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沃爾科夫的清單是我們調查的第一個案件，也是D處三科為了追查清單中提到的兩個外交部間諜當中的第二個人而進行的重點調查項目。我決定請杰弗裡·薩德伯里把整個文件重新譯出來，此人是政府通訊總部負責“維諾納”計劃的官員。薩德伯里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尤其是，由於通過“維諾納”計劃，他熟悉沃爾科夫企圖叛逃時俄國情報機關所使用的行話，而原來這個文件的譯者卻不懂這些行話，原來的譯者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的官員。
沃爾科夫的清單裡有一條尤其令我迷惑，原來的譯文提到，他知道倫敦重要機構裡的重要蘇聯間諜的檔案和文件。譯文裡有這樣一段話：“根據他們的假名來判斷，有七個這樣的間諜，五個在英國情報部門，兩個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間諜擔任著英國反間諜某部門的領導職務。”
一九五一年菲爾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進行彙編時，軍情五處就假定沃爾科夫所提到的最後那個間諜是菲爾比，因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確擔任過軍情六處負責反間諜的領導職務。但是，我從“維諾納”計劃中學到足夠的俄文，發現有兩個字在原來的譯文中沒有出現過——一個詞是“otdel”，意思是“處”，下面緊接著的另一個詞是“upravalenie”，意思是“理事會”或“高級處”。不管怎麼說，都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沃爾科夫的這段話就一定指的是菲爾比。英國情報機構共有五名間諜，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容易被認為是菲爾比。
我把沃爾科夫的清單交給薩德伯里幾天后，他激動地給我打來電話，那時他幾乎忘了轉換電話擾頻器。
“原來的譯文是錯誤的，”他說，“全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專用語言。起草這份文件的人顯然是一個很高級的官員，他寫得很仔細，有豐富的職業技巧和知識。真正的譯文應該是這樣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個間諜正擔負著英國反間諜局某個處的領導職責。'
“事實上，我倒認為這個人的位置是暫時的。他正'擔任著職務'，而不一定就是這個職務本身，這使我認為他是一個代理領導人或類似這樣的職務……”
“我沒有聽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說。
“你還不明白？”杰弗裡的喊叫聲夾雜著電子噪聲傳了過來，“英國反間諜局是軍情五處而不是軍情六處！”
這意思很清楚。如果薩德伯里是對的，那就不是菲爾比，也不是布倫特，因為他從來沒有當過任何代理領導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擔任過英國反間諜局某處的代理領導人的只有一個，他的名字叫羅傑·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爾·古曾科說的軍情五處的間諜“埃里”。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名字時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筆記本上，那時正在對米切爾進行調查。 “流暢”對埃里案件重新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調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尋常，它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與沃爾科夫提出的“代理領導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時期，與我們獲得“維諾納”計劃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爾科夫說的事件要點很簡單，他說他知道軍情五處內部有一個間諜，他是從一個叫盧比莫夫的朋友那裡知道這事的。盧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魯烏的主要密碼室與沃爾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訊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個信箱是墓碑的縫隙處。古曾科說，埃里有些東西與俄國有關，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為他訪問過俄國，或者他會講俄語。埃里是一個重要的間諜，因為他能夠從軍情五處拿走有關在倫敦的俄國人的檔案。
盧比莫夫給他看了那個代號叫“埃里”的間諜發來的部分電報。古曾科說，每當埃里的電報一來，就由密碼室的一名婦女先讀一下電報譯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給斯大林。我邀請一個原格魯烏的高級官員到英國來，此人是在大戰結束時叛逃到西方來的。我問他，那個讀電文的婦女是誰，他說她叫維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負責指揮在西方的所有格魯烏非法分子。可是由於保密規定，她從不把她所控制的間諜人員的身份告訴他。戰爭時期，在瑞士為格魯烏工作的非法間諜亞歷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維拉（見他寫的《間諜手冊》）描繪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訓時的女負責人。
