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六十年代留下了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許這是最為重要的問題——軍情五處內部有沒有一個尚未被發現的“老鼠”。負責研究英國情報部門被滲透的歷史的“流暢”工作小組與負責調查的D處三科齊頭並進展開工作。霍利斯對“流暢”項目很沒興趣，主要是因為這個項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這個他將退休的時間之前，提不出報告。霍利斯仍然認為，滲透問題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討論第二個西蒙茲報告的會議之後就結束了。他命令所有參與米切爾案件的不得討論該案件，甚至在他們之間也不允許。這是一個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預料當中的憤怒和驚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幾次訪問。他訪問的是美國和加拿大，並向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通報了米切爾可能是間諜。在霍利斯訪問後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從一九五六年以來一直裝在蘇聯大使館牆裡的未被發現的“蚯蚓”話筒突然被一隊蘇聯清查人員挖出來了。他們事先沒有進行搜查，但卻確切地知道話筒在什麼地方，我們聽見他們在線路中斷之前從牆裡拿出了話筒。
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懷疑是不是米切爾破壞了這個行動計劃，當時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吉姆·貝內特開始向我打聽。要轉移他的興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關於上層滲透問題證據的簡要報告給了他。實際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論，我敢肯定，“蚯蚓”話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蘇聯人知道了，因此他們除了偶爾用這些房間來進行領事業務外，沒有用它們來辦其他什麼事務。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們才清楚地知道這個系統的確切位置。這正與對米切爾的調查相吻合。這次調查詳細地考慮了米切爾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賣了“流暢”行動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爾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詳細報告，包括“蚯蚓”系統的工作方法的細節。這個行動毫無疑問是在那個時候洩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爾幹的還是霍利斯干的，蘇聯人在不知道話筒的確切位置時是沒法取出它們的，除非讓清查人員來找到它們。儘管蘇聯人知道被監聽的確切範圍，但當時進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尋，還是沒有找出這些話筒。
瓊斯聽說我在加拿大談到過滲透問題，氣得大發脾氣。我告訴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訪問後，要避免談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忽視這個問題只能使我們的盟友認為更糟糕。
華盛頓對此興趣也是同樣的濃厚。我想起了在邁克爾·麥考爾家中的一切聚會。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當了軍情五處駐華盛頓的秘密聯絡官。安格爾頓和我躲在一邊不與其他人談話，他緊追不捨地問我軍情五處的內部情況。
“你們那幫人搗了什麼鬼，”他不斷地說，“霍利斯到這裡來講了一些關於米切爾的荒誕故事。他彷彿不知道這個案子的關鍵，也沒有進行過審訊，現在他卻說沒有問題了！……”
我試圖把整個案子向他說清楚。我告訴他，我們認為米切爾的事已經澄清了。我說，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們的下一個懷疑對象。我問他是否有什麼情況可以提供給我們來幫助偵破此案，他說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麼。那時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困難時期，肯尼迪剛剛遇刺，沃倫委員會正在進行調查，安格爾頓還有自己那攤子迫切需要處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國安全部門彷彿在美國人眼裡又一次出了紕漏。僅僅四年，一系列間諜醜聞和災難吞沒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首先是霍頓被查出來，他出賣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水下探測系統的重要部分。雖然霍頓案件標誌著軍情五處新的反間諜能力的勝利，但這引起了美國海軍的憤怒，並對英國同行長期懷著敵意。霍頓案件暴露不久，這種敵對情緒在國家安全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表面化了。在這次會議上，美國海軍企圖徹底斷絕英美兩國的情報和秘密交換關係。吉姆·安格爾頓和聯邦調查局的艾爾·貝爾蒙特掐掉了海軍的這朵陰謀蓓蕾。
“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他們抓間諜，而我們不抓。”貝爾蒙特干巴巴地說。
