒂牌便攜式打字機上辛辛苦苦打出來的。他告訴我，這是一部關於假情報的權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檔案室，我期待著他的每一個字的時候早已過去了，我甚至不高興去讀它。
我又見到戈利金時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紐約。我們在中央公園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午飯。這是一個令人難過而又詭秘的場景，戈利金仍在談他要建立一個專門研究假情報的研究所的計劃以及他所發現的新線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湧入西方——像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的情報雖然不那麼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現在是一個事過境遷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他最近正遭受著不幸的折磨。他最喜歡的女兒成了西方最腐朽的事的犧牲品——吸毒——並且已經自殺了。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戈利金責怪自己。
午餐後，我們在冬天那明朗的陽光下一起走過中央公園。他要我去看看他在紐約州北部的農場，但我告訴他我得回倫敦，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你想回家嗎？”我們快分手時我問他。
“哦，不，”一陣不尋常的停頓之後，他才回答說，“他們不會寬恕我的。”
戈利金不怎麼談到俄國，但它顯然在他的心中。
“想家嗎？”
“有時想……”
我們道別了。他穿過雪地走遠了，腳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就像所有的叛逃者一樣，戈利金感到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