古曾科講的事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自從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後，他經常改變細節。 “軍情之五”成了軍情五處，這個區別是很關鍵的。從理論上講，“軍情之五”可以指軍事情報局的五處。菲爾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確在秘密情報局（前軍情五處）的五處工作過。古曾科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經是一個無法挽救的酒徒了，讓他回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再見一次古曾科，可他們告訴我們，古曾科由於貪杯又貪財，給加拿大當局造成了不少麻煩。他們害怕同古曾科進一步進行接觸會使問題惡化，而且還有很大的風險，因為古曾科可能把我們會見他的目的傳出去。
我問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是否有審訊古曾科的原始記錄，這些記錄是他在叛逃初期關於埃里問題準確說法的最好證據。可看守古曾科的騎警隊員已經去世，他的記錄也沒有存檔，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銷毀了。
英國情報部門檔案中的證據僅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實性進一步複雜化。古曾科叛逃後，軍情六處的官員彼得·德懷爾從華盛頓去了加拿大，聽取他的交待。德懷爾每天給軍情六處的倫敦總部發回電報，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懷爾的電報由秘密情報局反蘇聯間諜處處長菲爾比處理，菲爾比在第二個星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緊迫問題：沃爾科夫幾乎在同時與英國人在土耳其接觸。幸運的是，他請了當時的軍情五處的同行羅傑·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見面。我們懷疑，這是一次巧合呢，還是他知道霍利斯是個間諜夥伴，並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攪混水，才做了這樣一種安排？可是，我們從“維諾納”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見古曾科時，克格勃並不知道格魯烏在軍情五處有一個間諜。古曾科所擁有的最明確最重要的材料是關於原子武器發展項目中有可能存在著間諜的材料，霍利斯的報告詳細地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而“軍情之五”中的間諜埃里幾乎就是一個腳註。霍利斯斷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國情報部門的組織結構，古曾科弄錯了，於是這件事就被埋掉了。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然而，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蓋伊·利德爾卻把這根線索掛在了腦海裡，他在日記中對埃里的可能身份進行了推測。奇怪的是，直到利德爾的老秘書把日記交給我並請我保存，而霍利斯卻下令將它銷毀時，我才知道這一點。我再一次靜下來思索，霍利斯下令銷毀利德爾的日記是偶然的，還是出於別的什麼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們設法從“維諾納”中破譯了一份新的電文，從而改變了“流暢”對埃里是不是“一張真清單”的評估。我們破譯“維諾納”信號的那個星期是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開始的，這一天還收到一份給克羅托夫的電文，該發報人在電文中平靜地討論到，他要根據加拿大“鄰居們”所面臨的問題，對寶貴的“阿根圖拉”採取預防措施來進行保護。這顯然是指上週在加拿大發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們已經知道，“鄰居們”是克格勃用來指古曾科工作過的格魯烏的一個暗語。克格勃沒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國的任何間諜會被古曾科破壞。格魯烏不知道克格勃的機密，而且不管怎麼說，還有菲爾比在那里天天監視著所有預想不到的發展情況。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訊工作的尾聲時，電文的調子明顯不同了。那種輕鬆的調子消失了。克羅托夫收到瞭如何與他的間諜進行工作的細緻而詳細的指示。只有“叢林接頭”方式才能採用，而且會面要盡量減少，如果可能的話，一個月見一次面。
我們需要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莫斯科中心為古曾科的證詞之含義而突然變得擔憂起來？古曾科實際上是在兩個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魯烏差不多立即對損失作了一個初步的估計，並為那些他們擔心會被古曾科出賣的人作了保護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懷爾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訴他的詳細情況發回給了在軍情六處倫敦總部的菲爾比，但是，一個星期之後，克格勃突然開始變得很擔憂。