但是貝爾蒙特所說的話並不能減少接踵而來的一連串的災難。一九六一年布萊克的受審並判刑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所有行動，包括柏林隧道行動在內，都受到了懷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薩爾又被抓獲；由於一個英國間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極有價值的海軍機密再度被透露給東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爾比叛逃，這顯然是因為英國當局沉默和無能。同年，富有安全含義的普羅富莫事件發生了。蘇聯人通過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羅富莫索取核機密情報，聯邦調查局在當時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布倫特、朗和凱恩克羅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乾脆被丟人現眼地在法庭敗露。一九六四年的柯達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國人眼裡，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發生的馬爾特里案件。
馬爾特里案件開始於一九六三年。 “費多拉”指控說，克格勃在英國的一個核研究集團內部有一個專搞理論情報的外國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兩年當中才頻頻活動。這說明叛逃者戈利金並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縮小了嫌疑分子的範圍。我們在走了幾步錯棋以後，把調查集中在葉賽普·馬爾特里身上。此人於一九六二年秋從歐洲原子能機構來到考爾漢姆實驗室，可馬爾特里並沒有被允許去接觸機密的原子材料。調查還在繼續進行。就像霍頓在朗斯代爾案件中一樣，馬爾特里可能是在波特蘭時通過一個能接觸到機密的女友來獲得機密，因此他想獲得他無法接觸到的機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經過進一步的調查，並未獲得能夠證明馬爾特里能接觸到機密的任何證據。在搜查他在考爾漢姆的辦公室時，我們在他書桌一個帶鎖的抽屜裡找到了有關會晤的材料。當時馬爾特里到歐洲度假去了。他剛一回來，就在南邊機場被帶走了。特別處對他進行了盤問，查明了他認識的一個叫卡爾別科爾的蘇聯人。他有一張標明安排會面的地圖。結果通過搜查他在阿賓頓的住處，發現了一個隱藏裝置，裡面放有幾本微型一次性密碼本，同朗斯代爾的那種密碼本一樣。有一本密碼本的一頁中的一部分顯然已經被用過。還發現了一本日記，裡面詳細說明瞭如何把字母，當然還有詞彙變為數字的坐標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碼本來把電文變成密碼。
霍利斯召開了一次很長的會議，來決定如何採取行動。米切爾也出席了會議。關鍵的因素是沒有發現證明馬爾特里接觸過機密或向一個外國人傳遞機密的證據。 “公務機密條例”中的確有一條規定，準備從事間諜活動就是犯罪，但即使證實馬爾特里是在準備從事間諜活動這一點也是很困難的，沒有證據表明他同外國人有秘密聯繫。政府通訊總部只能證明那些密碼本與間諜們用來與他們的俄國主於進行通訊往來的密碼本相似，可是與朗斯代爾案件不同，它們不能證明馬爾特里確實那樣幹過。但人們常常不能意識到，正是通訊總部在朗斯代爾案件中的證詞才保證了對被告們進行判罪。沒有這種證據，朗斯代爾和他的合作者就會逍遙法外或被減刑。
我作為軍情五處的信號專家在會上向上級指出，軍情五處所掌握的證據甚至不足以證明馬爾特里向外國人傳遞機密的動機。而安全局的法律處卻堅持要用“公務機密條例”中那條“準備行動”的規定來套馬爾特里，井以此作為一條有效的理由來進行起訴。在場的職業反間諜官員都非常吃驚，霍利斯和米切爾居然敦促對馬爾特里進行起訴。結果檢察總長果然提起公訴，使軍情五處蒙受了不少損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馬爾特里案件要進行下去。我只能記得這個審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這是米切爾案件處於高潮的時候。很顯然，如果這時把軍情五處的反間諜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國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這裡還有一起應該考慮的案件就是弗蘭克·博薩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聯邦調查局的格魯烏間諜“大禮帽”，提供了英國物資供應部絕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這是有關導彈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國的高級機密，嫌疑分子的範圍很容易就縮小到幾個人身上。我們用了所有的監視方法把這幾個嫌疑分子都控制起來了。我們發現，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薩德偶爾在午飯時間到滑鐵盧車站的左邊行李房去取一隻箱子，然後又去一家在布魯姆斯伯瑞的飯店，用假名在那里為自己訂一個房間。他獨自一人在那房間里呆上半個小時。離開房間時，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後又回去上班。軍情五處不久便把那隻箱子從滑鐵盧拿走了，發現裡面有幾架文件複製照相機，幾盒膠捲和兩張灌有八首俄國歌曲的唱片。這幾首俄國歌曲的詳細內容被複製下來。箱子裡的所有東西都用照相機翻拍複製下來，然後再放回箱子原處。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鐵盧車站。我給通訊總部打了個電話，把唱片記錄下來的詳細內容告訴了他們。政府通訊總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國發報機傳送過來的，通過方位搜尋，發現這台發報機是在莫斯科地區，是一種俄國情報機構使用格魯烏的發報機。
我們決定在博薩德下次從滑鐵盧車站取出箱子並帶著它到飯店去的時候逮捕他，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絕密文件時被抓獲的。面對軍情五處知道記錄下來的五首歌曲內容這一事實時，他承認他為了錢而為俄國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他把這些複製件放在死信投遞信箱，如地鐵一類的地方，然後通過同樣的渠道取回錢。在被俄國人招募之後，他在近五年的時間裡只見過一次俄國人。他說發報機播發過來的歌曲是說明哪一個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遞，哪一個信箱不能再使用。軍情五處掌握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證據，並依照第一節條文規定提起公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薩德被判處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大禮帽”這個情報源是一根內線，那麼俄國人為什麼決定捨棄博薩德呢？首先，俄國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費多拉”和馬爾特里案件來損害軍情五處，結果使人尤其使軍情五處更加懷疑“費多拉”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一九六四年，“大禮帽”告訴軍情五處一個消息，說英國首相辦公室被人使用技術辦法進行了竊聽。除非俄國人擁有比我們所知道的更為先進的竊聽系統，否則這是不大可能的。我們搜查這種正在使用的竊聽系統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敗了，從而使得英國人認為這個消息是編造出來的了，軍情五處和聯邦調查局都對“大禮帽”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大禮帽”提供的英國絕密級文件的照相複製件，不僅使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安插進來的內線（人們要問：俄國人會拋棄這樣一個情報源嗎？），而且還會再次引起美國人對英國安全部門的嚴重懷疑，在美國引起要求中斷向英國傳送機密的呼聲。如果要選擇一個間諜去冒險的話，博薩德便是個理想的人。他實際上同俄國人沒有有形的接觸，他的莫斯科無線電控制是通過那些無害的歌曲來實現的。如果沒有通訊總部的詳細分析，我們是不能夠懂得唱片的意義的，同時也不能夠證明俄國情報部門與博薩德之間所進行的通訊活動。因此只能依據非法複製機密文件這一理由對博薩德提出訴訟，而對這種技術犯罪，相對來說，往往只給予較輕的處罰。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所具有的專業技術業務再一次抓出了俄國人。這次成功有兩大主要效果，即不僅使美國情報部門能夠在美國政府內部保護英國的利益，而且還加深了而不是減輕了對“大禮帽”的懷疑。
但是，對這個基本的問題不能不試問一下：為什麼俄國人認為他們必須誇大“大禮帽”的真實性？他從一九六二年底就開始活動了，如果在軍情五處、聯邦調查局或中央情報局的上層裡沒有耳目的話，俄國人是不會知道我們對他產生了懷疑的。一九六四年底，軍情五處對此愈加表示懷疑，只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沙利文對“大禮帽”的真實性毫不懷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國間諜。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只有安格爾頓和一兩個親密的同伴對大禮帽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軍情五處少數幾個知道“大禮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間諜。霍利斯也知道這些人對“大禮帽”的真實性十分懷疑。
在同盟關係上還有其他緊張的問題。美國情報界對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掌權和工黨政府抱有深刻的敵意。部分原因是反工黨的偏見，部分原因是工黨決定放棄北極星式導彈——一個很快被他們撤銷了的保證。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訪問華盛頓之後，米切爾事件以及軍情五處本身在最高層或接近最高層被嚴重滲透的擔憂籠罩了一切，而秘密情報局顯然又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瑟·馬丁被解僱只能加重美國的懷疑。他們知道馬丁是獻身於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國人”，在美國人眼裡，這彷彿是一個公學的小集團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頭，約翰遜總統指定由總統國外情報顧問委員會對英國安全事務進行考察。這個委員會是由退休的情報界頭面人物、銀行家、工業企業家和政治家組成，專就改進國家安全問題向總統提出建議。其中有兩個人的任務是負責考察絕密業務——一個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時的國防部長、北卡羅萊納州的州長，現在是該委員會的秘書長；另一個人是杰拉爾德·科因，他以前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官員，主持該委員會已經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來到倫敦，開始對英美情報關係進行考察，尤其是對軍情五處的效率進行了考察。這項工作進行得極其仔細，英國情報部門沒有哪個人知道這項工作正在進行。在任何國家裡，這種考察都會被冠以一個難聽的名字——間諜活動。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蘭·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倫敦的負責與軍情五處聯繫的官員。克拉姆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頭腦冷靜的中央情報局官員，在倫敦服務多年，對軍情五處的薄弱環節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帶到萊肯菲爾德大樓和軍情六處總部，但只把他們兩人作為同事來向別人介紹。當時，所有像克拉姆那種地位的中央情報局的官員都是公開進出一切英國情報集團的，他向我們說這種假話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華盛頓訪問時才第一次聽說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爾頓向我介紹了已經定稿的報告內容，我聽了十分吃驚。格雷和科因對軍情五處提出一個毀滅性的批評，他們引用了英國反間諜工作規模不大的例子，說有許多工作能力很強的官員由於組織不當以及缺乏財力而被浪費了。報告特別對軍情五處內部的領導質量提出了批評，尤其是霍利斯和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卡明的領導質量。格雷和科因最後作出結論，霍利斯顯然不僅已在高級官員當中失去了信任（這是真的），而且在白廳那些同等地位的人當中也失去了信任（這也是真的）。