答案在當時軍情六處的檔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電報送到菲爾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詳細敘述了古曾科對代號叫埃里的間諜的描述，這或許是菲爾比第一次知道“軍情之五”中有間諜的消息。我們在六十年代查閱了這份電報的原件，電報被折成四折，四周邊緣很髒，彷彿曾在衣服裡層的口袋裡放過。菲爾比在收到電報兩天之後籤上“HARP”（菲爾比姓名的首字母）。顯然，他在那兩天之內取走這份電報，並把它給他在倫敦的俄國上司看了。檔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電報都不曾用這種方法處理過。顯然，就是這份電報在“維諾納”通訊活動接近尾聲時引起了俄國人的擔憂。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騎警隊對克格勃從倫敦發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訊進行一次搜查。我們看不懂這些通訊內容。我們僅有的“維諾納”吻合是從莫斯科到倫敦的克格勃。薩德伯里告訴我，通訊總部發現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況，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發出的一份電報。他們可以肯定這是一份特急電報，因為同一線路上往來的電報都已為它讓路。意義很明顯——菲爾比在收到軍情六處關於古曾科對“軍情之五”中的間諜埃里的描述的電報的第二天，發出了這份特急電報。
我們了解到倫敦曾經給莫斯科發過一封特急電報以後，就去尋找這份特急電報的回電。從莫斯科到倫敦這條線路上只有一份特急電報。我們一直無法確切地看懂這份電報。它的日期是在“維諾納”通訊活動週的最後一天，由於它是以特急發出的，因而比其他的電報到達倫敦的時間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薩德伯里和我頑強地把這份電報攻下來了。我們猜測這份電報是對菲爾比那份電報的答复。我們把這種猜測作為一種破譯的輔助手段。破譯出來的電文內容是這樣的：“領導已同意與鄰居們商討斯坦利關於他們在加拿大事務的材料。斯坦利的數據是正確的。”
我還記得我們當時坐在薩德伯里的辦公室裡對著譯文發楞。它完全沒有意義。起初我懷疑是不是我們弄錯了，可薩德伯里把譯文與“維諾納”的另一面進行了核對，往返的電訊都完全能看懂，沒有什麼毛病。這份電報發出的時候，菲爾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並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擔任著軍情六處的反間諜領導人。莫斯科方面彷彿對菲爾比的情報產生懷疑，要不然他們有什麼必要對它進行核實？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這種混亂的數據是什麼？
只有一種解釋才能說清這些疑點。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魯烏指揮的那個在“軍情之五”中的間諜，當菲爾比轉告了有關這個間諜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對他所造成的威脅時，克格勃只得取得“領導”，即政治局的同意，與“鄰居們”格魯烏進行商量，詢問他們是否有這麼一個寶貴的人在倫敦。當他們得知格魯烏確實有這麼一個間諜時，他們才意識到倫敦可能要進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們發回證實了斯坦利數據的電文，接著發出了加強安全的緊急指令。
可埃里是誰？他在哪里工作？他顯然不是菲爾比或布倫特，我們知道這兩個人從來就不受格魯烏指揮。我問過在西方的每一個俄國叛逃者，“軍情之五”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說它是指軍情五處，而不是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的五處或別的什麼組織機構。不管埃里是誰，他肯定是能夠接觸俄國人的檔案的，那麼就能肯定他是在處理這種材料的F處，而當時在F處的高級官員是羅傑·霍利斯，因此同樣的疑點被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的指控所解開了。
“流暢”花了好幾年時間試圖解開三條有聯繫的線索的謎，它們是：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古曾科的“埃里”和“維諾納”的八個匿名者。三條線索都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爾還是霍利斯？都是，還是都不是？三條線索之間的相似之處十分神秘。 “代理領導人”和埃里都是指向兩個相同的人，但第一項指控是對克格勃的，第二項指控是對格魯烏的。 “維諾納”有八個間諜；沃爾科夫的清單裡提到有七個在倫敦，兩個在外交部，五個在英國情報部門。麥克萊恩已在華盛頓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兩名間諜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為他當時正在外交部的新聞司工作。在其他人當中，最大的可能彷彿是克里維茨基說的“伊頓和牛津”外交部間諜。一九五一年麥克萊恩瀕臨落網時，菲爾比曾利用外交部這名間諜來轉移軍情五處對麥克萊恩的注意力。
可英國情報部門的五個間諜呢？一個是菲爾比，另一個是布倫特，第三個是凱恩克羅斯，朗在理論上可能是沃爾科夫所說的第四個間諜，可他當時不在倫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國，那麼他不可能是“維諾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個沃爾科夫的間諜——“代理領導人”尚未解決，還有四個“維諾納”匿名者，其中一個被假定是“代理領導人”，另一個是沃爾科夫所說的第二名外交部間諜。
“流暢”的第三項指控是斯克里普金案件。這是蘇聯駐東京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尤里·拉斯特沃羅夫告訴我們的，實際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國海軍情報部門在一九五三年秋與拉斯特沃羅夫取得聯繫，並開始同他商討他的叛逃問題。拉斯特沃羅夫最終同意過來，但條件是要直接去英國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亞，而不回英國。他說他不願回英國，是因為他知道英國情報部門被滲透，但他沒有進一步地詳談。海軍情報處安排了一架英國皇家空軍運輸司令部的飛機，把這位克格勃的官員從東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裡把他移交給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聯合機構（遠東安全情報處）。拉斯特沃羅夫並不知道這些計劃。不幸的是，當飛機滑行到跑道的盡頭時，一場暴風雪襲擊了東京，飛機不能起飛了。在等待暴風雪稍小的時候，他從機組人員的閒談中得知飛機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亞。他吃了一驚，便逃離了飛機，跑到美國大使館，叛逃到他們那邊去了。
以後中央情報局報告說，拉斯特沃羅夫進一步詳細提供了他認為的英國情報機構被滲透的理由，他說他的朋友斯克里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遠東與英國人有所接觸，並提出要叛逃。斯克里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帶上他的妻子，然後在下一次出國時叛逃。但是，斯克里普金回到莫斯科後，克格勃對他有所察覺，兩名假裝在軍情六處的官員來同他接頭，於是他暴露了自己，結果在審判後被處決。
我們在檔案室裡查找斯克里普金的材料時，發現這裡確實有他的一份檔案，裡面還有遠東海軍情報處關於斯克里普金叛逃的兩份報告的複製件，一份時間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兩份報告訂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遠東安全情報處送到軍情五處。文件是由當時的F處的副處長霍利斯和一名低級官員處理的。霍利斯指示那個低級官員把這個文件歸檔，並存放在檔案室。在拉斯特沃羅夫一九五四年講出斯克里普金的事之前，這份檔案一直擱在檔案室裡。檔案被重新找出來以後，軍情五處自然認為斯克里普金的被察覺是菲爾比干的。
“流暢”重新檢查此案時，發現了幾個新情況。首先，當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時，他問我們對斯克里普金案件知道些什麼。他說他在一九四六年經手過這個案件，當時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總局反間諜處工作的低級官員。他記得報告是從倫敦來的，絕對不是從遠東來的，時間是在一九四六年底，當時莫斯科大地正覆蓋著白雪。戈利金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講到了兩個裝成軍情六處官員的克格勃人員是如何欺騙斯克里普金的，我們還讓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見過的兩份文件，戈利金講得很準確，令人吃驚。他說，第一個文件是關於對斯克里普金所進行的試探以及對他的價值的評估材料；第二個文件是關於他今後計劃的簡述，包括同他進行聯繫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還說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間諜翻拍複製時就訂在一起了。
“流暢”發現的第二個新事實是，尼古拉·埃利奧特在貝魯特審訊菲爾比時，曾問他是否出賣過斯克里普金，他完全否認這樣做過，給他提供了許多細節後，他還是不知道這個案子。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為我們推測，菲爾比會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聲稱在這起案子上是講信用的，也許這次菲爾比講的是實話。
我安排了對斯克里普金這兩份文件的整個分發情況做一次全面的調查，看看是否還能發現與此案有關的新東西，結果很有啟發。五月那份報告就被發到海軍情報處（香港），新加坡的遠東安全情報處和倫敦的海軍情報處。他們把報告放進海軍公文摘要，並在海軍情報處內部分發，還例行送一份到英國秘密情報局R處的海軍科去，海軍科又把它轉給五科去歸檔。對軍情六處進行的大量的記錄調查表明，菲爾比從未出現在這個文件的散發對象名單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樣的渠道分發，除了新加坡的遠東安全情報處之外。他們決定把兩份報告訂在一起，並按慣例送給軍情五處，送達時間為八月八日。這時軍情五處才第一次知道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裡這兩份報告才是訂在一起的，這正好與戈利金的回憶完全符合。出賣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軍情五處而不在軍情六處。菲爾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倫特早在一年前離開了軍情五處，這樣矛頭就再次指向了處理當時斯克里普金檔案的F處副處長的羅傑·霍利斯。