安格爾頓為這份報告所激動，他告訴我，它將為英美反間諜工作的新關係奠定基礎。他還告訴我，中央情報局打算同美國駐倫敦大使戴維·布魯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羅德·威爾遜，向他匯報考察的發現。
“一切都將發生變化，”他說，“我們將充實中央情報局的倫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將直接在軍情五處內部工作，我們要接觸一切，並且要盡力幫助你們。”
我聽了格雷和科因的報告後，立即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安格爾頓信任我才告訴我這件事的，但是我有責任回去報告有這樣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計劃找威爾遜的事。安格爾頓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讓中央情報局把整個軍情五處吞併掉，然後把這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國外分站。我回到倫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霍利斯和瓊斯，這一次使霍利斯震動了，他是很少這樣沉不住氣的。他下令核實記錄，幾小時後就證實了格雷和科因確實訪問了每一個英國情報部門，但從未宣布他們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見他們兩人鑽進一輛等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前的汽車裡。
“謝謝你的幫助，彼得，”瓊斯憂鬱地說，“絕不能相信該死的美國佬會按章辦事！”我想這是一種偽善的情緒，但我認為最好別介入這場正在形成的糾紛當中去。霍利斯和瓊斯去見了外交大臣，抗議這種無恥濫用英美協議的行為。這場爭吵什麼時候才能結束，無法告知。
可憐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責，他反對找威爾遜，是赫爾姆斯和安格爾頓堅持要他對喬治·威格進行詢問的，喬治是威爾遜的國家安全顧問，但霍利斯沒有原諒他的心思，因為他在整個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脅克拉姆說，如果再進一步發生類似的侵犯協議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趕走。幾天以後，我看見克拉姆在萊肯菲爾德大樓的五樓上躲躲閃閃地走著，看上去他有點局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經打敗我了。”他苦笑著說。他知道中央情報局一直企圖這樣幹，可現在被人理直氣壯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報告是霍利斯擔任安全局局長時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訴書，這一點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國人則用典型的無中生有的魯莽作風來處理這件事，他們的計劃的基本出發點是好的，想為軍情五處提供它所缺乏的財力和人力。當然他們還有其他動機，那就是他們要軍情五處成為一個附屬品，而不要它成為一個設備完善齊全的獨立的盟友。
這份報告確實使我們的工作有所改進。軍情五處的上司們第一次承認需要大力擴充D處，陳腐的枯萎的殖民地產物，如E處，也需要擴充。從此以後，D處在人力物力的撥給上享有優先權，新擴充後的D處不可避免地要為它自己尋找一個新的領導人。於是，前殖民地警察亞歷克·麥克唐納被送到D處，馬爾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絕不可能成為副局長後，決定提前退休。
另一個由報告引起的重要倡議是，承認需要成立一個機構來確保西方反間諜機構之間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已經根據英美協議的條款作了正式的情報和機密的交換，軍情六處和中央情報局則定期地通過在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和在華盛頓的國家安全理事會來交換外國情報分析。但反間諜工作基本上是臨時性的。安格爾頓和我常常談到組織一個自由交換反間諜情報的討論會的價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進展，超國界的反間諜情報交流，尤其是從叛逃者那裡獲得情報以及接觸每個國家的檔案，都是最基本的條件。安格爾頓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報告來強迫我們進行單向交流，不過他最後還是承認互惠的討論會的好處。由於他的敦促，我們組織了一個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高級反情報官員參加的會議，大約每隔十八個月就舉行一次這種會議。這個會議被稱為卡扎布（CAZAB），第一次會議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舉行。
格雷一科因報告並不是霍利斯一生當中的唯一不幸，當他快退休時，“流暢”工作的框架已經定形。工作組成員包括軍情六處反間諜處的特倫斯·萊基和杰弗裡·欣頓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調入的阿瑟·馬丁，軍情五處的人員有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安妮·奧爾尤因和D處三科的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我擔任工作組組長。文件直接發到D處處長亞歷克·麥克唐納和反間諜處處長克里斯托弗·菲爾波茨那裡。我們每星期四在我的辦公室或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六樓會議室裡碰頭。