“流暢”指控的大概範圍清楚以後，我開始了我所從事過的最危險的工作。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我開始對霍利斯的背景進行“自由”調查。我得小心翼翼，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細小的洩漏，都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我被解僱。我訪問了牛津的波德里安圖書館。我從那裡的大學記錄中發現，霍利斯從未得過學位，儘管他是在二十年代進學校的。他念了五個學期以後就原因不明地離校了。對於一個如此安分守己的人來說，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霍利斯原來學習過的沃爾斯特學院，在那裡查閱了記錄，以便找出誰曾同他住在一層樓上。霍利斯在第四學期時搬進了惠靈頓廣場的宿舍，我查閱了所有的牛津一覽表，上面列有牛津住讀生的地址，為了找出與他同住一幢樓的那些學生，我甚至還查閱了大學高爾夫球協會的記錄，希望從中能找出一根能表現霍利斯個性的線索。
我沒有霍利斯的工作履歷，只得抓瞎。我從霍利斯的談話中知道他曾去過中國，因此我又去了護照辦公室查找他到達和離開英國的日期。我去了霍利斯到中國之前工作過的標準特許銀行，並在那裡做了細緻的調查，但除了一個轉寄北京一家銀行的地址之外，什麼記錄也沒有。
我想找到一些有關一種秘密生活，或一個不拘小節的朋友，或一種公開政治活動的跡象的證據。每一個人的處世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圍的朋友來評論。於是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這段關鍵時期與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張名單上面。在牛津有兩個人特別引起我的興趣——克勞德·科伯恩和莫里斯·理查森，這兩個人都是左翼分子。當我檢查科伯恩的檔案時，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個大戰期間一直保存著這份檔案，並且從來沒有按照情報機構的習慣要求，在這份檔案上填寫他與科伯恩的友誼關係，我懷疑他有某種要掩蓋這種友誼關係的原因。科伯恩與共產國際有著廣泛的接觸。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模式。中國在三十年代是個政治活動的溫床，是共產國際進行招募的活動場所。溫特博恩告訴我，他在日本認識一個退休了的老上校，此人在中國時認識了霍利斯，曾在一幢房子裡同住了一年時間。休約我去拜訪他，他叫托尼·斯特布爾斯，一個魯莽的是式軍官，他清楚地記得霍利斯。他說他從不知道霍利斯的政治觀點，但總推測他的觀點是左傾的，因為他與一個左翼新聞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經常來往，此人是共產國際的得力招募者；另外還有一個人叫阿瑟·尤爾特的男人，斯特布爾斯把他描繪成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
另一個被訪問的人（是阿瑟·馬丁訪問的）叫簡·西斯莫爾，在戰前她負責把霍利斯帶進軍情五處。她最後從軍情五處調到軍情六處，與軍情六處的一個官員結了婚，改稱簡·阿切爾。她是一個難以親近的知識分子，曾負責過軍情六處以前的共產主義事務研究部門。我過去因為D處三科的調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願意提供幫助，還告訴我調查應該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爾和霍利斯的話題，他們兩人在戰爭期間都與她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簡是一個深諳世故的老手，完全知道我為什麼要試探她。
“他們兩人當中有一人會是間諜，你認為呢？”我問她。
“他們兩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訴我，“但如果讓我來選擇誰更有可能是間諜的話，我會挑選羅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親自打來電話，要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如此隨便，一改他過去的做法。以前沒有他私下的通知，我從來沒去過他的辦公室。他在門口熱情地招呼著我。
“到這邊來坐。”他笑容滿面地說。
他拂去了沙發上想像中的灰塵，坐在我對面的一把安樂椅上。這也令人感到奇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於使這次會見隨便些，於是他不自然地閒談起他即將退休的事。
“艱難時期，”他說，“養老金不多，每樣東西都要花錢……”
“你的安排計劃是什麼呢？”
“哦，我想到鄉下去。我在那裡有一小塊地方。馬上擺脫這一切。打打高爾夫，散散步……就像這類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來。
“想到幾個星期後我的照片就要掛在那裡了，真覺得好玩。”他說著，抬頭看了看牆上那些俯視著他的肖像。這些肖像神態各異：凱爾的僵直的軍人姿態，皮特里的裝腔作勢的瀟灑，西利托是個駝背聳肩的警官，狄克的輕鬆而超凡的魅力。
霍利斯轉過頭來面對著我，向前俯躬著身子，雙手放在膝蓋上，並且無緣無故地傻笑著。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問你。我想知道為什麼你認為我是個間諜。”
我必須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謊，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謊，那麼那天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講了實話。
霍利斯對此表現得很自然。大約十年前，他和我討論蒂斯勒之時起，我們就開始產生了對抗。現在這種對抗公開了，它像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擺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面對過去所有秘密培育出來的懷疑，彷彿再沒有什麼好說的。
“這都是根據過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訴他，“還有導致案件出問題的線索。你知道我對戰後失敗的看法，這是一個消除的過程。首先是米切爾，現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註視著新的情況……？”
“是的，是過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把沃爾科夫的清單、重新翻譯的電文、古曾科的埃里以及斯克里普金的報告都對他說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氣地笑著說，“你已經給我戴上手銬了，不是嗎？……”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雙手的手心朝著我，讓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說的就是我不是個間諜。”
“可是先生，在'流暢'會議之前，我能下什麼定論呢？什麼定論也沒有……”
“我也許能找出審訊古曾科的筆記來……”他說得併不肯定，“說句老實話，我真的回憶不起斯克里普金了，還有沃爾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鉛筆敲著他坐的椅子的邊緣，咔嚓咔嚓地碰著牙齒。
“我不認為你在沃爾科夫問題上是對的。為什麼菲爾比要遠遠地跑到土耳其去？他應該先核對一下。”
他嘆了口氣，彷彿全是過去的事了。
“'流暢'是很有用的，不是嗎……？”他突然問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這項工作早就應該開始。”
“是的，我就認為你會這樣想……麥克唐納並不這麼肯定——嗯，我想你是知道這一點的。”
“他收到了報告，我想他讀過了這些報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們大家都讀過，”霍利斯回答說，“很引人入勝。全部的歷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總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無緣無故地傻笑起來。
“好了，謝謝你的坦率，彼得。”他說著從椅子里站了起來，“我得繼續工作了。跟你聊聊還真不錯，可是……”
他僵硬地挪動步子回去繼續於工作了。我們倆像兩個演員一樣，從不同的兩側退場，我們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沒有見到霍利斯。不到幾個星期，新局長馬丁·弗尼瓦爾·瓊斯搬進了那間辦公室。他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把牆上那些肖像拿走，並把它們掛在接待室裡。
“這種工作不需要觀眾。”當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時，他含糊地咕嚕著說了這句話。
瓊斯的言語不多而決心很大，他很適合幹這種工作。他確信自己面臨著一個主要的問題——蘇聯進攻的規模，這是就蘇聯在倫敦的情報官員相對於他手下那幾個可憐的數量而言。作為局長的任期職責是展開一場擴大軍情五處並削減蘇聯外交人員的戰役。他在第一件事上獲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終也取得了勝利。
瓊斯的首要任務是反蘇聯間諜。他接任後，處理這個問題的整個方式全都改變了。以前我只有堅持不懈才能獲得批准，而對瓊斯我可以打電話給他，或直接去見他，並能當場得到一個決定。他毫無保留地支持D處三科的調查工作，並爽快地批准所有的重要會見。他在對案件進行有價值的判斷上從來不縮頭縮腦，如沃森案件和普羅克特案件。如果證據使他信服，他就會採取行動。瓊斯是一個不耍心計的人，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國紳士派頭，但實際上卻十分倔強。這使他在白廳裡沒有幾個朋友，但這種性格正是情報機關所不可缺少的。
他任命安東尼·西姆金斯為他的副手，這使我感到難過。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軍情五處最不喜歡的人了，他對我的感覺也差不多一樣。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為副局長以後，我就會遇到麻煩。西姆金斯是一個律師。幾年前，他和我就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他當時是C處的處長，他在那裡有過一些不顯眼的成功。那時我被指定擔任一個聯合工作組組長，該工作組包括軍情五處、軍情六處、外交部和政府通訊總部，其任務是檢查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技術安全，因為負責截聽當地蘇聯通訊的無線電室發生過一次火災。調查結果很清楚，蘇聯人不僅故意放過火，而且他們在一段時間裡接觸過該無線電室。蘇聯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認我們無線電接收機的變動，因而他們知道我們在截聽什麼。使館裡打掃衛生的蘇聯人甚至乾脆就卸下安全門鎖上的銷栓，長驅直入。