開始時氣氛很緊張。每個成員都明白手頭這項任務的可怕意義——詳細檢查關於英國情報機關被滲透的每一項指控。 “流暢”工作所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改變阿瑟和我在米切爾案件中採用過的解決滲透問題的方法。一九六三年，當我們把滲透案件呈報給狄克·懷特時，我們著重於依賴對技術案件和雙重間諜案件中特殊情況和矛盾疑點的各種分析，行話稱之為“脫節”。 “流暢”決定對所有的“脫節”不予理睬，它們掩蓋了叛逃者提出的有關滲透問題的明確指控，而只有這些明確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據，於是我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這些指控上面。
第一個任務是核對這些指控。在米切爾調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因此我提議把它作為D處三科研究項目的整體的一部分來進行。
經過六個月的工作，我們編輯了一份龐大的檔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單——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指控被分發給組內的各個官員。來自波蘭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給特倫斯·萊基。伊夫琳·麥克巴尼特負責處理軍情五處的舊的指控，帕特里克·斯圖爾特負責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閱克里維茨基、沃爾科夫和“維諾納”行動檔案。
指控蒐集完了之後，我們立即對它們進行了評估。我們仔細地檢查了每一項指控，並對它的正確性做出決定——也就是說，我們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個叛逃者可能會說軍情五處或六處有一個間諜，我們能否判斷出這項指控的真假？如果我們確信這項指控是真的，那麼就用反間諜工作的行話稱之為“一張真清單”，然後我們再核對每一項指控是否被歸到一個已知的間諜身上，如菲爾比、伯吉斯，或布倫特，如果已經歸納上去了，我們就根據以後出現的情報，再對這種歸納進行重新檢查。
對指控的評估取決於我們記錄的質量。軍情六處的檔案混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每一個地區科和反間諜處都保存著他們自己的記錄。軍情六處是情報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幾乎不考慮建立一個有效的記錄保存系統，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擱起來而不加以解決，這就是一個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認為需要對軍情六處的檔案室進行改進，並把這作為我們的一份附加工作來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終於離開了反間諜處去接管了軍情六處的檔案室。他在那裡對檔案系統進行了全面的整理，為英國情報部門做出了最後一項重要貢獻。
經過全面的檢查，二百起指控分別被歸納到六類當中的一類裡：
a．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可確切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b．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幾乎可以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c．該指控是“一張真清單”，但不可能歸屬於一名已知間諜；
d．由於情報材料不足，不可能斷定該指控是不是“一張真清單”；
e．該指控有待質疑；
f．該指控不是“一張真清單”，如同廢話。
霍利斯快退休時，“流暢”工作開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繪軍情五處被滲透的歷史的新圖畫。許多指控以前已經被歸到已知間諜身上，如歸到菲爾比或布倫特身上，但經後來詳細調查後，發現它們被歸錯了。我們對二百起指控進行了重新審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屬於最重要的c類——它們全是“真清單”，但卻指向尚未發現的間諜。
在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與軍情五處有關：
1．沃爾科夫的“代理領導人”，時間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古曾科的“埃里”，時間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斯克里普金的叛變，時間是一九四六年（情報一九五四年來自拉斯特沃羅夫）；
4．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級特務”，時間從五十年代起；
5．戈利金的斯克里普金調查的情報，時間也是一九四六年；
6．戈利金的克格勃總部用來存放英國情報部門材料的特別保險櫃的情報；
7．戈利金的克格勃總部存有英國情報部門材料的檔案索引情報；
8．戈利金的“技術問題”文件情報；
9．戈利金有關保護蘇聯在倫敦的僑民區特殊安排的情報；
10．戈利金有關洩漏克拉布潛水行動的情報。
戈利金的各項指控時間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這份清單的真正驚人之處在於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這個清楚的時間年月順序來排的。戈利金的材料雖然新一些，但並不十分明確，還不足以指向某一個官員，但它表明這些指控顯然是針對上層滲透問題的。前三起指控雖然陳舊，但卻改變了“流暢”工作，並將矛頭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