在這個調查過程當中，我還解開了沃爾科夫清單上的另一個謎。沃爾科夫聲稱蘇聯人能讀懂英國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碼。麥克萊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觸到的所有密碼都出賣給了俄國人。但是，外交部的記錄表明，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那段時期裡用的是一次性密碼本，所以不能歸咎於麥克萊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藝兒”的事，我敢肯定蘇聯人一定在使用一種隱藏的話筒系統，我們最後找到了兩個埋藏在密碼室屋頂的石灰板內的話筒。在戰爭期間，大使館的一次性密碼通訊按慣例是由兩個人來處理的，一個人讀電文內容，另一個人則把他讀出來的電文譯成密碼。蘇聯人用他們的話筒乾脆把原文錄下來。建築研究實驗室幹得非常出色，使我們能夠確定埋藏話筒的時間可能是在一九四二年。當時大使館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組的報告認為，它發現了大使館內的安全令人吃驚地處在一個持續異常的水平上。委員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同意一項極為重要的意見，就是要求專門確定一個軍情五處的官員來負責大使館的安全工作。我把這份尖銳的報告交給了當時的副局長瓊斯，請他批准後再送外交部。瓊斯建議我，出於禮貌應把它給西姆金斯看一看，他好歹還是負責安全保衛的C處處長，從技術上講，工作組觸及了他的範圍。我拿一本複製件給西姆金斯看。令人吃驚的是，他在幾小時之後就氣勢洶洶地通知我上他的辦公室去。
“你不能把任何類似這樣的東西送給外交部，”他說，彷彿我把調查工具作為禮物送給教皇似的。
“為什麼就不能？”我問，“該讓這幫混蛋嚐嚐滋味了。整個地方是一片混亂！”
“啊，對不起。那是外交部，國家最重要的一個部門，你沒有資格把這樣的報告送去。我反對批准它！”
他用一支藍色鉛筆把報告亂畫一氣，令我震驚。我把報告拿給瓊斯，讓他看看西姆金斯干的事。瓊斯哼了一聲，告訴我用打字機打好，原封不動送走。
“該死的外交部，”他咆哮著，“我碰上了他們這該死的運氣……”
報告送走了，軍情五處年青的官員托尼·莫申也被派到了莫斯科。從那時起，我便知道西姆金斯是我終生的敵人。
瓊斯接任局長不久，“流暢”工作組向他和秘密情報局局長狄克·懷特提交了第一份報告。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分別列出了二十八項我們認為是可調查的真清單的指控，但這些指控並沒有歸納到任何一個已知的間諜身上；報告的第二部分是以記敘文的形式寫的指控情況，從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里指控開始，到一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報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滲透連續性。這份報告被分別送到了兩位上司手裡，可半年以後這份報告才得到重新討論。他們讓我們重新提交我們的新發現，只列出我們認為是可以進行調查的指控，並根據我們的判斷列出最符合指控裡的懷疑對象的名單。
“流暢”工作組決定，應該調查古曾科的埃里和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由於這兩起指控在時間上頗為接近，因此對它們應該同時考慮。懷疑對象的名字被清楚地打印在紙角上。沒有頭銜，也沒有等級，只是一個名字：羅傑·霍利斯。
我們報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它同前兩起針對霍利斯的指控一樣具有潛在的破壞性。 “中級間諜”的故事開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過去都知道是“狙擊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終於同意與軍情五處的人見面，以澄清他在波蘭寫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細節。以前，由於我們沒有抓到“蘭布達一號”喬治·布萊克，戈林涅夫斯基不願意同任何一個直接從軍情五處來的官員見面。現在布萊克在監獄裡，於是戈林涅夫斯基會見了具有半個波蘭血統的波蘭科科長。
當軍情五處同戈林涅夫斯基見面時，中央情報局懷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開始產生幻覺，認為他自己是沙皇的後裔。儘管如此，他對情報的回憶仍然是驚人地準確。一天上午，在同他進行會談時，他宣稱要講出他以前從未講出過的一個故事。他說他在過去沒有提及它，是因為英國人在追捕布萊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團糟，但是他知道軍情五處內部有一個中級間諜。
五十年代時，戈林涅夫斯基和他的一個朋友以及他過去的上級就是否叛逃去西方進行過一次嚴肅認真的討論，很難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作出抉擇。他們三人都一致認為英國較好定居，因為英國有大量的波蘭移民。由於軍情六處有“蘭布達一號”，他們顯然不可能去接近軍情六處。戈林涅夫斯基向其他兩個人建議，通過在倫敦的移民與軍情五處取得聯繫，他知道這些移民被軍情五處的D處監視著。戈林涅夫斯基的上級說這個計劃同樣危險，因為他知道俄國人在軍情五處內部也有一個間諜。
這個間諜是克格勃負責軍隊情報的第三總局招募的，第三總局被允許留用這名間諜，而不按照通常的做法把他轉給第一總局，因為他對第三總局太重要了。這個間諜曾在英國軍隊服過役，被招募時還保留著英國官員的級別。戈林涅夫斯基認為招募工作是在東歐進行的，並說出了進行這項工作的俄國克格勃上校的名字。該間諜為俄國人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反波蘭間諜的情報，大概他是在軍情五處的波蘭科工作。
還有另一個細節，五十年代中期，英國成功地把波蘭總理漢克運到了西方。結果在華沙進行了一次調查，是由當時克格勃的頭子謝洛夫將軍親自主持。由於某種原因，克格勃沒有事先得到有關漢克運出的警報。戈林涅夫斯基知道這是因為該中級間諜被“凍結”了，或者是因為他受到懷疑，或者是因為他在國內失去了聯繫，或者乾脆因為他的神經脆弱。這個間諜顯然被凍結了兩三年，五十年代末才恢復了在波蘭科的工作。以後，當戈林涅夫斯基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詢問他在第三總局的一個朋友是誰負責招募這名間諜的以及這項行動是否仍在進行，他的朋友對他甚至知道這種事感到吃驚，並奉勸他不要多嘴。
“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他說，“我奉勸你把這一切都忘掉。”
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非同一般地詳細，但由於自一九六三年底以來，反情報工作十分繁重，加之對戈林涅夫斯基的信用又有懷疑，因此在“流暢”工作開始之前，這起指控沒有被好好地調查過。我們把指控分為七項單獨的指標，然後給每一個符合其中一項標準的懷疑對像打分。軍情五處特別符合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間諜的懷疑對像有八人，其中確切符合各項標準的有一人。他的名字叫邁克爾·漢利，是C處的處長，一個最有可能成為瓊斯的繼任者的人。
單單是因為他是公認的“完全符合”，“流暢”一致建議根據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對漢利進行調查，並為他取了一個代號叫“哈里特”。
又過了半年，才對“流暢”的第二份報告進行討論。下班以後，在瓊斯的會議室又開了一個會，參加者有：我，安妮·奧爾尤因，帕特里克·斯圖爾特，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安東尼·西姆金斯，以及瓊斯。這完全是軍情五處的一次內部討論，因為“流暢”這三件突出的案子都是軍情五處的事，而不是軍情六處的事。
這個會議開頭就出現冷場。瓊斯在桌子上放了一瓶蘇格蘭威士忌，室內的燈在房間裡投下清晰的影子。瓊斯來回走動著，用牙齒咬著他的煙斗。
他轉過身來。
“你們真的認為這些人是懷疑對象嗎？”他問道，“你們意識到了你們所說的話的含義嗎？……”
“我當然意識到了，”我說，但還是被他那種態度動搖了。
“真是荒唐，”他喃喃地說道，一邊指著有關霍利斯的幾頁紙，“你不可能指望我接受……”
他把報告扔在辦公桌上。
“還有完沒完，彼得——你給我送來一份報告說我的前任，甚至我的繼任者很可能都是間諜。你想過沒有？你有沒有停下來去思考一下，如果我們根據這些建議採取行動的話，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從這當中恢復過來要花十年時間，即使到頭來什麼事也沒有。”
“我堅持我們所寫的東西，瓊斯。還有，'流暢'工作組的每一個成員也堅持。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還有其他懷疑對象，你也會被告知的。”
西姆金斯坐在桌子的另一頭。我感到他此刻正非常惱怒。他要向我撲過來，但此時瓊斯正在詢問，他不許別人打攪。
“你們多年來一直要把這記進履歷裡——你和阿瑟，不是嗎？你想過沒有這種東西會使羅傑怎樣？”
“在他快退休之前，我同他談過這件事，”我告訴瓊斯，“他對此非常平靜。”
當我描述了我同霍利斯的最後一次沖突後，瓊斯聽了大吃一驚。
“他一定是個硬漢子。”他冷冷地說。
終於，西姆金斯看準了機會。
“這簡直荒唐，”他尖著嗓門喊道，他那公學口音拖到了極點，“人人都知道你和馬丁老抓住羅傑不放。你到處批評外交部，這個人，那個人，然後四處指責，散佈謠言，八方投毒，這太放肆了。如果要對羅傑提出什麼批評的話，那就是他對你太放任了。”
“我要的是真理，安東尼。”我說，竭盡力量保持禮貌。
“真理！你並不懂得它的含義。你得學會尊重別人！這是惡意的誹謗！這個人的腳還沒有邁出局機關的門，你就對他的名聲進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輩子也趕不上的。”
幸好，帕特里克·斯圖爾特為我壯了聲勢。
“充分發表意見，這很好，安東尼，你只是剛剛才接觸到這件事。”
他抓住他輪椅兩邊的扶手，手指關節都變白了。
“我們當中有些人為這個問題鬥爭了若干年，這並不容易。這雖不輕鬆，但我們感到一定得這樣做，至少當我們完成瞭如此艱難的報告時能期望有一點理性的辯論。”
但西姆金斯決心繼續對抗。
“那美國人呢——你也在那裡放了毒。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們所要談論的全是該死的滲透。這真不能容忍。我們將會被全世界當成笑柄的。”
“當菲爾比叛逃、布倫特坦白時，你不認為我們是笑柄……？”我回擊道。
瓊斯用力地咬著他的煙斗，偶爾停下來劃根火柴點煙斗，彷彿他不在聽這場時起時落的爭吵。過了半個小時，他突然插了話。
“好了，這是我的決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們必須把中級間諜的問題作為重點來解決。如果他存在的話，他仍然在這裡。”
我點點頭。
“嗯，我要求對漢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報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國人知道這項指控的全部內容。我還要讓你們對那些得高分數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後把結果告訴美國人。至於其他的”——他此刻在註視著我——“我不改變我的看法，這是荒唐的……”
瓊斯宣布散會。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個人擔負著安全局的煩惱。他是教皇，正試圖調解一個分裂的教會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